斥李銳污蔑毛澤東不重視科學技術的謊言

斥李銳污蔑毛澤東不重視科學技術的謊言

——評李銳非反非毛(39)

岳青山

李銳攻擊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無知，自己不看，還不準別人研究。他說：“科學技術上的發展，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生產的發展，毛澤東既沒看過，甚至不準別人研究。”“毛澤東基本上是斯大林類型的，但在建設新世界方面，在科學和技術上，還不及斯大林有遠見。”對科學技術“無知。”(《手記》第74頁)

這是全然無視客觀事實，信口雌黃，造謠中傷!

一、 毛澤東一貫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任何一個心地善良、不帶偏見的人，都不難清楚看到，毛澤東一貫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改變中國科技的落后面目， 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奮斗了終身。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地昭告世界：“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將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文稿》第一冊，第6、7頁)如果沒有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那能“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呢？

1953年3月27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在的講話》，高度贊揚從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時期，全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文化所取的偉大成就，號召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他說：“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時間，全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學習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學習他們的科學，有了一個高潮……那一次學習，對我們的進步是有很大的幫助的，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現在還給我們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學工作者，一筆寶貴的遺產。”“我們現在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學習蘇聯“應當采取什么態度？應當采取真心實意的態度，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過來，不但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切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文集》第6卷，第264頁)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提出我們已經進入“開始要鉆研原子以能這樣的歷史新時期。”他說：“我們進入了這樣的新時期，就是我們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鉆社會主義主改造，鉆現代化國防，并且開始鉆原子能這樣歷史新時期。”(《毛選》第5 卷，第144頁)李銳近三十年后說什么世界科學技術上的發展，已經進到“核時代、電子時代”，而毛澤東“無知”，自己不學習，也不準別人研究。這不是造謠，還能是什么 ？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最后一天發表重要講話，發出向科學進軍，“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的偉大號召。他說：現在我們革什么命 ，革技術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所以叫技術革命 、文化革命；搞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不能單靠我們這些大老粗；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先進科學、文化技術的，工業各方面更好的國家。為此，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07頁、《文稿》第6冊，第12頁)

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口各部門的匯報時說：“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484頁)這是“不準別人研究”呢？

1956年4月 25日，毛澤東 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自然科學方面 ，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學習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的利。”(《毛選》第5 卷，第286頁)

1957 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在的講話》尖銳地批評的一些干部不下苦功學習馬列和科技。他說：“我們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我們現在許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紙牌、打麻將、跳舞這些方面，我看不好。應當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學習上，養成學習的習慣。學什么東西呢？一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技術科學，一個是自然科學。還有文學，主要是文藝理論，領導干部必須懂一點。”(《毛選》第5卷，第478頁)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提出全黨要把工作的重點轉到科學和技術上來，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技術革命的任務。他說：我們的革命是不斷的，過去革命的重點是奪取全國政權，變革生產關系，“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我們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 的技術革命。” 從今年起，我們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上去。”(《文集》第7 卷，第350—351頁)

1959年8月23日，毛澤東“航送”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四同志”的信，說看了《人民日報告》此版右角甘薯問題，很有興趣，“這類討論，是非常之好的。科學討論，《人民日報》要多起來，要占到篇幅五分之一左右，豈不是很好嗎？”

　1960年3月18、25日，毛澤東在《全國總工會關于當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和聶榮臻關于廣州、重慶工廠技術革命群眾運動若干情況給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上的批語，強調“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須要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決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文集》第8卷，第152頁）

1962年7月 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坦承自己在自然科學方面“知識很少”，想學習一下，并號召全黨認真研究。他說：“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于農業，我懂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在為止，在這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文集》第8卷，第203—204頁)

1963年12月 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規劃》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并告特別強調一定要“加強理論的研究。”他說：“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人農民中間來培養。我們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學理論，如醫學方面、生物學方面。死光(即激光，引者注)，要組織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文集》第8卷，第352頁)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包括科學現代化在內四個現代化而奮斗。毛澤東在審批這個報告時加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難道這是做不到嗎？“不，是做得到的。”(《文集》第8卷，第341頁)

凡此種種，清楚證明毛澤東高度重視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這就是歷史的真實。

試問李銳：毛澤東提出“向科學進軍”，不斷號召并組織全國人民“要在一個不長的歷史時期內，盡快改變我國科學的技術的落后面目”，把實現科學的現代化作為基本國策，能說這是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試問李銳：毛澤東55年就提出我們進入“已經開始進入鉆原子能這樣的新時代”，能說是不懂得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原子能的時代嗎？

試問李銳：毛澤東提出“學習外國”的響亮口號，向一切國家，包括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并尖銳批評一些干部把業余時間花上“打麻將”等活動上，不愿意學習科學和技術，也再三表示自己對自然科學不懂，須要學習，能說是“自己不研究，也不讓別人學習”嗎？

二、 深刻的理性認知和偉大的戰略決策

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理性認知，及由此作出了一系列的戰略決策。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第一，從中華民族的近百年的屈辱史的教訓來看，科技“落后勢必挨打。”

1963年9月，毛澤東深刻地概括了鴉片戰爭以來105年時間，中華民族的沉痛歷史教訓：經濟落后和科技落后勢必挨打。他說：在這一段歷史時期里，為什么“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為什么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抗戰的使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因之，他得出結論：“如果不在幾十年內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地落后于帝國主義的狀態，挨打是不可改避免的。{“(《文集》第8卷，第340頁)

毛澤東對科技落后的這種認知，真是“入木三分。”

第二、從我國的國情特點來看，“一窮二白”的國情特點，要求盡快發展經經濟、發展科技。

毛澤東看重科學技術，是立足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知。

建國后，他對中國國情特點一直堅持這樣的概括，這就是“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毛選》第5卷，第288頁)

從這樣的國情特點出發，他理所當然地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題中應有之義。如果不重視經濟的發展，不重視科技的發展，又怎么能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目？

第三是，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目標來看，把“科學的現代化”作為“四個現代化”的一項宏偉目標。

正確確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模式，至關重要。毛澤東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就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其中就包括“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毛澤東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1958年經他審定的“八大”二次會議的決議中，提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書，第268頁）這里提出的“三化”，就有一個科學文化的現代化。

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進一步完整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文集》第8卷，第116頁）

這個“四個現代化”，經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確認為我們國家本世紀的奮斗宏偉目標。實現 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毛澤東的基本國策。他為此奮斗了終身。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仍然是毛澤東確定的“四個現代化。”而這“四個現代化”中，就有一個“科學的現代化”。 憑什么說毛澤東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第四，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一定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方針

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科學地揭示了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泉源、動力，人民群眾是是社會歷史的決定力量。既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那么，我國的科學現代化，如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樣，其基本方針，只能是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是邏輯的必然。 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更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方針。尖端科技、核心技術是買不到的。毛澤東 總是強調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堅信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對于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要頭腦清醒，不能心存幻想。引進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當然十分重要，但決不能拿原則去作交易。

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有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始終堅信中華民族有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能力，藐視各色式的奴顏婢膝之徒。早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就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能力。”(《毛選》第1 卷，第151頁) 毛澤東一生就是這樣!

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地昭告世界：“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被稱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將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文稿》第一冊，第6、7頁)

實現科技現代化一定要有獨創精神，要敢于創新，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 1956年8月28日，毛澤東在“八大”政治報告的批語中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援為輔，這一點也要弄清楚。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么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文稿》第6冊，第148頁）

1964年12月，毛澤東在審批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難道這是做不到嗎？“不，是做得到的。”(《文集》第8卷，第341頁)

實現科技現代化當然要學習“一切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 ”不能閉關鎖國，但決不許拿原則作交易。毛澤東極其鄙視和厭惡那邦“西方資產階級需要的買辦和熟悉西方習慣的奴才。”任何有損中國之領土、主權，危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事情，在他那里，絕無商談的余地 。1958年赫魯曉夫向我國提出：要在我海岸建設一個“長波電臺”和所謂“共同艦隊”，毛澤東洞察到這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劣惡行徑，意在“控制我們。”為了維護中國主權之尊嚴，他不惜冒蘇聯終止對華援助的嚴峻風險，義正嚴詞面斥尤金、赫魯曉夫：你們建議搞海軍“共同艦隊”，有一個所有權問題。你們提出各占百分五十，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因為我們不同意搞“合作社”，你們就不幫助，那我們一萬年不建設海軍也沒有關系。你要搞共同艦隊，索性把海岸都交給你們，我們去打游擊戰。（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65、166頁）赫魯曉夫碰壁而還。

如此錚錚風骨，在中國近代史上，誰人能與相比？

因此，共和國的前三十 年，我國沖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阻撓和破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艱苦奮斗，在實現科學 現代化的征程中，創造一個又 一個奇跡。

第五、從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來看，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依靠科學和技術。

毛澤東歷來認為，革命的目的全在于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依靠科學和技術。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說：“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文集》第8卷，第351頁)

李銳到處吹捧鄧小平講的“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在他看來，毛澤東只是認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這不是充分證明鄧就是高明，毛不重視科技？

這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科學對于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是很重要的。但“科學”并是不直接的生產力，只有進入生產過程，只有為勞動者掌握，才轉化為現實的物質生產力。在生產力諸要素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歷來強調“首要的生產力是勞動者本身。”如果把科學說成是第一的生產力，那么，勞動者又是第幾生產力？肯定科學是第一的生產力，勢必否定勞動者是“首要的生產力”，勢必把勞動者視為“次要的生產力。” 所以，毛澤東在論及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關系時，只把話講到“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這樣的份上，是有其理論上的深刻考量的。當然，這種理性認知，有不同的觀點，盡管是自然之理，但總不能由此說毛澤東對科學技術不重視。

第 六、從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來看，把科學實驗概括到人類的“三項基本實踐” 之 一。

毛澤東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唯一源泉，強調人的認識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那么，什么是基本的社會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并沒有作出過明確的概括。毛澤東則明確地把社會實踐概括為三項基本實踐。而科學實驗則是“三項偉大革命運動”的一項。他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 (《文稿》第10冊，第293頁)他還說：“人在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中來。”(《文集》第8卷，第320頁)

在這里，毛澤東把科學實驗概括為人類“三項基本實踐“之一，視為人類認識的基本來源。這種哲理的科學抽象，為馬克思主義議論的發展增添新的內容。

可見，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深刻理性認知和決策實現科學現代化的戰略，既出于歷史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又立足于對中國國情正確估量，也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理。李銳攻擊毛澤東不重視科技，無非是其極端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結果。

三、 五件大事印證“科學的春天”始于49年

李銳擺出一種“科學家”的樣子，誣謂毛澤東看不到科學技術上的發展，已經進到了“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的時代”， 而“毛澤東自己不研究，也不讓別人學習。”

事實勝于雄辯。

這里只是略舉五件大事，以揭穿李銳的歷史謊言。

第一件，國家對對科學技術的財政投入。

國家對科學技術是否真正重視，不在于口號響得如何響亮 ，而在于實際行動。至關重要的，是要看國家在科技事業的發展方面是不是舍得投入，實際財政投入所占比例的大小。

共和國的前后三十年，國家在發展科技事業的實際財政投入，深信不容分說地證明了，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黃金時期 。

據《中國科技報》載：2004年4月，中國化學學會年會在長沙召開。科技部副部長、中科院院士程津培在開幕式上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到了一個叫做“R&G/GDP”的指標，也就是科技開發的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下是摘錄的部分數據：

國家 年份 R&G/GDP (%)
中國 1950-1979 1.28（平均）— 2.32（最高年份）
1980-1993 0.64
1994-2003 緩慢的恢復性增長。

直到2003年，才緩慢恢復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
歐美經濟黃金時期，各國最高年份的R&G/GDP在1.5至2.6之間。

除了這一比例最高的芬蘭以外，(芬蘭 2000年前后 3.1，主要靠Nokia手機帶動）

這就表明， 建國后，毛澤東時代科技投入所占比例是相當多高的。它不僅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年份與西方經濟黃金時期相比都不遜色，而且大大高出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這三十年。(轉引自《中國科技報》)

在80年代，國家對科技的投入所占比例，只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半。所謂的“科學的春天” 又在哪里？至于江的那個“輝煌的十三年”，如果看科技的投入，跟毛澤東時代也沒法比。難怪這位程津培副部長在發言的時候，也覺得很難為情，許諾以后多向上級爭取些錢。 這就是事實，這就是歷史。

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都不難看到，毛澤東時代立足于國民黨留下的那么一個千瘡百孔的破爛攤子，面對著美國帝國主義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封鎖，既要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又要實現全民勞動就業、全民免費教育、全民“公費醫療”，還要為全國職工提供住房，在此情況下對發展科學事業能有這么大的財政投入，實在是高度重視科技的結果。怎么能無視事實，顛倒黑白？

否則，盡管把“科學學立國”叫得震天價響， 而實際財政不多投入，把勞動人民的血汗創造出來的“財政”，大把大把地滿足“公務員”的花消，那么所謂“科學立國”就只是一個漂亮的口號。

第二件，“兩彈一星”研制和發射成功

李銳胡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到了原子能、航天的時代，而毛澤東卻自己不研究，也不許別人研究。一派胡言。

其實，五十五年前，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我們已經進入“鉆原子能的時代”。這就是他1955年3月31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我們進入了這樣的新時期，就是我們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鉆社會主義主改造，鉆現代化國防，并且開始鉆原子能這樣歷史新時期。”(《毛選》第5 卷，第144頁)

毛澤東深知帝國主義的本質不可能改變，中國人民“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不搞一點自己的原子彈。他尖銳指出：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文集》第7卷，第27頁)

因之，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機立斷，以非凡的氣魄作出了中國研制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重大戰略決策。方針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1955年1月 1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請中國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等為中央領導人講解原子彈原理，商量研制原子彈這件大事。 毛澤東拿著點燃的香煙，站起來說：“我們國家，解放以來，我們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過去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1958年6月，毛澤東滿懷信心志指出：“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轉引自《國史全鑒。科技卷》第130頁)

毛澤東調兵遣將，中央任命聶榮臻負責領導核工業的籌建工作。在周總理和聶榮臻領導制定的1956年和1963年發表的兩次科學技術長期發展規劃，對“兩彈一星”作了突出的安排。

聶榮臻堅決貫徹毛澤東關于自力更生發展我國國防尖端武器的方針。他在實踐中“看出，關于導彈技術，蘇聯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國的”。“現在形勢明顯，資本主義國家封鎖我們，蘇聯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援我們，我們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聶榮臻》第423頁)

1956年10月2日，聶榮臻就國防部第五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任院長，領導大家從事火箭和導彈的研制；五院的建院方針，是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報告周恩來和毛澤東。毛澤東10月17日批了兩個大字：“照辦。”

1957年10月，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開創了從人類歷史新紀元。時過半年，毛澤東即在1958年5月 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聶榮臻隨即組織張勁夫、錢學森等擬定了中國發展人造地球衛星規劃。 隨后經中央政治局武漢會議，同意搞人造地球衛星，并確定以科學院為主，批撥款專款2 億人民幣。

中國研制原子彈之初，也曾對蘇聯承諾給予幫助有所期待。

但在1958年，當毛澤東頂回赫魯曉夫要同中國搞“聯合艦隊”，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這類侵犯中國主權的建議之后，這種期待被中蘇關系惡化所徹底打破。

1959年6月 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 借口按約給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某些技術授援助會影響同美國禁止核武的談判，提出中斷若干重要援建項目，兩年后看形勢再說。其中特別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翌年7月 ，蘇聯全面撕毀同中國的協議，撤走全部技術專家。這一背信棄義的行動，發生在中國經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之際，他們滿以為可以置中國于死地。

然而，當這一信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時，毛澤東卻以他特有的氣魄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轉引自《聶榮臻傳》第434頁)

于是，我國的科技工作者和廣大工人階級，在毛澤東的堅強領導下，以人世罕見的決心和毅力，開始了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艱巨努力。

1961年7月的國防工作會議上，就圍繞著“兩彈”問題，發生過是上馬，還是下馬的激烈爭論。主張“下馬“的人，主要強調蘇聯援助沒有了，當前經濟形勢又不好，國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難太多太大，我國工業基礎薄弱，原材料無法保證，新材料研制困難重重，搞“兩彈”花錢太多，主張只搞常規武器，“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

毛澤東深知研制原子彈的戰略意義，一開始就對場爭論極為關心，讓秘書轉達批示給聶榮臻：中國的工業技術比日本差得很遠。我們應采取什么方針，值得注意。聶榮臻為此召集各有關部門人員研究，共同認為：核武器的研制，本來就只能靠中國人自己自力更生，只要堅持攻關，爭取1963年拿出原子彈初步設計方案，三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得到突破，是可行的。這一設想和決心立即得到毛澤東的批準。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15人專門委員會，組織全國在協作。毛澤東批示：“要大力協作，做好這項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終于在西部的羅布泊成攻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5年5月14日，我國的第二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也是我國首次用飛機載著原子彈空爆試驗成功。

1.966年5月 9日，我國又進行了含有熱核材料的核爆炸，1971年9月，我國自己建造的核潛艇，成功下水試航。這就為以后氫彈爆炸奠定可靠的基礎。有了原子彈，最終得靠導彈來發射。這就需要兩彈結合

1967年6月 17日，中國自行設計、自行制造的第一顆氫彈在西部上空大氣層試爆獲得成功。 1960年2月，我國第一枚Ｔ—7Ｍ型探空火箭首發成功。同年9月，我國Ｔ—7 型氣象火箭試發成功。1964年，我國成功發射了高度達70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

1966年10月27日，中國在本國國土上首次成功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的試驗。飛行正常，核彈頭在預定的距離精確地命中目標，實現了核爆炸。這次導彈核武器的試驗成功，標志著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力量正在快速向前發展，我國的導彈、火箭技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967年6月 17日，中國自行設計、自行制造的第一顆氫彈在西部上空大氣層試爆獲得成功。

1966年1月，中國科學院組建衛星設計院，開始了“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的論證設計工作。文革伊始，在中科學院衛星設計院的基礎上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列入軍隊編制，確保衛星研制工作的正常進行。

因此，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重量達173公斤的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東方紅》樂曲響徹云霄。與世界相比，蘇聯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之后，美、法、日相繼發射了自己的人造地球衛星。但中國的第一顆人造地地球衛星，重量達173公斤，超過蘇、美、法、日四國衛星的總和。在研制速度上，從成功爆炸原子彈，到成功發射人造地地衛星，美國 花了12年，蘇聯 花了8年，而我國僅僅用了五年半時間 。

“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帶動了國民經濟有關部門的高新技術都 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正如聶榮臻說的：在導彈和核武器的研制向我們提示這樣一個前提條件：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許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溫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導體材料、稀有金屬材料、人工晶體、超純物質、稀有氣體等。(《聶榮臻傳》5經447頁)又說：“發射人造衛星，將使尖端科學技術加速前進，開辟新的科學研究領域 ，為導彈技術動員后備力量。同時，大型衛星上天，是洲際彈道導彈 的公開標志，是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集中表現。”“人造地球衛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將被帶動起來。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溫合金和精密機械加工技術、利用能源發電新技術、無線電電子學、應用數學、電了計算機技術。”(同上書，第411頁)

由此可見，“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在我國科學發展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前三十年我國在高科術的尖端領域確實實現了“大躍進”，大大地縮短了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

這是李銳無法否定的事實。

第三件，電子計算機的發展

以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發展，無知是世界科技的重大成就。電子計算機的誕生和發展，模擬并代替人腦的部分思維功能，在人類生產實踐、科研活動和社會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變革。

在這一前沿科技領域里，毛澤東時代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早在1952年2月，上海市科工制造廠工程師翁紀勛研制成功我國第一架國產計算機。它既不同于歐美式，又不同于日式：增添了新的功能；重量輕了將近一半，攜帶、使用感到方便；價格只是外國貨價的四分之 一。

1959年9月 14日，我國第一架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成功。這架電子數字計算機每秒鐘運算突破一萬次，能精確地算出極復雜的計算問題。它是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其他有關部門、工廠以及研究機關合作研究試制成功的。

1973年8月 26日，我國第一臺每秒運算100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由北京大學和燃化部有關單位共同設計試制成的。這是繼電子管電子計算機、晶體管電子計算機之后的第三代電子計算機。經過3000多小時的試算證明，這臺計算機性能穩定，質量良好，主機的解題能力、貿外部設備和管理、語言編譯、符號匯編三套程序等主要指標，達到了設計要求。標志著我國的電子計算機技術又前進了一大步。

1975年4月 8日，北京無線電一廠的科技人員自行設計，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大型jＨＭｊ-200型混合模擬電子計算機。它集模擬電子計算機和數字電子計算機的特長于一身新型電子計算機，在現代科研、國防、自動控制等方面有著廣泛的用途。這臺模擬電子計算機的研制成功，標記著我國的電子計算機的生產取得了新的突破。

1976年12月11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制成功了一臺高速大型通用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這是繼1973年我國研制成每秒100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之又 一新的成果。同年上馬、兩三年后研制成功的銀河機，更是接近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

　 第四件，大飛機“運十”的研制。

大飛機是現代高科技的結晶和標志。我國大飛機“運十”的研制成功，粉碎了李銳攻擊毛澤東不重視科技的無恥讕言。

誰能想象得到，我國的大型噴氣客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立項并開始研制的。它的上馬比之于歐洲“空中客車”，僅僅晚了兩年!

眾所周知，航空工業從它在世界上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先導著科學技術發展的潮流，集材料、機械、發動機、空氣動力、電子與自動控制、武器等最前沿技術之大成，成為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象征。

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戰爭創傷還沒有來得及醫治，中央就下決心成立人民空軍。毛澤東說：沒有褲子穿也要辦空軍。“一五”期間，在商定156項重點建設工程時，他又說：我國是一個大國，世界上有的東西，我們不能樣樣都有，但是重要的東西，如飛機和汽車，我們就一定要有。

毛澤東說到做到。

1954年，中國第一批飛機及其發動機試制成功。兩年以后，中國首次試制的殲五噴氣飛機獲得成功，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能成批生產噴氣飛機的國家之一。

那么，中國自己能不能造大飛機？

大飛機是現代高科技的結晶和標志，對中國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只是毛澤東和周總理就不信這個邪。還在1968年，我國轟六(仿制蘇聯圖-16噴氣轟炸機)試飛成功后，周總理就提出：“能不能在轟六基礎上設計一種噴氣式客機？”陳毅元帥當即響應：“我這個外交部長，出國不能坐自己的飛機，地位就與別的國家不同啰 !”

1970年，毛澤東批準大飛機正式立項，并提議這個大飛機的研制和協調總裝基地放在上海 。同年8月21日，國家計委、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向上海市下達了大型旅客機及其發動機的研制任務，這就是“運十”客機，代號“708工程”。

在毛澤東和周總理的強力領導下，全國各地各地500多名技術人員，隨即云集上海。他們在兩彈一星發射成功的鼓舞下，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革命加拼命的創業精神，協作攻關，歷盡艱難，終于研制成功。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國的大飛機“運十”首飛成功。

我國的大飛機“運十”，從立項到首飛，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

運十飛機的研制，采用了近百項新材料，一百多項新標準、新工藝，獲得了研制組織工作的寶貴經驗。機體國產化率達100%，除發動機向國外采購配套外，航電和機械系統國產化率超過96%。它的研制突破了蘇聯飛機的設計規范，是我國第一次參照美國適航條例FAR-25部標準研制的 。她是我國擁有完全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飛機。同時，運十也大量吸取了國外的先進技。

　運十客艙按經濟艙布置是178座，混合級布置124座，最大起飛重量110噸，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時，實用升限高達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它與波音707是同一量級，但不是波音707的翻版。其座公里耗油量優于伊爾-62和“三叉戟”飛機，在主要性能上超過了它們。而研制費用總計僅為5.8億元人民幣，遠遠低于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機的費用一般的15-20億美元之巨。

我國的大飛機“運十”共試制了兩架，一架作靜力強度試驗，完全符合設計要求；一架從1980年9月首次試飛上天后，先后飛到北京、哈爾濱、烏魯木齊、鄭州、合肥、廣州、昆明、成都，7次飛到拉薩。至1985年2月停飛為止，總共累計試飛130架次，170飛行小時，沒有發生過問題。運十的系列化發展設想也曾著手考慮。

運十的研制成功，是由中央直接指揮、中央各部委、軍隊及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的262個具體單位集體創作、大力協同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巨大優越性的生動體現，是我國當時航空工業飛速發展的集成和寫照。

。她標志我國擁有了自已設計制造大型飛機的復雜技術，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五個掌握了制造100噸級噴氣式飛機的國家。

這一高科技的重大突破，有著極大的和深遠的意義。

西方世界對我國運十研制成功給以極大關注。路透社說：“在得到這種高度的技術時，再也不能視中國為一個落后的國家了。”波音一位副總裁看了飛機，了解了情況之后說：“如何研制大型噴氣式運輸機，你們也畢業了，我們不過早畢業而已”。美國道格拉斯一副總裁看了飛機之后說：“你們航空工業一下子趕上來了15年”。

還應當看到，航空工業原本就是軍民兩用的。大型民航機軍民通用，同時也是加油、預警、指揮、電子等各種飛機的載體。象運十就可以較容易地改裝成軍用運輸機、加油機、預警機、指揮機，在軍事上有著重要意義。早在1972年2月，葉劍英在軍委聽取航空工業小組匯報的辦公會上就指出，搞“708“這是全國人民的事，是中國人民的光榮”，這是第一架大飛機，“在軍事上也有很大用處”。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難以理解的是，正當運十博得國內外一片贊譽聲中，對于這樣一個關乎國家戰略實力與地位的重大項目，竟然連一條能擺到桌面上來的理由也拿不出來，就斷然決定下馬。從此以后，中國也就走上每年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去不斷采購波音等大型客機的歷史。美法德英的資產階級當然就如愿以償了。

這究竟是為什么 ？為什么 ？

決策者不敢透明，老百姓心知肚明。

原中國航空部飛機局局長胡希濤的一聲浩嘆作了注腳：“如果運十沒有被迫停止開發，也許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業大國了。

大飛機運十的研制成功，無疑是毛澤東時代我國科學突飛猛進的生動寫照。這是除了瞎子和瘋子以外，任何人也不會否定的。

第五件，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

毛澤東歷來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吃飯乃第一件大事。縱觀建國后六十年來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歷程，能夠稱得上“世界級”尖端創造發明、走在世界最前列的，自然是袁隆平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它對中國乃至世界農業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新世紀伊始，我國第一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大獎”，獲得此項殊榮的，就是袁隆平與王選倆人。

然而，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卻正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科學技術的突出成果。

早在1964年，時任湖南省安鄉農校教員教師的袁隆平即開始研究水稻的雜交。1970年，在海南島發現雄花不育的野生稻，把我國解放后育成的一些秈型矮秣稻品種轉變成雄性不育恢復第系和保持系，經過國內大量的水稻品種測配試驗，配制出優勢很強的新一代雜交水稻。這種 雜交水稻比一般常規水稻增產20%左右。到200 6年,我國累計推廣種植雜交稻56億多畝,每年增產的稻谷可以多養活7000多萬人。

順便說一句，我國的這種最高科學技術大獎是2000年設立的。除04年空缺外，迄今得此殊榮的，共12位。這8年12位獲獎者所進行的創性的工作，均是毛澤東時代就取得定性的成果。這不能不令人深思?難道這是毛澤東“對科學無知”，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結果？

夠了!夠了!上述鐵一般的事實，不容分辯地證明毛澤東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的春天”始于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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