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丁：應該如何評價大躍進？

韓丁：應該如何評價大躍進？

本文選自韓丁（William Hinton）Monthly Review Press1990年出版的《大逆轉》（The Great Reversal）第十章。

我認為，對大躍進（Great Leap）的評價有一致的觀點，大躍進中出現的理想主義（utopianism）、主觀主義（voluntarism）、命令主義（commandism）、大干快上（gigantism）、急功近利（egalitarianism）和其它不良風氣，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引起的混亂，是導致生產危機、糧食歉收和大饑荒的重要原因。（大饑荒的影響面和破壞程度尚不清楚。）現在討論自然災害和政治原因對大饑荒的影響孰輕孰重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兩者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大躍進中的政治問題，還有究竟是毛的想法本身有缺陷還是執行中出現了偏差，都是值得深入的探討的。

    大躍進是要動員中國農村的閑散勞動力，開發未利用的資源——邊角土地、灌溉渠道、礦物等，這不是一個荒謬的目標。湖南有一些公社創造性的把公社當作集中勞動力從事大項目的方式。毛/澤/東也對此表示贊成，他認識這是釋放人們潛力、繼續解放的過程。在創造非官僚主義化的自治組織，自行管理當地的工業、農業、商業、教育和軍事的過程中，農民在廢除傳統地方權力體制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這些做法震動了黨內的一些人，他們認為農業生產合作制是“錯誤的、危險的、理想主義”。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 ）寫道：

    毛/澤/東主義者（Maoist）在理論上賦予公社的政治功能，以及人民公社的現實，對當時黨內和地方的官僚主義提出了嚴峻挑戰。如果人民公社能夠按毛/澤/東的設想一樣發展，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將已經土崩瓦解，正如馬克思歌頌的，在巴黎公社中奪回被地方篡奪的社會權力還給生產者。公社的反官僚主義傾向是很明顯的，既得利益階層對這種威脅做出了迅速反映。21[非龍在天：那時候公社有多少人？了了可數。現在呢？七站八所，七姨八舅。老田等更多的注意到公社的經濟功能，但公社的民主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注21 邁斯納，《毛時代的中國》第241頁，1977年發表于紐約《自由時報》（Mao's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241.）

    這段話強調了一個被傳統學院派和當今中國官方認為無足輕重問題，那就是（可以看作當時的政治背景），共產黨取得政權后，在革命方向問題上，黨內和社會上存在重大分歧。1949年后，長期存在兩個司令部對立日益明晰。一派是毛/澤/東為首的，主張建設土改以后建設社會主義；另一派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主張擴張和鞏固新民主的混合經濟（現在被改革者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派都有黨內外從高層到底層的擁護者。由于后者控制著中共中央組織部（Party Organization Department），負責干部的任免、獎懲、教育和黨組織建設，有更多機會進行公開聲明和政策管理。盡管如此，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毛派仍占了上風。但是，在現實中農民并非直截了當被動員起來進行合作化，相反經歷了嚴峻而長期的斗爭——雙方相互采取行動爭奪主動權的拉鋸戰。這場斗爭從合作化的第一步起就開始了，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直到今天——農村集體大部分早就被解散的今天還在繼續。

    毛一直保持著優勢（The predominance of Mao was never more than marginal），這來源于他獲得下層支持的魅力。他直接向激進群體和基層群眾直接發表演講，以此避開反對意見，給劉鄧造成一系列的既成事實，而劉鄧也操控手下的廣大職能機關造成既成事實予以回擊。

    在這樣的氣候下，政策極容易歪曲最初面貌甚至走向反面，政策的優勢減弱了，缺點卻被放大。如果職能人員對政策的結果沒有信心甚至持反對意見，還能希望他們能夠執行像合作化這樣復雜的政策嗎？他們對中央的各種消極信號非常的敏感，他們懂得如何拖延不辦，如何反其道行之，把上頭指示執行到荒謬的地步，然后歸咎于政策的失敗。

    世俗力量現在把毛和毛主義者斥為偏激、極左、烏托邦、唯意志論，同時卻贊賞劉少奇和其官僚體系為一貫的、冷靜的混合經濟路線。確實，毛曾經高估過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端風潮興起打開方便之門，但毛并不是像當前社會所指責的那樣“左”，例如，他建議20個而不是2個5年計劃（100年而不是10年）從集體所有轉入共產主義所有制，并且鮮明反對集體剝奪私人財產和其他形式的平均主義如“一平二調”的蔓延。

    形“左”實右

    在相反的方面，有太多的證據顯示，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反復的在右傾機會主義甚至投降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之間搖擺。面對二戰時國內戰爭的恐懼，他從土改退卻，但當土地革命爆發出來并且無法遏制時，他跳出來開始執行“左”的“貧雇農路線”，這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政策，由于疏遠了中農和其他中間力量，幾乎把革命變成了災難。這條路線攻擊那些真正執行土改政策的革命農民群眾，說他們沒有創造“平等”，破壞性的極左做法將朋友和敵人混淆在一起。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和后來的文革初期，劉均以形“左”實右的面目出現，說著超級革命的詞語，反復的把斗爭目標針對基層干部，卻根本不觸動上層的錯誤路線，這些都阻礙了毛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動的戰役。

[非龍在天：小時候看過一本小說，寫解放戰爭時期華北地區的殘酷的“掃地出門”式的土改，后來才知道，主持者就是劉少奇。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左實右，左搖右擺]

    然而另一件事情不太好證明，在大躍進期間，劉派官僚把農村搞得一片混亂的、形“左”實右的極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識的對毛的反擊。他們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刀切”（"one stroke of the knife" ）的手法，當一項政策頒布下來時，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并把它極端化去執行。如果毛號召以糧為綱，他們就把所有的果樹都拔掉去種谷物、降低油料改種糧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該種樹的地方種糧食，如此等等。如果毛號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們就要求耕地兩英尺、然后三英尺，就這樣將勞動浪費了無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煉鋼鐵、集體食堂、供給制以及農村勞動軍事化等問題上都是同樣——把每一件事都極端化。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尤其中層的領導干部，是由劉派提拔的基層干部組成的，深受劉的路線制約和影響，既然如此，就很難把所有的一切罪惡都歸于毛派分子身上。在中國的官場上，挑釁是一種進攻的最有力武器。要將一件事情罪惡化，沒有一種辦法比將其以夸張的手法極端執行更好了。如果你無法戰勝它，就先加入它，將災難將要發生的預言化作自己去執行的計劃。我相信這樣的行為確實發生了。

    換一個視角，考慮到如下的因素，所有的爭論都不相關：作為中國農村經濟基礎的農業合作生產的生存能力。58年運動脫軌后最后明確下來的東西，就是“隊－大隊－公社”的三級所有體系，60年代中期以后、整個70年代、直至80年代，它在億萬農民中完好的發揮著作用。集體經濟應該從它們取得的成果來進行評價，它的意義深遠、潛力巨大，它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機械化提供了基礎社會結構，而中國農村現在卻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深深束縛著，農村現代化完全被打斷。

[非龍在天：分田到戶被視為另一大發明，這真是千古奇談。幾千年來，中國農民不就是這樣單干嗎？難道不是反反復復地重演著治亂的悲劇嗎？在合作化被破壞以后，現在這一悲劇又將重演了。雖然陳勝吳廣還沒有出現，但城市間的流民已經讓社會夠頭疼了。這樣的笑話還有不少，比如說現在大吹特吹的國退民進，一私就靈。表面上，企業私有化后，管理層成為企業的所有者，積極性確實提高了。但是，千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從企業的主人翁變成了奴隸，積極性從何而來？沒有絕大多數民眾的參與和努力，靠那么幾個精英，難道就能發展起來？這真是荒天下之大謬。然而，精英們就是這么想的。]

    迪恩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大躍進期間水庫，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破壞。他還尤其提到中國北方平原的鹽堿化問題。毫無疑問，大躍進確實給某些地方的環境造成了一些損害，然而，那些損害遠比不上大躍進期間為環境保護而進行的工程。而且，大躍進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比起執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對環境的破壞，簡直是沒法比。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致富光榮”的口號下，億萬農民爭相做那些可以短期迅速增加收入的一切事情。牧民不顧一切的在草原上過度放牧，農民則燒掉草地開始無限制拓荒耕種，守林人不顧一切的砍伐他們能夠找到的樹木。到處是這樣的現象，尤其在山西北部的黃土高原、四川西部的多山地區和河北北部山區（我自己曾經親自觀察到的地方）更是如此，農民將所有的山坡都開為耕地，而那些地方從來都未大塊開墾過。勿庸置疑，歷史上從未這樣大范圍的開發過，中國現在到處都發生著這樣的對環境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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