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日科夫：細述蘇聯解體根源

雷日科夫：細述蘇聯解體根源

    
    自從1991年12月蘇聯徹底瓦解以來，15年間發表了無數回憶錄，出現了無數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對于種種事件帶來的后果、實現的手段、產生的原因以及未來生活的前景，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解釋。但歷史總有說出真相的一天。
    在這里，我得提起一個現在說來已經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當著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表的一篇演說。1945年，他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瓦解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
    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制造混亂和無所適從……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無賴和無恥、欺騙和謊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賽過懼怕野獸、羞恥之心的缺失、叛賣、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仇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將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40年后，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標果然完全實現了。不過，我當然絕不會以為，這樣一個大國的悲劇性解放能夠僅僅發生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么樣。這只要回想一下下俄羅斯千百年來的歷史，包括衛國戰爭那悲慘的時光和最后的勝利結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師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訴我們，所謂的民主變革實際上給我們帶來了什么，特別是在千百萬人民的社會經濟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許多人都在越來越經常地問自己：難道真的需要這場改革嗎？難道它真的是歷史的必需和必然嗎？而且，許多人很自然地懷著一種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蘇聯時代——日子過得雖不富裕，但勞動、休息、教育、醫療服務、必要的社會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們終于明白，原來第一撥“民主派”是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他們。那些家伙曾許諾很快就會過上天堂般的日子，而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語現已猶如朝霧般消散。還有一些人，他們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現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東西。不過這些東西實際上是直接從絕大多數人手里搶過來的。所以，許多人對“改革”’的態度絕對是負面的。這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它的悲慘之處更在于，從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內心深處的迷失，而大眾傳媒卻用盡了渾身解數來支持這種迷失。
    問題在于，在許多人的眼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好，蓋達爾—丘拜斯—葉利欽的“激進改革”也好，它們都匯入了同一的過程，盡管就目的、社會經濟內容和政治推動力而言，它們其實是相互對立的東西。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的失敗創造了消滅蘇聯和改變蘇聯社會政治制度的有利條件。
    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如果能全面發展，經常不斷地回應時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個足夠穩定的制度。停滯是制度老化。制度毀滅的前兆。所以，蘇聯社會根據新時代的要求進行改革，就成為歷史的需要和必然。它無疑應該早在幾十年之前就開始，如果當時就去完成這樣一個復雜的過程，無論是經濟條件、社會條件還是其他條件，顯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樣，這一過程直到1985年才到來，而它的道路上鋪滿的已經不是玫瑰，而是荊棘。我想細述的正是這個問題，即關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劇，關于我國人民的大悲劇——當時，我身處這些事件的漩渦之中。

                     經濟：“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

    應當承認，我國在著手改革時，它的領導并沒有以應有的方式深入評估進行改革應采取哪些相互聯系的必要步驟，以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后果。不過當時有一點倒是現實的，也是正確的，那就是決定改革從經濟開始。其實，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對國家經濟做一番改革。
    硬性計劃經濟體制是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它順利完成了工業化任務，并對戰勝希特勒德國起到保證作用，使得在難以想象的短時期內恢復國民經濟成為可能，而在“冷戰”年代，則建立了同西方的軍事均勢。但生活不會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漸開始有所感覺：蘇聯的國民經濟還無法完全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社會經濟需求，也無法解決國家發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為重要的任務。
    這就需要找到國民經濟運行的更為有效的手段。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搞過一次經濟改革。但他并未觸及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礎，僅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給企業。當時我是烏拉爾機械廠的總工程師，后來又當上了總經理，我們當時曾感到非常滿意。
    總的來說，改革促使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 ）達到了最高的經濟指標。遺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漸自生自滅。后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雖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對改革加以恢復和完善，卻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績。
    到了1983年，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公開下達任務，要大家把現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會的問題弄個明白。這是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必須重新判定國內已有制度的本質，它在人類歷史上所處的地位。與此同時，安德羅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多爾吉赫、中央委員會經濟工作書記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經濟領域出現的局勢，并就經濟改革提出建議。在兩年時間內，我們就這一問題開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學者、專家、生產一線的工作者，并成為1985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4月全會上作報告的基礎。再以后，在整個80年代后半期，蘇聯政府始終緊張地進行著制訂經濟改革具體途徑和方法的工作。
    為了讓經濟取得“喘息”機會，需要解決一系列原則性問題。如果對問題的根本加以審視就會發現，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與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越來越明顯的相離異的現象。由此產生了勞動者對勞動負責、提高勞動效率和質量的動因明顯不足。于是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所有制及其發展前景的問題。正如所知，我國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國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漸具有了國有的特征。考慮到學者們的意見和國外經驗，我們認為，在國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權比較合理——這主要是指在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以及國防工業部門的企業。其余的 50％—40％可能是股份制形式或者個體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別墅用地和菜園果園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訂方案時，我們特別注意所謂“民營企業”對象，但其所有者只應是集體。
    與這種觀點相對立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一群政治家們的觀點，他們一心為私有制唱贊歌，堅持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國家的所有社會經濟問題。
    要想逐步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過渡綱領的制定者面前還存在著不少復雜的問題：要為我國實現深刻的、內容極其廣泛的科技革命創造一切必要條件，要改革價格形成的體制，要改變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用品生產的比例關系，擴大生活用品的生產等等。
    總之，在回應時代呼喚的同時，蘇聯政府從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發，于1989年制訂了一個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個管理層面上審慎行動結合起來。我們在走向市場的同時首先力圖穩定社會經濟局勢，然后再向前進，走向一個更加發達的商品—貨幣體系。
    有的人號召我們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場經濟的旋渦，并且舉歷史為例說，歐洲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實際實行的也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但他們卻一往無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場經濟。這倒是不錯。不過他們具有長期搞市場經濟的經驗，只是由于戰爭，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斷了五六年而已。他們即使投身進去也不會被淹沒。此外，我還要說，他們在戰后根本就沒有排斥國家計劃因素，而且現在也不排斥，而我們那些剛剛冒出頭來的主張市場經濟的救世主們——實際上也就是目前我國經濟的瞎眼指路人——卻一聽計劃經濟就躲得遠遠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們的關于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把居民承受的困難降到最低的建議，遭到了自由派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的堅決反對。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摧毀當時存在的經濟制度。他們同當時相當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順利地達到了目的。在這群虛偽的家伙身上，有一個細節很說明問題：當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過，“自由主義的改革”將把最嚴重的考驗壓到百姓的頭上。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他們看到這種改革已不可逆轉時，才公開地大聲宣揚，說他們再清楚不過，要是照他們的腳本演下去，會對大多數人民和國家帶來什么后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激進經濟改革派行動的荒謬性和破壞性已經暴露無遺。在他們——用自由派一個頭頭的話來說——“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端了一腳”之后，人民覺醒了。到了今天，所謂的“500天計劃”就很難贏得掌聲和歡呼了。

                       國內政策：“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

    1987年末，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如果脫離政治改革，在經濟領域就不可能出現進步的變革。他們的形象說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
    客觀地說，黨內早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性。黨的確起過偉大的歷史作用。在緊張到極點的20世紀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的時刻，在偉大衛國戰爭歲月，在戰后年代以及冷戰時期，正是蘇共在掌握著全國的命運。如果換了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時代變了，那么當然黨的活動也應該出現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變化。在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負責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認為黨應該從直接管理經濟的工作中擺脫出來，把這些職能交給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我的看法，意識形態工作和制訂發展戰略的工作留給蘇共來做比較合理。同時還應該讓它從停滯了幾十年的理論教條和黨務工作實踐中解放出來。
    而且，早先的戈爾巴喬夫也是持這種意見的。例如，在蘇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會上他就說過：“現在我們已經走到必須改造我們的政治體制的地步了。這當然不是說要取代現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質量上全新的結構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內容和動力……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涉及黨和國家機構功能的劃分。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應該以列寧主義為基礎。黨的指導和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社會發揮作用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但是，看看他后來離職后的所作所為，看看他那些公開否定黨的言論，不由得要對他的真誠，對他的信念，還有他是否正派的問題，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1991年8月23日，當蒙羞的蘇聯總統在72小時軟禁后由福羅斯送回來，跑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恥辱講壇”發表演說時，他還能說一些他信奉社會主義思想，他忠于改革后的黨之類的話。可是時間僅僅過了一天，他卻……放棄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再就這個問題發表宣言時，他竟然顛三倒四地說，他的責任是像保護國家公民那樣保護每一個共產黨員免受無根據的法律追究，同時還宣布黨自行解散。
    圈圈終于圓上了。這種情況遲早總會發生。戈爾巴喬夫同黨分道揚鑣了。但為什么他對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關于蘇共自行解散的建議在許多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既定事實，這件事至今還是一個謎。我看是潛意識中幾十年培養起來的東西起了作用，總相信黨的領袖總書記的一切行動不會有錯。
    蘇聯共產黨曾經是國內改革的倡導者，可是過了五年，它卻被趕下了政治舞臺，而它的一千好幾百萬黨員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來，到了1989年，國內政治局勢起了劇烈的變化。夏初召開的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召開的。在代表大會熾熱的氣氛中，與蘇共的活動相關聯的一切重大問題全被“遺忘” 了，卻提出了許多針對它的批判和嚴重指責，而且還號召進行報復。在有些發言中，可以感到發言人無論作為一個公民還是一個政治家，都還不夠成熟。他們表示，希望能對擺脫了“蘇共壓迫”的這個國家有所幫助；他們自己還對自己開展公正的批評，揭露黨在社會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問題。不過還有一些則是完全自覺的、專為破壞黨的威信而經過精心策劃的行動。蘇共是通過歷史發展而成就為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的，它同國家組織已經水乳交融地連為一體。正因為如此，為解體勢力的利益而破壞黨的威信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但那些導演這一切的人很清楚，為了改變政權和社會制度，必須切斷黨和國家之間的紐帶，因為那是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
    蘇共之所以能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是因為幾十年來它把權力視為自己的專利，它已經喪失了現實的日常政治斗爭的能力。結果當一個統一的機體喪失了自己最優良的品質——戰斗性，自我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的時候，它衰退了。
    由于種種原因，蘇共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影響力，國內隨之開始出現反對立場的社會運動。它們在蘇聯解體和社會制度解體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持不同政見者、雜牌軍和民主派。
    由于蘇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實現改革，在一個歷史造成的極短時期內，釀成了反對派政治運動，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促使蘇聯瓦解，促使當時存在的社會制度消滅。

                  對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

    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前任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們在位的后期，才熱心投入外交活動，而他卻從一開始便樂此不疲。
    戈爾巴喬夫同西方的合作開始于1984年的秋天，當時他作為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會見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如所知，這次會見是由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組織的。未來的總書記在此之前不久認識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倆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見的地點不是通常的倫敦政府官邸（唐寧街10號），而是郊區的切克斯別墅，那是個專門用來接待正式訪英的外國領導人，首相希望與之推心置腹進行特殊重要談話的地方。
    實際上這是一次對未來總書記的摸底會見：西方領導人對契爾年科的健康狀況了如指掌。會見后撒切爾夫人拋出了一句名言：“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這就是這位鐵娘子對其他各國同事發出的信號。后來她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10月，在兩個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在雷克雅未克同他會見。他們在當地舉行了好多個小時的一對一秘密談判。美國總統需要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否已經作好犧牲蘇聯利益、對美國效忠的準備。后來，到了1993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撤掉了嘴巴上的崗哨，承認在雷克雅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見和談判。1989年末，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同老布什總統會見的時候，整個移交蘇聯政治國防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些快言快語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爾巴喬夫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國總統會見了11次。由于相當程度上絕對單方面的讓步，柏林墻垮了，華沙條約、社會主義國家的盟友關系以及蘇聯本身都垮了。
    戈爾巴喬夫—謝瓦爾德納澤（后者是為他擔任外交部長的小伙計）的對外政策使蘇聯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結果是幾年之內蘇聯喪失了超級大國的地位，而世界則失去了整個20世紀下半葉賴以順利維持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
    所以，如果把總書記兼總統戈爾巴喬夫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稱之為錯誤，那實在是太荒謬了。不過他首先滿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總是以犧牲蘇聯的利益為代價。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而且還使得西方對蘇聯人民的影響日益加劇，使得蘇聯國內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力量日趨活躍，最終導致這個國家從地圖上消失。

                  意識形態：總書記“夢想著要把共產主義埋葬”

    “設計師”、“施工隊”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識形態專家們和組織者們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數或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支持改革，我國根本性的經濟和政治變革才有可能得以實施。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黨真正直接依靠工農，并與他們共同組成一支可以說是挾雷霆萬鈞之力的時代，早已成為遙遠而光榮的英雄主義過去。聯系逐漸變成形式上的和單方面的東西：總是從上到下、從黨到群眾，很少有自下而上、從群眾到黨的事情發生。此外，蓬勃發展的大眾傳媒開始給予社會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強大的影響。首先是電視、廣播，還有日報、周刊、各種大小雜志。那么，在這些機構工作，決定它們立場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當然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這樣一來，知識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氣候”，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意識以及公民的政治行為在巨大的乃至后來是起決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這些人來決定。
    要想取得知識分子對改革的支持，就必須保證在國內實行真正的言論自由。
    國家的領導層贊成社會生活的這種變化：應該向國內的公開性轉變，向外部世界開放。于是，公開性宣布了，書刊檢查制度放松了，后來還完全取消了。“意見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版物的大量出現。“大雜志”的印數直線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銷量竟達到150萬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書報檢查制度已經完全放開的今天這個“民主” 時代，該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過8000份。
    1986年中央的兩家刊物換了領導。他們的頭頭被換成了自由共產主義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評過去以及批評當時的“停滯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莫斯科新聞報》和以柯羅季奇為首的《星火雜志》表現尤為突出。
    后來，出現了好多“大膽”的電影、戲劇、書籍之類的東西。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范圍放得越來越開了。再有就是言論自由的發展——當時有個說法叫“格拉斯諾斯奇”（公開性，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字典對這個詞都采取了音譯的辦法）。這些很快就變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純粹是吮吸著手指頭生造出來的信息。它們都越來越公開地指向現存的社會和國家制度。
    在推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
    可是支持公開性以及其他民主過程的政策卻一直沒有變。1987年5月，停止了對美國之音以及其他反蘇廣播電臺的干擾；6月，簡化我國公民出國手續的決定開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開了隆重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會。戈爾巴喬夫在會上作報告。他宣稱：“蘇共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不會有所懷疑。它將取代資本主義……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世界——共產主義世界。我們一定把這條路走到底，永不回頭！”這些引起暴風雨般歡呼的話語說過僅僅四年，蘇聯沒有了，社會主義沒有了，更不必提什么總書記號召的共產主義事業了。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一些毫無原則的人，他們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對他們寄予信任的人，并在這之前將自己洗劫一空。
    總之，在意識形態領域，破壞性傾向戰勝了實證主義傾向。這是因為蘇共，準確地說，因為它的中央和幾任總書記，在整個后斯大林時期一直沒有能夠對全黨和全社會提出要求克服侵蝕黨和社會血肉肌體的教條主義的任務（除了安德羅波夫，但他來得及做的只是指出這種必要性）。在這個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世界上，在我們國內，教條主義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實狀況，而他們卻不懂得深人進行科學分析、認真發展建設新型社會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必要性。
    戈爾巴喬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開性、言論自由、全面民主化過渡的同時，并沒有把對于從斯大林時期起就在許多方面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歪曲的黨和國家的歷史加以科學、客觀、慎重地重新審視的主動權抓到自己手上，卻把這一極為尖銳的，具有強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潛在敵人手上。那些人后來果然成了公開的敵人，并以此為自己贏得了真理和正義斗士的美稱，而且還因此贏得了如果不是帶領社會大多數也是帶領相當一部分人前進的可能。
     當戈爾巴喬夫陷入政治困境時，對于“民主派”針對領導了這個國家整整70年的蘇共所大力展開的常常是誣蔑性的攻擊，他們幾乎沒有作出任何回應。當敵人向蘇聯和社會主義發起實實在在的進攻時，黨的意識形態“機器”竟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能力。
    戈爾巴喬夫在號召搞誠實的、公開的政治的同時卻在施加各種影響，甚至公然販賣諾言（例如所謂的《里賓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備忘錄》、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號和綱領都空洞無物，毫無根據，缺乏應有的組織工作。戈爾巴喬夫不懂得：無法兌現的政治許諾，只能是一股破壞力量。
    這一切決定了群眾對改革、對黨、對戈爾巴喬夫只能是失望，從而也加強了對手的地位。

                      民族關系：竟然成了摧毀蘇聯的攻城槌

    20世紀的大部分年月，整個世界都曾以驚奇和贊賞的心情觀察著蘇聯如何解決民族關系問題。可以說，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似乎已經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誼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間，在這塊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會兒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會兒在烏克蘭，一會兒格魯吉亞，一會兒阿塞拜疆，一會兒在中亞的某個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又再次獸性大發了。這種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威脅國家安全的大規模現象，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是無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蘇聯開始衰敗，頃刻之間，它就能變成一只摧毀國家的攻城糙。
    在歷史上，俄羅斯就是把一塊塊土地合并入政治經濟聯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國家利益把它們融合到了一起。它們在加入俄羅斯家園之后，共同的職責已不是相互競爭，而是在統一的國家中相互協作。巨大的領土面積、復雜的推動力和地緣政治條件、民族構成的多元化決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須采取一切手段鞏固國家，鞏固一切國家機構。它們的責任就在于保證我國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制訂可以為大家都接受的多樣化的宗教民族文化特色共存的形式。
    在我們國家，俄羅斯人民作為數量最多的民族，為這個成長中的國家支撐著最主要的負擔。它是建設和鞏固這個國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時，卻并不存在任何專屬于俄羅斯族的特權。俄羅斯的任何一個民族，都既不是統治民族，也不是從屬民族。
    可是，歷史有時就愛這樣，它跟我們開了個驚人的玩笑：當各加盟共和國準備退出蘇聯之時以及它們退出之后，有些國家的民族主義甚至是地方沙文主義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來了。眾所周知，以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幾個共和國為例，那里的沙文主義者為了推行民族歧視政策，或者簡直就是想要直接把居民中的俄羅斯族從當地排擠出去，都挖空心思使用了一些什么樣的手段哪！而當那些國家存在于蘇聯內部的時候，這些俄羅斯人又為國家的發展作過多少貢獻啊！
    同時，遺憾的是，在俄羅斯內部，當“自由民主派”當權之后，也先后出現了一個個沙文主義集團，更有甚者，還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會渣滓——他們用民族主義的口號，打著關懷俄羅斯人民利益的旗號，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貧乏和野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權搶奪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說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實際都是直接聽命于西方的走狗，他們決心把俄羅斯交付西方聽憑宰割。這樣的心理以及相應的實踐活動，一定會產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擊性極強的民族主義。這是在本質上同真正的愛國主義完全相對立的東西。何況，在20世紀90年代，反愛國主義簡直都已經成了葉利欽政權的招牌。時時刻刻都會有人把臟水往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者頭上潑，有的人使出渾身解數，為的就是要把這些概念徹底消滅，尤其是在年輕一代的眼里。當局努力用他們的靴底，去踐踏人民記憶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連偉大衛國戰爭勝利日也不放過。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彈，不過當然是畸形的反彈，那就是出現了民族主義的情緒和極端主義組織。
    在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這樣的概念同愛國主義的概念之間，人的意識中并不是任何時刻都能很清楚地劃出一條界線，更何況年輕人。
    什么是全民愛國主義？事實上偉大衛國戰爭對此已經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難道說沒有愛國主義人們能忍受那種可怕的損失，能克服那種生活的艱難困苦，直至勝利嗎？不能的！
    還有一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們所說的這些人有關系，這就是所謂的“全人類價值”。我也想就此談一點看法。1987年戈爾巴喬夫把這么個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庫，為的是想要“淡化”黨傳統的意識形態提法。起初，這個概念只是用來作為“對外使用”，因為這里邊還包含維護和平、裁軍、防止生態災難等思想。后來，在“全人類價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國家的原則，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認為，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黨和國家的首腦向“西方價值”的轉變。這種情況幾乎對所有的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對外政策方面，意識形態方面，經濟方面，等等。總書記思想觀點的變化在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中引起的反響是各不相同的。對于戈爾巴喬夫的這一轉變，意識形態專家、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拿著到處鼓吹，說這是根本性的、“指標性的”轉變，特別是跑到國外去吹。而黨和經濟工作的大部分骨干則對之充滿了疑慮。
    國內生活中我們原來所固有的集體主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了；人民被分裂成互相敵對的兩部分——富人攫取了大部分財富，卻把大多數老百姓搞得一貧如洗；我們祖國的偉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貨的排擠，文化變得只知道迎合把賺錢作為最高理想的人們的低俗口味，等等。這就是最近15年來為我們造成的境況。而這一切卻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的回歸。不過這個過程是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的，如今，我們這個一度在世界上為許多人充當過精神領袖的國家卻變成了一名落后的學生。
    這種把“泛人類價值” 向俄羅斯土壤不加考慮地、片面地、機械地移植的結果，無疑對實現在美國倡導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民族價值和國家主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去了。
    我們的悲劇就在于我們丟失了“蘇維埃價值”，我們沒有把過去的一切正面的東西帶到新時期來。非但如此，許多對我們格格不入的、不為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的教義，也被強加給我們這個社會。我們的國家缺乏一種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來的思想和價值。

                            蘇聯解體：審判何時開始

    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的行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魯曉夫統治時代：許多事情有始無終，沒有改革的戰略路線，搞得匆匆忙忙，缺乏深思熟慮，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興而為的產物。雕塑家涅依茲韋斯內在給赫魯曉夫豎立的墓碑上天才地表現了赫魯曉夫的行為和性格：他把墓碑清晰地分成兩部分（由黑白兩種大理石做成），以此來強調這個人思想行為的矛盾性。
    的確是這樣，一方面，他放松了對文化活動家們創作的監控；另一方面，他又搗毀了練馬場大廳的雕塑展，其中就有這個涅依茲韋斯內的作品。他批準了出版反斯大林的作品，同時又對俄羅斯東正教會給予重創，對蘇軍給予沉重打擊。
    考慮到這種無法一以貫之的情況，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這個“解凍”究竟又是個什么東西呢？是伴隨著融雪的溫暖的天氣呢，還是制造泥濘，制造污泥濁水，制造陰雨連綿或者制造霧氣彌漫的天氣呢？照我看回答也是不確定：一切都取決于究竟從什么立場來看這個現象。
    坐上國家的高位之后，戈爾巴喬夫起初對軍人是很尊重的。他心里很明白，在整個俄羅斯歷史上，軍隊始終是社會上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可是事過不久，他就開始向軍隊發起攻擊，甚至動用了一批“分析家”，他們對人民反復宣稱，百姓之所以生活不好，是因為大量經費用到了軍隊身上。
    在這個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的小伙計——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為他幫了不少忙。眾所周知，這個人在蘇聯歷史上留下了災難性的痕跡。這位外交官居然宣稱，我國的軍事開支占國民總收入的19％。后來戈爾巴喬夫拿過來湊了個整數，于是又變成了20％。其實他們兩個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國國防開支所占比例最多不超過12％，而且從來也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因此，戈爾巴喬夫在破壞蘇軍威望方面，是一步不差地走了赫魯曉夫的老路。
    這樣一來，在戈爾巴喬夫掌權的年代，我國軍事政治陣地和國防陣地就目標明確地、堅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武裝。讀者可能會問，那么國家的其他領導成員又到哪里去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可以請讀者們也看看今天的情況。俄聯邦政府的部長們是否了解總統外交談判和外交決策的情況呢？顯然并不了解。蘇聯那時的情況也是這樣：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和克格勃的主席形式上雖然是內閣成員，但實際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總書記和蘇聯總統一手操辦的。
    從1945年起，戰后年代世界上形成了兩極政治體制：一極是蘇聯，而另一極則是美國。這種體制為維護和平，避免總體上的武裝沖突，建立了很有分量的保證，盡管當時一直在搞所謂的“冷戰”。由于世界上兩個主導大國之間的軍事力量大致均衡，相對地緣均勢還能得到保持，這樣才能在出現問題時求得最終的政治解決。越南的情況是這樣。阿富汗的問題是這樣，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也是這樣。
    1991年蘇聯的解體，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國侵略的因素。兩極世界垮臺了。蘇聯解體后，一些國家的政治活動家也講了不少建立多極世界的話，但至今也只不過是一種良好的愿望，因為這樣的政治力量配置，對于僅余的唯—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來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幾十年來，他們一直都夢想著在世界上起領袖作用，如今目的終于達到，他們的手腳放開了。
    后果馬上顯現出來。第一個遭受打擊的就是南斯拉夫。經過十年動亂，一個受到全世界承認的統一國家，被肢解成六個部分，現在又要分裂出來第七個“主權獨立” 國家一一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國也找到了把聯軍開進阿富汗的借口，而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后半期，它卻不斷要求蘇聯部隊從那里撤出來。
    后來，他甚至不顧聯合國的反對，糾集了一些國家，入侵并占領了伊拉克，在當地建立了所謂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統治。結果把這個國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來將會是黎巴嫩、伊朗、朝鮮和其他所有在某一點上不合乎美國標準的主權國家……
    俄國在20世紀90年代向西方的急劇傾斜說明，如果對西方思想價值不采取批判態度，如果不考慮俄羅斯文化特點，而把西方的東西機械地向俄羅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導致祖國文化的完善，而是導致它遭到破壞。更何況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樣，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羅斯擁入自己的懷抱。
    （《環球視野》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