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帝國是暴力競爭的產物
當掠奪性活動的利益高于生產性活動、并可以長期保持穩定之時，人類社會便出現了以暴力掠奪為專業的群體，出現了這種分工的社會表現形態——“暴力-財政實體”[1]。暴力-財政實體內部有暴力賦斂集團和福利生產集團[2]。暴力-財政實體內部的各種正式關系，總是由最強傷害能力的擁有者規定或認可的。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權利安排，從政權到產權到種種人身權利，都是暴力保護下的某種安排的稱謂。 有文獻可證的中國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懶。公田里草荒嚴重[3]。社會主要物質生產者難以監督和懲罰的大規模偷懶行為，造成了貴族和庶人雙方的損失，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使之在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諸侯競爭中處于不安全的地位。這種困境逼出了中國歷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買賣，公田上的勞役也轉變為“初稅畝”中的實物。
隨著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襲貴族也逐漸被官僚所取代，郡縣制開始替換分封制[4]。由秦國發揮到極致的國君集權制度，下層有一個能“盡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農制度，中層有一個由號令賞罰驅動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層有一個控制一切資源的血緣繼承的獨裁者。憑借這個體制和獎勵耕戰的政策，秦國將作為主要物質生產者的農民的生產潛力激發出來，將各種人力資源的體力智力和勇氣激發出來，并將激發出來的強大力量聚集在專制國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優勢。依靠這種優勢，秦國在暴力競爭中淘汰列強，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
對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社會來說，秦帝國的建立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戰亂和半無政府狀態，為社會確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歡迎。但是，帝國制度在解決老問題的時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團瞞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問題。同時，帝國無可匹敵的強大導致了統治集團不受制約的自我膨脹，導致了對被統治者的過度侵害，自耕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勞役和刑罰制度所取代，帝國的根基破壞了，秦帝國二世而亡。
帝國制度是在多種暴力-財政實體競爭的環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社會組織形式。這套制度調動資源的能力、戰爭能力和穩定程度接近了當時的生產和技術條件所允許的最大化。這是一套經過上百個國家二十多代人斷斷續續的積累和摸索，將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制度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體系。這套體系高度適應草原地帶游牧民族不斷入侵的地理環境[5]，高度順應眾多暴力-財政實體爭霸中原的歷史演化路徑，同時又密切對應著作為自身基礎的小農經濟。這套高效率的綜合性適應體系[6]，成為稱雄天下兩千余年的具有獨立生命的歷史活動主體，占據了歷史舞臺的中心，譜寫了人類文明史上的輝煌篇章。
2、帝國的均衡與失衡
西漢總結秦帝國的教訓，確立了帝國內部暴力賦斂集團與福利生產集團的均衡關系[7]。
儒家學說比較完美地描述和論證了這種均衡關系。在儒家的理想設計中，千家萬戶自耕農每年向帝國交納百分之十的賦稅；國君通過多層次的官僚代理網征收賦稅，征集兵員，保護帝國及其臣民的安全，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學說將這套秩序描繪為天道的體現，被皇帝確立為獨尊的官方意識形態，并且成為中國社會普遍接受的對公平和正義的看法。 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在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的基本關系方面，現實關系總是頑強地偏離儒家的理想和規定，偏離所謂的王道和天道，呈現出日漸墮落的總體趨勢。這種偏離均衡點的趨勢，發源于官僚代理集團對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統治者無力約束這種龐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農階級又無力抵抗各級權勢集團整體或個體的巧取豪奪，于是就有了現實的潛規則體系對儒家宣揚的正式規則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8]。王朝更替是對過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機制。
帝國不得不承擔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當官僚代理制度以郡縣制的面目大規模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中國正在分封制培育出來的諸侯大夫的戰爭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對他治下的各種資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諸侯大夫弱得多，短暫得多，與中央對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對國君來說，這是一個比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穩定的制度。但是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了：官吏與其治下民眾的利害關系更加短暫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別人的羊群一樣，官吏代理集團比分封的貴族集團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
帝國制度下的農戶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農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嚴格控制之下，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著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水平高，與外界交易的次數少、數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緊。
小農經濟對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制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持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持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小農經濟也支持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并且間接抑制對帝國統治方式的耐受性較弱的工商集團的發育。另外，小農經濟對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導致帝國崩潰的隱患。由于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貪官污吏的行列，激勵壓榨程度逐步升級，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
小農經濟的分散自給特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這兩種狀態對統治集團的利害影響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幾大社會集團的構成格局中，產生了兩種大不相同的社會秩序。對造反集團狀態的敬畏決定了統治集團對儒家規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對一盤散沙狀態的輕視又導致了魚肉百姓的潛規則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實現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潛規則在軟弱可欺的零散小農的土壤上成長發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
顯然，上述失衡過程是一個勢所必然的趨勢，帝國的歷史越長，這個趨勢就表現得越分明。在這個過程的末端，則是循環出現的帝國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而在爭奪天下的混戰中，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體系，又勢必屬于駕輕就熟，無須冒險試驗的帝國制度。這是戰爭效率最高，社會認同最廣的制度。于是，帝國制度再一次出現在新一輪王朝循環的開端。
在帝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時，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也日漸緊張，帝國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資源競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面破壞了帝國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吸入了在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帝國官吏集團膨脹和腐敗的原有趨勢，更大幅度地偏離儒家對基本秩序的規定。最后導致秩序崩潰，天下大亂，人口銳減，直到資源相對充裕，掠奪的收益低于保護或從事生產性活動為止。
帝國無法吸納自身創造的過剩人口，這是儒家認知框架無力分析也未曾認真看待的更深層次的危機。帝國秩序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增加的同步交織確實容易攪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但是，帝國對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離與復位，畢竟有別于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人口與土地均衡關系的破壞與重建，盡管這兩種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制。
帝國制度輪回十余次而基本結構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沖出農業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系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從而解決統治集團墮落的周期性問題。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
歐洲形成了沖出農業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間工商業推動完成的。
在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系極其密切。官營工商業以強制手段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資源，從事工業生產和內外交易活動，滿足統治集團對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國的官營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產品和宏偉的建筑，創造出復雜的分工協作體系。帝國的代理官員是這套生產體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官營工業生產體系面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進程就會終止。
帝國制度下的民營工商業也在緩慢發展，不過民間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總要受到許多外部限制。帝國的權力太大了，有利可圖的領域一定會被它霸占和壟斷，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層遞減特性又注定了它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惡果又要以成本攤派和無償征調的方式轉嫁給民營工商業集團。于是，通過壟斷和攤派這兩種方式，官營工商業既侵占了民營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又削弱了他們的發展能力。 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并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帝國便不那么重要。在和平環境中，他們要求的發展和擴張條件很難得到帝國官員的支持配合；在帝國的危機時期，民間工商業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勸捐勸賑甚至無償剝奪的對象。
歐洲存在著類似戰國時期的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競爭環境，這雖然導致了市場的割裂和戰爭的損耗，導致了相對中華文明及其帝國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的退出的空間，只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里。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后，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里，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還可以憑借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雇傭軍維護自治權。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相對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取得局部突破，建立起一套資本控制暴力的體制，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系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
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制了暴力和勸說力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是由于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充分發育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財政實體在封建制度中星羅棋布，整個歐洲四分五裂，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后，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低成本地建立并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制度。然而，正是由于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勸說控制體系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訂法令的愿望，但是在大一統的帝國制度下，盡管有蘇州和景德鎮那樣的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資本的利益仍是帝國治下的一個局部的集團利益，其興衰不過是帝國財政中一筆不難替代的數字。這樣一個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的、在以農為本的社會里專營“末技”的、無力影響天下興亡卻要受天下興亡拖累的局部集團的利益，距離“主義”的地位實在太遙遠了。由此看來，發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制度，又給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
所謂意外得失，指的是在這樣一個被儒家和天主教輕視的“末技”牟利集團背后，竟然隱藏著一種全新的足以改變世界面貌的強大力量，一種自發地在競爭中分工發育的文明體系。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千百個主權國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在比春秋戰國更豐富多彩的環境中經過數十代人的試錯淘汰脫穎而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開辟自身發展空間的征途中闖入了清帝國的家門，為了合法銷售毒品而對稱雄兩千余年的帝國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國此時正處于傳統王朝循環的尾聲，人口膨脹，流民遍地，財政危機，官場臃腫，軍隊腐敗，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觸即潰。
帝國的戰敗標志著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暴力賦斂集團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敵不過福利生產集團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賦斂集團支配一切的社會形態，在生存競爭中喪失了最拿手的優勢。
二、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
分封制之外的士階層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戰國，定型于漢唐。就好像經理階層依附資產階級一樣，士階層依附國君。
帝國制度一統天下之后，士階層面對著皇家壟斷的人才需求，他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諸多競爭性的學說體系中，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家描繪的秩序為立國藍本，儒家把這種秩序中最神圣最尊貴的地位賦予皇權，并獻上臣民的忠誠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團是一個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黨團，根據對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這個集團被不同級別的選拔和考試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并授予相應的官職教職和特權地位。作為意識形態性的執政團體，儒家集團具有兩重性：既是儒家道統的傳承者，又是皇家法統的雇員。
作為法統的雇員，儒生出身的官員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統，更可能把它當作升官發財的手段。作為道統的傳承者，儒家集團努力控制皇權，爭取帝王的師友地位，甚至暗藏著對堯舜傳賢禪讓制度的幻想。不過在控制皇權的現實競爭中，儒生集團并不比宦官集團、軍人集團或后戚集團成功。儒家集團缺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的嚴密組織，其政治對手也不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因而難以擺脫對皇權的依附狀態。
2、解釋變局的努力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打破了帝國的隔絕狀態，中國被拉進了一個廣闊而陌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競爭環境。這相當于一次災難性的環境突變，帝國制度對新環境的適應發生危機。面對這種新局面，儒家意識形態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對策。
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對策，帝國延續官營工業的傳統，在三四十年間建立了數十家以軍火工業為中心的企業，但官營工商業照舊經營不善，甲午戰爭的失敗更凸顯了帝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弊端。康有為用儒家的概念體系重新解釋帝國的歷史和處境，企圖通過君主立憲的根本性變法趕超歐美。但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康有為對國內各大利益集團的看法過于簡單疏闊。 中國思想領域群雄競起，士大夫集團在各地組織了數以百計的學會，在失去了傳統指導的陌生環境中尋找行路指南。三民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源于西方的學說紛紛登場，給出各自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爭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義開出了“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藥方，將漢民族各階層的不滿集中于滿清帝國的上層統治集團，瓦解了其所剩無幾的威懾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綱解紐”之勢。 滿清帝國很快就倒臺了，民國的旗號很容易就掛上了，然而帝國專制制度的小農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帝國的種種新舊問題，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民國的旗號之下。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后軍閥混戰逐鹿中原的傳統局面。
中國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圍的世界，需要一個對歷史和現狀的透徹解釋。這時候，俄國十月革命引發了人們對體系龐大、邏輯嚴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關注。
3、被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分，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對歐洲資本主義來龍去脈的歷史與邏輯的分析性呈現。那是商品經濟的邏輯展開，是剩余價值的產生發展及其導致的危機與革命的圖景。
中國的弱小資本被軍閥、官僚、地主和農民擠在社會的邊緣地帶，與馬克思重筆描繪的核心圖景相去頗遠。在馬克思關注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組織者為自己選擇和雇傭守夜人，資產階級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為自己選擇的秩序服務。但在帝國秩序中，暴力賦斂集團的最高代表宣稱自己擁有天下，本身就成為各種生產要素名義上的終極所有者。暴力集團確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體制，篩選并改造了為這套體系辯護的意識形態。正統馬克思主義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強調，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斷，甚至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概念劃分，在解釋帝國兩千余年的停滯和治亂循環時頗為勉強。
不過，盡管中國和歐洲存在著巨大差異，馬克思主義宏大銳利的眼光，特別是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仍然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找到了一套關于自身使命的邏輯嚴密的說法。中國社會矛盾重重，戰亂不斷，階級斗爭的學說一定比和平寬容的自由主義更富于解釋力。更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描繪的世界歷史圖景中，蘊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這種利益分配，特別能滿足中國社會的各種期待。
中國一直是所知文明環境的中心和頂峰，這種歷史地位的急劇失落，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張力——恢復傳統地位和民族榮耀的強烈渴望。按照列寧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的環節，一個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首先奪取政權，領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理論隱藏著一種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關系：落后可以轉化為優勢，中國可以獲得極其重要的世界歷史地位。這正是民族心理張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馬列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種理論隱藏著更富于誘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個特殊的意識形態集團，在關于自己的理論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們將掌握國家權力，支配一切，最后還要名垂青史。其次，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將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他們獲得的是整個世界。最后，所有人類成員，最終都會在共產黨人的事業中受益，人類將進入物質極大豐富，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的理想世界。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潛伏在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而科學的表述之下。中國的讀書人很熟悉這種路數。儒家的天道中就潛伏著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無上，官僚集團代天子牧民，勞力者交皇糧服勞役。馬列主義在重新解釋世界和歷史的同時也重新進行利益分配，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便取決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當。
三、毛澤東思想
1、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正統馬列主義對城市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的強調，使共產黨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最初幾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澤東1926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中國因經濟落后，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細地區分，還應該補充說：其中更大一個數量是在官營產業之下。大量工人在傳統的官營企業里從事雇傭勞動，中國的官僚代替了歐洲的資本家[9]。中國共產黨在工人運動早期階段，發動礦山和鐵路工人罷工，爭取工人的結社權并提高工資，其矛頭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當局，而不是私人資本。中國工人向專制政府爭取權利的斗爭，先后遭到鎮壓甚至屠殺，工人運動失敗了。
北伐成功后，蔣介石羽翼豐滿，開始強化孫中山模仿蘇聯創建的黨國體制，大批屠殺對自身統治和黨國秩序構成威脅的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倉促組織和發動的武裝暴動，最初也像俄國那樣以占領中心城市為目標，結果又遭到了慘重失敗。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農民占全國總勞動力的79%[10]，是產業工人數量的一百倍。中國又處于獨裁統治與軍閥割據并存的亂世，武力的強弱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大小。要在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無論正統理論如何說，現實的力量格局注定共產黨必須繼承兩千年來反復驗證的成功策略：組成一個武裝集團，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吃大戶，發動農民戰爭，耗盡對手的力量，最后包圍城市奪取政權。
中國的改朝換代主要倚重農民造反，而馬列主義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評價甚低。馬克思認為，與工業文明遭遇之際，農民企圖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小農的政治影響則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這樣一個階級顯然不能代表未來。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熟悉中國傳統和現實力量的格局，他用馬列主義的詞匯和邏輯，重新解釋了傳統的農民造反的意義，闡明了共產主義信奉者在中國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們的敵人和盟友、斗爭各階段的目標和策略。這套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民搞土改。
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眼光，幫助中國共產黨看清了地主與農民的沖突。毛澤東認為，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聯合專政，貧下中農反抗地主剝削的階級斗爭必定導致與這種上層建筑的武裝沖突，結果必定是中國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然后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澤東勾畫的歷史和社會圖景在凸顯某些事實的同時也遺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實。毛澤東凸顯強調了中國弱小的無產階級及其作用，淡化了這個階級主要雇主的國營或黨營的性質。毛澤東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淡化了這個組織由愛國知識分子創建又由農民戰士充實的事實。毛澤東強調了歷史上農民與地主的沖突，把這種沖突描繪為中國歷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農民與官府的矛盾。毛澤東強調了地主階級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們之間的差別和沖突，把自身利益鮮明的暴力賦斂集團降格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毛澤東強調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卻再三表現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呈現為帝國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調節方式。
上述凸顯和淡化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黨一旦成立，黨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識形態的建構和發展自然要受到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指引和影響。毛澤東建構意識形態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團結全黨奪取政權，實現社會改造的理想。他預設了一個神圣正義的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挑選事實并展開論證，輝煌的目標吸引了他的視線，也造成了他的盲區。神化了無產階級，就可以合乎邏輯地神化其先鋒隊組織。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并導致社會崩潰的歷史和現實，是因為共產黨也要依靠行政權力建立社會主義并實現工業化。強調地主與農民的沖突，不僅關系到公平的社會理想和實現工業化的良好條件，更直接關系到共產黨的政治動員能力，關系到軍隊的兵源、士氣和后勤供給。
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這是與政府對抗的武裝集團獨享的擴張策略。歷代造反武裝都可以吃大戶，可以殺富濟貧。地主的財富集中，自衛能力卻微不足道，采取這種后勤和人員補給策略的暴力集團可以高速擴張，直到較富有的社會成員被榨干吃盡為止。而且，這個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難以模仿的，造反者則可以殺雞取蛋——壯大自身同時又破壞合法政府的財政基礎。采用這種后勤補給策略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分得地主土地的農民加入共產黨軍隊，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戰。
帝國或黨國與地主階級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國基礎是一盤散沙般的自耕農，而地主階級的重租和大面積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響了社會安定，降低了農村的整體購買力，這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和工業化計劃都是不利的。因此，國民黨也有土改計劃，到臺灣后發動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用階級斗爭理論將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繪為歷史的必然，并將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地主階級的利益描繪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策略。這種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產黨動員農民奪取政權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實的關系。
綜合而言，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政策，很嚴格地滿足了傳統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時又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邏輯，為自身的活動指派了崇高的性質和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是1840年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延續，是無產階級政黨代替軟弱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11]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有選擇地將部分馬列主義概念與中國的部分歷史和部分現實結合起來，建構出最有助于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理論，指出了共產黨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農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會走向平等富裕純潔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圖景的激勵下，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崇高的獻身精神和前無古人的堅韌勇敢。
2、新民主主義
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下，帝國制度在一次自身壽命循環的末期崩潰了。它企圖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廢墟上暴力集團林立的競爭環境，注定這個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個強大政治軍事組織。廢墟中小農經濟基礎的土壤，又決定了這個制度的基本結構是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結構。君臨天下的行政權力企圖把西方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過來，以公有制的名義塞到官營工商業的框子里去。 上述特征充分體現在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義秩序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在經濟方面，則是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官辦，允許民族資本主義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限度內發展。在農村，則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土地平均分配為農民的私產，同時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對比帝國制度，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中，“家天下”被替換了，儒家官僚被替換了，官營企業也被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替換了，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農水平，其他因素則無實質性變化。
新民主主義秩序注定難以穩定存在，因為它多變的領導集團與多變的福利生產集團不能構成均勢。領導集團稍微左一點，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點，就是歷代帝國和前朝黨國腐敗墮落的老路。民間的經濟力量逐漸增強，又會造成國民黨在臺灣遇到的局面，黨國體制不得不面對風起云涌的民間政治要求。 在跨越新民主主義秩序近三十年后，這種允許資產階級和富農經濟在籠子里發展的制度設計，又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名義登上了歷史舞臺。此時，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一個“晚發外生型社會”基本完成了模仿階段的工業化任務，卻沒有建立充滿活力并自發演進的現代化社會。無論是帝國還是黨國的官營經濟和官僚體制，都不能提供這種活力。
3、社會主義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農業帝國的廢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傳統的行政優勢，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國共產黨要根據自己的馬列主義信仰，有計劃按比例地搭建出一個工業化的平等社會。
在上述意義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傳統的集權制度在更加集權的方向上竭盡全力的一躍；是挾立國之威，對西方工業化列強的沖擊的激昂回應；是中華民族在新環境中努力適應并爭取優勢的百年探索的持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激發的對理想社會的狂熱追求。 在毛澤東時代，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主要靠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下達的行政指令進行。政府建立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壟斷體制，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以低于市價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價格征收農產品。同時，國營企業按照政府規定的壟斷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國農民為建立國營工業體系做出了份額最大的貢獻[12]。
在國營工商業內部，職工工資長期凍結在低水平上，政府以這種方式提高積累率，將職工個人的住房和養老積累轉變為建立國營工業體系的資金。
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國工業已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此時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過19.52%，1978年，這個比重上升為49.40%[13]，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粗具輪廓。這是持續了兩千年多年的帝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國的小農經濟基礎，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小農的經濟力量及其支持的強大行政手段徹底破壞并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產黨為這破天荒的一躍提供了關鍵性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中國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脫節，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計劃經濟及其選擇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工業體系。大量投資被浪費掉，建成的工業企業又有濃厚的軍工色彩，且效率極其低下[14]。同時，農民——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體——又被吸納勞動力能力較低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國營工商業體系延續了帝國時代的管理弊病。由于職工收入以固定的計時工資形式發放，企業管理官員和工人對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現為在不受到行政懲罰的算計下對閑暇最大化的追求。對行政懲罰的躲避則主要表現為壓低計劃指標的討價還價和謊報計劃完成情況。怠工的后果無須自己承擔，可以轉嫁給全社會。
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結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偷懶的后果只能由本隊的其他成員承擔。農民無法向生產隊之外轉嫁低效率的平等體制造成的產出損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餓受窮，便開始了前赴后繼的探索。最初的探索是擁有強勞力的農戶拉牛退社，被壓制后轉變形式，隱蔽為小包工之類的責任制，再變為包產到戶，更進一步就是包干到戶。當這一切都被批判后，剩下的便是集體土地上的怠工和對自留地的熱情，以及平等的貧窮和農產品嚴重短缺。 工農業生產全面的低效率，迫使政府強化非經濟的激勵-威懾體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一后期毛澤東思想的解釋體系里，農民對自留地的熱情屬于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多吃多占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和國營企業的管理官員屬于官僚主義者階級，后來進一步定義為黨內資產階級；偷懶怠工屬于私有制時代剝削階級思想的殘余；解決上述問題的主要辦法是堅持思想政治領域中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
上述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體制在工業化初期的模仿階段中成效可觀，但在較長時段的國際比較之中，則既不如市場機制那樣有效，又不如市場機制那樣充滿活力和創造性[15]。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建立的體制承受著多方面的內部壓力。一是農民對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農制度的追求壓力；二是工人和管理集團對利潤掛帥和物質刺激的興趣；三是領導集團順應上述壓力向傳統的管理方式復歸的壓力，這種復歸是追求較低的管理成本和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過程，其中也包含了對農業自耕農制度和工業企業利潤掛帥與物質刺激原則的讓步和推崇。毛澤東認為，領導集團的當權派性質決定了他們是毛式社會主義的最大危險，因為他們有選擇制度改變道路的權力。作為對上述圖景及其內在關系的把握，毛澤東創造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 毛式社會主義也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壓力，二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競爭壓力。毛澤東堅信資本主義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來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競爭壓力。這是關系到民族和領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歷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競爭。由于蘇聯的官僚集團具有更顯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特征，毛澤東又有代替蘇聯為人類指明前進道路的宏偉抱負，國內反對“走資派”的斗爭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總圖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類的歷史總圖景的一部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攬子方案。毛澤東參照帝國治亂循環的被動調節方式，試圖建立一種主動的自我調節機制，在最高當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亂循環，每隔七八年來一次，利用民間“革命群眾”的力量，監督官僚集團沿著毛澤東設計的道路前進。毛澤東堅信他設計的道路合乎人民群眾的利益，文革就是憑借革命群眾力量建立毛式社會主義的根本制衡機制的努力。 在這種制衡機制中，毛澤東把勞動人民擺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個人民又要由他根據歷史規律予以定義。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須與領袖心目中的歷史規律一致，正是這項苛刻條件，成了最激烈的民主與最極端的個人專斷的匯合點。文革的大民主就建立在這個微細的重合點上。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體制的確出現了許多偏離設計的失衡，但最嚴重的失衡是由強大自信的最高權力引發的。這是歷代帝國戰功卓著的早期統治者經常造成的問題。
大躍進是由最高領袖發動，由農民承擔主要代價的最嚴重的失衡。剛剛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根據自身利益和小集體利益安排生產的權利剝奪了，把他們與未收獲的莊稼的利益聯系切斷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控制著，調配到原始的大煉鋼鐵試驗中，調配到設計粗劣的興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費。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試驗加速了集體糧食儲備的消耗。
大躍進造成國內生產總值的急劇下降。毛澤東被迫放棄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高指標，降低了農業領域的集權程度，所有制單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產隊，一度還默許了包產到戶的存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巨大權力直接侵犯了干部集團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權利，一方面是毛澤東制造的半無政府狀態引發了對各種社會集團的合法權利的全面侵犯。這兩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卻沒有建立文革發動者試圖創建的治亂循環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機制。恰恰相反，各個社會集團對毛式社會主義的反感隨著各自損失的增加而增加了。 毛澤東的去世削弱了對異己力量的清剿、壓制和勸說能力，舊的權利邊界有了恢復的可能。
四、改革開放
1、壓力下的開放
當毛澤東緊閉國門試驗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之時，人類社會正在各種群體的生存競爭中自發地開辟自己的演進道路。資本主義將人類社會拉入了一個新型的競爭環境，所爭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滿足人們的需要，這是對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競爭，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的競爭。競爭中的優勝者，在世界上擁有遠大于其人口規模和領土面積的影響力，而競爭的失敗者，則日益淪為無足輕重的邊緣國家。 毛澤東身后的中國，與歷代帝國一樣，孕育著決定命運的三大趨勢。在與國外列強的關系方面，中國的相對實力越來越弱[16]；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人口過剩的壓力越來越大；在國內關系方面，干部集團的規模日益膨脹，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邊界受到嚴重壓縮，反彈的力量越積越強。鄧小平順應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泄洪閘。這是中國的體制調整自我以適應內外環境的又一次努力，
相對人民公社制度，傳統的自耕農制度中蘊藏了巨大的利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農民追求這種利益的壓力的讓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農產品短缺問題迅速得到解決[17]。
相對計劃經濟和國營工商業制度，傳統的民間市場和私營工商業制度也蘊藏了巨大的利益。政府無力在國營工商業體系內安排城市剩余勞動力就業，無力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無力解決流通渠道不暢和供應短缺問題，因而積累了越來越大的社會不滿。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間商販和城鄉貿易市場，不得不容忍個體戶、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結果，在政府獲得巨額稅收的好處的同時，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在國營工商業體系之外獲得了就業機會，一個在規模、產值和利潤方面全面超越國營的民營工商業體系與市場一起迅速壯大，各類商品由普遍短缺轉為全面過剩。 相對封閉而言，向世界開放同樣蘊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國短缺的資金、技術、設備、知識和市場，都可以在開放中獲得至關重要的補充。開放政策一方面將國外產品和企業引進了中國，一方面將中國的企業推向了世界市場。中國經濟在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中，踏上了分工和進化的良性軌道，并且逐步熟悉并接受了世界通行的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規則體系。
在各個社會集團調整權利邊界的同時，帝國時代官吏集團的老癥狀也表現得日漸鮮明。一套架空正式規定的潛規則體系逐漸擴張和強化，利用權力從各方面擠榨的油水，吸引并滋養了一個規模日益擴張的集團。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項基本原則約束下的改革開放，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新格局，一個帝國從未見過的、與歐洲的憲政誕生即資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經濟格局。
這個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為歷代帝國財政基礎的小農經濟退居三線，作為國家財政基礎的國營工商業正在退居二線，而民營工商業和非國有資本控制之下的市場經濟企業正在成為國民經濟和稅收財政的主要支柱[18]。
國有企業做出了頑強努力，但是屢戰屢敗。國有企業吃完了財政吃銀行，吃完了銀行吃股民，已經將數以萬億計的銀行存款變成了呆帳壞賬[19]，正在將數以百億計的股民資金變成垃圾股。
與上述趨勢相反，民營資本正在中國社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吸納過剩人口、交納各種稅費、增強國力和推進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等方面越來越舉足輕重。而且，民營企業集團與帝國依存了兩千多年的小農大不相同，他們交易頻繁，競爭激烈，交易費用的任何微小變化都會引起他們的敏銳反應，影響他們的競爭能力。他們對生存和發展條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時又見多識廣，善于比較。他們有愿望也有能力進行權錢交易，像他們的西方前輩那樣為自己購買適宜的公共產品及其產生機制。如果不能在公開交易中合法地買到，他們就會在私下交易中購買。事實上，局部性的私下交易已經大量存在。 假如公開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他們可以退出交易，這意味著資本抽逃，其結果便是稅收減少，失業增加，社會動蕩。中國人口規模的增長要求每年維持相當高的經濟增長率，勞動市場上的所有新來者，急需就業機會的工人，渴望進城就業的農民，已經成為投資者的同盟軍。
不能營造一個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環境，就要創造一個勞動力或其他生產要素更加便宜的環境。這就意味著降低土地價格，降低對勞動和環境的保護，以全社會甚至子孫后代的利益補償高成本的制度環境，以維持對資本的吸引力，維持經濟增長和政權穩定。
總之，千年帝國安身立命的小農經濟基礎，已經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業化成就破壞了；千年帝國生存的閉塞環境，已經被西方文明帶來的競爭破壞了；帝國體制解決自身利益分配失衡和人口問題的希望，已經被數十次徒勞的王朝循環破壞了。面對這些無法挽回的破壞，即使純粹出于自身利益，舊體制合乎邏輯的最佳選擇也是自我改革，為福利生產集團創造一個可控制因而可靠可信的、低成本的、高效的政治法律環境，挽救社會母體于危難之中。不過，這個選擇恰恰意味著千年帝國的自我終結。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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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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