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錯誤：事出有因、查無實證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九
楊連旭
（2006年5月15日）
關于1956至1966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
“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 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
這樣的表述雖然貌似公允，可實則還是否定了毛澤東。尤其是：
如果說用“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樣的糊涂帳，還并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話，
那么，緊隨其后就說“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 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實際上就是強化了否定毛澤東的作用。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毛澤東跟當年那個奮臂疾呼“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毛澤東已經是判若兩人了。
那么，難道開國后的毛澤東果真是如這個決議所描述的那樣，出而反而、自食其言、食言而肥了嗎？
鬼才信呢！
正如鄧小平再三強調：
“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8頁）
（一）
就個人感情而論，在毛澤東時代我得到是不幸，用不著為他刻意辯護什么！
但為人處事要講天地良心、公道正義。私交可以由著個人性情，可公論就不能以個人好惡了，必須實事求是、公事公辦。
就個人經歷而言，關于1956至1966年的歷史我毫無發言權，只能從公開的、正式的、官方認可的歷史資料中分析結論。
全面察看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后，給人的深刻印象是：
其一、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鄭州會議”，毛澤東已經很少就具體工作，尤其是經濟工作發表意見和指示，僅僅是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中強調了：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p>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談了《關于農業問題》。
其二、毛澤東對于中國的農業、農民和農村異乎尋常地關心關切和熟知專業，不可能犯有鼓勵“畝產過萬”和“敞開肚皮吃飯”這樣的低級錯誤。
A．他提出“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為的是：
“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
“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BR> B．他談《關于農業問題》，主要是：
“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
“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凡是豐收的地方，沒有受災的地方，應當提高一點積累。以豐補歉，很有必要?！?BR> “要勤儉持家，作長遠打算。什么紅白喜事，討媳婦，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BR> “全國非常講衛生。這是文化，要把這個文化大為提高?！?BR>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BR> “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BR> 其三、毛澤東根本就沒有個人專斷的干部基礎。
尤其是“廬山會議”后期開始的反右斗爭，就連曾是毛澤東最為賞識的親信秘書、后又刻意培養、還托以后事、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小舟也被列為了“反黨集團”。
由此可見，“廬山會議”反右斗爭的結果，不僅是毛澤東的糾“左”努力鎩羽而歸，而且還損失了一批親信愛將。這無異于是在宣布：凡是追隨毛澤東反“左”的人，就是在反黨。
這樣，毛澤東的權威，特別是在黨政系統，他幾乎無能為力了。就以他的糾“左”努力為例，直到1961年6月12日，他還指出：
“從北戴河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19]、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給六級干部的信、廬山會議，一直到六十條和這次會議，都沒有解決問題。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平調的財物現在退賠了的有沒有三分之一，我是懷疑的。我曾經問過:有沒有一半?許多同志說沒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
可見，當時毛澤東的指示在具體工作中的貫徹執行并不是如社會和后人所想像的那樣，是暢通無阻的。
尤其是，在1961年5月6日《給李井泉、陳正人的信》中，毛澤東甚至寫道：
“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
要想到，時年毛澤東已經是68歲了！一個叱咤風云、顛倒乾坤的老人，一個人民領袖、黨國的最高領導，此時此刻竟然發出了如此的懇求，既表現出了毛澤東迫切了解人民真實情況的心境，更表明了他的孤獨與無奈！
再聯想到，鄧小平曾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1頁）
既然如此，又如決議所說，“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開始后，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BR> 這也就意味著那時各級領導干部是普遍不聽毛澤東的話的！
由此可見，當時的毛澤東就是主觀上想獨斷專行，客觀上也根本無法獨斷專行。
掌握了這一點，自然也就明了了為什么毛澤東從1958年11月初就開始糾“左”卻至到1961年才開始見成效，為什么“四清”會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又會演變成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內戰”。
（二）
其四、毛澤東始終格外講求民主、非常謙虛謹慎。
就在“廬山會議”前后，
A. 1959年3月15日，在《黨內通信》中，毛澤東寫道：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我到武昌已經五天，看了湖北六級干部大會的材料，同時收到一些省、市、區的材料，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同你們商量一下。
……
“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辦，請你們酌定?！?BR> B．1959年3月23日，毛澤東就指出：《人民日報》要多登科學討論文章。并強調：一塘死水，需要攪動一下了。
C．1959年10月31日，《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他提出：
“我建議，共產黨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以及管理區、生產隊、生產小隊的黨組織，將養豬業，養牛養羊養驢養騾養馬養雞養鴨養鵝養兔等項事業，認真地考慮、研究、計劃和采取具體措施，并且組織一個畜牧業家禽業的委員會或者小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組成，以一位對于此事有干勁、有腦筋而又善于辦事的同志充當委員會或小組的領導責任?！?BR> D．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中強調：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4]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5]上，主張對一平二調[6]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BR> G．1960年11月28日，他在起草的中央文件《永遠不許一平二調》中強調：
“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不僅如此，他還具體例舉了自己的錯誤：
“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3]，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種想法是不現實的?，F在更正了”。
F.1961年1月13日，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他強調：
“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BR> E.1961年3月13日，在《反對兩個平均主義》中，他強調：
“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我的那篇《關于調查工作》[6]的文章也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梢蕴岢龇磳σ庖?，但不要置之不理?！?BR> H．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他再次強調：
“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我的責任在什么地方呢？為什么到現在才提倡調查工作呀?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為補過起見，現在我來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會議[14]上講過一次，九中全會[15]上又講了一次，這次會議還得講一次，不然又說我沒有講。有些問題得當面交待一下?！?BR> I．1961年5月14日，在《給張平化的信》中，他強調：
“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J．1961年9月29日,《給中央常委的信》中，他寫道：
“送上河北深縣五公公社耿長鎖的一封信[1]，山東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關于大小隊矛盾問題座談會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報告[3]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鄲座談紀錄[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請你們一閱，并和你們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們集會討論一次。”
K．1961年6月22日，在《給鄧小平的信》中他寫道：
“如果中央二十四萬人中，已減三分之一，即八萬人，并且還可以減去幾萬人，我想再減四萬人，不知行不行？”
L．1962年1月30日，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主要就是強調民主集中制，并指出：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BR> ……
（三）
總之，從官方正式編輯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的史料中：
第一、我們根本看不出“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的任何蛛絲馬跡來！
第二、倒是真實記錄和反映出毛澤東全心全意為國憂民的高尚情操，實事求是、自我批評、虛懷若谷的偉大人格，尊重他人、尊重人民、發揚民主的博大胸懷。
那么，是否官方出于維護毛澤東形象的考慮，隱匿了有關資料呢？未必。
因為官方既然已經決議了毛澤東“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那就會巴不得例舉出盡可能多的實證，也好來個鐵證如山呢！
事實上，毛澤東的著作中也顯示：
“兩本帳”是毛澤東主張的、鋼鐵的“高指標”是毛主席同意的。對此，他也多次做了自我批評！
問題是，僅是如此，這就必然要導致“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嗎？
否！
因為在戰爭時期，尤其是解放戰爭階段，毛澤東：
一是、不僅是要給各戰略區各野戰軍下達最低和最高殲敵指標的；
二是、而且甚至還要親自遙控戰役指揮；
三是、全中國到處都在傳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那時，真可謂“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但那時，毛澤東的指標管理和個人專斷，卻并沒有“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嘛！
解放戰爭席卷中國、一路凱歌。
那么，毛澤東的責任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他自己所總結的：
“我的責任在什么地方呢？為什么到現在才提倡調查工作呀？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BR> 這才是毛澤東的責任！僅此而已。
確實，作為一個退居“二線”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怎么可能負有更多的具體工作責任呢。
鄧小平強調：
“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9和302頁）
請研究和學習歷史的人：必須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是非分明，要用腦袋研究，不要用耳朵研究用嘴巴學，不要鸚鵡學舌、人云亦云，把別人的過錯轉嫁給毛澤東、謬種流傳、欺騙無知、毒化社會。
奉勸那些肆意篡改歷史，嫁禍于人，魔化毛澤東，侮辱中華民族，誤導中國發展的人：中國人民不可侮！你們必須懸崖勒馬、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把良心放正。
否則，繼續缺德作孽，就必然如那指鹿為馬的趙高一樣，既便沒有斷子絕孫、雖然可能得逞一時，可最終也還是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遲早是要受到人民的懲罰和歷史的報應！
〔注〕：有關毛澤東著作講話等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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