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信仰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
顧凌英
改革開放以來，“傷痕文學”逐漸成了社會上時髦的風景，這樣的回憶錄、電影、小說一時充斥了中國的文藝市場?；仡櫸业慕洑v倒也有寫“傷痕”的資格，因為我的爸爸曾經是1957年《人民日報》點名的“大右派”，是“王造時、顧執中、陸詒反黨集團”的三者之一。我也成了當時全校反右中最主要的批判對象，過了八年有些糊涂的日子；文革時又在初期被打成了“反革命”，也是到1979年隨著父親的平反，1957年的“問題”才算得到了正式的解決。但是我能寫的卻完全不是“傷痕文學”，恰恰相反，如果不是黨多年來對我的耐心培養和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我就不可能經受住歷史對我的考驗，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我，這當然與我參加革命之后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在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就有同志鼓勵我，希望我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但是我一直下不了決心。在中國一百年來被侵略的歷史中，尤其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值得回憶和記錄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太多了，我這樣的“大海之滴水，沙漠中粒沙”的經歷有什么可寫的呢？加之多次的搬家，歷史的資料已經不存，回憶不可能完全準確、生動，覺得要寫好這篇文章困難很多，所以一直以來沒有動筆。如果說它還有什么值得寫的意義的話，那就是為了紀念那些在我成長過程中，曾經大公無私，默默無聞，為了我們這代人的成長而埋頭工作的許多黨的領導和同志們，沒有他們無私的辛勤工作，就沒有今天我的成長，也不會有我們偉大共和國的今天。他們是不應當被歷史忘記的，我懷念他們，尋找過他們；對他們的紀念，也許就是我寫自己經歷的唯一動機吧。
說起來我是很幸運的，在我16歲參軍之后，至少有五年是在黨的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教育和培養之下幸福而愉快地度過的，特別是在南京的軍委第三通校三大八中和九中一年半的學習生活和后來在萊陽軍分區政工科一年的生活，為我打下了在考驗中走上正確人生道路的基礎，就像《紅燈記》中，李玉和“臨行”前，喝的“一碗酒”一樣。但是一個人真正的覺悟是不容易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F在回憶起來，在軍委第三通校三大八中和九中接受的教育中至少有三點是決定我終生做人的原則的。
一、做一個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的人
在1950年抗美援朝熱潮中，我們報名參軍的上海各中學15——17歲的學生陸續分別走上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我們這一批學生在1951年的1月10日集合起來坐上了火車，到了南京的華東軍區通信學校(不久改為軍委第三通校)。在軍校最初的一年半，對于學員的來信，中隊部是可以公開拆開看的，關于這件事當時我認為，我們參了軍就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員，部隊需要了解我們，而我們個人對黨和人民解放軍以及部隊的同志之間是不應該也不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隱私”的。
在接連兩個星期六下午班里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生活會，又經過一段共同的集體生活的基礎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進步生運動”之后，黨對我們，我們同志相互之間一般來說，都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團結的基礎就更加牢固了，這種基礎是這樣產生的。
在部隊軍事化的、民主的集體生活中，除了早上跑操，進行軍事課目的操練之外，吃完早飯，就是六個中隊集中一起聽大課或以班為單位的集體討論?，F在的學生對“聽大課”這個詞的感覺也許與我不同。而我當時對這樣的集體大課和集體討論相結合的學習方式也是感到很新鮮而神奇的?，F在回憶起來，一般是上午聽了大課，下午在班里小組討論，晚飯后就是大家散步、談心、自由活動的時間了；每一餐吃飯前是我們集合學歌、唱歌的時間。晚上班長和班副去隊部匯報，校方在收集了大家學習中的問題之后，在聯系思想實際的基礎上，就可以有針對性的講好下一次大課，這種理論聯系學員思想實際的學習方式，是生動而有趣的，是人人自覺參與的、民主、活潑的，何況我們還有豐富的文體生活相配合，作為補充呢！它的效果反映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十分顯著的。我對這樣的學習生活很感興趣，非常投入；而且看來絕不是我一個人，大家都是這樣，因為在半年后，運動結束時我只是被評上了一個三等“進步生”，可見當時比我收獲更大的同學有許多；而在我們一年半后將要提前畢業離開學校時，我們同學自編自演、生動地反映我們這一年半學習生活的精彩話劇的編導和演員，他們的體會肯定要比我更加深刻、系統。
由于我出身于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家庭，對這種與舊學校不同的教育指導思想和方法，可能會比一般同志感觸更深一些。我的曾祖父本來是上海農村的一個手工業者——木匠，他讓我的祖父念了書，祖父就成了“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舊中國的一個失業知識分子，為躲債從老家南匯縣搬到了上海。到了上海還是失業，只能靠我祖母幫人家洗衣服和典當東西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我父親是他們的大兒子，他的小學是我祖父自己教的，而中學的六年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在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宣傳中，祖父信了基督教，父親才有機會進了帝國主義的教會學?！獤|吳中學。在這六年中因為家境貧寒，父親每年都以全校第一的成績，爭取到了免除全部學雜費，還欠著父親的一頓飯費的獎學金，以取得他這個來之不易、寶貴的學習機會。他以這種拼命的精神和努力，讀完了他的高中課程，當學校決意保送他上東吳大學的時候，他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而拒絕，去找工作了。在他28歲，當了上?！缎侣剤蟆凡稍L部主任的時候，他創辦了上海民治中小學、民治新聞?？茖W校和民治補習學校。讓他的父親、妹妹、弟弟都有了當教師的就業機會，也為他的《新聞報》“采訪部”不斷的輸送著新聞人才。當時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聽到學生和老師叫我祖父為老顧先生、我叔叔為小顧先生、我姑母為女顧先生，而我的哥哥、姐姐、我和弟弟也都先后成了這所學校的學生，我的家就在這所學校中。
雖然在六歲的時候我母親不知用什么方法讓我已經讀到了三年級，但是在1940年之后由于我父親被日偽通緝暗殺受傷逃到重慶之后直到抗戰勝利，我又過了五年顛沛流離的失學生活，直到1946年初回到上海才繼續我的學業，當時是從五年級的下學期開始的，所以我對學校生活的印象，主要是在這一段時期形成的。
我總的感覺是解放軍的革命大學校，比我父親辦的學校和一切舊學校培養人才的辦法要高明許多，只能用“神奇”這兩個字來形容。如果一定要將它們進行比較，可以說資產階級的一般學校，雖然比起封建私塾，教育的成就和規模要大得多，需要很大的校舍，許多工作人員和老師，但是教育出來的合格人才，在解放前卻是寥寥無幾；而毛主席創辦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抗大式的學校，工作人員雖然很少，但是對學員的培養和關心卻很全面。我們學校有校本部，下設四個大隊，大隊相當于分校，設在幾個地方，除非有全校的活動，才會聚在一起。以大隊為單位有三個到四個中隊，中隊有三個排，共144個學員，中隊部就是隊長、指導員，三個區隊長(排長)，有時還有一個青年干事或文化教員什么的，也就五六個人，不顯山不露水的就把這一百多號人的生活、學習等等一切都包下來了，輕輕松松的就管理得井井有條了；就把我們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完完全全體現在我們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形成了毛主席倡導的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使大家在愉快和幸福的生活中日新月異、飛快的不斷成長，這難道還不神奇嗎？
現在想來，它的“神奇”，主要是充分地調動了學員的自豪感、上進心和積極性。“存在決定意識”，人民解放軍供給制平等、一律的集體生活形成的革命大熔爐，就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者必要的物質前提；再與“一般與個別相結合”唯物辯證的合符思維客觀規律的、先進的科學教育方法相結合，必然就會收到很好的實際效果。具體來說，譬如用上大課來解決一般的普遍存在的思想和理論問題，在此基礎上再以小組討論和個別談心解決每個人特殊的個別問題，其中帶有普遍典型意義的還可以再回到大課上更生動地來教育大家，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地在短時間內培養出大批有覺悟的、合格的革命人才的目的，這不能不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在教育領域一個偉大的創舉。
尤其讓我感動的是，體現在學校教育思想中的，黨的那種“五湖四?！备脑焓澜缢蚺业臒o產階級豪情和胸懷。我們這批從上海參軍的學生，出身非勞動人民家庭的也很不少，其中也包括我在內。黨對所有學員是一樣的關心、愛護、培養，其中不少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員，當了班長、班副、團支委，評上了一等、二等進步生，成了學校的骨干。經過了半年的政治學習，大家的階級覺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們大多數人，都進入了業務技術學習的階段，向著做一個“紅色報務員”的方向前進。學校在生活上、政治上對每一個學員無微不至的關心、愛護、耐心教育和善于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使我們學校朝氣蓬勃、人才輩出，我感到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生活，以致參軍后直到畢業，從來也沒有想過家。連剛參軍時曾開小差，被截回來的同學，在一段生活之后，也都不再愿意離開部隊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一步。
記得參軍后的第一堂課就是我們的校長——長征老紅軍郭季田同志為我們講紅軍艱苦奮斗長征精神的光榮傳統。在學習了一段時間的中國革命問題的基礎上，開展了“進步生運動”，學習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對自由主義》等文件，并以充分的時間，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初步的總結，通過班里同志們生動、有趣的民主討論，找出每個人在過去生活中形成的主要思想，提高對自己的認識，在認識自己和幫助同志的過程中，使全班同志的思想覺悟有了一個飛躍式的提高。
這一次聯系自己思想實際的學習，雖然是非常初步的，但是對我來說卻是非常重要的。是我第一次用一種革命的、客觀的態度來勇敢地審視自己和自己出身的家庭，初步認識到自己思想和革命要求的差距，認識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為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指明了方向。現在想來，這個學習最重要的意義，還不在于當時對自己提高了多少認識，而更在于使自己形成了一種襟懷坦白、表里如一的對同志和對黨坦誠的、無所隱瞞的革命者的敢于面對自己缺點、弱點和錯誤，依靠黨和革命集體的力量來改造自己的無產階級應有的自我革命的勇氣和胸懷，正是依靠了這樣的生活態度，我經受住了反右的考驗。
反右對我來說的確是我一生中一次最嚴重的考驗，也是真正觸及我靈魂的一次深刻的教育。過去歷次運動，譬如在部隊學習期間1951年的“鎮反”，1952年的“三反”，以及在國家機關經歷的1955年的“肅反”，雖然經過運動思想水平會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不是運動的對象和重點，思想的觸動不會很大。1956年國際、國內形勢都比過去復雜，我們學校思想也比較混亂，還產生了學生罷課的情況。在1957年初，我從一個處長那里看到了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報告的油印本，覺得毛主席非常正確地分析了當前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性質，尤其符合我們學校的實際。所以我一直認為《人民日報》“五一”社論，提出的“整風”是解決我們學校各種內部矛盾的正確方針，但是我們學校并沒有整風。當反右開始，《人民日報》登了我父親為反黨集團之后，我們學校當時的副校長張錦城同志就對我說：“你是右派，是我們的敵人?！边@時候，我才大吃了一驚，立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知道自己不是右派，我從來也沒有說過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錯話，我也永遠不可能會站在黨和自己革命同志的對立面。但是面對這樣的局面，我該怎么辦呢？如何才能讓黨和同志們了解自己呢？
我參軍以來是有寫日記的習慣的，而且一般都是記自己看不慣、想不通的人和事，尤其是這一年半以來，但是不管如何，這都反映了我自己當時一部分真實的思想，我是唯物的，相信自己既然不是右派，那么不管日記里反映出我有多少錯誤思想，也不可能證明我是右派；而自己的錯誤思想，就讓它拿出來見見陽光吧，我認為在當時惟有以革命者對黨忠誠的立場才是正確的態度。我決定把我寫的記錄我最近一年半思想和生活的一本日記交給組織，幾天之后我又把我在部隊四年中寫給家里的全部書信交給了組織(感謝我的母親，把我從1951年到1955年寫給家里的書信全部保存到1957年)。除此之外，由于在巨大的外因條件壓力面前，給了我檢查和戰勝自己錯誤思想的決心和力量，思想有了一個飛躍，寫出了一份真正觸及自己靈魂，解決自己根本問題的檢查，這可以說是我在反右中的最大收獲。
因為我沒有什么錯誤言論，據當時的學生政治輔導員講他去學生中收集材料，兩個年級的學生，卻并沒有一個學生提供我的材料。因此理所當然的日記就成為批判我的主要“靶子”了。日記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都看到，因此必須把需要批判的內容進行摘錄，這里免不了會有曲解和斷章取義的情況存在，這是我感到委屈的，本來在正常情況下也是可以申辯的，但是在“馴服工具論”思想的影響下，我只是采取了沉默，覺得“不應當與群眾和組織對立”，而且我還有一種矛盾的心情，反而擔心有人因同情我而影響他們和黨的關系，影響黨的威信，所以也主動疏遠了平時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我這個人本來是最怕孤立的，在家里上學的時候就是因為怕同學說我是“校長女兒”，所以學習特別用功、遵守校紀、和同學搞好團結，所以從來沒有同學在背后議論過我，這一次是免不了我要經歷自己徹底被孤立的考驗了。
回憶當時的批判，印象較深而想不通的主要有兩點：1，有人認為我熱衷于“整風”，而“積極要求整風就是右派”；2，在我的日記上反映出我對四位黨員有看法，有人認為：“對黨員有意見就是反黨”；據此就要把我定為右派，我記得召開過一次團支部大會，討論開除我的團籍，我在會上表示堅決不同意。當時我想正因為我是一個共青團員就一定要堅持真理，不論什么壓力下都不能對黨說假話。這樣直到1958年初，為我召開了一個全校大會，在會上副院長張錦城同志給我做了“個人主義”的結論，沒有把我定為右派，后來給了留團察看一年的處分，我的問題至此告一段落。
提到我之所以沒有被打成右派，現在想來要感謝張錦城同志，在這個學校，他算是和我接觸比較多的領導了。1956年初，我從勞動部來到學校之前，沈海亭處長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想去學校做什么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希望能象當初部隊的指導員和區隊長那樣去做好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到了學校，東北的校領導和學生還沒有來，但是從各大學畢業分配的老師已經來了，而校領導中也就是張錦城同志已經調來了，他就讓我幫他組織老師們學習；給大家辦醫療證等等，基本是做了校辦公室的一些事。后來東北的一攤人馬到了北京，大家各就各位，我就和原來東北的兩位同志一起作學生的政治輔導員兼搞團總支的工作。而這時張錦城同志就負責辦“師資訓練班”去了。當1956年我們學校學生罷課的事件發生后，勞動部就派了一個工作組到我們學校來了解情況，當時由于我是做學生工作的，對這方面的情況了解得比較多，而我與部里的同志也比較熟悉、隨便，因此當他們向我了解情況時，我就把自己的看法和了解的情況無保留的反映給了他們，當時談的什么，后來卻一點印象也沒有了，可見并沒有認真想過?？赡芫褪沁@樣無形中得罪了校長了吧，因為不久他就下令把我調到師訓班去當秘書干事了。但這時我與學生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對家在北京的學生進行家訪時，發現一個學生家里非常困難，爸爸是失業工人，正在以工代賑修馬路，媽媽還在生病，回來后我給了他一塊錢路費，讓他假日回家去看看；學生鬧情緒，不去吃早飯，我就把早飯端來他的宿舍，做他的思想工作；還請他們的實習老師——一個八級老工人，給學生講他在舊社會當學徒的苦難生活與今天學生的幸福生活進行對比，以解決學生認為中學生當工人屈才的思想問題。從早晨起床、做操到早自習，一直到息燈，我時刻都關心著他們，終于把作為好學生的學生干部和“壞學生”團結到了一起，讓“壞學生”參與班里的讀報，讓他們關心班集體的工作，使他們也有了上進的信心和勇氣。工作剛剛有了點起色，就要我離開他們，我想不通。我上繳的這本日記，就是他們以全班的名義在我離開時送給我的，我挨了批判還不知他們怎樣來判斷是非，會不會引起他們思想上的混亂，這些擔心時時榮繞在我心頭，也是在反右中我的苦惱之一。
到師訓班當秘書干事，就是在張錦城副校長辦公室干一點雜事，我當時覺得干這些事務性的工作，自己不會有多大提高，情緒就是不高，思想還沒有想通。但是在他的領導下，教師們經常和他說說笑笑很融洽，也很愉快；他給學生講課，我去替他倒茶水，聽他講到批評和自我批評，他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都是毛主席的話，我聽了感到很親切。在暑假前各地的師資都要回原單位了，我去給他們買火車票，這種工作我過去從來沒有干過，又辛苦、又繁瑣，結果還賠了錢，我心里很窩火。他知道后一定讓我把賠的錢報銷，我耍小孩脾氣偏不肯報，他苦口婆心，再三的做工作，直到我同意為止，這是一個多么耐心、多么關心同志的好領導?。∷援斘衣牭剿f我是敵人的時候，我該是多么的傷心和吃驚了。
在反右中我寫的檢查，主要是檢查我調師資班鬧情緒的思想根源。過去我一直認為自己16歲參加革命后在黨的耐心教育下，把革命英雄人物作為自己人生的榜樣，把保爾柯察金的“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作為我的座右銘，七年來我的覺悟不斷提高，到學校后工作也很努力，自己還有點驕傲自滿，自以為自己人生觀的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在反右中認識到自己念念不忘的還是自己個人的發展和提高，把它放在革命利益之上；而我所敬仰的革命英雄的特點恰恰是“忘我”。從這里我認識到我的人生觀還沒有從個人主義根本轉變過來，這就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我想正是由于向組織上交了自己的日記和我對自己作了實事求是的比較深刻的自我檢查，加之我在部隊四年寫給家里的信，都足以證明了我的革命者的立場；更是因為關心同志政治生命的張錦城同志的努力和上級勞動部對我的了解，使反右中對我的處理，最后堅持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我上繳的那本日記還我之后，我還曾經先后給過我的兩位老戰友看過，他們看后也認為“有點個人主義”，和組織對我的結論基本一致。
反右之后，我致力于自己思想的改造，對于學校的大事關心就很少了，記得在1962年的一天，我正在圖書館，已經忘了是誰來通知我們，說：“張錦城同志得了胃癌(這時他已調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在醫院，圖書館的同志想去看他可以今天下午去?！碑敃r就有一些同志去了，我猶豫了一下沒有去，不久他就去世了，就這樣我失去了看望他最后一面的機會。
在反右中，并不是所有的領導都與張錦城同志一樣關心青年同志的政治生命的。反右中的一次學校的全體大會上，一位校領導就不負責任地說：“顧凌英完全和他的爸爸一樣反動。”我當時聽了就覺得他不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的。且不說我爸爸的思想究竟是怎樣的，至少我和爸爸差了35歲，完全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劇烈變化著的歷史時代，我們的成長道路和思想怎么可能完全一樣呢？我生活在黨的領導下，成長在毛澤東時代，黨和人民無私的撫養培育我們，許多老黨員為培養我們付出了多少辛勤勞動和心血，才使我們走上了正確的人生道路。這些人他們自己不做這樣的工作，卻不負責任輕輕一句話，就把別人幾年、幾十年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一筆抹去了；話聽起來似乎很革命，實際上距離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是多么的遙遠??！還有一位校領導，在反右中看了我的檔案，對我說：“1953年你的鑒定上說你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本質沒有根本改變，其實是資產階級本質沒有改變。”他的話使我回憶起了在山東萊陽軍分區政工科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正是在我將調離分區去濟南學習的一天上午。黨支部的三位支委來當面給我做政治鑒定，征求我的意見。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但是我認為這很符合我當時的實際，組織上是很了解我的，我也是心服口服的，所以我表示了同意，這也使我更加明確了自己思想改造的方向。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特點是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環境造成的，這符合我過去的生活和思想實際，畢竟到1953年我參加革命僅僅三年，還不到20歲。到了1957年我參加革命已經7年，我也已經23歲了，不從我1957年的思想實際出發，怎么可以用一句話就否定了1953年組織上這樣負責的給我做的政治結論呢？對比之下，他們對同志的政治評價是多么的輕率，對前面同志的工作又是多么缺乏尊重啊！
應當說反右之后我的處境客觀上是很有利于我思想的徹底改造的，個人主義的前途已經堵死；而與工農相結合的大門卻敞開著，對于我來說不是如魚得水嗎？由于在運動后期我得了腸結核正在病假中，可是在1958年全民大躍進的熱潮中，我僅僅休息了三個月，就再也休息不下去了，我找到了院長要求分配工作，于是我就到了校辦工廠，在廠部計劃組當了一名統計員，進入了一個新的溫暖的大家庭。從1958年到1961年3月我是生活在工農和工農干部中間，得益匪淺。其中1959年4月到1960年一月是在北京郊區房山縣的一個山區下放勞動，這里也有許多有趣而動人的故事。1961年三月工廠精簡我被調到校圖書館，這時我們學校和勞動干校合并已經成了大學了。
在反右后的八年中，無論在工廠、農村、圖書館，基層的領導和同志們對我是肯定的，其實這樣不就可以了嘛。但是我卻天天盼望著學校的黨和領導了解自己，承認自己，可是盡管我百般努力，經常向當時的黨總支匯報思想和談心，就是改變不了他們對我的“成見”，我因想不通而苦惱，現在想來我真正的苦惱，完全是因為自己的不覺悟。實際上應當說當時的總支書記對我不能說是不了解，或是沒有條件真正了解我，因為在1959年下放時，她就是帶隊的大隊長，還和我生活、勞動在一個小隊，在她手腕摔傷骨折后，我還專門被調去為她做飯照顧她的生活。五年來，我們的談心次數也數不清了，可是我和她每次談話之后，總好像是被一盆冷水當頭潑下來，讓你幾乎喪失全部前進的信心和勇氣，因為她的態度，始終從根本上不是鼓勵你改造思想走黨所指引的道路，而恰恰是根本不相信：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即使是立場問題，也是可以轉變的。她就是認定你是資產階級永遠不準革命。她的這種態度，我當然是不會同意的，我想：參加“革命”的權利還可以壟斷？除非是魯迅筆下的趙太爺了，而趙太爺自己恰恰是不革命的。我想不通的是，為什么她與我曾經接觸過的許多黨的領導都不同呢？好像永遠只是相信一個固定的“觀念”，或許這是一個上級領導給她的“觀念”，所以不能隨便放棄吧！而她從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管你在她面前的實際思想和表現如何，她都視而不見；她是那種先入為主，只唯上，不唯實的人，但是黨內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干部呢？她與我過去所熟悉的黨員干部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同啊！反右后我是接受了反右中關于對黨員認識的批評的，但是在現實中我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F在反過來想，那些年我也是用著一個自己心目中的“黨員領導”的“形象框框”和標準來“套”一個實際存在的“她”，也是一種主觀主義先驗，所以才會想不通。在現實面前，就是為了承認這個現實，我整整用了八年的時間，還是沒有覺悟過來。
在文革中，我又一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就是因為對工作組主持的選舉教務處文革人選有不同意見，現在檢查起來，自己也有做得不妥當的地方，但是絕對扯不上會有“敵我矛盾”的性質。從這里可以看到，當時的工作組作風有多么的專橫！而他們對于劃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時又是抱著多么不負責任的輕率態度。我當時心里相當苦悶，這種做法，和反右當時非常相像。就是一方面號召群眾積極參加運動，可是群眾響應黨的號召，剛剛動起來，就被當作敵我矛盾，被打了下去。這和我在部隊時黨對群眾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記得在1966年7月14日那天，我實在太苦悶了，一個人跑到北海，坐在長廊上冥思苦想，就是想不出是怎么回事。特別是對我自己，參加革命那么多年，自己一直是按黨的要求來做的，反右以后又認真地繼續堅持世界觀的改造，黨組織對自己總該有一個基本的估計吧，為什么平時交換思想時，組織上也沒有對自己提出過什么問題，可運動一來，就變成了“敵我矛盾”了呢？黨如果是這樣處理問題，它的英明又體現在什么地方呢？我思來想去就是想不明白。直到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發表出來，我的問題才得到了答案。毛主席說：“資產階級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的這句話，也就為我在反右中的罪名徹底平了反。既然資產階級在黨內，主張進行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就是正確的了，也就談不上是“右派”了。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不僅把我從工作組無理的專制壓迫下解放出來，而且也為我解除了反右的包袱。我遵循著毛主席的教導，以后的人生道路就更加明確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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