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評《炎黃春秋》的《五四精神　普世價值》

評《炎黃春秋》的《五四精神　普世價值》

奚兆永

《炎黃春秋》第5期發表了由其“核心作者”彭迪和錢行合寫的《五四精神 普世價值》一文，該文被置于該刊的第一篇，無疑是一篇代表了《炎黃春秋》觀點的重頭文章。通讀之后，感到問題不少，謬誤很多，需要加以評論和批駁，以清除其流毒和影響。

一、什么是“五四精神”？

彭、錢在文中說：“五四”運動“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精神不但給中國人民指出了救國興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煉的語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發展進步的基本原則和前進方向。”還說，“人們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五四’精神是普世價值觀重要的組成部分。”

此說實大謬也。

我們知道，所謂“‘民主與科學’精神”是陳獨秀在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的《敬告青年》一文里提出來的。他寫道，“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于其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后來由于頑固派的反對，他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同上，第97、98頁）

在我看來，如果把學習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作為“五四精神”，那“五四運動”還只是停留在文化運動的層面，還不是一個政治運動；還只是屬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還根本談不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事實上，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很久，有關民主和科學的問題就已經提了出來。鴉片戰爭后，魏源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所謂“夷之長技”，即“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后來曾國藩提出“師夷智”論，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所謂“夷智”、“西學”也就是西方的科學和技術；康有為提出“虛君共和”論，其實就是學習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

 彭、錢說“‘民主與科學’精神”“不但給中國人民指出了救國興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煉的語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發展進步的基本原則和前進方向”更屬無稽之談。“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是因為它發生在十月革命之后，是因為它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它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這個“重新考慮”很重要，因為過去都是學西方，但是，西方的先生老是欺侮東方的學生。一部中國近代史，從一個方面說，就是一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從1840年英國的鴉片戰爭起，18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戰爭，……列強以其船堅炮利打敗了中國，強迫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占領了中國的大量領土，并從中國掠走大量的物質財富和珍貴文物。西方列強只是想把中國變為他們的附庸，而絕不會讓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繁榮富強的國家。十月革命使中國的先進人物認識到了這一點。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階級競爭與互助》、《再論問題與主義》等一系列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陳獨秀的思想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對西方列強由崇尚而轉為反感乃至敵意。他在《<新青年>宣言》中寫道：“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對于侵略主義、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17頁）在這方面，孫中山也通過自己的實踐和觀察，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的結論是：“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39頁）這個“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蘇聯，而絕不是西方列強。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頁）這一點已經為實踐所證明，而中國的近代史也早已證明，把西方的所謂“‘民主與科學’精神”說成是中國“救國興邦的道路”是完全錯誤的。

至于把“‘民主與科學’精神”說成是“以最精煉的語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發展進步的基本原則和前進方向”，說成是“普世價值”，那就離真理更遠了。不是別人，正是在五四 運動前幾年就已提出“民主和科學”精神的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發生半年后也鮮明地指出，要“打破‘天經地義’、‘自古不變’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頁）這里的“前代賢哲”當是指馬克思，“當代賢哲”當是指列寧，而絕不會是前代或當代的哪個資產階級政治家或思想家。他還談到“真的民主政治”，說“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無職業做標準，不拿有無財產做標準；……。至于政黨，我們也承認它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是對于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同上，第117頁）這里也可看到他對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已經持批判的態度了。而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里，他更嚴格區分了民主在不同時代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內容：“18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如今20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的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同上，第123頁）這就清楚告訴我們，五四運動所提倡的“德莫克拉西”已經不是西方在18世紀所提倡的“德莫克拉西”了。他們顯然已不是一面旗幟，而是兩面不同的旗幟，陳獨秀將二者區分得如此清楚，彭、錢一文又怎么能把它們合二而一說成是所謂“近代文明世界發展進步的基本原則和前進方向”呢？又怎么能將其稱作“普世價值”呢？

然則，什么才是五四精神呢？

講五四精神，不能離開五四運動這個客觀的歷史事實本身。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5月4日，其發生的背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著密切的關聯。我們知道，一戰期間，北洋軍閥政府也宣布參加協約國（由英法俄等國組成）對同盟國（由德國、奧匈帝國等組成）的戰爭。協約國的法國在中國中國招募了14萬華工，他們雖然不直接參加戰斗，但是作了大量極其艱苦的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如清理道路、修筑工事、掃除地雷、裝卸物資、救護傷員、掩埋陣亡士兵等。協約國的俄國也在中國招募了數萬華工。1918年11月，一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同盟國的失敗而告結束。1919年1月協約國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實際上是分贓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本應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但和會卻不顧中國的要求準備將其全部轉給日本。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出，全國震怒。5月4日，北京大中學生3000余人集會于天安門前，會上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21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口號，并舉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隊伍在趙家樓沖進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打了正在曹家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并且焚燒了曹宅。北洋政府逮捕了32名學生。5日，北京學生舉行總罷課，天津、保定、上海等20多個地方的學生紛紛響應，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成立學生會。6月3日、4日，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了800多名演講的學生，激怒了全國人民，各地紛紛罷工罷市。6月5日至10日，上海有80000多工人參加了罷工，特別是滬寧和滬杭鐵路個人參加罷工，使交通一度癱瘓。隨后，全國100多個城市的工人、學生和商人參加進了罷工、罷課和罷市的斗爭。應該說，工人階級的參加斗爭使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我們知道，一戰期間，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使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有了較快的發展，工人階級也隨之壯大，他們登上政治舞臺，成為運動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巨大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北洋軍閥政府不得不釋放全部學生，撤銷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幣制局總裁，前駐日公使）的職務，并且被迫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參見《中國共產黨大事記》，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頁）

雖然就反帝、反封建的總任務而言，五四運動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勝利。但是，它的規模之大，它的影響之深，它所顯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也就是徹底革命的精神，在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上，卻寫下了嶄新的一頁。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頁）如果要說五四精神，這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精神或徹底的革命精神就是第一個要大書特書的五四精神。

五四運動的第二個精神，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精神。毫無疑問，五四運動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發起的一個運動。十月革命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有了新的覺醒。毛澤東說，“‘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么作用？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了頑固分子以外，一切人都承認的。什么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但是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頁）從五四運動的發展來看，情況也確實是這樣。在五四運動的開始時期，主要還是北京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運動，但是，“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運動了。”（同上，第700頁）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夠比以往的革命運動徹底而不妥協并且能夠取得勝利，其原因也正是由于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參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五四運動的第三個精神，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精神。五四運動的前期是一個文化運動，以后又由一般意義的文化運動發展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啟蒙運動。它的發展造就了一批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和分析中國實際問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們是五四運動的左翼，也是五四運動的主流，他們的方向代表了中國革命的前進方向；而他們所進行的宣傳活動以及他們與五四運動右翼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斗爭還培養了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一代。他們后來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領導骨干。雖然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開端卻是五四運動，其精神當然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同上，第700頁）這樣說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

這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而五四運動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也正在這里。

二、關于“民主和科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

彭、錢在文中編造了一套民主和科學的關系的“理論”，說什么，“民主為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和科學研究創造條件；科學為探索社會前進方向和經濟發展規律提供依據。”其實，當初資產階級在進行民主革命時提出“民主”一類的口號，只不過是為了推翻封建統治，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并不是“為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和科學研究創造條件”。至于“科學”，人們所理解的“科學”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所指的只是“自然科學”而并不包括社會科學，人們研究科學是為了探索自然的奧秘，用恩格斯的話來說，“科學就是要研究我們不認識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頁）而絕不是什么“為探索社會前進方向和經濟發展規律提供依據。”事實上，當初提出科學的直接目的，乃是為了反對舊禮教或“孔教”，并未涉及“社會前進方向和經濟發展規律”這樣的大問題，彭、錢所言與歷史事實未免也相去太遠了。

彭、錢一文還把民主、科學與政權聯系在一起論述，分析了既有民主又有科學的政權，分析了只有科學沒有民主的政權，還分析了既無民主又無科學的政權。其實，無論是民主還是科學，其決定的因素并不是政治或政權，而是經濟或社會生產關系。馬克思早在1844年《德法年鑒》的文章里就已明確指出，“絕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頁）而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里更做了經典的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既有法律的和只知道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 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毫無疑問，屬于政治范疇的民主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決定的。

至于科學，應該說，在科學出現之前，人們還處于愚昧狀態。由于對自然界不了解，人們把一些自然現象歸因于上蒼的安排，對其盲目崇拜，于是就出現了原始的宗教。后來的統治階級利用了這一點，他們宣揚人的命運都是神的安排，上帝的安排，要人們把注意力集中于來生來世，用以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科學產生后，揭開了一個個自然的奧秘，給了愚昧的宗教迷信以沉重的打擊，而許多科學家也因而受到宗教的種種迫害。恩格斯說，“科學的歷史就是把這種愚昧逐漸清除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頁）但是，若說到科學發展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說，“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認識的主要動力”。（同上，第703頁）他在晚年寫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這個流體靜力學（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紀和17世紀意大利治理山區河流都需要而產生的。關于電，，只是在發現它在技術上的實用價值以后，我們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東西。在德國，可惜人們撰寫科學史時習慣于把科學看做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同上，第732頁）

彭、錢一文把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說成是既講民主又講科學的，而事實是，他們說的所謂民主其實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對于這種民主，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都早有識破。我們知道，孫中山曾于1896年在倫敦被捕，脫險后繼續在歐洲進行考察，了解其政治風俗，并且結交其朝野賢豪。他后來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32頁）1905年，他在《“民報”發刊詞》中更公開地昌言，“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于歐美，猶不能避免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軌者終無成耶！”（《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89頁）而在1923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解釋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時，他更加明確地指出了西方所謂民主的局限和弊端：“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于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能授此權于反對民國之人，使得借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20頁）不想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后，彭、錢之識見還如此落后于孫中山，是應該感到汗顏的。

至于彭、錢在文章里說“既不講科學，也不講民主的政權，外不能抵御強權，內不能取信人民，遲早要被歷史淘汰”，我們倒是要問：一些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被帝國主義列強所侵略、所奴役，難道是活該如此嗎？在這里，文章不僅沒有一句譴責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話，反而是在為帝國主義列強進行辯護。問題在于，中國人從鴉片戰爭以后，一直就有人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民主，但是，結果怎樣呢？中國不僅談不上什么進步，而是越來越深地陷入了附庸國的地位，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在這種情況下，不去號召人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卻要人們進一步學習西方的民主和科學，這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呢？！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彭、錢在文章里竟然把社會主義蘇聯和德日法西斯相提并論、混為一談，稱他們都是所謂“只講科學，不講民主的國家”，說他們也一樣“往往以失敗而告終”。

其實，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軍國主義統治的日本，從經濟制度上來說，他們和英美法等國一樣，都是帝國主義國家。如果說德國和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試問，被彭、錢稱為“講民主和科學”的英美法等國難道就沒有發動過侵略戰爭？英國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是不是侵略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中法戰爭是不是侵略戰爭？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進行的美西戰爭、英布戰爭、日俄戰爭以致后來的兩次世界大戰是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戰爭？美英法在二戰后發動的侵略戰爭也不少。這些事實能夠否定嗎？列寧在《帝國主義論》里曾經引用美國作家莫里斯《殖民史》一書的材料，比較了英國、法國和德國從1815年到1899年所占殖民地面積和人口的情況：

英國                 法國                德國

年份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單位百萬平方英里）（單位百萬） （單位百萬平方英里） （單位百萬）（單位百萬平方英里） （單位百萬）

                        （見《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頁）

英國一些政治家的言論也充分表達了這種向外侵略擴張的野心。比如在1895年，那個臭名昭著的英布戰爭的罪魁禍首塞西爾·羅德斯就說過這樣的話：“我的一個宿愿就是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占領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帝國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轉引自《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頁）

實際上，無論是英法還是美國這些所謂“民主國家”絕不像彭、錢在文章中說的那么文明。在這方面，我們看到，西方殖民者在歷史上對原住民所進行的滅絕種族政策絲毫也不亞于希特勒。哥倫布在1492年發現了“新大陸”，歐洲各國特別是英國開始向美洲大規模移民，在這個過程中又有多少原住民遭到了這幫“文明人”的剿殺？！他們甚至提出賞格，交一張印第安人的頭皮可獲多少獎勵。新英格蘭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0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后，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一百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五十鎊！有人居然為這些殖民者辯護，說當時美利堅合眾國還沒有成立，不能將這類劣行算在美國的賬上。但是，若沒有這些“先驅者”，又怎么會有后來的美利堅合眾國？問題還在于，即使在美國建國以后，這類剿殺印第安人的行動也并沒有停止，它甚至成了作為總統的國家政策繼續施行。下面是被稱為美國“四大國父”的華盛頓、杰弗遜、林肯和塞多西·羅斯福在這方面的一些言行：

“1779年，喬治·華盛頓指示John Sullivan少將攻打Iroquois人民時說：（假如）將廢物（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點附近，……那么整個國家將不僅僅是泛濫成災，而是被摧毀了。 在屠殺滅絕印第安人過程中，華盛頓還指示他的將軍說：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毀前不要聽取任何和平的建議。”他甚至把印第安人和狼相提并論，說“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

杰弗遜說，“如果我們約束自己不去舉槍迎向這些部落，那么在這些部落滅絕之前我們將不會安靜地躺下，或者被驅趕出密西西比河以外。”他還說：“在戰爭中，他們也會殺死我們中的某些人，但我們會殺死他們全部！” 美國人必須“追求滅絕印第安人或者將他們驅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

林肯于1862年下令絞死了38個明尼蘇達曼卡托地區的達可它人蘇語部落的38個酋長。這些被絞死的人大部分都是他們部落的神職人員和政治領袖。這些酋長之中沒有人犯過他們被美國政府所控告的罪行，林肯總統有意鑄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冤殺死刑。

.塞多西·羅斯福說 ：“這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終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遠去說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個好印第安人有9個必須是死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仔細查詢第10個死亡的案情。羅斯福害怕美國上流階層正被“無限制繁衍的次等種族群體”，和那些“完全的無能者”，那些“沒有絲毫價值的人”所代替。 

（見網上美國學者David Stannard的美國屠殺歷史研究檔案）

可以說，美國的種族滅絕政策比之于后來希特勒的滅絕猶太人的政策毫無遜色。還應該看到，美國的種族主義根深蒂固，種族隔離的現象直到上世紀60年代還很嚴重，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么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會得到那么多黑人的支持和參加，也不能理解為什么美國政府會在1964年不得不通過《民權法案》并宣布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為非法了。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無論是德國的投降，還是日本的投降，蘇聯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彭、錢在文章里卻故意加以抹煞。這是徒勞的，因為，蘇聯在二戰中的作用是客觀存在，不是誰要否定就否定得了的。這一點，在歐洲戰場是很清楚的，蘇聯是抗擊德國的主要力量，而第二戰場是后來才開辟的。至于亞洲，實際上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中國和美國有能力打敗日本的話，美英為何還要與蘇聯簽訂雅爾塔協定，要蘇聯在德國投降后三個月后向日本宣戰？到1945年，在中國的東北，日本還有一百萬精銳的關東軍，如果不是蘇聯在8月8日出動150萬重兵，僅用一天時間就擊斃8.3萬關東軍，日本能夠在8月15日宣布投降嗎？當然，美國在廣島和長崎丟了兩顆原子彈，但是美國之出此招是怕蘇軍在日本登陸，影響美國的利益才這樣做的，顯然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

至于彭、錢說“筆者首次去前蘇聯東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看到它們的生活條件，教育水平比中國高，我們為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高興。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負面現象。莫斯科的建筑高大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但道廣人稀，日用商品奇缺。一些官員向我們宣講他們的成就。但人民情緒不高，工作人員散漫拖拉，政治氣氛沉悶，說話小心謹慎。”這個說法顯然也值得推敲。蘇聯本來就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其人口密度比中國低得多，二戰中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達2700萬之巨，“道廣人稀”應該說是很自然的現象，何“負面”之有？而且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失業，沒有閑人，大街上沒有乞丐和流浪者，應該說是一個很正面的現象，有什么可以說三道四的？記得在50年代，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曾到東北視察，回校后也講到東北一些城市的街道上行人很少，與上海等城市很不一樣，他不僅沒有一點微詞，還大加贊揚。這也可以看出，對同樣的事物，由于立場不同，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評價。說蘇聯存在“日用品奇缺”的現象，看來也應實事求是，蘇聯因為所處的國際環境而著重致力于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是無可厚非的。這當然會影響到輕工業的發展，但是從蘇聯在戰后多次降低消費品物價的情況看，人民的生活還是不斷改善的。在這方面，曾在蘇聯工作過14年之久的原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盛世良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說，“在蘇聯時期，普通人過的起碼是溫飽，絕大多數是小康水平，當時平均工資是200多盧布，如果買面包，一個800克的面包是0.25盧布，一度電是0.02盧布，一個月用100度電是2個盧布，一個人的一個月工資是200盧布，如果吃飯一個盧布就吃的相當不錯，肉、蔬菜、水果都有了。”他表示，他“喜歡蘇聯這個國家，也喜歡蘇聯人民。”而彭、錢卻說“人民情緒不高，工作人員散漫拖拉，政治氣氛沉悶，說話小心謹慎”等等，這顯然也與作者的偏見有關。試想，如果蘇聯人真像彭、錢所說的那樣，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怎么總是高于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低于資本主義國家呢？這顯然是說不通的。

三、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不容否定

彭、錢在文章里還說什么，“從列寧和斯大林那里抄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中國也是失敗的。它和‘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的原則背道而馳。中國一些開國領導人原來大都受‘五四’精神感召，有的參加過‘五四’運動，有的在西歐和日本等地受到民主思想的影響，有著開闊的視野，立志為建設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中國獻身。但我黨取得全國政權的第一天，更確切地說是進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發表宣告，將近代民主與科學的發源國家列為敵性國家。將民主、人權、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斥之為西方資產階級獨有的毒品，在中國必須消滅于萌芽之中。這種決策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論證，又沒有經過民主討論，屬于個人拍拍腦袋就說了算的典范。甚至結果是“五四”精神名存實亡，‘德先生’‘實際上就“靠邊站’了。”

可以說，這里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錯誤的，應該批判的。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不是“從列寧和斯大林那里抄來的”？

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早就有像花朵重要論述。比如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作為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塊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曾指出：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有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頁）

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寫給魏德邁的信里還說了這樣的話：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篡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頁）

而在1875年4月底至5月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里，馬克思又再一次指出：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

從以上引述的情況看，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絕不是如考茨基所說的那樣，只是馬克思偶爾使用的一個“詞兒”，而是馬克思一貫堅持的一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加進階級斗爭理論的一個“新內容”。

至于中國共產黨是不是通過列寧和斯大林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我認為，由于《共產黨宣言》早在1920年就已經有了陳望道的中譯本，而柯柏年翻譯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也早在30年代就在延安出版，應該說，當時完全可以通過它來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精神，而不必等到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譯出版后才去了解它。

應該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曾經被第二國際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所閹割。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綱領》里就沒有提到“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辯論新的綱領草案的過程中，曾不顧一些人的反對，堅持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并且還專門寫了一篇《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對于在社會民主黨內開始出現的機會主義傾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恩格斯除對緒論提出了十條具體意見外，特別是對“政治要求”作了十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大錯誤。這里沒有本來應當說的東西，即使這十項要求都如愿以償，我們固然多得到些達到主要整治目標的手段，但這主要目標卻決不能達到。”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民主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412頁）他在1891年6月29日給考茨基的信里也提到，“我本來想使緒論部分更嚴謹一些，但由于時間不夠，未能做到；況且，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對政治要求一節中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點進行分析，這樣，我就有理由痛擊《前進報》那種和和平平的機會主義，痛擊關于舊的污穢的東西活潑、溫順、愉快而自由地‘長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論調。”（《馬克思惡果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120頁）但是，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英語自己的機會主義傾向，對恩格斯的這些批評反應冷淡，并沒有完全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對草案作出修改，以致我們今天看到的《愛爾福特綱領》雖然較之《哥達綱領》有所進步，但是仍然留下了重大的遺患。

在這方面，首先注意到《愛爾福特綱領》這一重大錯誤的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發言里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愛爾福特綱領根本沒有談到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歷史證明這并不是偶然的。當我們在1902-1903年制定我們黨的第一個綱領時，我們一直在借鑒愛爾福特綱領，而且普列漢諾夫，正是普列漢諾夫當時說得很對：‘不是伯恩斯坦埋葬社會民主黨，就是社會民主黨埋葬伯恩斯坦。’說這句話的普列漢諾夫特別強調的只是這樣一點：愛爾福特綱領沒有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踐上是膽怯地向機會主義者讓步。所以從1903年起，我們就把無產階級專政寫進了我們的綱領。”（《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35-236頁）

在這里，我想指出的是，載有列寧這一重要論述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獻》的《4關于加入共產國際的發言（7月30日）》在舊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里是收錄的，但是在新版即1995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里卻被刪除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載有如此重要內容的文獻怎么可以隨便刪除呢？是不是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做了手腳？希望中央編譯局能夠嚴肅查究此事，向讀者作出說明，并在將來出版《選集》時能將這一刪除的重要文獻予以恢復。

應該說，列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使他恢復了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這所閹割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給予了明確的定位，他提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頁）列寧的這一定位，和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是完全一致的。因為，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已經論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在經濟上分析過階級之間的關系，就是說，他們都承認階級斗爭，但他們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承認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承認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達到消滅階級的目的的人，也就是承認馬克思所加進的“新內容”的人，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否則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界限了。

不僅如此，列寧和斯大林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大豐富和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作為后起的中國共產黨，要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經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當然，學習要結合自己的國情，而絕不是彭、錢文章所貶低的“抄”或“照搬”。事實上，中國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方面也根本談不上“抄”。由于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資產階級還有一定的革命性，而在革命取得勝利時有些民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因此當時并沒有提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這怎么能夠叫做“抄”或“照搬”呢？只是由于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資產階級已經成為革命的對象后，人民民主專政才改稱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如此，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還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在1956年先后寫出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著名文章，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又怎么能說是“抄”呢？

其次，是關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和‘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的原則背道而馳”之說。

本文第一部分已經指出，所謂“科學與民主”本來就不是五四運動的“原則”；五四的精神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由于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發生的，也由于它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還由于它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啟蒙，并且還有無產階級的廣泛的參加，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一開始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所謂的“科學與民主”只是陳獨秀在1915年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提出的一個口號，五四運動發生后連他自己都沒有再堅持和強調，相反，他還說了許多與之相反的話。比如他在1920年11月7日寫的《<共產黨>月刊短言》中就說，“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什么勞動者選議員到國會里去提出保護勞動的法案，這種話本是為資本家當走狗的議會派替資本家做說客來欺騙勞動者的。因為向老虎討肉吃，向強盜商量發還贓物，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們要逃出奴隸的境遇，我們不可聽議會派的欺騙，我們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搶奪來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的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致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1頁）當然，當時還處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夕，陳獨秀的這些思想也還不能說是很成熟的思想，但是，他已經認識到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認識到“勞動專政”的必要性，則是應該肯定的。

至于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情況就更加能夠說明問題。在“一大”，提出了以“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和“聯合第三國際”為內容的“基本綱領”；在“二大”，提出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即革命分民主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兩步走”的思想，而在最高綱領里也提到了要“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在“三大”，主要是解決統一戰線和與國民黨合作問題；在“四大”則是解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五大”是在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后舉行的，大會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是沒有對其錯誤進行徹底清算，還繼續選其當總書記，因而未能在危急的情況下挽救革命；“六大”確定了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并且提出來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這以后，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發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根據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原理，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問題，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理論的基礎。但是，無論是在黨的文獻里，還是在毛澤東的著作里都沒有提出過什么“科學與民主”的口號，相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卻是越來越清楚，也路遠明晰的，而且關于在革命的進程中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也是非常清楚和明確的。在這種情況下，彭、錢在文章里提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和‘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的原則背道而馳”之說是毫無根據的。

彭、錢在文中還說什么“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領導決定拜列寧和斯大林為師，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取代了‘民主與科學’精神。”這更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毛澤東說，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拜列寧為師并不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而是早在十月革命的1917年就已經開始了。那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像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毛澤東、魯迅，哪一個不是以俄為師、以列寧為師啊？甚至中國革命的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革命搞了幾十年，最后也得出了“以俄為師”、拜列寧為“圣人”的結論。他說，“革命的始意，本來是為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殊不知所爭的是團體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個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國現在革命，都是爭個人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俄國七年前的革命，便徹底成功，這個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簡而言之，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打消無政府的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因為俄國有這種好主張，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力，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即使已越過出了一個革命圣人，這個圣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要革命黨要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革命黨因為集合許多黨員的力量，能夠全體一致，自由行動，所以發生的效力便極大，俄國革命的成功便極快。俄國的這種革命的方法，就是我們的好模范。”（《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09-271頁）

關于拜斯大林為師，那也不是始于“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列寧很早就逝世，斯大林長期擔任蘇聯當合國家的領導工作，對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毛澤東早在1939年12月20日寫的一篇文章中就說過，“現在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受難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頁）聽起來這些話似乎有一些溢美的成分，但是，只過了一年半時間，這些話就受到了歷史的檢驗。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棄義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發動了對蘇聯的戰爭，氣勢洶洶，不可一世，但是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英勇頑強地打擊侵略者，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打敗了德國侵略者，迫使其投降，并且在三個月后又出兵東北，消滅了日本的精銳部隊關東軍，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問題當然不僅是戰勝了德日法西斯，問題還在于，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僅用十幾年時間就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強國，成為一個具有強大國防、高度科技和高度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連當年揚言要把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里”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對他畢恭畢敬，佩服得五體投地。如果斯大林不是一位世界級的偉大人物，沒有超凡的人格魅力，這可能想象嗎？

復次，是關于所謂“我黨取得全國政權的第一天，更確切地說是進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發表宣告，將近代民主與科學的發源國家列為敵性國家”之說。

這樣說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進北平城的前夕”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向全世界發表宣告”的？彭、錢的文章都沒有明說。我們知道，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是1949年3月23日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的，到達北平的時間是25日清晨。在這之前，中共中央從3月5日到13日舉行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3月5日所做的報告中說，“舊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徹底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使得帝國主義者極為仇視這個革命，竭盡全力地幫助國民黨。這就更加激起了中國人民對于帝國主義的時刻的憤怒，并使帝國主義者喪失了自己在中國人民中的最后一點威信。同時，這個帝國主義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長了。所有這些情形，使得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頁）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進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發表宣告，將近代民主與科學的發源國家列為敵性國家”吧。

顯然，把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說成是“將近代民主與科學的發源國家列為敵性國家”是完全錯誤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百多年，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直到最后幫助國民黨反動派打內戰，難道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什么“近代民主與科學的發源國家”嗎？應該說，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目標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經確立，又怎么能說是到1949年3月才“宣告”的呢？

在這個問題上，彭、錢的觀點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和一些愛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也是大相徑庭的。1949年4月20日，正當我解放軍準備橫渡長江之時，英國的紫石英號等軍艦進入長江的解放軍防區，人民解放軍對其進行了炮擊。這件事曾使當時還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的中國化學家傅鷹教授激動不已，他感到中國人真的站起來了。正是這件事的鼓舞決定了他毅然回來報效祖國。相比之下，為帝國主義唱頌歌的彭、錢二位難道不感到羞恥嗎？

當然，也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極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頁）但是，帝國主義國家并沒有和我們建立這樣的關系，他們對我國實行了封鎖禁運的政策。可見，并不是中國采取了敵視帝國主義的政策，而是是帝國主義國家實行了敵視中國的政策。這里的是非也是很清楚的。

最后，是關于所謂“將民主、人權、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斥之為西方資產階級獨有的毒品，在中國必須消滅于萌芽之中。這種決策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論證，又沒有經過民主討論，屬于個人拍拍腦袋就說了算的典范”之說。　　

其實，對民主、人權之類所謂的“近代文明的核心價值”進行批判并不是什么哪個人“拍拍腦袋就說了算的”，而是自馬克思恩格斯以來所有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在做的事情。筆者對此在其他文章里已有不少引述，這里就不重復了。問題是，彭、錢二位作為40年代就參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長期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工作，竟然對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理論如此缺乏了解，這是很讓人感到吃驚的。

彭、錢的文章還說，“從1957年夏天開始，接踵而來的一系列反右政治風暴，為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唱贊歌。一場如實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清醒前進的歷史機遇就這樣擦肩而過，從而切斷了一場新中國的思想啟蒙，中國又回到了一輪又一輪的愚昧時期。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強調在中國‘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能丟’。全國鴉雀無聲。”

看來，作者對無產階級專政十分反感，十分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實，哪個國家沒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分？哪個國家的統治階級能夠沒有軍隊、警察、法庭、監獄這樣一些專政工具？沒有這樣一些專政工具，統治階級就可能被推翻，就不能實現自己的階級統治。可以說，這已經是一個常識性質的問題了，為什么還認為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不能運用自己的專政工具對那些敵對的勢力實行專政呢？當帝國主義要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被打倒的階級要恢復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時，我們怎么可以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呢？毛澤東說“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能丟”，鄧小平說“老祖宗不能丟”，因為他們很清楚，丟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丟掉了無產階級專政，革命先烈和廣大人民群眾通過長期流血犧牲和艱苦奮斗所獲得的一切勝利果實就會付之東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保證。1949年8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百皮書，說什么“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毛澤東曾針鋒相對地說，“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個寶貝。”（《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頁）鄧小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有一條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1993年9月16日，他曾對其弟鄧墾說，“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頁）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絕對不容否定，也絕對否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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