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 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代表著全國2200多萬黨員。九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次會議。在此九大召開四十周年之際，我想談一談個人對九大幾個相關問題的看法，澄清對這次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重要的會議的種種錯誤認識。
一、關于九大召開及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分
1．九大召開是“非常秘密”的嗎
我本來沒有想到有人會說如此拙劣的謊言，可是我低估了買辦“精英”造謠的無恥程度，有人竟然說：“一九六九年，北京召開了黨的‘九大’。這次大會開得百分之千地奇異，也就是非常秘密召開，不僅外國不知道，國人自己也不知道；不僅國人不知道，黨人也不知道；不僅黨人不知道，黨人中很多要人也不知道。如果后人不知覺地聽說這個事情，大約會有在白色恐怖中召開秘密會議似的理解。”
這實在是荒唐到了極點。事實上 早在1967年秋，毛主席就提出準備開九大。196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明確提出，召開黨的九大成為一項迫切任務。九大召開當天，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就發表了新聞公報，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于 四月一日 在北京隆重開幕。” 到會議進行中的 1969年4月14日 ，已經收到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兄弟組織，許多友好國家、外國進步組織、友好團體和人士發來的賀電、賀信共一千九百七十七件。怎么能說是“不僅外國不知道，國人自己也不知道；不僅國人不知道，黨人也不知道；不僅黨人不知道，黨人中很多要人也不知道”呢？或許，“精英”造謠實在造不出新花樣了吧？
2．九屆中央委員會大多是林彪、江青一伙嗎？
以前長期流傳“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縱選舉，使其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許多久經考驗的老干部卻被排除在外。”這樣的說法給人一種印象：九屆中央委員會大多是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這種印象是不對的。
九大選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70人，候補委員109人。其中軍隊開國將帥里含中央委員80人，候補中央委員40人，共計120人，是歷屆中最多的。是不是這些開國將帥大多是林彪、江青一伙呢？按迄今為止中央的結論，120人中犯有罪行的僅7人（林 彪、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張秀川），占6％，另外犯有錯誤的有10人，占8％，。可見，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占主導的解放軍代表絕大多數是好的。
至于群眾代表，大多是著名勞動模范陳永貴、倪志福、李順達、吳桂賢等，美國人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承認：“他們往往都是老工人、老農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年輕的群眾積極分子。”
至于少數“火箭干部”，也并非都是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例如，著名的“火箭干部”王白旦，黨的“九大”即將召開的時候，他是北滿鋼廠的一名煉鋼工人。當時，上級把一名參加“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有七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這樣，王白旦被選為“九大”代表，并在會上當選了中央委員。盡管如此，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王百得還是帶頭將兩個子女送去上山下鄉。1978年，只因為王百得被江青改名的歷史，使他被列為市“揭批查”的重點審查對象。經過審查，中共黑龍江省委對王百得的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屬一般性問題，材料歸還本人，工作另作安排”。有關部門對他的職務安排做了兩種考慮，請他自己選擇：或另任新職，或易地做官。而王百得卻向領導表明了回鋼廠重操舊業的愿望。工廠給他安了一個平爐分廠“顧問”的銜，不用參加一線勞動。可王百得卻一回廠就與工人倒開了三班。真正當起了工人。王百得從回廠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廠區宿舍，連續15年主動與在市里上班的妻子兩地分居，隔斷了對一家老小的及時照顧，從1981年至1995年間，愛女和長子相繼病逝。因為多次立功，被選為“新時期優秀黨員”。 2005年初，由于低工資(670元)，又常年有病，王百得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北鋼領導親自上門探望，并補助了他3000元。一輩子第一次拿補助金的王百得羞愧難當，他說他不想給組織添麻煩，一輩子不想給組織添麻煩……像這樣的干部，難道僅僅因為是“火箭干部”就要否定他的一切，反倒把林嘉祥之流當成“很好的干部”來讓大家學習嗎？
總之，九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多是好的，林彪、江青集團的骨干和親信只是極少數，這是我們對九屆中央委員會成員應有的基本評價。個別中央委員有問題是難免的，正如不能因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出了個田鳳山就否定十六大一樣，也不應該因為九屆中央委員會個別人是林彪、江青集團的骨干就否定九大。
3．關于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原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不多
首先應該明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有170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僅97人。196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時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已經有10人去世，剩下的87人中有44人當選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占半數以上，還是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延續性。何況九大召開前,毛主席曾說：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5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要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如果按這一方針，延續性會更強。（順便說一句，這也說明九大還是比較民主的，所謂“個人崇拜”不過是人民對毛主席發自內心的尊敬，并不是盲從毛主席的每一句話。后來，落選委員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成員有的復出后犯了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錯誤。）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都應該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有一部分后來犯了嚴重錯誤，沒有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有一部分后來復出后也犯了嚴重錯誤。以為只要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都應該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也是不合適的。
最后，干部輪換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改革開放以后召開的十二大、十三大，以至最近的十六大、十七大每次都有大批上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沒有當選，這難道也要否定嗎？正是從九大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打破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情況，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當然，這絕不是說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原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不多完全正確，只是說片面強調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原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不多好像是說我們黨應該搞終身制，不該搞新老交替似的。
二、關于九大報告
1．九大報告高度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九大報告中引用的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相關論述之多，不僅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而且在國際共運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幾乎九大報告每一個觀點，都引用了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相關論述。
同時，我在拙文《四項基本原則不容歪曲》已經論述過。縱觀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畢生的革命實踐，我們可以發現，黨性、階級性和人民性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的核心。革命和階級斗爭是貫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條紅線，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必須堅持思想的黨性、階級性和人民性。而九大報告對階級斗爭之重視在國際共運歷史上執政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堪稱絕無僅有。
九大報告中引用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論述：“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鄧小平同志也給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極高的評價。
當然，僅僅引用相關論述還是不夠的，僅僅重視階級斗爭也是不行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政黨，高度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度重視革命和階級斗爭是必須的。在今天，買辦“精英”公開叫囂“要培育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要堅持以共產黨為主導，而不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更要高度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度重視革命和階級斗爭。
2．九大報告確立了改革的方針
我國全面的改革開放雖然是始于1978年底，但是局部改革1956年就開始了，九大報告更是把改革的方針確立了下來。
九大報告強調：“重疊的脫離群眾的行政機構，壓制、束縛群眾革命積級性的繁瑣哲學，講究排場、追求形式的地主資產階級作風，都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是有利于資本主義而不利于社會主義的。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以及其他組織，都要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聯系群眾，首先是密切聯系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等基本群眾。新老干部都要經常掃除官僚主義的灰塵，不要染上‘做官當老爺’的惡習。要堅持節約鬧革命，勤儉辦一切社會主義事業，反對鋪張浪費，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要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要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親自做調查研究工作，解剖一個到幾個麻雀，不斷總結經驗。要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按照毛主席關于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斗私，批修’，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這對于今天的黨風建設、反腐工作和政治體制改革仍有積極意義。
這里我特別要說一句，有人把對外開放片面理解成和外國政府和外國資本家交往，這是不合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開放本身就應該包括支持外國人民的斗爭。九大報告強調：“我們堅決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斗爭，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堅決支持老撾、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勒斯坦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革命斗爭，堅決支持美國無產階級、青年學生、黑人群眾反對美國統治集團的正義斗爭，堅決支持蘇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翻蘇修叛徒集團的正義斗爭，堅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國人民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正義斗爭，堅持支持日本、西歐和大洋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堅決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蘇修侵略和壓迫的正義斗爭。”這一方針得到了外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的熱烈響應，也給了美國等國政府巨大壓力，為70年代中美關系改善提供了基礎，極大的促進了我國對外開放。
3．九大報告注重落實政策
實事求是的說，由于極少數壞人破壞，文化大革命中確實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九大報告極為重視落實政策，糾正過火行為。
九大報告指出：“對于犯錯誤的人，必須著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并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后，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并鼓勵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改造世界觀。”“在對敵斗爭中，必須執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政策。‘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要執行毛主席關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的政策。我們主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敵人實行專政。對于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查出的壞人或可疑分子，除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都應當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敵人。”顯然，這對糾正過火行為、落實政策和解放干部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里特別要說一句，九大報告中沒有點名批評鄧小平同志，正是九大報告中“對于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并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后，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的理論為鄧小平同志的復出提供了依據。
4．九大報告注重革命與生產的統一
九大報告強調“抓革命，促生產”，指出“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我們必須根據毛主席‘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根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等一系列方針，進行調查研究，積極而又穩妥地解決經濟戰線上斗、批、改的許多政策問題。要充分發揮各族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
九大之前，由于極少數壞人破壞，生產受到一定沖擊。196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6.9％，其中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4.3％，均居世界主要國家第一位。（改革開放以來增長最快的是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4.2％，其中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1.2％，但是伴隨著物價大幅上漲，貧富差距擴大）這顯然和九大強調 “抓革命，促生產”“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是分不開的。
三、關于九大黨章
1．總綱方面
首先，明確了黨的先鋒隊性質和領導地位。
九大黨章對于黨的性質規定是：“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明確了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對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和領導地位。八大黨章的相關表述則是“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既沒有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也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其次，突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
九大黨章對于黨的的指導思想規定是：“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中，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斗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突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
八大黨章的相關表述則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 “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不僅沒有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具體闡述也不夠準確、不夠科學。眾所周知，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的，只強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容易忽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今天，不少社會民主黨也表示“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但是，社會民主黨從不敢堅持剩余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最后，我想談談我對長期以來對九大黨章總綱的幾點詬病的看法。
以前長期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九大黨章中的毛澤東思想指的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和科學體系，單單指文化大革命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不合適的。九大黨章中的毛澤東思想指“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中，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的思想，并沒有提到文化大革命。
以前長期流傳著“九大黨章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入了黨章”。這也是不對的。 九大黨章的相關表述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既沒有提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入黨章。如果說，主張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那么難道說，只有睜眼說瞎話，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要“去革命化”才行嗎？
關于將“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了黨章問題，我們也應該實事求是的分析。接班人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不僅毛主席要有接班人，其它國家領導人也要有接班人，不僅中國面臨接班人問題，外國也面臨接班人問題，不是不寫入黨章就沒有這個問題了。相反，如果不明確接班人，很容易造成黨內矛盾，在黨內斗爭激烈的情況下尤其如此。毛主席沒有讓自己的親屬當接班人，而被某些“精英”推崇的蔣介石讓兒子蔣經國當了接班人，被某些“精英”推崇為民主櫥窗的印度，尼赫魯讓女兒英迪拉當了接班人，英迪拉又讓兒子拉吉夫當了接班人，被某些“精英”推崇的民主的不能再民主的美國老羅斯福讓自己的侄子當了接班人，老布什讓兒子小布什當了接班人，克林頓讓妻子希拉里當了接班人。相比之下，毛主席是多么大公無私啊！（不要說什么老布什和小布什之間有克林頓之類的話，我只想問一句，小布什如果沒有接管老布什的勢力，能當總統嗎？可別忘了2000年的佛羅里達計票。）當時，林彪反革命真面目尚未暴露，當毛主席的接班人不是毛主席個人定的，全國普遍認為林彪戰功赫赫，又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最適合當毛主席的接班人。有誰想到他會叛國呢？
2．在黨員方面
首先，在入黨條件上，突出強調了黨員的革命精神。
九大黨章對于入黨條件的規定是：“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認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交納黨費，都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明確了革命精神是黨員的必備條件。八大黨章的相關表述則是“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承認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并且按照規定交納黨費的，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沒有明確規定入黨的人比普通群眾先進到哪里。
其次，在黨員的權利義務方面，突出了黨員的義務，發展了黨員的權利。
九大黨章對于黨員的權利義務的規定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做到：（一）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二）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三）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并且認真改正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和兩面派，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手里；（四）有事同群眾商量；（五）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對黨員的義務要求明確而具體，并未專條規定黨員的權利，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公無私。
但是，以前長期流傳著“九大黨章取消了黨員權利”。這是不對的。九大黨章雖然沒有專條規定黨員的權利，但是在第五條明確規定“黨員有權向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黨員對于黨組織的決議、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見，允許保留，并有權越級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報告” 。特別是，黨員有權越級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報告的規定，不僅是對我國黨員的權利的重大發展，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
最后，在黨的紀律方面，強調從嚴治黨。
九大黨章在黨的紀律方面規定“證據確鑿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應清除出黨，并不準重新入黨。”應該說，這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意義。今天，臭名昭著的“西山會議”上的不少共產黨員，以及中央黨校中的某些黨員教員公開叫囂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黨員不開除出黨，還要留著他們在黨內搞破壞嗎？
3．在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方面
首先，發展了黨內民主。
以前長期流傳著“九大黨章取消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代表大會的職權，使黨的領導機關形同虛設”。這是不對的。九大黨章第五條明確規定：“ 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要定期向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報告工作，經常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接受監督”，不僅沒有取消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代表大會的職權，而且大大加強了黨的領導機關的職權。
以前總是批判九大黨章把黨長期以來堅持的選舉制度改為“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我認為，這正是九大黨章對黨內民主的發展。江澤民同志在論述中國的民主時指出，西方的民主只有選舉一種形式，中國的民主除了選舉之外還有民主協商的形式，兩種形式比一種形式更好，“這是西方民主無可比擬的，也是他們所無法理解的”。既然人民民主可以有民主協商、選舉兩種形式，黨內民主為什么不能有呢？
其次，加強了黨的領導。
九大黨章明確規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權力機關，人民解放軍，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貧下中農、紅衛兵及其他革命群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領導”。特別是加強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九大黨章突出強調了軍隊黨組織建設問題，將“黨的地方和軍隊中的組織”作為一章。
最后，加強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九大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基層組織要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它的主要任務是：（一）領導黨員和廣大革命群眾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二）對黨員和廣大革命群眾經常進行階級斗爭和兩條路線斗爭的教育，領導他們向階級敵人作堅決的斗爭；（三）宣傳和落實黨的政策，貫徹執行黨的決議，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四）密切聯系群眾，經常聽取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開展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使黨的生活朝氣蓬勃；（五）發展新黨員，執行黨的紀律，經常整頓黨的組織，吐故納新，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
此外，順便說一句，九大黨章共6章12條，2800多字，而八大黨章共9章60條，12700多字。顯然，九大黨章較之八大黨章更為簡潔，更便于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群眾學習。
這里我要特別說明，我絕不是說八大黨章不如九大黨章，更不是說八大黨章一無是處而九大黨章完美無缺，只是實事求是的指出了九大黨章的貢獻。不要忘記，九大黨章絕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而是1956到1969年中國共產黨黨建成果的總結，這其中1956到1966年鄧小平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主管中國共產黨黨建工作。如果全盤否定九大黨章，認為九大黨章比八大黨章一點進步都沒有，豈不是把鄧小平同志這10年的工作一棍子打死了嗎？
四、關于九大路線
1．九大路線的準確表述
以前長期流傳著九大路線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其實，這樣的表述是不準確的。
不錯，九大報告引用了毛主席著名的論述：“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但是，毛主席這段話并沒有說“以階級斗爭為綱”，只是說“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在今天也沒有過時。
另外，前面已經說過九大報告確立了改革的方針，注重落實政策，注重革命與生產的統一等。因此我認為，九大路線的準確表述應該是：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抓革命，促生產，落實政策，解放干部，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2．九大路線的成就。
在發展方面， 1969年至1976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9.6％，居世界主要國家第一位，大體與改革開放以來持平。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正處于危機時代，1969年至1971年發生了一次經濟危機，1973年至1975年又發生了一次經濟危機，1975年底進入了滯脹時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增長率也連年下降，經濟困難重重。（順便說一句，居世界銀行統計，1949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7美元，為美國七十分之一，1976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410美元，為美國二十分之一。）不僅如此，中國的醫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學習的明星。
在改革方面，九大前工業企業內的一切權限集中于總工程師、總會計師、廠長等，即“四師一長制”。九大后通過學習大慶經驗，落實工人參加管理的“鞍鋼憲法”，大大提高了工人積極性。農業方面通過學大寨，一方面實現了糧食增產，另一方面也興建了大批社隊企業，促進了農村工業化。
關于1969年至1976年中國的成就，烏有之鄉相關文章很多，我就不細說了。我特別要強調一點，應該承認學大寨，學大慶也是改革，主要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動員工農群眾積極參與的改革，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把改革等同于市場化，很難保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五、關于全盤否定九大的后果
如果全盤否定九大，勢必造成“非毛化”、“非周化”、“非鄧化”乃至“非黨化”的惡果。
全盤否定九大，勢必造成“非毛化”。眾所周知，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也是最能體現毛主席意志的大會，是毛主席威望最高的一次大會。它既總結了中國半個世紀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主要是建國二十年，特別是1956到1969年的經驗，同時又指導了1969年至1976年中國的發展。如果全盤否定九大，等于把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大多否定了，甚至涉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總之，全盤否定九大就否定了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斗爭。
全盤否定九大，勢必造成“非周化”。周總理在十大上明確指出：“九大以來的革命實踐，主要是同林彪反黨集團的斗爭實踐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如果全盤否定九大，勢必造成人們對周總理政治道德的懷疑，認為周總理毫無原則。事實上，這種說法近幾年不僅已經出現，而且愈演愈烈。今年浙江大學一名女生罵周總理為“周狗狗”被開除。這當然不會是她一時突發奇想，顯然是校方長期“非周化”的結果，開除這名女生掩蓋不了校方的罪行。
全盤否定九大，勢必造成“非鄧化”。前文已經說到過，正是九大報告中“對于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并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后，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的理論為鄧小平同志的復出提供了依據。全盤否定九大，勢必對鄧小平同志執政的合法性產生懷疑。
全盤否定九大，勢必造成“非黨化”。九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次會議，也是合法召開的一次會議。如果全盤否定九大，勢必使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執政能力產生懷疑。
這里我想著重說說“非毛化”、“非周化”、“非鄧化”與“非黨化”之間的關系。
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如果把中國共產黨當成一個人，那么，毛主席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頭，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左右手。一旦搞“非毛化”，“非周化”、“非鄧化”乃至“非黨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哪有人斷了頭還能活的呢？80年代的教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特別是鄧小平同志，30年代初就緊跟毛主席，是王明反對的蘇區鄧、毛、古、謝，（鄧小平、毛澤潭、謝維俊、博古）四大毛派的頭子之首。七大時鄧小平同志尚未進入中央政治局，八大時剛剛進入中央政治局1年的鄧小平同志一躍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熱門人選之一，這顯然和毛主席的培養分不開。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進一步從第七位升至第五位。196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想把鄧小平同志開除出黨被毛主席制止。1969年九大報告中“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的理論為鄧小平同志的復出提供了依據。1975年毛主席重病時讓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為鄧小平同志接班打下了基礎。1976年江青想把鄧小平同志開除出黨被毛主席拒絕，從而為鄧小平同志再次復出提供了條件。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是毛主席保護了我”。在毛主席逝世后，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可以說，鄧小平同志既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又是毛主席的好兄弟、好學生，“非毛化”必然導致“非鄧化”，同時，“非鄧化”也不利于維護毛主席的威望。
事實上，中國“非毛化”已經開始向“非鄧化”發展，以《炎黃春秋》（或許叫炎黃敗類更合適）為代表的極右派公開叫囂為80年代鄧小平同志主持的三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平反”。有人公開說：“毛的時代就是饑寒交迫，鄧的時代就是官倒官商，江的時代就是三座大山”，這離1989年極右派公開叫囂鄧小平同志是“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沒有皇冠的皇帝”已經相差不遠。
有人認為鄧小平同志全盤否定九大，這也是不對的。當時很多人主張“宣布九大、十大為非法”，鄧小平同志堅決拒絕了這種主張。鄧小平同志只是說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并沒有說九大一無是處，鄧小平同志承認九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合法的重要會議更是為日后實事求是的肯定九大的貢獻留下了余地。在當時，鄧小平同志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在極右派猖狂活動的今天，反對極右派妖魔化九大并借妖魔化九大來搞“非毛化”、“非周化”、“非鄧化”乃至“非黨化”成為黨史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今天如果鄧小平同志還在世，也一定會實事求是的肯定九大的貢獻。
最后，我相信，隨著黨史相關研究的深入。九大會如同一顆蒙塵的明珠，歷史的風將把種種不實之詞統統吹走，這次中國共產黨合法的重要會議將會綻放出炫目的光彩。
（在文章結尾我要特別說明，拙文并非全面的評價九大，更不是說九大沒有錯誤，只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澄清對這次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合法的重要的會議的種種錯誤認識，并肯定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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