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新思考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發展過程

重新思考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發展過程

作者：老田

把新中國作為一個企業來看待，顯然更為合適，因為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人力物力資源的配置，不再是市場交易過程，而是一個內部管理事項。在這個過程中間，原來由不同的市場主體分散承擔的交易費用，轉換為官僚精英群體承擔的管理成本。官僚精英群體對管理成本的態度，實際上在社會主義事業中間有著關鍵位置，毛澤東晚年對官僚精英群體的整體判斷就是在這個問題的看法基礎上產生的。

與私人資本主導的工業化進程相比，政府作為資源動員的主體，具有更強的動員能力；而且“全國一盤棋”式的中央計劃經濟，能夠更有效地降低經營的風險，提高資本的收益率；由于不再依賴存在互為消漲的競爭性私人企業主導人力資本積累和學習過程，國家能夠以更高的速度推廣和普及新技術和新工藝，換言之，國家因為去掉了相互競爭的私人資本主導作用，因此能夠克服保密的障礙，以更低的學習成本更快速地積累人力資本，推進工業化進程；特別是新中國通過三大改造消滅了私人資本的積累模式，所有的物化勞動積累最終不是為了少數人富裕發達而存在的，因此個人的長遠利益與國家的整體發展目標在利益上更少排斥性，這收獲了很高的政治認同，從而降低了管理成本并極大地提高了管理成效。

按照毛澤東的理解，新中國是政府主導工業化進程，在多個方面比私人資本有著很大的優勢，快速工業化戰略有很好的保障。劉少奇曾經明確表述為“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政府主導工業化進程，能夠快速推進，并且存在著巨大的利益空間，這在新中國的領導層中間有著很高的共識。

政策輸入

后續年限的政策實施結果，發現始終達不到政策設計目標。大致上在一九五七年之前，毛澤東認為政策效果遠遠低于政策設計，原因在于官員在管理經驗上的不足、管理者文化水平低下所致。因此，毛澤東強調學習和培訓、調查研究和正確的政策指導。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越過始終相對消極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越俎代庖親自總結經驗并設計政策，他在一九五五年親自編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教基層干部和農民如何辦合作社；在這個經驗總結的基礎上，毛澤東總結了十七條政策方針，后來修訂增補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農業遠景發展規劃綱要》（“四十條綱要”），這個“綱要”在七十年代還是農村工作的指導性政策框架。同時，毛澤東還親自總結《工作方法六十條》和《人民公社六十條》等工作方法和章程，以彌補官員在政策認識方面的積累不足，填補空白。

從一九五八年開始，毛澤東認為大的問題已經解決，長遠的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因此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退居二線，預備集中精力研究理論問題。

在隨后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發現官僚精英群體的問題不再局限于經驗不足，而是他們形成了獨立的集團利益，與國家努力的目標和方向不一致。劉少奇六○年與人民日報領導人談話，總結浮夸風時期的報章表現時說“中央領導一半，報紙領導一半。”“報紙領導”的這一半，許多人解釋成為一個知識問題，實際上不是這樣，共產黨官員多數是職業農民出身，有適當的經驗去判定高產衛星的真假，關鍵在于官僚精英群體的利益趨向制造并支持了“假衛星”輿論，高產衛星的產生機制，反應了官員的政績需要和報紙記者的“傍政治大款”需要的結合，這個問題的出現，實際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術性的問題。

陳晉研究毛澤東詩詞，發現毛澤東從一九五九年開始，整個心態就處在一種突圍心態里，認為社會主義事業處在“帝修反”的重重包圍之中。因為帝國主義和反對派反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早已是一個老問題了，顯然促使毛澤東改變看法的新依據是“修”這一部分，說到底就是對于共產黨內的官僚精英群體的判斷，發生根本改變的結果，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現在受到威脅，其危險主要來自共產黨內部。

從六○年開始，毛澤東開始借助蘇聯撤退專家破壞國家關系的契機，進行有限度的論戰，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以及開始與意大利共產黨的爭論。其高潮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對赫魯曉夫的公開論戰，說到底，毛澤東對于蘇聯的事態并不特別了解，也不一定認為有必要去關心蘇聯的演變過程，中蘇論戰的本質是就著蘇聯的問題來理解和解說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困境，尋求突圍的道路。拿赫魯曉夫當墊背的靶子來批判，本質上是為了促進中共黨內對消極面的認識和提高，試圖在批判的輿論氛圍中間尋求黨內團結和工作推進的空間。有人渲染說，章士釗在文革初期勸說毛澤東搞好黨內團結，消彌毛劉分歧，對共產黨比較有利，這個想法實際上是毛澤東主導中蘇論戰時期的想法，由于論戰方式未能觸動黨內當權派的反省，因此失敗了，因此毛澤東才認定僅僅依靠思想批判和理論糾偏是無法實現目標的，必須配套組織措施。章士釗的認識，因此落后毛澤東好幾年，當初批判赫魯曉夫就是為了內部團結而進行的最后努力。

在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猛烈批評“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并重新提出階級斗爭，把預防“黨變修、國變色”問題作為一個近期需要注意的問題，并安排各種措施進行整改。一九六三年毛澤東親自擬定“前十條”，對基層農村干部進行整風，同時從上級下派工作隊，并重新組織貧下中農協會強化農民的組織力量，試圖在兩個方面建立制度化的監督方案。但是這一過程被劉少奇主持的“后十條”和王光美“桃園經驗”所轉移，一方面四清變成打擊矛頭向下在群眾中間尋找“新富農”以體現“黨內外矛盾交叉”，一方面工作隊目標轉移到重建上下級的“父子關系”“貓鼠關系”上，結果導致“二十三條”的出臺，宣稱“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顯然，毛澤東認為政策效果落后于政策設計，原因不再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而是權力服務方向發生了根本轉變，服務于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階級利益，并認定屬于修正主義范疇。為此，解決方案，就不再是加強監督，改進方法，而是必須尋找一種外在的壓力，促使當權派面對管理成本的上升問題，把工作作好需要當權派承擔更高的管理成本。大民主和群眾運動模式，就被毛澤東引入，以促使當權派洗心革面選擇承擔一種更高的管理成本。毛澤東認定，大民主群眾運動能夠給當權派施加一定的工作壓力，抵消當權派為了管理成本最小化的努力所過濾掉的政策利益，所以他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響亮口號。這個口號的背后，隱含著一個這樣的邏輯：生產的利益擴張空間受到當權派階級本能的扼殺，群眾造反運動能夠部分地改善當權派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的努力，也因此能夠促使工業化戰略的更快推進。

綜合看來，毛澤東對于政策效果不佳的判斷，明顯有三個不同的時期。前期他認為政策執行不到位的關鍵，是管理者文化和經驗不足，因此他的努力方向是總結經驗并親自推進政策執行，從一九五五年開始主編《高潮》一書開始，到《人民公社六十條》的發出，這個時期毛澤東的主要著眼點是提高官員的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二個時期，他對于“干部為自己掌權”的看法占了主要位置，因此對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悲觀看法開始占據上風，但是為了避免黨內團結的破裂，他借助對蘇聯事態的批判，試圖統一黨內的認識和努力方向，并發起為當權派施加監督壓力的內外部組織措施，結果未能奏效。此后，毛澤東認定當權派的問題，已經成為頑固的結構性問題，判定當權派在一定條件下必然會自動復制出來“掌權為自己服務”的事態，不再對他們的行為模式進行低成本調整下回歸抱任何希望，由此開始注意高成本調節方案，最終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群眾性大民主運動。

在這個認識轉變過程中間，毛澤東始終認定工業化的政府主導過程，可以有更高的成效，這個成效受到抑制的原因來自當權派管理工作的消極過濾。前期毛澤東認為當權派是出于經驗和文化水平的局限，所以政策效果達不到。后期毛澤東認為是當權派的階級本能障礙，他從一九六○年開始，先通過理論教育和黨內監督方式來解決，最終在四清時期全面失敗。因此，毛澤東認定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只能是在外部去尋求力量。只要是外部壓力足夠大，足以部分抵消當權派在管理上的消極應付，那么生產發展或者快速工業化進程都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這是“抓革命、促生產”口號的內在邏輯。一九八一年的六一七決議宣稱，毛澤東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批判了很多屬于正確的東西，所以是晚年錯誤。這個判斷與毛澤東是一九五七年之前的判斷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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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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