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五四：改造生活的規劃與“到民間去”話語的出場

回望五四：改造生活的規劃與“到民間去”話語的出場

王鶴松

漢娜·阿倫特很簡潔地對二十世紀的特征作出了概括，她說：“迄今為止，革命與戰爭決定了二十世紀的面貌，仿佛所發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過是在倉促地兌現列寧先前的預言。”[1]對于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講，應以這個概括為貼切。尤其是知識分子們，對于這樣的歷史境遇也一定是深有體會。他們就是在參與或拒絕這樣的歷史進程時，塑造了自身的形象。

恩格斯在回顧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時表達了他對走出書齋，參與現實斗爭的知識分子的崇尚：“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是受資產階級的局限的人。相反地，成為時代特征的冒險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這些人物。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列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部門中都有重要的發現。……那時的英雄還沒有淪為分工的奴隸，分工的限制人，使人片面化的影響。在他們的后繼者那里我們是常常看到的。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斗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斗爭，有的人用舌和筆，有的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成為完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完整和堅強。書齋里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2]這段話用以概括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眾生相也是恰如其分。在救亡圖存、亟待變革的時代，一部分知識分子渴望成為斗士，反抗和改造著現存的秩序，成為這個時代的“一流人物”。

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有人概括說：“在20世紀的偉大革命性轉折中，知識分子的喚起作用是不容爭辯的。而且，在這些轉折中普遍存在于知識分子和群眾之間的巨大鴻溝，就像在歷史階段和社會現實之間存在的鴻溝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在社會現實中，一小群知識分子被大量被剝奪了物質和文化的工人和農民所包圍。”[3]當知識分子意識到這條鴻溝的存在，那么填平這個鴻溝的行動便會隨之產生。 旨在“喚醒民眾”的“開民智”便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行動方案之一。晚清時代的“開民智”并促其聯合起來亦已成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迫切之舉。如梁啟超就說：“中國今日民智極塞，民情極渙，將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術，必擇眾人目光心力所最趨注者而舉之[4]，以為的則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舉之的這外，以漸而大，則人易信而事易成”。[5]梁啟超的這番話表達了他的社會構造意識，他所構想的社會形成，是以民眾聯合、民智開通為基礎的。進行這項工作便成為二十世紀初年知識分子的努力方向。汪暉考察這段歷史時指出這種思想的現代性特征及其來源：“中國現代性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社會觀念的形成，所謂‘公／群’概念的流行與西方思想中有關‘社會’的學術和思想的傳入有直接聯系。”[6]

到1919年的時候，新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影響很大的群體。[7]有人研究了新文化時期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的求學經歷，他發現：“大多數公認的進步思想發言人──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蔣夢麟、丁文江、錢玄同、魯迅等最有名的──都是具有日本或西方教育背景的淵博學者。”他同時注意到在日后的中國文化政治的舞臺上成為顯赫人物的，在這個時代都是知識分子：“那些在1918年和1919年作為學生組織者和宣傳員涌現出的人物──北京大學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清華學校的羅隆基和聞一多，南開大學的周恩來，湖南的毛澤東──實際上都是學生，或者剛畢業，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后仍有留學生涯。”[8]雖然它同時也是一個內部構成成分復雜、分歧嚴重，斗爭持續不斷的群體，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某個歷史階段結成統一戰線。經歷了幾十年外強入侵的苦難，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新知識分子群體更痛切地認識到了古老的中華帝國已經完全喪失了它的合法性，棄舊圖新的現代性夢想已越來越成為有魅力的召喚。可以代表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心聲的是1919年的元旦，李大釗在《新紀元》當中表達的渴望新生活的宣言：“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舊迎新，因為人類最高的欲求，是在時時創造新生活。┅┅人類的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擴張傳衍，流轉無窮，把那陳舊的組織、腐滯的機能──的掃蕩摧清，別開一種新局面。”在他看來，這種新生活的夢想是為革命而催生：“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大戰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奧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場大洪水，……洗出一個新紀元來。”  從他贊美革命歷史的詞句當中，我們不難聽出他要表達的意思就是新生活的夢想須通過革命來實現，歷史的送舊迎新不是自然的歷程，而是新舊勢力斗爭的結果。

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影響是深遠的。可以說正是十月革命給了他們以建設新生活的模板，同時，他們也發現了一個歷史主體，一個一直以來被壓迫和剝奪著的群體勞工群體。[9]他對創造這個新紀元的路徑作出的初步設想是，這個“新紀元、新生活、新文明和新世界”的誕生將依賴勞工階級，“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10]。勞工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聯合全世界的勞動者向資本階級開戰，奪取支配世界的權利，成為世界的主人。這是作為有著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于勞工階級力量的發現。

還是在1918年7月1日的時候，李大釗觀察俄國革命所見的將一切權力“全收于民眾之手”，給人以極大的震動，他感到俄國革命給了世界創造新生活以啟發和導引：“世界中將來能創造一切東西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蓋舍俄羅斯人莫屬。”[11]李大釗因此預言勞工群眾將是世界的主宰，他賦予這些庶民們以世界主體的地位。在稍后發表的《庶民的勝利》一文中，李大釗指出：“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12]在同一期上發表的《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李大釗又說：“廿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大群眾里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13]對于這群眾的結構，雖然李大釗并沒有進行稍稍細致一點的分析，但從他此前的發言來看，勞工階級肯定是群眾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此后不久，在《勞動教育問題》中他明確了勞工問題與民主問題的關聯：“戰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Democracy的表現，因為Democracy的意義就是人類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機會均等。”[14] 他所理解的Democracy 的精神對于勞工來說，表現范圍應該是廣泛的：“不但要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選舉，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機會，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15]這種Democracy 的精神體現在文學創制上，那便是文學必須走入苦工社會：“現代的著作不許拿古典的文學專門去滿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須用通俗的文學，使一般苦工社會也可以了解許多的道理。”[16]這個時候，以民主主義的思想為導引，李大釗對知識分子在改造生活事業當中的使命有了較為深入的思考。在他看來，知識分子應當擔負起勞工解放的重任。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而且要在教育、文學上為勞工崛起從而創造平等的世界而努力。李大釗已經意識到，要創造新生活，必須從改造知識分子的生活開始。知識分子到民間去，便是他的規劃之一。

1919年2月20日──23日《晨報》上，李大釗發表了《青年與農村》一文。李大釗視野里的青年具有特定的含義，所指應當是作為知識分子的青年。他開宗明義指出中國的新青年的使命說：“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李大釗發現了青年知識者與勞工群眾生活之間的斷裂，他號召青年知識者走向農村，彌合斷裂，以創造新的生活。

他介紹俄國的民粹派的活動作為青年人的楷模來動員他們到農村去：“他們有許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拋棄了，不憚跋涉艱難的辛苦，都跑到鄉下的農村里去，宣傳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道理。有時乘著他們休息的時間和他們談話，有時和他們在一處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們同情的伴侶。有時在農村里聚集老幼婦孺，和他們燈前話語，說出他們的苦痛，增進他們的知識。一經政府偵知他們，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羅網。”李大釗所欣賞和接受的民粹派是富有犧牲精神的啟蒙者，他們到鄉村去和底層百姓生活在一起，同情、了解并教育他們。他認為青年們應當學習俄羅斯青年的精神走入農村，去改變農村的面貌，從而也改變自己的生活。作為鄉村之子，李大釗對于鄉村生活的痛苦有著深切的記憶。他的動員從描述他對于鄉村的認識開始：“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于極點。”他竭力地抬高青年人到鄉村去的意義：“只要知識階級加入了勞工團體，那勞工團體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還了農村，那農村的生活就有改進的希望；只要農村生活有了改進的效果，那社會組織就有進步了，那些掠奪農工、欺騙農民的強盜，就該銷聲匿跡。”同時，李大釗賦予了“到農村去”的行動以浪漫的色彩，似乎鄉村國民的愚暗將會因這些青年人的到來而輕松消除：“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7]

在隨后的幾篇文章中，李大釗對青年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設想作了更多闡述。1919年3月2日他贊頌以至美化勞動者的生活：“他們的活動，都是人的活動。他們的生活，都是人的生活。他們大概都是生產者。都能靠著工作發揮人生之美。”[18]從中可以看出李大釗這種鄉村生活敘事對號召青年知識者到農村去的策略性。他一方面能夠直面農村生活的不幸，一方面又努力使青年們認識到農村生活因他們的到來而增添了溫馨的田園氣息，對于青年們到農村去可能遭遇的痛苦他有意地回避了。在此后的一些文章里，他繼續鼓動青年們“到民間去”。

10多天之后，李大釗發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作為補充，提醒青年們樹立責任感，到民間去意味著于苦難中扶危濟困：“我們要打起精神來，尋找那苦痛的聲音走，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要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么辦法？”[19]

正像幾年前陳獨秀將改造生活的期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發出“青年之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20]的呼喚一樣，李大釗這時也認為青年知識分子是改造生活的先鋒力量，對于青年人他充滿了期待：“我很盼望我們的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徑路，創造一種新生活”。至此，李大釗改造生活的思想愈加清晰起來，青年知識分子走向勞工階級，與他們融為一體成為創造新生活的一條必經的路徑。

格羅德爾充分估計了李大釗召喚的啟發意義就在于他發現了革命從何處開始著手的問題：“李大釗是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其他人接近這一立場，審視這一立場，并最終從與‘人民’無條件的聯合的邊緣退卻了。他們同情人民的境遇，試圖維護他們的利益，希望利用他們的力量；但是人民對于超出其傳統眼界的世界毫無興趣的麻木，無知，使他們受挫，而且反感。李大釗為他最初熱情推動的這個運動留下的真正的遺產，與其說是一種教條，不如說是很有價值的視野：農民和農村世界不僅僅是表示臣服、接受他人贈予解放之處，而且也是解放斗爭必須開始之地。”[21]

格羅德爾這段話不僅僅讓我們了解了李大釗，同時也揭示了孕育李大釗思想的時代氛圍。在李大釗提出青年“到農村去”的時候，知識分子與勞動者的平等意識在知識界已經彌漫開來，知識分子與勞動者的區隔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應當消滅的現實狀況。 比如蔣夢麟就痛感生活世界的分裂使得社會進步成為空話：

“若新文化運動的唯一成果是提高了知識階級的權威，那全國民眾卻沒有從中得到什么好處。

社會進步不是少數知識分子獨立完成的事。只有大多數農民獲得進步才能完成。若社會中少數人天天討論文化，大多數人還不知地球是圓的，社會因此而分裂成兩個互不相關的世界，它怎么會進步？”[22]

格羅德爾評價這個時代知識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隔膜說：“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逐漸相信，新文化自由主義的價值，其實不具普遍性。在它的批評者看來，自夸的‘新教育’只不過在個人品位和生活作風上培養了一個知識精英集團。更重要的是，知識精英在職業能力和社會聲望上，與他們聲稱要促進其福利的大眾更加疏遠。”[23]許多人對這種社會現實表達了不滿，在批判它的時候，他們除了贊美勞動者、將其生活浪漫化之外，還對將知識分子作為世界中心的價值觀作了夸張的貶低。

有的學生說： “一些不明事體的人，認精神勞動比肉體勞動高貴，那就是根本的錯誤了。”[24]在法國留學的王若飛就表達了對勞動者的贊美：“粗野的勞動者才是人類過正當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我為甚么要厭棄他呢？”[25]有人對知識分子與勞動者相比較后表達了自卑之感，他通過貶抑知識分子的無用來贊美勞動者：“念書人是什么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蠹民嗎？再翻過頭來，看看那些大睜著眼不識字底可憐的平民，卻實實在在我們的衣食生命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社會的分子”。 他將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歸結為 “幾千年來教育的錯誤影響”，用兩句話表明出來，那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沒有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都是無用的人。”[26]

感到自己是無用的知識分子并不在少數，有人以寄生蟲而自我批判：“我想我拿筆在白紙上寫黑字的我，夠不上叫勞工。我不敢說違心話，我還是穿著長衫，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沒有長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一個勞工，還是社會上一個寄生蟲。”他還以此來教訓更多的知識分子：“你們讀書人，都是白吃閑飯”、“其實勞動階級未嘗無知識，知識階級不可無勞動。”[27] “我們每日享受那物質的文明，還是靠著‘勞工’，因為沒有勞力的人工，什么文明都不能成就，什么幸福都不能享受”[28]、“如果不勞動的話，那就不能算他一個生人，就象一個死人。”[29]

沈玄廬對知識者的不勞而獲表達了愧疚，進而他自然就萌生了改造這種生活的意識：“衣食住三者，凡是我都少不來的，但是種田的挨餓，織布的受凍，造房子的反沒有好房子住。這種狀況，究竟是我自己造成的嗎？或者是我心愿的？我若不想，我的心那里去了？我若是要想，我就不當破‘命該如此’‘前世勿修’這一種甘為犬馬奴隸的心。”[30]

鄭振鐸也認為這種狀況不可再保持下去：“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他的應該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他的改造方法便是由知識者行動起來進行一場改造平民生活的運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過來；是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運動；是切實的── 一邊啟發他們的解放心理，一邊增加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道德觀念。”[31]

鄭振鐸指出社會改造運動不應該專注意舉辦幾個雜志的文字宣傳，和只拘于知識階級一隅，而應該向俄國的民粹派學習走入農民之中：“去學那俄羅斯的青年男女的‘去與農民為伍’的精神，去教育他們，把他們的思想更改，迷夢驚醒，同時并把他們的生活改造”。[32]基于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的啟發，也基于對辛亥革命只是知識階級政治上的革命因而沒有效果的鄭振鐸指出改造社會生活的實踐需要學生根本上的運動：“就是：社會服務；就是：下層的大多數的新文化運動；也就是：灌輸新思想給一般社會”，他發出號召，“我親愛的同學們！去！到田間和工廠里去，……我們的希望在將來，在農工身上！”[33]

1919年5月3日成立的工學會宣傳勞動的價值說：“國內大多數人的心理，還同孟子一樣，看勞心的人神圣的了不得，看勞力的人卑賤的了不得。這實在是萬惡無道的思想，我們要用全力打破他！”[34]但他們提高了勞力的地位，但并不貶低勞心的生活，而是提倡二者結合的“工學主義”，宣揚“勞工是神圣的，求學也是神圣的”主張。[35]

1919年雙十節的時候，于8月創刊的《新生活》特地出版篇幅擴大的國慶號并且加印了數萬冊。北京學生利用合法慶祝國慶節的機會，開展了一次群眾性的宣傳新思想的活動。五千余大中學生捐款買了十七萬個面包，上面印有“勞工神圣”、“推翻專制”“打倒官僚”“不用仇貨”“互助”等發給沿途的勞動者與乞丐，同時演講和發傳單。北大的平民講演團有一次去長辛店演講，曾用它作宣傳品。

對勞動和勞動階級地位的重估更是形成了更大的風潮。李大釗敏銳地看到勞動階級的崛起與批判孔子主義的關系。他從經濟與思想的關系出發，指出中國舊的思想和風習都“以孔子主義為其結晶體”。因而生活的變動必須粉碎孔子主義：“中國的勞動運動也是打破孔子階級主義的運動。孔派的學說，對于勞動的階級，總是把他們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階級的犧牲。”[36]

1919年11月《國民》的二卷一號發表了《五四運動與青年的覺悟》，“必須加入勞動階級的活動”、“和他們打成一片，灌輸他們的知識，使他們有組織、有辦法，成無數個精密完善的團體”，這是“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大聯合，是民眾活動和民眾政治實行的第一步，是打倒軍閥政府，解除社會上種種糾紛的根本辦法”。[37]

王光祈隨后說：“與其在勞動界以外高聲大呼，不如加入勞動界中，實行改革。因立在勞動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勞動利益，未必即是勞動利益，若親身加入勞動界中，才知道勞動界的真正甘苦”。[38]

1919年底的《新青年宣言》在李大釗“新紀元”暢想的基礎上勾畫新的生活的圖景：“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而在這其中，勞動的價值應當得到充分的重視：“我們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但應該隨各人的才能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圣的東西當成維持衣食的條件。”[39]

到了1920年，李大釗提升了這種思想，他將到鄉間去的行動所涉及的青年知識分子與鄉村民眾的關系擴展為知識階級和民眾的關系。他說：“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后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于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40]在他看來，改造生活的前提和結果無疑就是知識階級與民眾相結合，二者分別是先驅與后盾，密不可分。

他的倡言在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那兒得到了響應。這些人懷著不同的目的，開始他們“走向民間”之路。他們的目標并不一致，有的參與啟發平民智識的宣傳活動，探索一條改造民眾心靈之路，有的是進行工讀主義的實驗，尋找在亂世之中知識分子生活的自新。無論是北京大學的平民教育講演團，還是少年中國會，或工讀互助團的活動，李大釗都提供了各種形式的支持。

1919年3月23日。由廖書倉、鄧中夏、羅家倫、康白情等人發起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一直到1925年還在活動。該團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41]他們活動分為不定期和定期每月四次兩種形式，主要在城里活動，也曾經到過唐山、長辛店、北通州、海淀和一些大村落。 雖然曾經發生過一些影響，但其效果并未能讓他們自己滿意。據一團員回憶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活動，我們都感到這項工作雖有一些成績，但因為聽眾較少，收效不大。”[42]1968年，張國燾回憶他接受“到民間去”的思想時是因為無政府主義的傳播時說：“我在歐戰結束的時候，與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先生來往密切起來了。由于他的影響，使我增加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興趣，同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區聲白等同學也來往較密。中文版的無政府主義書刊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獵過。我腦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會，到民間去等等觀念”。[43]

張國燾還回憶他與鄧中夏和羅章龍發起的平民教育會雖然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但是確實受到了“無政府主義主義者所鼓吹‘到民間去’口號的影響。”這個組織后來受到學校的贊助，改組為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設有北大平民演講所、平民夜校等組織。“我們所采用的大半是‘國民救國’、‘平民疾苦’、‘大眾文化’之類的新題目，頗具吸引力”。他們另外所作的工作還有：“我們每星期還分組去訪問貧民窟。查詢貧民受苦的情形，附帶也做些救濟的工作。這些新奇事也使我獲得一些接觸貧苦人民的經驗。”[44]

除了這樣的宣傳活動之外，工讀主義的改造生活的試驗以知識分子體驗勞動者生活的形式展開，這在少年中國會這個團體的成員當中開展了起來。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會成立。李大釗是發起人之一。會議主席王光祈提出他的改造中國的計劃是讓知識分子體驗勞動者的生活：“……中國知識階級大多數不習勞動生活，勞動階級又無機會得受教育，故我們提倡半工半讀，使讀書者必作工，作工者亦得讀書，務使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打成一片。”[45]李大釗說：“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是物心兩面改造的運動，是靈肉一致改造的運動，是打破知識階級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織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世界為家庭擴充大聯合的運動。”[46]

在陳獨秀、蔡元培和李大釗的等人支持下，王光祈正式發起了“工讀互助團”。 王光祈述說工讀互助團發起的動機說：“自從歐戰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東方而來，中國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頓成一種不安不象，對于舊社會、舊家庭、舊信仰、舊組織以及一切舊制度，處處皆在懷疑，時時皆思改造，萬口同聲的要求一個‘新生活’。我便是其中的一個。”[47]

[48]在王光祈的想像中，工讀互助團是一個“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組織”，其中人們的生活不乏浪漫氣息的田園勞作，就像李大釗所說的那樣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49]雖然僅僅幾個月，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就瓦解了，但其知識分子體驗勞動生活的理想卻是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更多的工讀互助團在全國許多地方成立，更多的人參與宣傳鼓動青年知識分子去體驗生產勞動。

這個時候，勞工運動也是更為高漲。那些參與領導發動這些運動的人已經清晰地認識到知識分子深入勞動界的重要。有人指出：“從事于勞動運動的人，一定要身入勞動界。”[50]有人因為北京的“工讀互助團”遭到了失敗，就提出了“青年應投身到工場去”的號召。作為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團員的施存統反思工讀互助團的實驗，進一步提出要將知識分子深入民間的范圍擴展到整個社會當中：“我們要改造社會，必須要知道會底實況，要知道社會的實況，必須要鉆到社會里去。我從此覺悟：要拿工讀互助團為改造的手段是不可能的。”[51]他明確地指出社會革命的發動與知識分子深入民眾中間的密切聯系：“社會革命一定要以工場作戰場，如果決計要想社會革命，必定要鉆進工廠里去，所以同志一層似乎不必擔心。我們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樣入工廠的方法。” 他已經認識到：“我們要想改造社會，一定免不了許多痛苦，坐在家里是不成功的。前途光明，他是不會來的，是要我們去創造的。”[52]

1920年6月17日，在討論“我們怎樣度暑假”時，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認為：自己“身上的血肉，就是無數農工底血肉構成”，應當“還債”。有人提出了演講，有人提出了要參加勞動，有人主張為勞動者開設露天補習夜校，有人提出了進行社會調查。但是“討論雖然很熱烈，但理論脫離實踐，真正去做的人并不多。”

到了1920年5月1日，陳獨秀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上的演說指出：“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53]一年前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與陳獨秀的演說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雜志上，提醒中國人民了解：“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唯一的同盟者是俄國工人、農民及紅軍。”一時間，反響強烈。俄國革命成功的社會力量給了中國人以革新方案的借鑒。

1920年8月16日，周恩來積極參與其中的天津的覺悟社和北京的少年中國會、工讀互助團、人道社、曙光社等在北京發起一次旨在聯合進步團體的座談會，以后又多次舉行。通過了《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其中提出：“我們為渴望以上的各種自由組織，一個個的實現出來，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著：“到民間去！”[54]。他們提出的《改造聯合約章》設想了“到民間去”的如下活動：“一，宣傳事業之聯絡；二，社會實況之調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農工組織之運動；五；婦女獨立之促進”。[55]他們這個宣言和約章已經明確地將“到民間去”作為自己活動的方向，并對其作出了更細的規劃。這標志著“到民間去”已經在一定的范圍內被眾多青年知識分子所接受，并形成一股的思想潮流。[56]但是這時“到民間去”更多的還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真正付諸實踐的并不多。正像顧頡剛所說的：“第一，在社會運動上著想，我們應當知道民眾的生活狀況。本來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眾離得太遠了，自以為雅人而鄙薄他們為俗物，自居于貴族而呼斥他們為賤民。……在從前的賢人政治之下，只要有賢士大夫就可以造成有聲有色的政治事業，這當然可以不理會民眾。但時移世易，到了現在，政治的責任竟不由得不給全國人民共同負擔，知識階級已再不能包辦了，于是我們不但不應拒絕他們，并且要好好的和他們聯絡起來。近幾年中，‘到民間去’的呼聲很高，即是為了這個緣故。然而因為知識階級的自尊自貴的惡習總不容易除掉，所以只聽得‘到民間去’的呼聲，看不見‘到民間去’的事實。”[57]

美國學者洪長泰考察了五四之后民間文學家“到民間去”的行動也表達了他的類似評價：“一般批評家認為，綜合起來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到民間去’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帶有書齋性質的。民間文學家的行動，實際上并沒有走出他們的書齋多遠，因而也沒有取得多少具體的成就。……在這一點上，民間文學家們比起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真正拿起鋤頭刨出了農業大豐收，就有所遜色了。”[58]

“到民間去”運動的深化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才得以實現，而作為文藝家“到民間去”的大規模行動還僅僅是在醞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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