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發表“五七指示”43周年之際,回憶個人在“五七干校”的那段經歷,對于自己是一個紀念,對于沒有經歷過又想了解那段歷史的人們,亦不失為一份有益的資料。
學做農活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我們班干過的農活主要有:挖魚塘,收割油菜籽,收割和翻曬小麥,開荒種菜,建乒乓球活動室砌墻,脫土坯等。
因為干校機械化程度較高,小麥收割都是靠機械,有一個幾十號人的機耕隊。聯合收割機那家伙真帶勁兒,這邊收割那邊就脫粒,不大一會兒小麥就可以裝袋運到場地晾曬。我們只是割割邊邊角角的麥子,沒有太大的勞動強度。砌墻,脫土坯,是只有我們一個班才承擔的任務。因為第一次干得不錯,以后但凡有類似的活,就都由我班去做了。值得一提的是班長老丁,他干活在行,干啥像啥。手持鐮刀,象是老農;拿起瓦刀,又是個合格的泥瓦匠。他帶領全班干了不少漂亮活,得到了隊干部和學員的交口稱贊。
種菜是利用早早晚晚的業余時間進行。駐地周圍,幾個魚塘邊,都有荒草地供我們深翻,開成菜地。班組爭先恐后,各顯神通,挖出菜地之后,栽上茄子辣椒,種上豆角、南瓜西葫蘆,收獲的蔬菜送交食堂,過稱、登記,一定時間在全隊公布,成果突出的會經常得到表揚和鼓勵。
說到這里,有個小插曲順便提一下。我班的趙科長,后來分工到食堂幫廚。開荒種菜時,他與食堂的幾位同伴在魚塘邊種了幾棵西瓜,長勢不錯,尤其是結成小瓜以后,長得很快,一天一個樣,他們幾個每天都要轉到那里去欣賞一番。前后大概也收獲了幾個,但沒聽說上交食堂,都是自行處理的。不過,其中第一個較大的西瓜,是我們宿舍的幾個調皮小子,幫他們消滅掉的。
那是在一天夜里,都十一二點了,同舍的幾位還沒睡著,不記得是誰先打起那個將熟西瓜的主意,提議把它干掉,他人立即響應。于是我們利用宿舍把邊靠近魚塘之便,身著背心短褲,悄悄摸到瓜地,將瓜摘下,就近抱到乒乓球室,不一會兒就完成了既定目標。為迷惑瓜的主人,事后又挑了塊大點的瓜皮,放回原處,并用瓜葉偽裝一番。
此法還真有效果,直到三四天后,才聽老趙們吵嚷誰吃了他的西瓜,讓我宿舍的幾位偷著樂了好一陣子!回北京以后,有一次遇到趙科長,想起此事的我問他:“科長,你可知道那個西瓜到底是誰偷吃的?”他說:“還不是炊事班那幾個小子!”直到這時候,我才把真象告訴了這位忠厚的老哥。
如果問“五七干校”生活中感受到最突出的特點是什么,要我說,就是官兵平等,上下一致。應該說,這種“五七道路”對傳統的等級觀念與“當官”意識是一個有力的沖擊。
到干校第一天,隊里就宣布,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凡是到這里來的,都是走“五七道路”的“五七戰士”,都是學員,不管原來在部隊職務高低,統統以老王老李相稱,不再稱呼以前的職務和官銜。
全隊有三位師職領導,他們是通信部干部部長石福印,通信一總站副政委王福讓和另一個姓王的二總站的副主任(記得他是在干校期間被任命為正職的)。其他屬于團職的處長科長也很有一些人。
這些領導同志素質很高,都能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把自己當作普通一兵。他們年紀比我們大,職務比我們高,但在干校都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與我們同吃同住同娛樂,又和我們干著一樣的農活,這樣的確可以與年輕人拉近距離,密切感情。這樣的生活讓我們感到親切、自由、隨便,同時也能夠從老同志身上學到許多好的思想、好的傳統。
就拿我們一總站王福讓副政委來說,在部隊那是師級首長,平時我們與他熟是熟,但怎么也不能隨便稱他老王啊!在干校則可以這樣,原來的下級丁科長當了他的班長,經常要給老王派活;外單位的年輕人,也都一口一個老王地喊他,找他干這干那。老王這人,還真隨和,他與年輕人關系處得都非常好,腦袋里的故事也特別的多。有很多次,干活休息的時候,都是聽他講故事。不少人知道的、那個武大郎到日本當了國王,為避諱國王名號,日本人有小郎一郎太郎就是沒有大郎的故事,最早就是從老王那里聽來的。我的同學劉定才,后來從外地出差到北京,還專門到家看望過當年的老王。
要說在干校的收獲,可以舉出不少。比如通過干校生活,增進了各直屬部隊的相互了解,密切了友鄰之間的關系;在干校能吃、能睡,增強了體質,學會了農活,為收獲幾十上百萬斤糧食出了力氣、灑了汗水;除在校內課堂安排軍政教育之外,還走出軍營參觀學習,開闊了視野,感受和了解了河南農民群眾生活的艱辛。這里對此不作具體敘述,只把印象深刻的兩件事情再說一下。
一是外出參觀學習時參加了林縣的一次搶險。
按隊里的安排,全隊百來人走出干校,到河南鄭州參觀了二七紀念塔,到林縣參觀了紅旗渠。在林縣參觀時,讓我們遇到了一場暴雨,據說許昌、漯河、駐馬店一帶24小時的降雨量達300余毫米。暴雨引發洪災,許多農田道路都被沖毀。那天在招待所,得知該縣某村有幾個社員外出干農活,因洪水沖壞橋梁被困在河灘的沙洲里,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沒喝,需要救援。作為人民子弟兵,群眾有難,豈能坐視不管!帶隊的干校政治部(政工組?)劉主任,(他后來調到武漢通信指揮學院,在馬列教研室當教員,辦公室與我相鄰)與隊干部商量后,找縣領導請戰,經批準后,挑選出會游泳的年輕人,組成20多人的搶險隊,立即出發奔赴搶救地點。
我和定才都有幸被批準參加了這次行動。記得是在下午,我們先是乘坐大轎車,走到距離不遠處,因為前面柏油路被沖斷,又下車步行。到目的地,停在一個河邊,這里可以看到被沖毀的那座橋,也能看到隔著兩條河對面的被困社員。要過的第一條河,雖然只有十幾米寬,但是深不可測,河里還有一棵被沖倒的大柳樹。我們中沖在第一位的,姓王,(可惜記不起名字)他腰系一條細繩,率先過去。拉起粗繩后,又過去幾位,和他一同前進至第二條河邊,與被困的群眾隔河相望。從流水翻的波濤可以看出,這條河不太深,但水流很急,水面也很寬,在四五十米開外。在對岸社員的配合下,把栓了細繩的小石頭甩到對岸,再拉過一條粗繩。我們這邊將粗繩架高,還是由小王試著攀繩過河,但這次沒有成功,小王也喝了些水,很危險。正在急著想其它辦法,當地的解放軍帶著橡皮舟趕來,最后是他們用橡皮舟成功接回了被困社員。
人不是我們直接救的,但是縣里仍然給了我們很高的評價,并且隨后設酒宴對我們全體人員表示謝意。宴會在縣招待所大廳,菜肴很多,桌上擺著大小多種高腳酒杯,還有各種水果,這么豐盛的宴席,本人還從來沒有經歷過。回干校以后,搶險中表現勇敢、沖在前面的小王榮立三等功。
二是在干校期間我們參加的文體活動。
要說文體活動,主要是體育活動。能稱得上“文”的,只有一件事,即一天晚飯后預報有雨,我們加班一個多小時,終于趕在暴雨之前,把場上幾萬斤小麥裝袋入庫。第二天我寫了篇報道稿,由校廣播臺播出。
在比較多的體育活動中,個人算是積極分子。除參加過隊里組織的象棋撲克比賽之外,還參加了多次籃球比賽。
撲克比賽是打升級,我與劉道珠做搭檔,從班、區隊到全隊,幾次比賽中,我倆連戰皆勝,最后獲得冠軍。雖然獎品只是用于比賽的那幅新撲克牌,但是卻使我倆成了眾矢之的。賽事過后,不僅相鄰宿舍的人們找我們打撲克,而且住在前排的石部長和通信部的王處長兩位,也不知是對冠軍不服氣,還是出于想找高手對陣的考慮,反正是多次邀我倆到他們宿舍,較量一番。
籃球比賽是幾個月內最為經常的一項活動。除隊內、隊與隊之間自發組織比賽以外,全校還組織過正式循環比賽。我和定才作為愛好者,都參加了本隊的藍球隊。我們這支球隊,不是隨便玩玩,而是很正規,有水平。領隊、隊長都是四十六七歲的老同志。每次比賽前,都開會研究戰略戰術;賽后也都坐下來認真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因此能夠做到打一場,進一步。比賽中,個人多數時間都能打滿全場,雖然我打的是后衛,但因為做另一后衛的隊長,要我打活動后衛,鼓勵我抓機會投籃,因此每場球還都有得分。聽著宣傳部的同志在高音喇叭解說中能攻能守的表揚,心中那是一種得意的感覺。一次與機耕隊的比賽中,我和他們的前鋒撞了個頭頂頭,他的眼眶裂開兩公分多長的一條口子,縫了七八針;我額頭上的裂口也有一公分長半公分深。那個小伙子小我幾歲,謙和靦腆,我倆相撞時一笑了之,后來也保持了很好的關系。
打過聯賽后組建全校的球隊,我們隊只有我和姓梁的一位大個子隊員入選。遺憾的是,只是宣布了組隊,后來并沒能組織訓練和去外單位比賽。盡管如此,這件事也讓我很受鼓舞,因為這畢竟是對個人參加活動的一個肯定。在干校打球的經歷,可說是個人平生籃球活動最有提高感覺最好的一段。
附: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的著名的“五七指示”。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