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答問(全本)
甘陽：［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答問
上海東方早報
記者石劍峰
1、《八十年代文化意識》（原名《中國當代文化意識》）于1989年首先在港臺出版，這次時隔17年才在大陸正式出版，為什么選擇今年才出版？與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不久前的出版是否有關系？是巧合還是借《八十年代訪談錄》熱賣炒作？
答： 《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的出版是好幾年前就已經和出版社談定的，我在與查建英的訪談中也談到了為什么要再版此書。其實查建英和我訪談的時候，我們都沒有想到訪談錄會引起這么大動靜。所謂訪談也沒有那么正兒八經，就是坐在她家里煙霧騰騰地神聊瞎侃，所以她這書或許叫［八十年代神聊］更好。不過回過頭來看，這種聊天方式本身就是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大家都忙于掙錢，誰有功夫聊天？她作這個書的方式也是八十年代的，不是九十年代的，并非刻意要去炒作一個有市場效應的題目，而是很有興致地作一個你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現在突然“八十年代”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題目，倒是有可能下面變成了炒作，不過說不定也會出來一些更深入的八十年代研究。
2、能談談《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當時為何首先在港臺出版？
答：因為這書原是香港三聯(lián)約的稿。當時北京三聯(lián)的董秀玉女士調任香港三聯(lián)總經理，因此北京香港之間的文化合作比較多。
3、你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再版序言中稱八十年代是最后的“文化人時代”，其中主體是知青。當然我們可以這樣說，80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只能是知青一代，那么除了年齡因素，是什么原因使知青這代因為政治運動耽誤了學業(yè)的年輕人自80年代中期開始成為中國知識界的領軍人物？
答：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談整個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個要談的應該是李澤厚，他對文革后最初幾屆大學生有籠罩性影響，八十年代寫得最漂亮的書也首推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此外，劉再復，王蒙等都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級人物。比他們年齡更大些的許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躍，例如金克木在｛讀書｝幾乎每期都有文章，很有影響，當時老中青的關系都非常好。另外，比知青更小的一代也已經開始冒頭，例如張旭東以及作家中的余華格非等。不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為主力軍，除了年齡，主要因素可能是教育特別是研究生制度，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畢業(yè)是1984和85年左右，例如“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成員主要是北大等畢業(yè)的研究生組成。這批知青出身的研究生從1977到1984年期間有機會把全部時間用于讀書思考，所以理論準備相對比較充分。
4、《八十年代文化意識》分“反叛”和“彷徨”兩部分，“反叛”主要是通過美術、電影、小說、詩歌、建筑領域來反映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狀況；下編 “彷徨”則著重勾勒80年代對現當代西方理論學術文化的研究和思考。當初選擇文章入集的依據是什么？
答：八十年代“文化熱”后有很多討論文集問世，但幾乎所有這些文集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只收入那些直接討論“中國傳統(tǒng)”的文章。但我認為這種角度太窄。我編的這本不同，此書同時注重八十年代中國學人對西方思想文化的思考分析。我在1988年寫的“初版前言”中特別強調，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討論”從來不是僅僅只對“中國文化”的反思，而總是首先是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和思考。說到底，沒有西方文化的東漸，也就根本不會有一次又一次的“中國文化討論”。而且事實上，現代以來中國人怎么認識中國往往首先取決于他們如何認識西方，每次大的思想文化變化實際都是由對西方的認識帶來的，例如九十年代初期最大的思想變化首先是與大量引入西方經濟學有關，而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思想變化則與西方各種批判現代性的思想理論有關。中國思想學術下一步要有大的發(fā)展，同樣取決于我們對西方的認識能否有大的突破。我有一個說法很多人知道，叫作“消解西方神話，重說中國故事”。
5、 八十年代文化討論最終有沒有結出學術理論的果實？是否影響了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fā)展？
答：八十年代后期已經產生一批學術成果，例如陳來的朱熹研究和汪暉的魯迅研究等，都是非常扎實的研究。當時影響最大的或許首推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這本書極大地擴展深化了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八十年代后期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實際早已超越“五四”那代人，我們八十年代時對胡適等非常失望，因為覺得胡適對西方文明的了解非常膚淺。
6、你在序言中稱八十年代是“文化人時代”，九十年代是“經濟人時代”，這樣一種標簽式的分類依據是什么？21世紀的頭十年已經過去6年，根據你的觀察和體驗，這未完成的10年正呈現什么樣的文化發(fā)展趨勢？是否也可以用一個標簽分類？
答：目前沒有什么文化發(fā)展趨勢，因為仍然是簡單經濟人時代。不過年輕一代學者和學生正在讀書思考，他們還需要一些理論準備的時間，我相信大概五年后他們會徹底取代八十年代的老幫菜。
7. 你是否認為《八十年代訪談錄》、《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的先后出版，會在學術界和公共領域掀起一股八十年代的懷舊熱？這對我們中國當下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發(fā)展有何影響？
答：目前談論八十年代似乎已經很流行，不過多數沒有什么問題意識。我在和查建英訪談時曾經說，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根本意義在于重新提出了晚清以來的中－西文明問題。回顧八十年代，不是要懷舊，而是要通過八十年代重新回到晚清以來的基本問題意識，這就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古典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關系問題，我們那時稱為“古今中西問題”。中國人必須拉長歷史的視野，反復思考這個大問題，因為這仍然是我們的基本生存論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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