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黑的毛澤東

抹不黑的毛澤東

　羅四夕　　

不少領導人，人一死“茶就涼”，有的領導人還沒有死，一下崗“茶就涼”了。毛澤東逝世近33年了，不但沒有涼，而且還不斷升溫，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真奇怪！　　

更奇怪的是，毛澤東逝世后還尸骨未寒，就有人下定決心要抹黑毛澤東，不抹黑毛澤東他們死不瞑目。但是，他們抹了33年了，毛澤東不僅沒有黑，而且還更加光彩奪目。相反，那些抹黑毛澤東的人自己卻漸漸黑了。　　

這個奇怪的現象，很值得人們思考。我的初步思考是：一是用來抹黑毛澤東的“涂料”是假冒偽劣產品，經陽光照射和風吹雨打就土崩瓦解，灰飛煙滅了；二是貨比貨，人們常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三是毛澤東是珠峰，有幾只蒼蠅，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在珠峰上面拉幾次屎，撒幾次尿，是無損于珠峰的高大形象和巍峨的。下面我就從這三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抹黑毛澤東的“涂料”是假冒偽劣產品。　　

有的抹“涂料”的人本身就是冒牌貨，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就是個冒牌貨。葉永烈著的《毛澤東的秘書們》中，用放大鏡和顯微鏡都找不出“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無人認可李銳是毛澤東的秘書。　　

實際情況是，1958年1月20日左右，在南寧會議上， “散會前，毛澤東指著他說：你當我的秘書，需要這樣的秀才。李銳忙道，當不了，水電業務忙得很。但毛澤東卻不容他推辭，說：是兼職的嘛。”（吳曉梅、劉蓮著《毛澤東走出紅墻》29頁）但到1959年8月11日，這個兼職秘書就被開除了。因為，毛澤東在這天的大會上，十分肯定地說：“李銳不是秀才。”（毛澤東把他的秘書通常戲稱秀才。說李銳不是秀才，也就是說李銳不是他的兼職秘書了）　　

毛澤東為什么要開除李銳這個兼職秘書呢？因為李銳的人品不好。從李銳著《毛澤東的秘書手記：廬山會議實錄》中就能看出他的品質不好。從書中看出，毛澤東在日理萬機中，從7月11日到7月30日，三顧茅廬向他和周小舟等人談心，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誠懇接受他們的批評和建議，把他們當成知己，并請他們吃飯喝茅臺酒。李銳自己說：毛澤東給他們“如此長談，而且有些話可以說是‘知心話’、‘私房話’”。而他們卻陽奉陰違，欺騙毛澤東。李銳七月30日，給毛澤東的信中最后說：“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實，愿受黨紀制裁。”毛澤東看了信很高興，并把信送與常委看。但后來事實證明，李銳的信全是欺騙，李銳自己也供認不諱。　　

當了十九個月的兼職秘書就被開除了，怎么還有資格以毛澤東的秘書身份到處說事呢？這難道不是招搖撞騙、假冒偽劣嗎？他一方面利用毛澤東的秘書這個光環來抬高自己的身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騙取人們對他胡言亂語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他又不斷抹黑毛澤東。這種人難道不可悲、可恥嗎？一旦人們知道“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本人就是個冒牌貨，人們還會相信他們那一伙人的謊言嗎？　　

他們那一伙人抹黑毛澤東的一個重要假冒偽劣“涂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把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沿”。　　

這個假冒偽劣“涂料”一出現，當時人們就百思不得其解。在國內國外極其惡劣條件下，經過短短的二十七年，毛澤東把一個“一窮二白”的舊中國，建成一個具有完整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新中國。還有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海；石油從幾乎全部依賴進口，達到全部自給，而且還有少量出口。毛澤東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毛澤東逝世后，中共中央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的，怎么后來又變成了“把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呢？　　

毛澤東逝世時，中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財政不僅沒有赤字，而且還有節余，銀行也沒有呆賬，物價穩定，沒有通貨膨脹，社會上的丑惡現象極少，沒有搶劫，社會秩序安定。如果是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沿，那社會還能安定嗎？　　

他們要抹黑毛澤東已成為一種嗜好。如辛子陵先是在《毛澤東全傳》第四卷里想盡量抹黑毛澤東，沒有達到他的目的，人們沒有隨他的意志為轉移。后來他又寫了《紅太陽的殞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上下卷來抹黑毛澤東，結果還是沒能抹黑毛澤東。這本書在香港出版，一傳到北京，就受到人們群起而攻之。于是他又編造一個“天方夜譚”來，就是“1974年4月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有三萬八千美金”，“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他用這個謊言來證明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　　

這一謊言又遭到喻權域的徹底揭露和批判。　　

喻權域說：“近日讀到《辛子陵在〈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的發言》，不禁火冒三丈。辛子陵又編造出新謊言來四處散播，而且更荒唐，更離奇，必須盡快批駁，以免謬種流傳。”　　

辛子陵的謊言是：“由于長期的所謂‘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連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學與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座談，跟他們講了一件真實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聯合國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我國派出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去紐約。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要用美元。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找出多少錢呢？找出來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是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鄧小平帶著中國國庫中美元儲備的全部家當，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后來鄧小平團長把他的全部個人經費作為小費給了酒店的服務員，他回家只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塊巧克力。……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你們說文革是不是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家聽了很信服。”　　

喻權域說：“1974年的辛子陵（宋科）并不在黨中央、國務院工作，與外交部、財政部更不沾邊。他講的這一大段奇聞的出處何在？依據何在？他一字未提。　　

“其實，稍有歷史知識、國際知識和財經知識的人，一看那個《發言》就知道，辛子陵所講的‘一件真實的事情’，是辛子陵憑空編造的一個新謊言。　　

“早在　1971年10月25日　，聯合國大會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票通過決議，驅逐蔣介石集團的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十五天后（　11月9日　），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就乘飛機離開北京去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常駐聯合國總部。與此同時，新華社組建了擁有十來名記者、編輯和工作人員的‘新華社聯合國分社’，常駐紐約。第一任分社社長是新華社國際部的名記者張海濤。（他于80年代回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現已離休在家）　　

“由于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工作繁重，而且經常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來訪，交流情況，商談工作。所以，中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的工作人員相當多。我國代表團到聯合國總部不久，就開始購建辦公樓、宿舍樓和家屬院，擁有自己的汽車隊，辦起了內部食堂。為了便于招待外賓，食堂里配備了從國內選調去的高級廚師。　　

“鄧小平副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去紐約出席聯合國特別大會，是在兩年半之后（　1974年4月6日　）。我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的各項設備都已齊全，連新華社聯合國分社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設備。　　

“當年常駐聯合國從事采訪報道的新華社記者都知道：鄧小平副總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一到紐約，就住進了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那幢大樓（鄧小平住的是一個大套間），在代表團的辦公樓辦公，在代表團的食堂吃飯，并在那個食堂宴請來訪的各國友人。辛子陵說‘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純粹是辛子陵編造的謊言！　　

“在本機關、本單位的食堂里吃飯，要給服務員付小費嗎？這樣的怪事誰見過！？辛子陵如此胡編亂造，實在可恥！　　

“辛子陵說，鄧小平回國時，窮得‘只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快巧克力’。這也是荒唐之言。當年的代表團人員和隨團采訪的新華社記者都知道一件趣事：鄧小平回國時途徑巴黎，用自己的錢在巴黎買了一百個牛角酥（巴黎小吃）。飛機到達北京，發現周總理親到機場迎接，鄧小平當即取出牛角酥來請周恩來等同志品嘗。　　

“這里再簡單談談我國的對外貿易、外匯儲備和外事經費情況。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學貫中西”、眼界開闊而又腳踏實地的先進人物，一貫重視國際交往活動，因而也重視外事經費的籌措。早在日本投降之時，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選調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共產黨員，在香港辦起了華潤公司、五豐行等等（統稱“中資公司”），賺取外匯（港幣、英鎊、美元）作為黨的活動經費。　　

“那年頭，在蔣管區發表反蔣言論、從事反蔣活動，受到國民黨軍統特務追捕或監控的文化人、學者專家和民主黨派人士，常由南方局領導的地下黨組織設法，把他們送到香港去避難。他們在香港的生活費用，大都來自我們共產黨辦的中資公司，并沒有‘缺乏外匯’。　　

“1949年淮海戰役之后，蔣介石的敗局已定。我們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商量，決定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我們黨的地下組織幫助民主黨派人士從南京、上海等地前往香港，再由香港乘飛機或蘇聯輪船去華北、東北的解放區。他們的交通費、生活費大都來自我們共產黨在香港辦的中資公司。從來沒有因為‘缺乏外匯’而誤事。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美國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國的全部公私財產，并禁止在美國注冊的船只開往中國。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非法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從那以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嚴格的封鎖禁運長達二十年之久。（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98頁）　　

“那二十年間，我國的對外貿易是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有兩個重要渠道：一是通過香港出口、進口；二是從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一年兩次“廣交會”，吸引了大量外國來的商人，把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禁運打開了一個大缺口。我國從對外貿易中所得的美元、英鎊，除去開支（包括外事活動的開支），還有不少節余。這些節余（即外匯儲備），一部分存在香港的銀行里，大部分存入瑞士的銀行。一來是為了“保險”（瑞士的銀行不聽美國政府指揮，不會侵吞或凍結中國的存款），二是可以得利息。　　

……　　

“進入70年代，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加快。1970年，達到45•9億美元。1971年，由于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特別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增長更快。1972年上升到63億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長74%，達到109•8億美元（其中，進口51•6億美元，出口58•2億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長32•7%，達到145•7億美元。（見《陳云傳》第1407頁，第1433頁）對外貿易的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占75%，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進出口只占25%。（見《陳云傳》第1406頁）　　

……　　

“1973年7月，即鄧小平率團去聯合國開會之前九個月，陳云找財政部、外貿部和銀行的負責同志談話：‘目前，我國的外匯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陳云主張把我國存在外國銀行的美元取出來，買成黃金作儲備。當時，銀行的同志想不通，因為把美元存在瑞士的銀行里可以得利息。取出美元買黃金，會帶來利息損失。陳云同志多次對銀行和外貿部門的負責人做工作，強調：美元肯定要貶值，取美元買黃金至少可以保值。在需要大量美元的時候，可以賣黃金換美元嘛！（見《陳云傳》第1414頁）　　

“請看，1973——1974年間，主管經濟的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為‘外匯儲備較多’而擔憂；辛子陵卻說，1974年4月鄧小平率團去紐約參加聯合國特別大會時，中國的全部外匯儲備只有三萬八千美元，‘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多么荒唐啊！”
　　寫于2008年初夏

辛了陵一伙要抹黑毛澤東已黔驢技窮了，他們已無技可施了，要憑他們自己的力量來抹黑毛澤東絕對不可能了。于是他們就搬出“鄧小平要重新全面評價毛澤東”的遺言來，要挾中央要按鄧小平的遺言盡快重新評價毛澤東（也就是徹底否定毛澤東），否則，后悔莫及。他們真是機關算盡太聰明了。他們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借鄧小平和中央的力量來抹黑毛澤東。　　

鄧小平是否有這個遺言呢？即使有個遺言，是否就是要徹底否定毛澤東呢？中央是否要聽這幾只蒼蠅的嗡嗡叫，像赫魯曉夫抹黑斯大林那樣抹黑毛澤東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有人要像赫魯曉夫抹黑斯大林那樣抹黑毛澤東，其下場會比赫魯曉夫更慘。　　

赫魯曉夫當年抹黑斯大林可是春風得意，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確實把斯大林抹黑了、搞臭了。而現在怎么樣呢？現在斯大林又紅了，赫魯曉夫反而黑了。　

2008年，在俄羅斯的輿論調查中，斯大林已上升到第一位，在歷史教科書中，斯大林的功績又重新載入史冊。而赫魯曉夫卻被掃進了人類歷史的垃圾堆。　　

赫魯曉夫的外孫女——赫魯曉娃認為，普京時期俄羅斯確實出現了重新評價斯大林的情況。斯大林在被赫魯曉夫開始批判之后，一直被各方面否定。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斯大林的名聲更不好。但是，最近幾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各種不同機構組織關于蘇聯歷史人物所作歷史貢獻的社會輿論調查中，斯大林不是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三位。有時斯大林排在彼得大帝之后，有時排在彼得大帝和勃列日涅夫之后。斯大林雖然殺了不少人，但現在仍然被視為蘇聯歷史上的偉大人物。而赫魯曉夫在蘇聯歷史人物中的地位和影響卻下降。戈爾巴喬夫時期，赫魯曉夫的影響重新抬頭，一般在20％—30％左右的贊賞率，到了葉利欽后期，對其持正面評價的大概只有10％左右，現在普京時期，赫魯曉夫的支持率已微乎其微。　　

(甘全摘自　2007年5月15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作者董曉陽)　　

二、貨比貨。人們常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開始抹黑毛澤東的時候，由于沒有比較，也不了解情況，不少人還信以為真，有的人就隨聲附和跟著抹黑毛澤東。時間久了，有些問題真相大白了，人們就有比較了，有鑒別了，誰優誰劣一目了然了。　　

一比社會丑惡現象的多少。社會丑惡現象少就好，社會丑惡現象多就不好。所謂社會丑惡現象，就是：貪官污吏、買官賣官、偷盜搶劫、坑蒙拐騙、賣淫嫖娼、吸毒販毒、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假冒偽劣、制假販假、壓迫剝削、兩級分化、貧富懸殊、賭博流行、失業人群大量出現、黑社會橫行霸道……　　

毛澤東接收的中國，這些丑惡現象普遍存在。毛澤東逝世時，這些丑惡現象極少極少，幾乎銷聲匿跡。毛澤東逝世后，這些丑惡現象如雨后春筍一樣出現，比解放前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如“買處”，解放前就沒有這個詞。　　

從社會丑惡現象來比，毛澤東時代是從有大量丑惡現象到幾乎無丑惡現象，社會風氣好了進步了；后毛澤東時代是從幾乎沒有丑惡現象到有大量丑惡現象，社會風氣壞了倒退了。這一比就原形畢露了，人們就自然而然地想念毛澤東了。　　

二比三座大山。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消滅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舊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后毛澤東時代，不僅舊的三座大山中的官僚資本主義死灰復燃了，而且還出現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即許多人無房住、醫不起病、讀不起書。　　

這新的三座大山，現在的中央在想辦法逐漸解決。零八年，中央決定小學、初中不準收學費。這一決定很好，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有的媒體還說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壯舉。不過，我認為：這只能說和改革開放30年來比，確實具有里程碑意義，確實是偉大的壯舉。但和毛澤東時代相比就相形見絀了。因為，毛澤東時代不僅小學、初中不交學費，就是高中、大學也基本上不交學費。不僅不交高昂的學費，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國家還有人民助學金，吃飯也不要錢，在大學里，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僅吃飯不要錢，每個月還發2到3元的零用錢。更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初期，國家是太窮太窮了，窮得來我所就讀的四川省平昌縣城唯一的一所中學，連一部電話機都沒有，但學生的助學金照發。這才是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壯舉。　　

我還要給中央反映點情況，你們的好政策在成都市還沒有完全實行，在四川師范大學內和周邊地區有80%的孩子上學還要交不同程度的高學費。原來四川師范大學附小是公辦的，后來，四川師范大學的一些干部把原來的公辦變成所謂的股份制（私有制）。于是戶口在四川師大的孩子原來能就近上四川師范大學附小，現在就不能全部就近上學了，因為學費太高了，而且年年在漲，07年一年一萬元，08年一年一萬二千元，09年一年一萬三千七百元。不能就近上師大附小，到遠一點去上學，那些學校說你的戶口不在此地，要交擇校費（數量不等，一年有兩千多的，有五千多的，也在年年漲）。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交錢時，先要你按他們規定的格式，寫一張自愿捐資的條子，落款時不準寫捐資人姓名，而落款是社會人士。交款之后，有的家長就說，這些人，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是逼良為娼，硬說是自愿的。我說：你不要罵學校，學校不敢這樣做，后面有教唆犯，這是教唆犯叫他們這樣干的。最近我才聽說，這在成都市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到處都有。如果這種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現象繼續發展下去，那受害的不只是家長“多出血”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的威信和社會的良知受到嚴懲的傷害。如果執政的共產黨沒有威信了，社會沒有良知了，那將來的社會就不堪設想了。　　

三比三大差別。三大差別就是：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毛澤東時代這三大差別也存在，但差別不是很大，而且在想辦法逐步縮小。現在這三大差別更大了，特別是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正在突飛猛進的擴大，而且還出現了新的差別，即官和民的差別，腦力勞動內部的差別也擴大了。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三大差別在逐步縮小。現在是五大差別正在擴大。　　

四比南街村和小崗村。南街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受到很大的壓力，被一些“精英”不斷造謠中傷。但南街村人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經過30年的風風雨雨，現在他們那里就沒有三農問題，沒有兩極分化、貧富懸殊了，基本上過上了共同富裕的生活。小崗村人帶頭搞聯產承包，走單干的道路，當時把小崗村吹上了天，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光臨，各方都大力支持。但是小崗村就是扶起來的阿斗，現在小崗村的三農問題依然存在，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重新出現了。這不只是一個南街村和小崗村的問題，而是兩條道路問題。凡是和南街村一樣走集體化道路的，基本上都不存在三農問題和兩極分化。凡是和小崗村一樣走單干道路的，基本上都存在三農問題和兩極分化。　　

五比經濟。現在拿經濟總量、物資豐富程度和生活條件與毛澤東時代比，那現在比毛澤東那個時代好得多，毛澤東那時比現在差得多。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好，是題中應有之義，不足為奇。但如果比發展速度和質量，那毛澤東時代比現在快得多、好得多。　　

請看工業產品產量：
據國家統計部門發布的數據，電力。1949年裝機容量是185萬千瓦，發電量是43億千瓦時。1978年全國發電裝機容量是5712千瓦，發電量是2566億千瓦時。1949－1978年29年間，裝機容量增長幅度是30.9倍，發電量增長幅度是59.7倍。1978－2007年29年間，裝機容量由5712千瓦增至7.18億千瓦，發電量由2566億千瓦時增至32559億千瓦時，增幅均是12.6倍。從增幅來看，前29年的增幅比后29年的增幅大得多。　　

鋼鐵：前29年由15.8萬噸增至3178萬噸，增幅是201.14倍；后29年由3178萬噸增至4.6億噸，增幅是14.47倍。前后增幅是201.14倍：14.47倍；
　煤炭：前29年由3243萬噸增至6.18億噸，增幅是19.06倍；后29年由6.18億噸增至25.23億噸，增幅是4.08倍。前后增幅是19.06倍：4.08倍；
　石油：前29年由12萬噸增至10405萬噸，增幅是867.08倍；后29年由10405萬噸增至18665.7萬噸，增幅是1.79倍。前后增幅是867.08倍：1.79倍。
　　
　還可以舉出其他各種經濟指標作這種對比。這樣的對比直接用各種產品的產量，既不作什么GDP換算，也不必考慮價格指數的變化，是最清楚說明經濟發展速度了吧！
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經濟增長速度究竟何時更快？快多少？豈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而且毛澤東那時是在崎嶇不平、充滿荊棘（物質基礎極差，科學技術極端落后，文盲多，識字的人少，還有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破壞）的道路上奔跑。后毛澤東時代是康莊大道（物質基礎、科學技術比毛澤東時代好多了，識字的人多了，文盲少了，帝國主義的封鎖打破了）上奔跑。毛澤東逝世時，沒有給子孫留下后遺癥，環境沒有被污染，資源沒有遭到破壞，既沒有內債也沒有外債，祖宗留下的耕地面積他基本上保留了，沒有大量出賣耕地（后30年的GDP很大一部分是出賣耕地和資源來的），更重要地是他留下一個好的黨、好的軍隊、好的人民和好的社會風氣。　　

三、毛澤東是珠峰。毛澤東是珠峰，有幾只蒼蠅，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在珠峰上面拉幾次屎，撒幾次尿，是無損于珠峰的高大形象和巍峨的。毛澤東的偉大如珠峰這是許多人的共識，梅俏就專門寫了《毛澤東的珠峰》一書。我前面的十章也充分說明毛澤東似珠峰，這里不多說了，只把我的十二首打油詩附后。　　

　順口溜、忘不掉的毛澤東（仿排律） 1993年12月　　

    毛澤東逝世17年了，我本想把他忘掉，但始終無法忘掉。因此，在他百年華誕之際，我寫一段順口溜，表達我對他的懷念。　　

詩哲政軍勝古今，社義改革第一人。《十大關系》學說正，《正處矛盾》理論新；　　

一窮二白搞經濟，四化基礎初建成。大慶油田驚風雨，兩彈一星泣鬼神；　　

領導社稷世風好，學習雷鋒滿后塵。華夏無貪不欺詐，神州不賭無賣淫。　　

常行夜路沒有鬼，久不關門不失金。苦干勤學各為本，社會渣滓欲斷魂；　　

列強封鎖敢打破，聳立五洲民族林。七一請進聯合國，七二打開美國門。　　

海角天涯派大使，東西南北有知音；運籌帷幄是高手，遠矚高瞻無與倫。　　

皮杜評說變世界，黎民稱贊扭乾坤。豐功偉績懸日月，厚誼深情刻人心。　　

人死魂飛如云散，毛亡越久越有情。縱有蒼蠅嗡嗡叫，難廢珠峰萬古存。　　

（注：“七一”指的是1971年。皮杜指的是法國前總統蓬皮杜。此詩在2007年《中華魂》第11期上發表，根據朋友讀后的建議，做了簡單修改）　　

打油詩、無與倫比的毛澤東（仿沁園春）1994年12月　　

一代天驕，驚人膽略，智慧卓超。有偉人頭腦，工農情調，詩情哲理，獨領風騷。每上沙場，凱歌還朝，以弱擊強有絕招。江山點，叫天翻地覆，紅旗飄飄。

文思才略滔滔，有那個英豪能比高？查神州歷史，環球典藉，東方尋找，西邊擇挑。縱比橫瞧，千尋萬找，今古英雄毛最嬌。人去矣，留精神財富，千古不消。　　

（注：文思，《辭海》上有兩個意思，一是指作文的思路，二是指功業與道德，這里用的是二，即功業與道德） 　　

打油詩、勸君少罵毛澤東（仿七絕）     1995年12用25日　　

    （一）

勸君少罵毛澤東，莫把黃金當破銅。不識天驕真面目，只緣知少腹中空。　　

（二）　　

天之驕子毛澤東，智慧超群上帝榮。膽略驚人魔鬼怕，一生功業滿蒼穹。　　

      　（三）　　

文韜武略俱無倫，巧使神州舊換新。改變環球風與雨，神機妙算破紅塵。　　

  　（四）　　

治吏安邦抓住根，公卿自愿洗靈魂。清官廉吏如春筍，牛鬼蛇神斷子孫。　　

  　（五）　　

鞠躬盡瘁為蒼生，已使工農與吏平。魂上九霄情尚在，歸西越久越深情。　　

（六）　　

毛翁象日照神州，狂犬吠日尚未休。縱有虎狼中外吼，難廢珠峰萬古留。　　

打油詩、毛主席紀念堂（仿七律）　1998年1月　　

　紀念堂到何處尋？天安樓前能看清。右邊革命博物館，左面人民大會廳。　　

長征抗日施妙計，立國興邦操碎心。防修未捷身先死，長使工農淚滿襟。　　

打油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仿七律）    2000年12月　　

實踐標準絕狐疑，水落石出尚有期。嬴政翻案兩千載，曹操甄別一千七。　　

紅旗落地不是夢，變色東歐已多時。從前蘇聯早已死，毛翁慧眼怎不知？ 　　

打油詩、毛翁精華不要丟（仿七絕） 2001年10月　　

老虎豺狼已經有，海妖歌聲尚未休。毛翁思想莫全廢，以免神州變東歐。　　

打油詩、 看《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歌舞晚會》　2003年12月28日

已逝二十七周年，深情依然留人間。一場歌舞紀念會，頌德歌功勝從前。　　

200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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