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文明”和“進步”
韓德強
2001年11月15日
人類是不斷進步的，而進步的結果則是一個文明社會。從我們接受教育起，全部的學習經歷似乎都在告訴我們這一點。從結繩記事到高等數學，從金木水火土到分子、原子結構，從香灰治病到分解DNA基因組，從太上老君的煉丹爐到迷宮般的化學實驗室，從粗拙的涂鴉到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從勞動號子到交響樂，這一切不都是進步嗎？舉目四望，高樓大廈燈火輝煌，高速公路車流如風，大理石地面光可鑒人，觀光電梯青云直上；側耳傾聽，書聲朗朗，琴聲悠揚，爆竹焰火聲噼啪作響；這一切不都是人類文明的景觀嗎？
突然有一天，兩架用數學公式計算飛行軌跡的波音飛機撞上了兩棟鋼鐵構件建造的摩天大樓，連同其中的無數生命，轉眼間化為廢墟和塵埃。這時我們才想起，這個世界不僅有法式面包，維也納音樂，意大利皮鞋，好萊塢電影，還有足以毀滅世界多次的核武器，航空母艦、B-52轟炸機，F16戰斗機，以及細菌戰、化學戰武器，還有不可逆地破壞著地球生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還有不可再生資源的日益耗竭，更有13億人連清潔的飲水都無法得到。于是，一個問題不由自主地冒了出來：現代社會真是文明社會嗎？
一、美國為什么退出世界反種族主義大會？
2001年9月3日，美國和以色列悍然退出于南非德班召開的第三屆聯合國反種族主義大會。原因是，大會將猶太復國主義和賠償奴隸貿易問題列入議題，觸動了美國社會兩條最敏感的神經。
美國以現代文明的掌門人自居。的確，僅就美國國內而言，其富裕、民主、平等——從而文明的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然而，美國的富裕建立在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巨大消耗上，建立在對第三世界各國勞動產品的掠奪性交換上。前者與美國對以色列的長期一貫的扶植密切相關，后者與奴隸貿易密切相關。
眾所周知，美國是車輪上的國家，平均每戶擁有1.9輛小汽車，上班、購物、走親訪友全都是靠小車。高速公路網遍布全國各地，而且絕大多數不收費。加油站、汽車旅館、郊區購物中心隨處可見。由于汽車的普及，可供建房的土地資源豐富，地價便宜，因此房價也低，普通工薪階層都可擁有獨立的兩層住宅。但是，這種生活方式意味著巨大的資源消費，特別是石油。美國人均每年消費石油3噸，占世界人口5%的美國人消耗著世界石油資源的1/4多，其中將近一半靠從中東地區進口。目前世界年均消耗石油35億噸左右，而世界石油商業可開采儲量僅為1400億噸，在當前消耗水平下可用40年。目前還沒有任何能源可以替代石油。煤還可以開采數百年，但煤是一種高污染能源。核裂變能存在安全問題，解決安全問題使核電的成本遠高于火電，且作為核裂變原料的钚和鈾的儲量也很有限。核聚變能雖然可稱無限，但核聚變溫度高達幾百萬度，沒有任何材料可以經得起如此高溫，故核聚變不可控，無法在地球上成為可使用能源。剩下的是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風能、潮汐能、生物能、太陽能等，這些能源或是數量有限，或是收集成本高，或兩者兼有，無法滿足狂風暴雨般的能源消費。因此，一旦石油供應出現嚴重短缺，則所有的車輛、道路、加油站、摩天大樓、大房子都可能成為廢墟，美國的生活方式將難以維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本土的石油商業儲量已經不到20年，而中東地區石油還有90年之多。因此確保中東的石油供應是二戰后歷屆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
正如美國公司做生意一樣，美國政府為確保中東石油的廉價供應也是使用胡蘿卜和大棒兩手。對愿意聽美國話的阿拉伯政府，給予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使其鞏固對內統治，并能稱霸海灣地區——這是胡蘿卜。對不愿意聽美國話的，則進行軍事威脅：遠程轟炸機，航空母艦群，親美各國的美軍基地，更重要的則是以色列——這是大棒。以色列實際上是美國駐扎在中東地區一支龐大的特種部隊，這支特種部隊海陸空齊備，隨時可以打擊中東地區任何一個國家，而且所需經費不多，還死心塌地。可以說，以色列是美國的親生兒子。1947年美國操縱聯合國通過以巴分治方案，占人口不到1/3的猶太人分得57%的土地，而人口超過2/3的阿拉伯人卻只占34%。分治方案通過第二天，猶太復國主義武裝力量即在耶路撒冷等地大規模襲擊阿拉伯人，阿拉伯國家聯盟則對以色列宣布圣戰。眼看以色列軍隊奄奄一息，美國通過聯合國要求停火。停火期間大量的美國軍火和志愿兵進入以色列，幫助以色列建立了空軍和海軍。4個星期后再次開戰，以色列與阿拉伯聯軍打成平手。美國再次勒令巴勒斯坦停火。接著，更為大量的美式武器彈藥進入以色列，使以色列軍隊從數量到裝備都遠遠超過阿拉伯人。三個月以后，以色列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將阿拉伯軍隊擊敗。這一戰爭模式后來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發揮得更為淋漓盡致，充分展示了美以的父子關系。以色列佩雷斯總理在1984年訪問華盛頓坦白地承認這一關系：“美國之所以愿意援助以色列，是為了美國的本身利益；美國愿意支持以色列克服其經濟困難，是為了在這一地區保留一支力量。美國每年為北約組織花費巨額的軍事費用，而且還向西歐派駐了軍隊，這都是為了維護美國和西方的利益……而美國為以色列的花費要少得多，以色列還不要求美國派軍隊去以色列，但以色列卻保障了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同美國站在一起對付蘇聯。”[1]除軍事援肋外，以色列的經濟生存也離不開美國。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到1985年，美國各項援助超過300億美元，還不包括美國猶太人社團的大批贈款。其中，從1952年到1983年，美向以色列的經援為78.89億，其中贈款57.63億。[2]
由此不難認識到，以色列是美國對中東進行美式殖民主義統治的兩大支柱之一。美式殖民主義比英法殖民主義要隱蔽一些。英法殖民主義直接派軍隊、派總督，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美式殖民主義則扶植親美政權，策動政變，培養親美知識分子，或者尋找像猶太復國主義者這樣的死心塌地的代理炮灰。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殖民主義，都是為宗主國的利益服務，都能夠使宗主國內部社會矛盾得以緩和，使宗主國有能力養活一批“羅馬公民”，從而使其社會顯得文明、民主和平等。
但是，這種胡蘿卜和大棒政策顯然無視阿拉伯各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尊嚴。巴勒斯坦人被殺戮，被驅逐，約旦、敘利亞、埃及、黎巴嫩、伊拉克遭到以色列的“閃電”式進攻，阿拉伯各國的反抗被美國支持下的以色列軍隊打敗，仇恨的怒火也就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不斷燃燒、蔓延。在阿拉伯人看來，美國到處炫耀武力，恃強凌弱，是不折不扣的野蠻帝國，是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吃人猛獸。說服、談判、懇求、哀告，一切對人適用的辦法對美國都不適用，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消滅或至少打疼這頭怪獸，迫使它回到談判桌上來，教它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他人。
美國并不是不了解普通阿拉伯人的仇美情緒，也不是不知道退出世界反種族主義大會所展示的對阿拉伯人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無視或蔑視，但要保衛美國生活方式就只能無視阿拉伯人的生命。因此，當“9·11”事件發生后，布什的條件反射就是宣稱要開展一場保衛美國生活方式的戰爭，并把目標對準阿拉伯人。但是，物極必反。由于埃及、沙特、約旦等親美政權表態支持美國打擊阿富汗，這些國家的反美情緒正日益強烈。事實上，阿拉伯輿論已經廣泛認為，阿拉法特是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叛徒。不妨注意一下，被美國通緝的本·拉登正是親美國家沙特的不同政見者，而沙特有可能是下一個發生反美政變的阿拉伯國家。也就是說，用國家恐怖主義力量打擊恐怖主義，只能使美國陷入更大的恐怖主義的包圍。
畢竟人心是不可欺的。
二、文明還是野蠻？
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199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西方社會中少數大膽批評美國發動的“反恐怖戰爭”知識分子之一。他在德國《明鏡》雜志公開認為，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毫無文明可言。他更進一步告誡媒體和知識界：“同樣的愚蠢的是，把批評美國攻擊阿富汗，說成是反美。實際上這是捍衛美國的自由，而自由從言論開始。”與此對照，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卻和美國的官方輿論保持了高度一致，認為“‘9·11’事件并不是文明沖突，而是對所有文明賴以生存的生命底線的野蠻攻擊。”
我想，“9·11”事件當然不是什么文明的沖突，而是又一場爭奪石油的沖突。實際上，二戰以后中東地區的所有戰爭都可以看作是石油戰爭。然而，“9·11”也并不是什么對所有文明賴以生存的生命底線的野蠻攻擊。真正的問題在于，迄今為止的一切文明都并沒有什么生命底線，相反，倒是建立在對生命的蔑視和對財富權力的崇拜之上，而現代工業文明則為禍尤烈。
想想代表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吧。人們說，金字塔的建造使埃及的測量、幾何、建筑、繪畫以及組織管理藝術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古埃及人智慧和勤勞的結晶，是埃及文明程度的象征。其實金字塔不過是一座座豪華的、夸張的墳墓，一座座由無數奴隸的生命、鮮血、汗水去滿足法老無知狂妄的權力夢想的杰作。贊美金字塔就是無視生命，盡管那是幾千年以前的奴隸的生命。想想代表商朝晚期文明的司母戊鼎吧。那是商王為祭祀母親而制作的，至少數百名手工業奴隸制作模子，冶煉青銅，反復試驗，一不小心就被拉出去斬首，兢兢業業數年乃成。與此同時，耕作于井田的百姓居無茅屋，食無余糧，供養王室和王室里的手工業工人。如此奢糜的作風傳至紂王，終于在牧野之戰中，軍隊“前徒倒戈”而亡。不錯，沒有王室聚斂財富、無視生命，就沒有青銅文明的高度發展，就沒有生產技術的提高，但這不恰恰說明文明是喝著人血長大的嗎？這樣的故事可以無窮無盡地講下去。走進故宮、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甚至任意一家古董店，我們都能注意到，沒有一級一級壓制和摧殘生命的權力金字塔，就沒有一級一級剝削來的剩余財富，就沒有繪畫、雕刻、書法、音樂、烹調、醫療的進步，也沒有瓷器燒制技術、絲綢染織技術、鐘表制作技術、建筑技術、家俱制作技術的進步，或者至少進步速度要慢得多。
現代工業文明不但建立在前人積累的經驗、知識、技術基礎上，更需要大規模的資本原始積累。于是我們看到，哥倫布登上新大陸之時，是歐洲原始積累開始之日，也是美洲大陸原住民的末日到來之始。“1495-1503年新大陸的群島上消失了300多萬人”，“只不過一個世紀稍多一點兒的時間，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人口就減少了90%（從2500萬下降到150萬），秘魯則減少了95%。”[3]
豈止美洲，非洲、亞洲都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鐵蹄之下。從1501年第一批非洲人被掠運到美洲起，文明的歐洲人用“文明”的火槍將多達4800萬年輕力壯的非洲人從他們的家園掠走，其中3600萬人葬身大西洋魚腹，1200萬人成為美洲各礦山、種植園的一次性使用的奴隸[4]。“在1650年到1850年間，歐洲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比從18.3增長到22.7，即增長了24%，而同期的非洲人口卻從占世界人口總數的18.3%下降到8.1%”[5]。英屬東印度公司鎮壓印度人民的反抗，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血債累累，難以歷數。
這就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罪惡起源，它毫無顧忌地踐踏生命。毫不奇怪，當1992年美國精英文化紀念哥倫布登上新大陸500周年時，街上出現了印第安人的游行隊伍。他們稱哥倫布是殺人犯、劊子手，要求哥倫布的后代們償還血債。這次聯合國反種族主義的大會無非是要對工業文明的享受者討個說法，希望那些以文明社會自居的國度能夠多少做些象征性的賠償，以示祖債孫還，可以廉價地買一個文明稱號。不料，美國不稀罕聯合國頒發的文明稱號，拂袖而去。美國還是有見識：如果認了罪，賠多了賠不起，賠少了別人還不滿意，不如干脆不認罪——我是流氓我怕誰？
工業文明的持續仍然需要踐踏生命。徜徉在沃爾瑪特的貨架旁，拿起一雙中國制造的皮鞋，標價7.8美元。我就在想，這雙鞋的采購價不可能超過3.9美元，約合32元（人民幣）。其中原材料、設備折舊又是其中的一半，即16元左右，其它是付給進出口商、貨船、海關、保險的費用，以及稅收、利潤。留給工人的工資很可能不到1元。這1元錢可能剛夠工人吃飯、住宿。孩子在家餓得哇哇直哭，只好讓他哭；母親病重在床，只好慢慢等死。如果這位工人以生命的名義要求老板增加工資呢？老板會說，我聽不懂，我只知道你的市場價就值這么多，你不干有人干。十九世紀經濟學家薩伊清楚地表述過這個市場經濟的“工資鐵律”：“當……需求落后于可以得到工作的人數時，他們的收入下降到這個[工人] 階級維持他們家庭成員生活所必需的費用之下。大部分背有孩子和疾病負擔的家庭毀滅了；從那時起，勞動力供給下降，而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其價格就上升。”[6]
當然，原始積累、利潤原則并非是工業文明的唯一生存形態，而是市場經濟的唯一生存形態。上面所分析的更適合于市場經濟下的工業文明。但是，似乎所有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們都認為市場經濟與工業文明是連體嬰兒，那么我在此也就將錯就錯了。事實上，以往社會主義國家要工業文明，不要市場經濟，也曾取得過一定的成功。蘇聯是最典型的，坦克、飛機、大炮、汽車、火車、冰箱、電視，他們靠計劃經濟取得了工業文明的一切標志。不過，應該指出，蘇聯的計劃經濟也不是以人為中心的，也存在對“核能、衛星、汽車、艦艇”的崇拜，從而使人的生命服從于不一定必要的工業建設。
事實上，無論是生存于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工業文明自有其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大規模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和原材料，大規模產生污染，從而使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面臨日益迫近的威脅。
如果說現代工業文明不僅是喝著人血長大、靠人血滋養，而且正在吸干地球資源，破壞地球脆弱的生態平衡，可能將人類乃至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推向絕境，那么我們不由得要問：這是文明嗎？抑或竟是野蠻？
事實上，對于現代社會是文明還是野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在美洲被殺戮的印第安人眼中，在被擄掠到北美的非洲人眼中，在背著沉重礦石爬行于坑道的煤礦工人眼中，在被以色列人驅殺的巴勒斯坦人眼中，在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和無數次國與國戰爭中死難的人眼中，在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眼中，在作了原子彈試驗品的廣島、長崎人眼中，在至今仍高達十億計的食不裹腹者眼中，工業文明乃是史無前例的工業野蠻。相反，在和平時期的多數城市人看來，雖然生活也有不如人意之處，還是享受著工業文明帶來的一切便利。即使是城市中下層，雖然沒有專機、專車，但自行車總比走路強；雖然可能沒有全球通手機，但公用電話還是到處可打；雖然沒有錦衣玉食，但基本的飽暖還是沒有問題。這些人既不回顧，又不前瞻，還不愿意往下看，自我感覺就良好得多，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承認他們所處的是一個文明社會，而且愿意相信明天會更好。
這個世界就是如此分裂，連文明還是野蠻都達不成共識。在下層看來，工業文明、農業文明、歐洲文明、亞洲文明等等用詞，是上層社會把自身的判斷和感覺強加于全體人的一種語言游戲，是少數人挾持多數人的一種意識形態專政。在這種游戲下，一切剝削、壓迫、殺戮、戰爭都成了文明社會的必要代價。“9·11”事件發生后，美國立即宣布這是對文明的襲擊，然后就師出有名，從文明的航空母艦上發射巡航導彈，對阿富汗進行狂轟濫炸。其實，如果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個野蠻世界，是一個文明其表、野蠻其本的世界，那么“9·11”事件恰恰是對其野蠻本質的襲擊，要求的恰恰是正義、公平，從而文明。
三、什么是文明？
當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國門時，士大夫的反應是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夷”者，蠻也。槍炮無非是器具，與文明無關。關乎文明者，人間倫常是也。富貴而不淫，貧賤而不移，居陋室而不改其樂，破衣爛衫而心憂天下，這是人，是文明。反之，雖十八般武藝俱全，卻為虎作倀，魚肉鄉里，這是禽獸，是野蠻。換成西方學術語言，大炮、坦克、飛機，這是工具理性的產物，體現的是工具文明；而認識人自身，認識社會，從而與人為善，這是價值理性的產物，體現的是價值文明。
不錯，與弱者相比，強者往往結構更復雜、齒爪更鋒利、肌肉更發達、信息系統靈敏、外觀更燦爛，譬如老虎、獅子之與綿羊、麋鹿，但我們從來不認為動物社會是文明社會。同樣，美國無非是地球上的老虎。老虎由許多細胞、器官和系統組成，美國也一樣。工廠、農村是美國社會的消化系統，吃進原材料、能源、土地、太陽能，經過消化吸收成為養份，供養全身細胞，金融是美國的心臟系統，通過心臟的博動，血液（美元）傳變全身，五角大樓是美國的尖牙利爪的指揮中心，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是供其隨時發動進攻的觸角，新聞傳媒既是美國的植物神經系統，又是內分泌系統，它對內負責協調動員全身細胞，對外又負責發出威脅或進攻的吼叫，而白宮、國會、五角大樓是美國的動物神經系統中心，決定如何捕獲食物。和老虎一樣，美國的外觀是燦爛的，甚至是美麗的、迷人的。華盛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系某教授是個中國通，他曾經把美國二字拆成“美麗的帝國”。但美麗其表，而帝國其本。
不幸的是，隨著甲午海戰的失敗，文明和野蠻的區別逐漸模糊乃至顛倒起來，似乎誰有力量誰就是文明，強者開始把文明的桂冠帶到自己頭上，而弱者也漸漸地認同。《天演論》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搬入中國，隨后社會達爾文主義跟進泛濫，弱肉強食被當作社會規律，文明一詞也就徹底成了強者的紋章。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普及運動。所謂“落后就要挨打”，無意識中就傳遞出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信息。雖然在弱肉強食的社會里，弱者必須向強者學習以自強，但是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變自強為稱霸于世界，那就是服膺社會達爾文主義了。
文明和野蠻的顛倒意味著本質和現象的顛倒，這對于日常生活產生了無孔不入的深遠影響。各種各樣的新奇物品源源不斷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來到日常生活中，計算機、傳真機、打印機、手機、互聯網，超大別墅，私家花園，法國香水，巨無霸漢堡，64版的報紙，調頻電臺，IT電視，每一種商品似乎都傳遞著時代進步的信息，傳遞著人們的需要和向往。然而另一方面是垃圾包圍城市，沙塵暴闖進每一條窗縫，紫外線灼痛皮膚，每一條河流都成為城市的下水道，每一座山都被挖得泥石流滾滾。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與人的關系都成了赤裸裸的利用和被利用關系，真誠、友誼、信任、同情、正義、公平這些人類生活的必需品變得如同太空中的氧氣一樣稀缺，每一次交易、每一次交往都成為角逐的戰場，都產生獲勝的強者和受傷的弱者，都積累著貧富差距，積累著洋洋得意和自命不凡，也積累著自怨自艾和仇恨怒火。人們越來越沉迷于現象，為現象所左右，忘了自己是誰，要到哪里去。人生不再有意義感，而是一堆商品，一場消費商品的比賽。情人節、母親節、圣誕節、感恩節、中秋節，還有什么千禧一刻，世界之最，都成為商人發財的機會，而消費者所享受的則是由電視、報紙、商家和習俗共同編織的幻覺。換言之，就在人類生活的非必需品日益花樣翻新、琳瑯滿目時，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卻在不斷減少，人類的良心正在不斷萎縮、退化。丟了西瓜、揀了芝麻，還自以為得計，這是科學昌明時代的群體愚昧。
其所以如此，還因為人們對自身的了解遠不如對天體或者螞蟻的了解。如果說人們對自然界和各種人造物的了解已經十分深入，以至可以生產并操縱如此豐富多樣的機器的話，那么對人自身及社會的了解則還停留在神巫時代。宗教依然壟斷著人的認識，缺乏宗教信仰者往往被廣告和商業文化所操縱。后者訴諸人的感性，其力量之強使宗教日益徒具虛名。社會科學并不能提供一種統一的世界觀，其主要功能還是為這個金字塔式的統治結構服務，而不是直面人心的困惑。其實，人的需要是多層次、多方位的，既可以無限伸展，又可以極大地壓縮。不僅如此，不同層次的需要還相互矛盾。就每一個具體需要而言，它既可能是你的需要，又可能不是你的需要，這取決不同需要的相互關系。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吃飽了睡，睡醒了吃。人的最深層需要可能是認識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為此，甚至“朝聞道，夕死可矣”。然而在現代工業社會，由于命運總是被操縱在別人手里，忽而趕上潮流成為弄潮兒，忽而又遭到襲擊成為槍下鬼。命運無常，于是人們干脆就放棄了這個根本需要，轉而奉行及時行樂哲學，或隨大流——逃避自由。
文明和野蠻的顛倒還得到亞當·斯密所奠基的西方經濟學的系統論證。斯密秉承霍布斯、曼德威爾的傳統稱，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每個人最大限度地追逐個人利益，就會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所謂上帝的“看不見的手”。事實上，由于資源有限，人與人的物質利益總是矛盾的，一方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另一方的利益最小化。具體到每一次交易，由于交易雙方所掌握的商品信息不對稱，交易雙方供求力量不平衡，價格總是對強者有利。無數次交易的積累便是社會的兩極分化，社會周期性地陷入危機和動蕩，因此并非是社會利益最大化。同時，一個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實際上是人人不關心他人利益的社會，也是不尊重和關心他人命運的社會，更是不關心人類長遠、整體利益的社會。這將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把這樣一個動物世界稱作是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文明世界，正是斯密邏輯所導出的必然結論。
遺憾的是，斯密邏輯所蘊含的新老自由主義正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得以推進的意識形態內核。由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不斷拆除保護弱者的設施，各國社會越來越成為弱肉強食的野蠻社會。得益于這項政策的，是各國的工商巨頭，是知識精英，是官僚政客。美國大公司總裁與普通工人的工資差距從1980年的40倍上升到1999年的475倍。1999年，三位世界首富的財產抵得上48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1997年，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泰國、印尼等國經濟崩潰，失業率和自殺率都急劇上升，政局動蕩，而另一方面卻造就了若干億萬富翁。
綜上所述，世紀之交的人類社會雖然還有大量的文明因素存在，但占主導地位的卻是弱肉強食規則，各國政商學各界領導集團都是強者利益的代表，因此并不是文明社會。由于美國打著文明的旗號干著恃強凌弱的勾當，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人類社會正在變得更加野蠻。
開端蘊含結果。崇尚工具理性的西方的勝利，就是野蠻的勝利，就是文明的末日。
四、技術進步等于歷史進步嗎？
所謂進步，是指一個過程向好的方向發展。好或者不好，這是一個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則必須由價值主體和價值客體兩部分組成。當我們說音響技術進步時，價值主體可以是任何一個人，而價值客體則是從留聲機到高保真音響的變化過程。以此類推，無論是種植、放牧還是收割、擠奶，還是點火、建房，我們看到技術的確不斷在積累、在提高，從而在進步。
然而當我們說歷史是進步時，我們必須注意到，作為價值客體的是無數人千百年來的互動，作為價值主體也是這無數互動著的或互動過的人。然而，互動既可以是互利互惠、互幫互助，也可以是剝削壓迫、征戰殺伐，一部分人的生存和享受以另一部分人的死亡和痛苦為代價。如果讓生存、享受者來評價，歷史是好的、進步的；如果讓死亡、痛苦者來評價，歷史是壞的、倒退的。那么，究竟歷史是否進步該由誰說了算呢？中國乃至世界的一般做法是“勝者為王敗者寇”。現實的歷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們都服膺這一原則，為勝者的王冠增添鉆石和榮耀。而按照民主原則，則應該由這個世界上曾經存在過的、存在著的、甚至未來將要存在的——所有人共同投票來決定。也就是說，葬身在金字塔、長城工地的農民，羅馬行省的奴隸和被羅馬鎮壓的猶太人、波斯人、埃及人，日本、印度的不可接觸者，死在哥倫布火槍下的印第安人，葬身于大西洋和美國南方種植園里的黑人，在美洲黃金到達歐洲引起物價上漲中受害的普通歐洲人，兩次世界大戰中的陣亡者，二戰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的死亡者，被以色列美制飛機炸死的巴勒斯坦人，每天死于車禍、泥石流、地震、洪水、嚴寒和酷暑者，今日第三世界貧民窟和血汗工廠里的苦力，在失業的折磨下屈服于雇主壓力者，出賣肉體、鮮血和器官換取現金者，現在和未來死于環境污染和資源爭奪戰的，都應該參加投票。
無論這場大投票的結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強者將不再能將弱者當作犧牲品供上進步的祭壇，強者制造的所謂歷史進步觀將不再能強加于全社會，強者的鮮艷皮毛、鋒利爪牙、發達的信號系統將不再是進步的標志，而可能成為其吃人的記錄。由此反觀，流行的進步觀實際上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思想暴政，是對多數人表達權利的無視。
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人是動物中的強者。站在人的立場上，沒有動物世界的弱肉強食，就沒有人的最終產生，因此我們把生物演化過程叫進化——也蘊含著對這個過程的肯定。如果歷史不是進步的，難道生物不是進化的嗎？
我想，這里的關鍵是價值主體的確定。人，由于有智慧、有感情、有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和使自身行為一致化的能力，才有可能是價值主體。動物則只是價值客體，其價值只能通過它對人的有用性而得到體現。也就是說，人和動物之間仍然適用弱肉強食原則，而人與人之間則必須適用平等、尊重的原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互理解和幫助，這是確立人類社會高于動物世界的基本分界線。在這一原則下，生物是進化的，而歷史則還不是進步的，因為人類還在動物與人之間徘徊。當然，由于人類活動離不開自然界，離不開生物界，雖然人類可以對自然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但應該懂得物極必反。為了更好地使自然界為人類服務，人類應該有節制地利用自然，應該保護生態環境。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的。
承認人類歷史并不是進步的，并不是要放棄對進步的追求，恰恰相反，是要實現歷史的真正進步。事實上，歷史進步說一方面使弱肉強食的現實被遮蔽，另一方面則使善良的人們缺乏危機感和責任感，放棄對社會的關懷，而專心于追求自身利益，并將技術的進步混同于社會的進步。在環境和資源危機日益緊迫，在人間仇恨日益聚集的新世紀里，如果社會中上層繼續躺在“人類進步”論的懷抱里享樂，那么到來的恐怕就只能是全人類的毀滅。在“9·11”事件中，五千多名貿易和金融精英命喪黃泉，國際輿論一片唏吁。然而，這些精英們如果懂得他們的百萬年薪是建立在第三世界人民的普遍貧窮之上，如果能克制自己的據全世界財富為己有的野心，也許就不會遭此大難。從這個意義上，歷史進步論害人不淺哪！
結束語
“9·11”事件后，一些知識分子以文明和生命的名義譴責恐怖主義，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些年來利潤成為至高無上的原則，而生命則似乎僅僅等同于勞動力、人力資源，和機器、土地一樣被放到了利潤的天平上衡量。但突然又有人強調生命至上，令人無限欣慰。然而，同樣是些人似乎又推崇以利潤為中心的放任自由市場，無視利潤原則對生命的踐踏，令人憂心難釋。忽視日常暴力，卻批判積聚起來的暴力，這是自相矛盾的。能夠統一兩者的理由是利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剝奪著弱者的強者，必然反對弱者團結起來對強者施暴。然而，如果利益是躲在原則背后的原則，文明便無地自容。
知識分子應該是有理由成為文明的啟蒙者和守衛者的。如果知識分子熱衷于將知識套現，那么恐怕比傍大款的小姐更令人齒冷。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我相信，中國和西方都仍然會有一些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事金錢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實現人類進步和文明的希望。
[1] 張士智、趙慧杰：《美國中東關系史》，第39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7月。
[2] 同上，第398-399頁。
[3] [法]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第7頁，吳艾美等譯，東方出版社，1986年。
[4] [美]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第96頁，遲越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
[5] 同上，第109頁。
[6] 《政治經濟學教程，1828--1829》，讓·巴蒂斯特·薩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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