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文革及其歷史地位
——文革研究的新視域
周承友
文革即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初建以后影響深遠而最值得關注的第一件大事。認清了文革，才能認清此后的中國。只有全面地界定文革，歷史地認識文革的起因和根據，并上升到文革時期所遵循的路線的高度，才能真實而全面地認識文革。那種由文革的對象所界說的文革，其公正性和科學性值得考證。文革和后文革的國內外實踐證明:文革是中國1960年代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探索和光輝創舉。
一、文革的全面界定
什么是文革？如何界定文革?這是認識文革所遇到的首要問題。從實踐上講，文革是指發生在中國1966至1976十年中的一種社會運動；從理論上講，對文革的界說必須符合文革十年的歷史內涵，也就是說，必須符合文革時期關于文革的政策文件精神和文革的實際發展過程。瀏覽后文革時期的文革界說，它們大都難以完全涵蓋文革的歷史內涵，有些甚至是對文革的歪曲。
對文革的界定，必須依據文革時期中央關于文革的政策文件和文革的十年實踐。1966年中央出臺的《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兩個文件，被公認為文革發動的標志。同年，中央還出臺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和《關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等。在這四個文件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才是關于文革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文件（下面簡稱《決定》，其他幾個相應地簡稱《通知》、《規定》、《指示》）。《決定》共十六條，第一條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其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資產階級雖然被推翻”，“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指示》的第三條指出：“文化大革命也要糾正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貫徹實行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1967年11月6日為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經毛主席批準同意，“兩報一刊”發表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該文從理論上比較完整地概括了文革，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該理論（六條），被公認為文革的指導思想，除其第三條的說法不完善（總當作還產生一個完整的資產階級看待）以外，它與《通知》和《決定》等文件精神是基本一致的。當然，該理論中還沒有點明官僚特權和腐敗等官僚主義問題。而反官僚主義卻是毛澤東極為重視的。建國后的多次政治運動都突出了整頓官僚主義作風。毛澤東還說過：“有些人當了大官，要維護大官的利益，搞特權，比資本家還厲害。”從文革的實踐中看，整頓官僚主義作風也是其中的一個重點。
學習《決定》及其后中央有關于文革的文件，其中不僅有許多關于“破”的方面的規定，而且還有豐富的“立”的方面的內容。再看文革十年的實踐，前期以“破”為主，后期以“立”為主。例如：干部（包括在職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工農兵代表參加各級（含高級）領導班子，教育和衛生發展重心下移的改革等等，這些都是“立”的方面的重大舉措，都是文革的豐富內涵，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改革的正確方向所在。那種只看到文革的“破”而沒有看到文革的“立”的思想，是對文革的歪曲。
綜上所述，“文革即文化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整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官僚主義作風，改革上層建筑的革命。”可見，文革是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它是“破”與“立”兩方面內容的統一。只有科學地界定文革，才能真實地再現文革。
二、文革的起因和根據
文革是如何緣起的？目前已出現多種說法。而歷史的真實表明：“文革是此前的形勢發展和矛盾演變——舊社會回潮盛行和路線斗爭尖銳的必然結果，是國內外反修防修的必然結果”。本文所說的路線斗爭，從“社教”和文革的文件中看，主要是指社會主義道路、路線與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路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它是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的一種新形式。只有明確那時社會發展的國內外形勢，并且歷史地看待那時的社會形勢，才能真正明確文革的起因。
文革緣起的主要歷史根據是：1960年代初“舊社會回潮”盛行和路線斗爭尖銳。這就要從文革前的形勢發展和矛盾演變談起。大家知道，面對三年困難時期，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開始了國民經濟調整，到1962年經濟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人民生活開始好轉，之后繼續進行調整提高。但在經濟調整的五年里，大量的歷史文獻顯示：1961到1962年“單干風”廣泛出現（發展到20%-30%的生產隊，并且與“退田”、“買賣”、“雇工”相伴隨）；“翻案風”也興起；“社教”（“四清”、“五反”）運動證實，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黨組織和政權都“爛掉”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家院丫頭”充斥文藝舞臺，非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潮出現，而宣傳工農大眾的不多；在國際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實行“三和一少”外交（而不是和平與變革相結合的和平變革外交）。這些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各領域的“舊社會回潮”盛行表明，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相當廣泛，剛剛新生的社會主義面臨著生存威脅。這些“舊社會回潮”主要是在LD等為代表的中央一線的領導下出現的，很多事情還是他們所支持的，是他們內心世界的體現。而毛澤東對此都有清醒的頭腦和歷史的透視。因而，毛與LD等一線領導之間必然形成路線分歧。當路線分歧的發展在原有權力體系運行中難以解決時，終于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從而及時地阻止了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在新中國的一次泛濫。
毛澤東與LD等中央一線領導之間的分歧，據可考的歷史資料和學界論及在“七千人大會”之前并不明顯。但確實存在的一個方面是：1956年劉xx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而1957年6月毛澤東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在整個大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是主要矛盾。從而改變了“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但自此至1965年，毛澤東本人和國家的實際發展中并沒有把階級斗爭問題當作主要矛盾抓，也就是說1957-1965年并不存在人們所說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是毛與LD等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發展的轉折點。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xx脫離中央起草委員會集體起草的報告而作“口頭報告”，劉提出兩個“三七開”，懷疑“三面紅旗”，毛澤東則提出警惕修正主義等，二者分歧公開明顯。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并說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2年底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再版時，堅持不提無產階級專政，并在引用列寧語錄時竟把列寧五處講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刪掉。由此，再結合是毛澤東最早提出并極為重視糾正經濟上的左傾錯誤，毛澤東提出不要因為重提階級斗爭而干擾經濟調整，1962年前后“舊社會回潮”盛行，LD支持分田單干并醞釀讓其合法化等等歷史事實。完全可以肯定，毛與LD之間的分歧，不僅僅只是認識上的分歧（或原來意義上的“總路線”、“大躍進”等分歧），而確實存在社會主義路線與修正主義路線之間的路線分歧，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認識也不是無中生有。不僅如此，隨著“社教”運動的展開，隨著“兩個文藝批示”而來的文化意識形態論爭的加劇，才真正的深化了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認識，進一步展示了LD彭陸等人的右傾修正主義思想，從而使毛與LD彭陸等一線領導之間的分歧逐漸升級。至于分歧升級的細節，學界已出現了充分地論述。“社教”運動是文革（“破”的階段）的預演，因《評<海瑞罷官>》一文出現而加劇和對抗的文化意識形態論爭是文革的促成。
文革的緣起也有充分的理論根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斷革命思想（參見馬克思《1848-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馬恩選集》第2版第1卷第466頁），列寧的“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的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的思想（《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62頁）等，就是文革緣起的馬列主義根據。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及其后來重視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思想，特別是“中蘇論戰”（如“九評”）中重視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思想，如“九評之三”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并不一定要通過反革命政變，也不一定要通過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它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來實現。”這些思想為文革的緣起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準備。“社教”運動中提出的“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到文革初期總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為文革運動提供了堅實地指導思想。文革和后文革的國內外實踐（如“蘇東巨變”）證明：重視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即在社會主義特定的社會條件和形勢下階級斗爭才成為主要矛盾，實行繼續革命）的思想都是完全正確的，是馬列主義發展史上的新開拓。
由此可見，文革的發動，既有堅實的歷史根據，符合當時的中國實際，又有充分的理論根據，符合馬列主義。它是歷史的必然，并且總體上適應了社會前進的需要。
三、文革時期的基本路線
文革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運動，它必定融入社會之中，與整個社會合為一體，共同發展。因而只有抓住文革時期的全局，才能真正認清文革；只有認清了文革時期所遵循的基本路線，才能抓住文革時期的全局。
文革時期的基本路線是什么？同樣只能依據文革時期的中央政策文件和文革的十年實踐。在1966年中央關于文革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文件《決定》中，曾單列一條“抓革命、促生產”，并且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要“保證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不僅如此，還把《決定》中的這一條（第十四條）進而擴展成一個獨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規定》的第一條指出：“堅決執行毛主席、黨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生產的發展”。在《關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這個文件中，第一條也是強調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帶動生產發展。據此可以肯定，文革時期的基本路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它是一條社會主義路線。當然，此后中央還有“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等新提法，可簡稱為“抓革命、促發展”。但核心還是“抓革命、促生產”。文革十年的實踐證明：整個文革時期都是在“抓革命、促生產（或促發展）”的大思路下運行的。
由此可見，只有從“抓革命”和“促生產（或促發展）”兩個方面著眼，并把這兩個方面緊密結合起來，才能全面地認識文革和評價文革。那種把文革獨立于社會生產和發展之外而看待文革的作法，是對文革的最大歪曲。
四、文革的發展過程和形式
文革時期的路線貫徹過程，也就是文革的發展過程；只有真實地把握了文革的發展過程，才能證實文革時期的路線。根據文革時期的政策取向及其發展變化，文革的發展過程明顯地呈現為兩大階段。
文革的第一個階段：是整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官僚主義作風階段，簡稱“整頓階段”，時間兩年半，即從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發到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本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奪取走資派和官僚控制的領導權，重組各級各類領導。重要事件有：成立中央等文革領導小組，紅衛兵突起并在全國大串聯，“四大”，“造反奪權”，“二月抗爭”，“三支兩軍”，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等等。本階段的突出特點是，放手發動群眾，群眾運動不斷，各地各類黨政機關受沖擊，打擊面過大，因而社會動蕩（特定秩序）明顯。但因“三支兩軍”，重要廠礦、干部、人士的特別保護等，社會大局依然穩定。本階段以“破”為主，主要形式是“大民主”、群眾運動，這是“繼續革命”的必然，因為至今歷史還沒有給它提供另外更有效的形式。
文革的第二個階段：是調整批判改革發展階段，簡稱“調批改階段”，時間八年，即從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閉會到1976年10月“四人幫”的清除。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文革進入“斗批改”階段，標志著以“破”為主的文革基本結束，文革進入新階段，即以“立”為主，“破”與“立”兼顧階段。從政策取向上，本階段的歷史活動可概括為調整、批判、改革、發展四大方面。調整，就是不斷調整各方面及其之間的關系，逐步走上正常狀況，包括因批判和改革而來的調整。例如：八屆十二中全會后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毛澤東制止和糾正一些錯誤，保護一些黨的干部和黨外人士，解放恢復一些老干部工作等等，就屬于調整方面的內容。并不是只有周鄧主持的調整才算調整，調整也不僅僅是周鄧的功勞。批判，包括“革命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進行“一打三反”，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批林批孔，批評“四人幫”，不讓其獲得黨政主要領導權，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改革，也是文革的重要方面，比較重要的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干部走“五七”道路參加生產勞動，工農民代表參與高級領導班子，實施“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適應當時的國力和廣大民眾需要的文教、衛生發展重心下移的改革，開創外交新局面，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等等。這些重大改革的實施中，盡管存在缺點和錯誤，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原則卻指示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發展方向。
調整、批判、改革都最終指向發展。八年中的發展，成績顯著。主要有：（1）工業、農業、交通等方面，文革前并沒有多少“大東西”，正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國的工業、農業、交通、國防、科技等發展才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基礎和實力大大增強，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2）干部廉潔，政治清明，工農大眾地位高，社會風氣好。（3）科教方面，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盡管質量不高），建立了上千所大專院校和完整的基礎教育體系，不存在上不起學和不想讀書的情況，廣大民眾普遍受益，避免了精英教育的嚴重弊病。也建立了規模龐大、分布領域廣泛的科研院所，在當時全球范圍內，也只有蘇美擁有這樣齊全的科研門類配套。（4）人民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斗私批修，批判一切剝削階級舊思想、舊傳統，廣大人民的思想覺悟境界空前升華和飛躍。（5）在醫療衛生方面，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培養了遍布城鄉的“赤腳醫生”隊伍，實行“合作醫療”（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創舉）。市民實現了免費醫療，農民看病收費低廉。相對完善的醫療保健體系使中國人均平均壽命男人為66歲，女人為69歲，幾乎居發展中國家的最高水平。（6）國防和外交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
總體上看，文革后八年的政策落腳點是既批判又發展，經過調整和改革，工作重點逐漸向發展轉移，突出地展現了“抓革命、促生產（或促發展）”路線。
五、文革的歷史地位
綜上所述，文革運動，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應當基本肯定；又犯有階級斗爭擴大化等左傾錯誤。今天的成就歸功于改革開放，文革時期的成就難道不屬于文革嗎？文革的主要歷史功績是：建成和鞏固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并為其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革中，毛澤東敢于認錯和糾錯。相反，右傾修正主義錯誤卻至今還左右著人們對建國后歷史的認識和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后文革時期國內外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不重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和上層建筑改革的工農民眾化方向，不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導致國內外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可見，文革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探索和光輝創舉。
二00九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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