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達活佛：情系紅軍將士的“紅色活佛”

 

格達活佛：情系紅軍將士的“紅色活佛”

      格達活佛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白利寺活佛，著名愛國人士。由于深受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紅軍長征時期，格達活佛以自己的地位和影響，積極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和宗旨，組織僧俗群眾籌糧籌款，為黨和紅軍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新中國誕生之初，格達活佛為祖國統一，和平解放西藏，積極奔走，不幸遇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成為宗教界愛教愛黨愛國的杰出典范。

                出于對紅軍的熱愛，格達活佛積極幫助紅軍療傷籌糧

    格達活佛，法名洛桑丹真•札巴，1903年12月生于甘孜縣白利多德西底寨子一個貧苦家庭，3歲時被認定為白利寺活佛迎請入寺。19歲時赴拉薩甘丹寺學經，8年后獲藏傳佛學界的最高學位“拉榮巴格西”后返回甘孜。他知識淵博，天文、地理。醫學、音律無所不曉。他不僅諳熟藏族的宗教、歷史、文學、藝術而且在天文歷算、藏醫學等方面均有較深造詣。加之格達活佛為人公正。生活儉樸且熱心幫助貧困群眾，因而深受當地藏族群眾愛戴。
    1935年8月，張國燾擅自率領紅軍左路軍和右路軍一部南下，在川康邊境受到蔣介石的阻擊和圍剿，轉戰數月，損失慘重，被迫向甘孜地區撤退。1936年4月，紅四方面軍進入康北甘孜地區。紅軍到來前夕，南京國民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員會委員、兩康建省委員會委員諾那活佛進入當地“宣慰”，威脅利誘各地寺廟及土司、頭人同國民黨一起對抗紅軍。諾那活佛在國民黨當局的支援下，給爐霍最大的喇嘛寺——壽靈寺送去100支步槍和近萬發子彈，組織1500名喇嘛緊閉山門與紅軍對抗。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率部隊包圍該寺后，進行喊話宣傳，力爭和平解決。壽靈寺的格聰活佛卻命令開槍打死喊話的紅軍通司（翻譯）。李先念見該寺頑固，故意撤圍隱蔽，等壽靈寺喇嘛以為紅軍離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紅軍夜襲壽靈寺，將多數喇嘛俘虜。紅四方面軍指揮部馬上通知：“壽寧（靈）寺被俘之大小喇嘛應優待之，并令其寫信給甘孜與各地喇嘛寺不與我打，大大宣傳我軍對喇嘛政策。”紅軍對寺內經堂、經書、器物，均妥為保護，贏得喇嘛們和爐霍藏民的擁護。壽靈寺的喇嘛隨之寫信給其他寺院，勸他們放棄抵抗，使紅軍得以比較順利地進入甘孜地區。
    進入甘孜地區后，朱德總司令向全體紅軍指戰員宣布進入藏區應該嚴格遵守：尊重當地風俗習慣；愛護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沒有回家之前，不準進他們的屋；看管并喂養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他以自己的行動貫徹民族政策，化解一時的民族隔閡。
    紅軍進駐甘孜白利土司官寨前夕，格達活佛聽信諾那對紅軍的污蔑宣傳產生疑懼，悄悄在寨子里隱藏起來觀察實情。紅軍進駐土司官寨后，格達活佛見紅軍秋毫無犯，沒有放火燒村莊，也沒有殺人搶劫，疑懼漸消，便準備回寺。在通往寺廟的鐵索橋邊，他遇上紅八十八師的幾位干部。他迷惑地問道：“紅軍是什么人的隊伍，到這里來干什么？”一位紅軍指揮員通過翻譯告訴他，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專門為窮人打天下，到這里為的是北上抗日；并告訴他，紅軍路過藏區，保護寺廟、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買賣公平，絕不亂拿群眾的東西。格達活佛聽了受到很大震動，對他的隨員說：“我作為活佛，是用佛經超度人們的靈魂到極樂世界去；而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軍隊。我們的信仰雖然不同，但都是為了窮人。”回到寺里，格達活佛見經堂、佛像等完好無損，更增添了對紅軍的熱愛之情。
    在甘孜地區，紅軍一邊休整，一邊籌建蘇維埃政府。時任紅軍地方工作部部長的邵式平也隨軍來到甘孜。紅軍進駐甘孜地區以后，由于水上不適等種種原因，傷病員驟增，邵式平為此傷透了腦筋。正在這個時候有幾個剛加入紅軍隊伍的藏族戰士向邵式乎報告說：“附近白利寺有個格達活佛，他不但醫術精湛，治地方病很有一套，為人也好，不如請他為傷病員看看病”。邵式平得這一報告后，馬上整理了一下軍容，帶上翻譯直奔白利寺。聽到有一紅軍長官求見，格達活佛馬上迎出大殿。通過翻譯，邵式平開門見山提出懇請活佛為紅軍傷病員看看病，格達活佛也痛快地答應了。剛一走進紅軍宿營地，他就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他們寧愿露宿在寒風凜冽、雪花紛飛的野外，也不肯進駐民房。這簡直是“菩薩兵”。他連跑了幾個駐地，仔細看了病員的眼神、舌苔、經脈之后，對邵式平說：“他們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疲憊和饑餓引起的。”他拔了兩棵野草說：“把這兩種草的根洗凈、熬成湯，每人只喝一小碗，馬上就能心靜氣順，恢復元氣”
    傷病員喝了湯汁之后，病情有了很大的緩解。邵式平再次到白利寺向格達活佛道謝。格達活佛又說：“這種藥只能驅去寒氣，始動筋骨，要徹底根除，還得增加營養否則藥效只能保持兩天。”看到格達活佛為人正直、樂善好施，邵式平只得實話實說了：“我們哪有條件增加營養啊，有的部隊已經開始斷糧斷炊了。”他把紅軍當前的任務，共產黨人的宗旨，當前面臨的困難都毫無保留地告訴了格達活佛。聽了邵式乎一席肺腑之言，格達活佛非常感動。他當即吩咐管家給紅軍送去青棵134石、碗豆 22石、馬 15匹、耗牛 17頭，解決了紅軍的燃眉之急。接著，他分別派人給躲在周圍深山老林的頭人、土司及其他藏民送信，告訴他們，紅軍與以前的漢兵大不一樣，他們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擾民、不抽捐、買賣公乎，盡管放心返回家園安居樂業。在格達活佛的勸說下，大家紛紛趕著牛羊，拉著糧食趕回自己的家園，這也為紅軍籌集糧食提供了方便。
    在格達活佛的帶動下，甘孜寺也積極幫助紅軍。為了進一步規范雙方的友好關系，1936年4月12日，紅軍與甘孜寺、白利寺簽訂了《互助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一、闡述紅軍與博巴（藏語中的“藏族”之意）聯合的政治基礎，指出興番滅蔣是中國紅軍與博巴民族共同的責任，要大力宣傳興番滅蔣的政策及紅軍幫助博巴；二，參照博巴原來習慣，紅軍幫助建立甘孜博巴政府，脫離蔣介石的統治。三、喇嘛寺負責供給紅軍糧食和一部分物資資財，喇嘛寺負責最近召回所有逃到外邊的未回來的人民群眾及牛羊牲口財物回來安居樂業，紅軍一定保護。四、紅軍與博巴及喇嘛聯合到底，如發生爭執不和問題時雙方商量解決。這是紅軍與甘孜政教勢力達成的政治協議，標志著康北以“興番滅蔣”為政治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互助條約》于1985年在白利寺格達活佛生前用過的枕頭內發現。
    從此，格達活佛積極支援紅軍。他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眾，動員群眾賣糧給紅軍，親自到亞龍寺、更龍寺，說服兩個寺廟出錢出糧支援紅軍。康藏地區地瘠民貧，幾萬人的紅軍隊伍在此活動，糧食供給十分困難。中同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保存了一張紅軍當年寫的收條，收條記載：“今收到白利寺擁護紅軍糧食一百卅（石）零八斗。政治部。”收條上有藏文，蓋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八師政治部印章”的篆體漢文圓形印章。另一張保存于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收條上寫道：“收到白利喇嘛寺青柯（梨）一共碗豆四十七石九斗，五十石，六月十三日供給部。”收條落款處有李先念印章。另條上“五十石”系另收糧后補記的。格達活佛積極發動群眾為紅軍籌備糧草，僅自利寺就支援了3萬多斤青現4千斤豌豆。這對僅有100名喇嘛的白利寺來說，貢獻是十分巨大的，可謂是傾囊相助了。
    為了感謝格達活佛和白利寺僧侶對紅軍的支援，1936年4月14日，紅四方面軍為白利寺發布布告，明確提出：“查白利寺配合紅軍共同興藏滅蔣，勛勞卓著，我軍給子保護，任何部隊不得侵犯，違者嚴辦，切切此布。”
    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活動期間，積極向廣大藏族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政治主張和政策。1916年4月，紅四方面軍在爐霍協助建立了“中共川康省委”。在康北期間，紅四方面軍幫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奉寧、道孚、爐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龍）6個縣級博巴人民政府。在黨和紅軍的幫助下，博巴政府作為一個臨時的民族自治政權，對紅四方面軍乃至后來的紅二、六軍團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格達活佛與朱德總司令的特殊友情

    格達活佛熱誠支援紅軍的事跡，很快傳遍甘孜地區，受到了紅軍指戰員的尊敬和愛戴。朱德總司令到甘孜后，專程去白利寺拜訪了格達活佛。當格達活佛見到朱德這位紅軍的傳奇人物時發現他非常樸素親切慈祥，兩人一見如故。夜已經很深了，他們還坐在酥油燈下，不知疲倦地暢談著。朱德當時已經50歲了，他像一位慈祥的兄長，用自己曲折坎坷的身世和一生追求真理的艱難經歷，以及終于找到共產黨的經過，使格達這位開明的佛學專家與宗教領袖，得到了深深的啟迪。格達活佛表示：“我作為一個活佛，14歲就到拉薩三大寺學經。佛法的真諦是要救渡受苦受難的眾生出苦海。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與國民黨的軍隊不一樣，是為了勞苦人眾求解放，讓漢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過。我們的信仰雖然不同，但為了廣大的勞苦大眾，這一點是一樣的。”
    朱德鼓勵格達活佛為藏族人民解放事業多做貢獻。格達活佛已目睹紅軍的遵紀愛民，又與朱德總司令真誠懇談，明白了不少紅軍北上抗日的政策，表示將盡力相助紅軍。在甘孜駐留期間，朱德總司令與格達活佛分別在白利寺和甘孜縣城會面9次。兩人互贈禮品，秉燭長談，常常是徹夜不眠。在兩人談過話的一座藏式碉樓墻上，有一幅用白粉畫的宣傳畫，一個威武的紅軍戰士，扛著長槍堅定地走向遠方。在朱德的諄諄教誨下，格達活佛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他開始宣傳紅軍是救苦救難的軍隊，不僅在甘孜，在周圍的地區也進行了宣傳。他揮筆寫下歌頌紅軍的詩歌：“天空出現雨積二，干旱土地多高興；紅軍帶了紅雨來，紅旗紅軍亮了心。”
    1936年7月初，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之后，陸續北上。7月1日晚，朱德總司令與格達活佛親切話別。格達活佛難過地說：“你們走吧，國家需要你們，民族需要你們，你們是一支王師部隊，是一支仁義部隊，菩薩會保佑你們的。”臨別前，朱德在紅緞上為格達活佛寫下“紅軍朋友，藏人領袖”的題詞，并將自己的八角軍帽贈送給他：“這頂帽子留給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紅軍。少則5年多則15年，我們一定會回來。”紅軍北上出發時，格達活佛動情地賦詩：“云雨出現在天空，紅旗布滿了大地，未見過如此細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紅軍，紅軍，今朝離去，何日再歸。啊，紅軍，紅軍，藏族人民的親人，為了祖國的統一，你們歷盡艱辛，愿佛主保佑你們，盼你們早日歸回。”

               情系北上抗日的紅軍將士，悉心照顧留下的紅軍傷病員

    紅軍北上以后，國民黨反動派瘋狂搜捕紅軍傷病員，迫害博巴政府成員和為紅軍工作的積極分子，黑暗再次籠罩了康巴藏區。各階層人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妥善安排和保護紅軍傷病員，珍藏紅軍留下的印章、布告、收條、證件、錦旗，盼望著紅軍回來的那一天。曾在博巴政府中擔任要職的格達活佛就是藏族人民的優秀代表。
    格達活佛受紅軍委托，收留了200多名紅軍傷病員，將他們安排在白利寺內和附近村寨中。格達活佛親自用藏藥對傷病員進行治療。為了安全起見，格達活佛還給傷病員取了藏名。部分傷病員傷好后，在格達活佛的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一部分傷病員轉移內地。
    格達活佛把妹妹嫁給紅軍戰士的故事，反映了他對紅軍的濃厚感情。格達活佛沖破世俗觀念和門第之類的偏見，把自己的親妹妹依喜拉姆嫁給了流落在甘孜的紅軍戰士陳少林。這事出在30年代藏族聚居區的一位活佛身上，實在令人可欽可佩。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格達為妹妹按藏族風俗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大擺喜慶宴席，并親自主婚，祝愿這對患難中的恩愛夫妻“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紅軍北上以后，格達活佛把與紅軍簽訂的《互助條約》藏漢文原件縫在枕頭里，并把博巴中央政府印章及一些重要文件珍藏起來。他拒絕與國民黨合作，只身避往拉薩。在拉薩的10年里，格達活佛無日不思念紅軍。他經常對人說“紅軍一定會回來的！藏族人民一定會翻身的！”他托前往西寧的商人打聽紅軍北上后的消息，當那位商人帶回《八路軍山西奮戰》的畫報，得知紅軍北上抵達抗日前線的消定、格達活佛異常興奮。

                             為西藏和平解放而捐軀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格達活佛激動不已。他逢人便說：“朱總司令要回來了！”“當年的紅軍要回來了！”他主動與夏格刀登、幫達多吉等當年博巴政府成員以及札西朗杰秘密商議，派柏志（格達秘書）、旺嘉（夏格刀登秘書）、澤朗（幫達多吉秘書）作為他們的代表，進京晉見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
    1950年．人民解放軍解放康定后，格達活佛在甘孜召開了慶祝大會，并組織代表團赴康歡迎解放軍。當時雅安到甘孜的公路尚未修通，進駐甘孜的部隊糧食供應困難，康北人民借出大批糧食、柴草組織馱運。格達活佛告訴藏族群眾說：“我們決不能讓自己的軍隊餓肚子”。吳忠和天寶率領的二野第五兵團十八軍先遣支隊，肩負著和平解放西藏歷史使命，他們來到了甘孜。
    十八軍五十二師師長吳忠是原紅四方面軍的一個戰土，長征中到過甘孜。天寶是紅軍長征經過阿壩時參軍北上的藏族青年。他們對格達活佛的事情早有耳聞，所以在到達甘孜后不久，他們就去白利寺看望格達活佛。格達活佛仍完好地保存著朱德的那張照片。他盼望了4000多個日日夜夜的親人要回來了。聽說吳忠和天寶要來，格達活佛跑到10里外的地方迎接他們。一見面，他就激動得拉著吳忠的手說：“朱德總司令真是一位神將，當年紅軍離開甘孜時，他曾告訴我；紅軍15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們果然回來了，正好15年。太了不起啦！”吳忠和天寶住進白利寺，每天都要和格達活佛敘談到深夜。
    1950年6月，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格達活佛當選軍政委員會委員兼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時，他又當選為副主席并兼康定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
    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西藏問題更加緊迫。毛澤東指示，加快進藏部隊進軍的藏的進程，沒有大軍壓境的形勢，西藏問題難以得到和平解決。西藏地方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勾結，一再拖延和平談判。當格達活佛作為特邀代表將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得知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有少數人在帝國主義的教唆下正在搞所謂的“西藏獨立”，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于是他決定暫不赴北京，而是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和和平解放西藏，毅然前往拉薩，向西藏地方作勸說工作。
    西南局書記鄧小乎聽到格達活佛的情況后深為感動，考慮到西藏上層反動勢力態度頑固，他幾次急電勸告格達活佛不要成行。鄧小平還將此意見報告了朱德總司令。朱德邀請格達去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格達活佛說：“我恨不得馬上見到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但是目前西藏尚未獲得解放，我怎么好就這樣去北京呢，我去北京，朱總司令會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可我漢話不會說，去北京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不如先去西藏，拉薩三大寺以及噶廈政府里有我不少朋友，我去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個人的所見所聞，去說服他們回到祖國懷抱。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見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朱德專門給格活佛這寫了一封信：“天豐轉格達先生：來電敬悉，先生入藏進行和平談判，用意極嘉，吾甚欣慰，談判條件當由天寶同志轉告。你對此有何意見請告。至于你入藏名義亦請提出意見。。總以有利于工作者為妥。朱德、劉伯承6月1日”翌日，西南局就指示西藏工委，讓天寶將中央已批準的十條政策作為與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條件，征求格達活佛的意見。天寶再次來到白利寺，將十條政策全文逐條告訴了格達。格達說：共產黨太寬宏大量了！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中央考慮的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周到。有這十條，我去西藏勸和使命就一定能夠實現。
    吳忠認為，格達活佛入藏，風險不小。他不但要和達扎等反動分子周旋，還要提防外國人的暗算，應處處多加小心。格達活佛則非常樂觀，他認為，西藏回歸祖國是民心所向，何況我軍已陳兵金沙江畔，西藏地方當局如敢頑抗，無異于以卵擊石。此時他入藏，形勢極為有利。他要求再給朱德發報，要求進藏。朱德只好同意格達的決定。
    1950年7月10日，格達活佛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攜帶幾名隨員毅然西行入藏。當地群眾跳起神舞，歡送格達。就在格達活佛進藏之前，已有三個功和團從西北和西南進入西藏，傳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張，他們歷經曲折、艱辛，都受到西藏分裂主義勢力的阻撓。
    7月24日，格達活佛一行到達昌都，住在縣城的一家旅館。接連幾天，格達活佛先后約見西藏地方政府派駐昌都的“西藏邊使府”、昌都總管拉魯，以及當地其他行政官員，苦口婆心向他們宣傳新政協會議上的《共同綱領》，勸他們不要與解放軍為敵。他大力宣傳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意義，深得廣大藏族人民和寺院僧人的歡迎。但在另一方面卻招致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忌恨，他們設置重重障礙，限制格達活佛的行動自由。1950年8月22日，在英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福特的操縱下，格達活佛在昌都被毒藥害死，年僅47歲。
    噩耗傳出，激起全國人民極大悲憤。毛澤東聞訊后，為格達活佛作挽聯：“為真理，身披袈裟入虎穴，縱出師未捷身先死，堪稱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槳渡金江，雖長使英雄淚滿襟，終慶康藏新生。”西南軍政委員會專門撥出治喪費辦理格達活佛后事，重慶市各界于1951年11月25日舉行格達活佛追悼會。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格達活佛題挽聯：“具無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幾多悲憤，追思應續國瘍篇。”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和政委鄧小乎聯名題寫挽聯：為和平解放西藏，慘遭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所毒害而光榮殉國的格達委員永垂不朽2為了紀念格達活佛，1993年，甘孜州政府修建了“朱德和格達活佛紀念館”。格達活佛為廣大藏族人民的利益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偉大事業而獻身的精神，將永存人間。
    （2009年第3期《黨史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