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情報戰線上的神秘將軍

李克農：情報戰線上的神秘將軍

于繼增　

　　1955年人民解放軍授銜時，他戴上了金燦燦的上將軍銜，斜佩的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分外耀眼。他是這次被授予上將軍銜的52名將軍中唯一一個沒有領過兵、打過仗的將軍。這個有些特殊的“神秘將軍”，就是長期從事黨的情報工作的杰出領導人李克農。毛澤東說，李克農對黨是立了大功的。沒有他，黨的歷史從三十年代以后可能要重寫……

　　命懸一線，提前了五分鐘的勝利大逃亡

　　李克農，曾用名漫梓、澤田、震中等，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縣炯煬鎮一個職員家庭，少年時代在蕪湖長大。1910年在安徽公學讀書時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并成為當地學生領袖。1919年任安慶《國民日報》副刊編輯。1926年在北伐戰爭的洪流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李克農來到上海，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先是與同鄉好友、著名作家阿英（錢杏邨）一起做文化工作，籌辦《鐵甲車報》、《老百姓報》，后任滬中區委宣傳委員。
　　此間，李克農結識了在上海影片公司當演員的中共黨員胡底，經胡底安排，李克農又與中共秘密黨員、徐恩曾的私人秘書錢壯飛見了面。徐恩曾留學美國，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局長。這個無線電管理局，實際上是國民黨中統局頭子陳立夫的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用來掩人耳目的。錢壯飛介紹了目前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情況后，李克農說：“壯飛，現在有沒有辦法再楔個釘子進去？你一個人在里面不好周旋。”錢說：“現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擴大人員，實為擴大特務組織，他們缺少廣播新聞編輯，要公開招聘。”李克農回來后，立刻將此情況通過中共江蘇省委報告了黨中央，并提出了自己想報考國民黨無線電管理局新聞編輯，以公開應聘的方式打進去，并建議在國民黨特務機構中建立共產黨特別小組。
　　此時，中央臨時政治局已成立了同敵人進行隱蔽斗爭的特別組織——中共中央特務科，簡稱“中央特科”。特科負責人是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內設4個科，其中的情報科科長為陳賡，行動科科長由顧順章兼任。周恩來早就想把國民黨組建的這個“調查科”拿過來為我所用，所以此前他已同意錢壯飛打入了敵人內部。周恩來對江蘇省委轉來的李克農這個報告非常重視，認為錢壯飛已經在徐恩曾身邊取得了一定地位（機要秘書）。再派人進去建立特別小組，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他說“同意李克農同志報考，把它拿下來！”于是，李克農在極短的時間內，抓緊復習，掌握了應考的必備知識，以考試第一名的好成績被錄用了。
　　李克農以自己的機智、勤奮和嫻熟的文字能力，很快取得了徐恩曾的好感。他對李克農觀察了一段時間后，慶幸自己得到了“一員干將”。不久，李克農便被升任特務股股長。官雖不大，卻掌握著全國的無線報務員。這正是獲取情報的最好位子。此時，徐恩曾的貼身秘書錢壯飛已坐鎮設在南京的特務首腦機構——“正元實業社”，兼管長江通訊社、民智通訊社。胡底不久也打入徐恩曾的特務網絡，被派往天津長城通訊社任社長。他們有了最靈敏的耳目，全國各種情報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了他們的辦公桌上。然而這一切徐恩曾都蒙在鼓里，他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員得力干將”。周恩來認為將國民黨特務機構拿來“為我所用”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指示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組成特別小組，李克農任組長。由他和“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單線聯系。從此他們三人上海、南京、天津遙相呼應，成為打入國民黨要害部門的鐵三角，被周恩來贊譽為“龍潭三杰”。
　　徐恩曾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將”，竟是在他身邊臥底的中共情報部門的忠誠戰士。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身為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偵緝處長的蔡孟堅，沒有費多大力氣便得知這個化名“黎明”的人，竟是中共特科“天字號”人物顧順章！顧聲稱他知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及領導人的住址，并掌握全國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單，他愿意協助國民黨將他們一網打盡。但條件是他必須去南京面見蔣介石，他交代說，千萬不能向南京發電報。暗示有中共臥底。但蔡孟堅抑制不住心頭興奮，還是給特務頭子陳立夫、徐恩曾連續發了幾封電報：“共匪政治局要員、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業已于昨日下午在漢口江關碼頭被捕。”“黎明已歸順中央，說有消滅共匪中央的重大計劃，欲面陳蔣總司令。”“慮事關十萬火急，漢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貨輪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這幾封“徐恩曾親譯”的電報被錢壯飛截獲后，他不免大吃一驚！第一反應就是必須立即告知在上海的李克農，但寫信、打電話、打電報都不現實，于是讓自己的女婿、曾經在他們之間跑過腿的劉杞夫火速去上海找李克農。4月25日深夜，李克農在一個秘密據點——一家簡陋的小旅社里，聽到急促的敲門聲，符合接頭暗號。他剛一開門，見劉杞夫跌撞進來，他神色慌張地把情況一說，李克農猶如五雷轟頂，怔住了。他想，因為單線聯系，必須火速找到陳賡，然后由陳賡通知周恩來和中央領導，把這個十萬火急的消息傳遞出去。可是到哪里去找陳賡呢？今天4月26日是星期六，按約定星期一才是他們碰頭的日子。情急之下，他決定打破常規，先找在上海的江蘇省委，找到江蘇省委便可找到陳賡，果然，江蘇省委很快找到了陳賡，陳賡一聽也是大吃一驚，非常著急，說時間不多了。他和李克農馬不停蹄，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聽到這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后，驚得破例點了一支煙，立即召集中央有關領導，決定采取斷然措施：把顧順章所知道的所有關系和線索統統掐斷，中央機關、江蘇省委機關、共產國際上海機關、地下交通、無線電臺全部撤退。李克農火速給在天津的胡底發出電報“胡底，克潮病篤。”這是三人約定的暗號，克即李克農，潮即錢潮，是錢壯飛的化名。他們很快撤離了天津和南京。
　　然而大規模轉移并不容易。因為中央機關有好幾百人。分散在上海幾十個住所。這些地方顧順章差不多都知道。
　　整整兩天，李克農心急如焚，四處奔走，他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把撤退的消息傳遞給更多的人，尋覓和通知需要立即轉移的人員。4月27日凌晨，他想起已暴露身份的錢壯飛的妻子張振華還不知情。那天李克農匆匆趕到張所居住的法租界甘習東路，弄堂里很安靜，這時候敲門無疑會驚動很多人。據李克農之子、現已年屆八旬的李力回憶，他父親當時采取了一個非常機智但沒有辦法的辦法，“張振華有個脾氣，她很討厭人家隨地大小便，李克農急中生智，就跑到窗根小便，嘩嘩嘩，張一聽，說真討厭，誰在這干這個缺德事兒！打開窗子一看是李克農，趕快就開了門。李克農就告訴她趕快轉移。”他又趕到中央領導的住所，一手牽著王明，一手領著博古，這是他最后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的兩位重要的領導。他盡自己的職責為他們找到了安全的避難所。
　　4月27日，顧順章到達南京，蔣介石立即召見。這個無恥叛徒將他知道的中共秘密全盤棋出。陳立夫、徐恩曾當即帶著顧順章及大批軍警特務連夜趕往上海，會同英法捕房執行這個罪惡計劃。4月28 日早上，一場瘋狂的大搜捕開始了。但結果卻使他們大失所望——一個個居點已是人去樓空。中央機關剛剛燒完的文件還在冒著縷縷青煙。陳立夫問先期趕到的特務：“剛才見到什么人？”特務們回答。有個氣質莊重的女人在附近走過；還有一個穿破衣裳的老頭剛剛轉過拐角。
　　那“女人”是周恩來，“老頭”是陳賡。他們確實剛剛離開，在敵人眼皮底下神秘消失了。陳立夫哀嘆道：“活捉周恩來，只差五分鐘……”顧順章呆若木雞。
　　撤離上海的中央機關及領導人安全轉赴江西瑞金。這批人是：周恩來、鄧穎超、霍秋白、王明、博古、鄧小平、陳云、陳賡、聶榮臻、葉劍英、李維漢等。國民黨的搜捕計劃一旦得逞；后果真是不堪設想。后來的歷史還不重寫么！
　　“文革”中，在康生指使下，紅衛兵小將向周恩來發難，要追查已于1962年去世的李克農的“歷史問題”，周恩來怒目正色道：“在上海，如果沒有李克農他們，恐怕你們今天難得見我了！”毛澤東聞知，向康生當面贊揚李克農，并指示“李克農打入國民黨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沒有他，當時上海黨中央和中央許多人，包括周恩來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負責告訴他們！”

　　截獲密電，假戲真做的重慶談判

　　1938年冬，武漢、廣州失守后，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由八路軍改稱）總部秘書長的李克農兼任駐桂林辦事處處長。1941年1月6日發生皖南事變，桂林辦事處成為國民黨攻擊的主要目標。1月18日毛澤東致周恩來急電：“立即轉克農，桂辦應立即撤退，否則克農會被拘押，克農可回延安，密碼密件立刻燒盡。”在重慶的南方局書記周恩來連發數電，向李克農通報了時局的嚴重性，指示他在緊急疏散聚集香港的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慶。
　　然而從桂林到重慶，國民黨特務設置了嚴密的封鎖線和關卡，要想成功突破并不容易。l月24日，李克農帶著一輛小汽車和一輛卡車，滿載物資和人員撤出桂林。在關卡，有個叫韋賢的上校特務檢查所長，看到李克農戴有“十八”的臂徽，誤認作是陳誠的“十八爺”。這樣，李克農就由十八集團軍秘書長陰差陽錯地變成了“十八軍司令部秘書長”。他大智大勇，躲過國民黨特務和軍隊的堵截，一個多月后經貴陽勝利到達山城重慶，當李克農繪聲繪色向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講述他們一路遇到的驚險場面以及國民黨上校特務韋賢誤將十八集團軍當作陳誠的十八軍時，大家都笑了。周恩來說“三國時有個關云長，過五關斬六將，千里走單騎，傳為美談。今天有克公李克農，也過五關斬六將，千軍單騎走重慶，真是奇跡呀！”
　　1941年3月底；李克農返回延安，向毛澤東、朱德匯報工作后，毛澤東在楊家嶺自己的窯洞里請李克農一家人吃飯。席間，毛澤東對李克農的女兒李冰開玩笑說：“你知道你父親是干什么的嗎？”20歲的李冰睜大眼睛回答：“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處長唄！”毛澤東哈哈大笑：“錯了，錯了，你爸爸是個大特務，不過是共產黨的‘大特務’！”
　　在延安，毛澤東親自點將，李克農擔任了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部長是康生），并兼任中央情報部副部長，直接負責中央領導人的安全保衛和情報工作。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抗戰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指出隨著日本投降，蔣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搶奪勝利果實，內戰一觸即發。然而就在報告的第二天，即8月14日，毛澤東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蔣介石一封電報“萬急，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懸盼之至。蔣中正。未寒。”按慣例，國共和談都是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王世杰電邀周恩來出面，而現在蔣介石親自出馬，令人一時摸不清他的意圖。毛澤東手持電報思索著。“老蔣葫蘆里賣的什么藥？”他急忙找來李克農，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
　　蔣介石在給毛澤東發電報的同時，還給國民黨軍令部派駐延安的兩個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發了一份密電，讓他們密切注視毛澤東的答復意見，于是這二人在延安四處打探毛澤東的動向。李克農很快把注意力放在這兩個聯絡參謀的身上。他相信，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定會密令此二人加緊活動，收集延安方面的情報，因此從他們的來往密電中便可以洞悉蔣介石此舉的心態和目的。然而，他們使用的密碼是獨有的，邊區保安處曾經嘗試過破譯密碼始終沒有成功。李克農獲悉他們的密碼本鎖在招待所房間的箱子里，便布置服務員暗中配了一把鑰匙，將密碼本偷出來抄下。于是，李克農果斷命令：嚴密監視周勵武、羅伯倫，特偵部門日夜監聽，偵破這部電臺與重慶的聯絡。8月15 日晚，受李克農指揮的情報系統從重慶獲悉，明天一早各報要全文公布蔣介石致毛澤東的“寒電”。李克農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并告知已獲取了密碼，可以破譯重慶與延安間國民黨特務的電訊聯絡。毛澤東高興地說：“蔣介石看我沉默，便展開了輿論攻勢。我起草電文回復蔣介石。”次日，毛澤東發出給蔣介石的“冼電”：“未寒悉。朱德總司令本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隨后，毛澤東在棗園接見了周勵武、羅伯倫，告訴他們先不準備去重慶，等蔣委員長復電后再作考慮。李克農很快偵聽到周、羅發給重慶的電文，他們匯報自己會見毛澤東的經過，“毛絕不會去重慶。延安根本沒有任何毛去重慶談判的跡象”。蔣介石接報后說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澤東絕不敢來重慶。”由此重慶與延安之間，圍繞毛澤東來不來重慶展開了一場斗智的較量。
　　李克農坐鎮棗園社會部，調集精兵強將，指揮情報系統，嚴密監視蔣介石和國民黨特務的動向。當周勵武將延安的所謂“情報”發給重慶，送到蔣介石的手中，照例會有同樣一份“情報”放在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李克農從繁多的特務密電中，經過分析得出一個結論：蔣介石認為毛澤東不會應邀，也不敢應邀，所以頻頻“電邀”。老蔣這是在演戲！特別是8月20日蔣介石發給毛澤東的這份口氣很硬的“賀電”，更加強了李克農的判斷：老蔣這是假戲真唱，其實他絕不希望毛澤東去重慶談判，而是估計毛不敢去重慶才故作姿態；他造足輿論后，倘若毛不去，則可以把拒絕和平的責任推到共產黨的頭上。李克農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澤東頻頻點頭，心里有了底；李克農建議他再次約見周勵武、羅伯倫，讓蔣介石吃一顆“定心丸”，把戲唱下去，然后打他個措手不及。于是，毛澤東依照李克農的意見又會見了周、羅二人，對他們說“蔣委員長‘賀電’已收到，本日已復蔣委員長。因自己工作繁忙，無法脫身，為團結大計，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慶晤蔣，待恰當時機再相機赴渝。”數小時后，蔣介石收到了周、羅密報：毛澤東斷不會來重慶，他得意地說，毛澤東派周恩來與我周旋，他自己躲在延安不敢露面！于是又在8月23日“強硬”地發出第三封邀請毛澤東的電報，這使得毛澤東大笑不止：“蔣介石要把假戲唱到底嘍，果真以為我不敢去重慶了！”
　　8月23日當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應當爭取一個和平建設時期，避免內戰爆發，決定先派遣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毛澤東隨后再去。毛澤東赴渝期間，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毛澤東給蔣介石復電說：“鄙人極愿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蔣介石認為這不過是毛澤東“玩弄詞藻而已”，不由喜上眉梢。因為他已從延安周勵武那里得到“底牌”。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澤東赴重慶問題，毛明確表示：“可以去，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動權。”8月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然而當真正決定下來后，李克農又頓時感到責任重大。因為中央決定毛澤東親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除了考慮政治全局，更是依據他多天來提供的情報和分析，針對蔣介石認為“毛不敢去重慶”的陰暗心理。稍有偏差，可能會威脅到毛澤東的安全，使我黨遭受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為此，李克農又反復核對了收集到的情報并再度進行了分析，一切似乎順理成章——現在這場情報戰是該收網的時候了。他下令封鎖來自延安的一切消息，同時嚴密監聽重慶方面與延安特務間的電訊聯系。
　　由于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的前期準備是在高度保密下進行的，所以國民黨派駐延安的特工周勵武、羅伯倫懵然不知。他們在8月26日凌晨依然向蔣介石報告：“根據動向，毛澤東不會來重慶。”于是蔣介石使出了最后一招：委派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去延安接周恩來，同時再次當面邀請毛澤東來渝。8月28日上午，特工周勵武、羅伯倫又提出會見毛澤東的要求，中央統戰部交際處處長金城根據李克農的事先交代，笑著婉言回絕：毛主席正與赫爾利大使、張治中部長談話，周恩來下午將乘飛機與赫爾利、張治中去重慶。李克農很快從偵聽中獲悉，周、羅又向重慶發出密電；稱毛澤東無意去重慶。然而，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封電報送到蔣介石手中時，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赫爾利和張治中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慶的專機，當日（8月28日）下午3時30分降落在九龍坡機場。
　　李克農看到破譯出的周、羅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不由得開懷大笑。而蔣介石大罵：“娘希匹，廢物，一群廢物！”蔣介石被弄個手忙腳亂，他料定毛澤東不來才演戲的，根本沒有作任何和談準備，而中共代表團卻拿出早已擬就的整套方案。經過43 天談判，最后形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李克農利用敵特錯覺打的一場情報戰為我方爭取了主動權。

　　出奇制勝，斗智斗勇板門店

　　建國后，中國急需開展外交工作，組建了以周恩來兼任部長的外交部，并任命一批“將軍外交家”。在宣布名單時，周恩來打開花名冊，依次點名：“頭一個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長，我國首任駐蘇聯大使。稼祥同志已經到達莫斯科。”他又點李克農；“克農副部長現在主持外交部的常務工作，老黨員、老紅軍，長期做情報和統戰工作。”那時，李克農的實際職務是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第一件涉外大事就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與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抗擊以美國為首的16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1951年7月4日美國人被迫接受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的停戰談判建議，在朝鮮開城坐下來談判。戰爭爆發后，李克農曾給朝鮮提供過不少情報，得到毛澤東的夸獎：“李克農干得不錯。”所以毛澤東在考慮中國參加談判班子人選時，首先想到了李克農。在菊香書屋，他對李克農說：“是我點了你的將，要你去坐鎮開城。外交部組成一個班子，軍隊也要參加。”此時，李克農正犯哮喘病，常用藥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嗎啡不可。可是毛澤東并不知道這個情況。李克農思之再三，怕貽誤大事，就把自己的病情向中央作了匯報。毛澤東反復權衡，最后仍然決定李克農掛帥，任談判代表團黨委書記。
　　李克農忠心耿耿，抱病出征。毛澤東又指派駐朝鮮大使館參贊柴成文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談判代表團秘書長、聯絡官。1951年7月10日開始的最初談判是在北朝鮮控制下的開城以北的來鳳莊舉行的。10月25日談判地點轉移到軍事分界線的板門店。當時這里只有四五棟居民草房，只好搭起一些臨時帳篷作為談判會場。時任志愿軍談判代表團參謀處參謀的秦叔謹回憶：“我們對外叫學習隊，隊長是李克農，指導員是喬冠華。李克農就坐在離會場只有百米的一個帳篷里，當時我們在那里設立了學習的‘前指’。”秦說，“談判桌上有什么問題，聯絡官柴成文就跑出來向李克農匯報。”
　　談判班子分為一、二、三線。一線直接出面的是朝鮮人民軍南日大將和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鄧華，喬冠華、柴成文為二線，李克農隱居三線，掌握全盤。他直接與毛澤東、周恩來和金日成、彭德懷電文往返。談判桌上無戲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復斟酌。面對世界頭號帝國主義，要在談判中取勝絕非易事。此次談判，中朝聯合，首席代表是朝鮮人民軍南日大將，必須既要溝通，又要尊重，還要考慮國際關系，倍為復雜。毛澤東曾致電金日成：我方是此次談判的主人，中朝兩國商定，對外以朝鮮人民軍為主。實際上談判第一線由志愿軍代表團黨委書記李克農主持。面對有時一天十幾份的電文和瞬息萬變的突發情況，李克農真有些招架不住，常常是邊開會邊大把大把服藥。李克農和彭德懷，一個談得耐心，針鋒相對絲毫不讓，一個打得堅決，毫不手軟。然而李克農的病情令人堪憂，幾次昏倒。1951年11月，中央決定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接替李克農回國治病，當伍來到朝鮮傳達中央意見時，李克農一字一頓地說“臨陣不換將！”
　　有一次當談到交換戰俘問題時，美國提出無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談判桌上互相目視對方，長時間沉默地對峙著。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柴成文悄悄離開會場，來向李克農請示怎么辦？李克農此時也在默坐沉思，大口大口地抽煙，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張紙上寫了三個字坐下去。紙條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傳遞。靈丹妙藥似地，代表們一個個直起腰板，穩坐不動，逼視對手。這場由美國代表主持的談判從下午2時半開始，足足沉默對峙了132分鐘。這是一場高度緊張的精神戰，一場意志、毅力、克制力的較量。美國人頂不住了，宣布休會。
　　李克農認為，交換戰俘符合雙方利益，美國人之所以推延，是因為“大國優越感”在作怪，必須打掉他們的妄想。于是想了一個“絕招”。輪到朝鮮代表主持會議，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宣布談判開始，雙方代表剛一落座。他便馬上宣布“休會”，只用了25秒。弄得美國人聳肩晃腦，連聲說“NO、NO”；一幅莫名其妙的樣子。南日說，既然你們不表態，只有休會，坐下去無意義。美國人只得請求繼續談。很快同意在三八線交換戰俘。他們由此知道不遠處的帳篷里有一個“巨大的隱形人物”在指揮一切，對李克農充滿了敬畏。拖是談判中的技巧，快也是一種技巧。李克農對此兩種方法運用得出神入化，弄得美國人自嘆弗如。其實這并不全是李克農“別出心裁”，他的后盾是毛澤東。此前，李克農向毛澤東、金日成、彭德懷報告：“如對方繼續采取拖延政策，則我亦不急。他提議休會，我們即同意休會，表示我們不怕拖……”毛澤東回電：“李克農并金、彭：不要怕拖，要準備再拖一個較長的時期才能解決問題。只要我們不怕拖，不性急，敵人無所施其技了。”于是出現了談判桌上創歷史紀錄的沉默對峙戰。
　　這個時期，毛澤東給李克農的電文有幾十萬字之多，每份電報上都留下了李克農瀟灑剛勁的筆跡。但終于有一天，他的筆尖在一份電文上凝固了：“家父病逝，望節哀。”他大吃一驚，不知所措，淚水模糊了雙眼。無論如何他是不能回國奔喪了。從此李克農沒有刮胡須，以此紀念自己的父親。
　　美國人其實并不服輸，因此談談打打，假談真打，所以整個談判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當談判最后進入簽字階段時，李克農不由得又擔心起來，生怕再出什么意外。這樣的教訓不是沒有過。一個多月前曾是預定的簽字期，可是李承晚卻制造了一起扣留戰俘事件，致使推遲了簽字。這次為避免節外生枝，李克農提出一個巧妙的辦法，美國人連聲叫好——這就是允許各國記者進入現場，雙方司令官回避。平時談判，不許新聞記者進入會場，這次必須打破常規。李克農的考慮是，萬一李承晚或別的什么人在現場滋事，或對雙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位進行行刺，后果不堪設想，簽字又得推遲。而記者可以目睹簽字過程并公開報道，將真相公諸世人。于是，李克農提出一個雙方司令官不到現場簽字的辦法，即先由雙方首席談判代表簽字并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簽互換的文本。這是條約簽字形式上不尋常的作法。李克農的這個方案一提出，美方很快接受。
　　1953年7月27日上午，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后一次戰役——金城戰役的結束，歷時747天的板門店停戰談判終于畫上了句號。本來地圖上都找不到的“板門店”，成了舉世聞名的地方。7月28日上午9點。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在停戰協議上簽字。他對李克農等談判代表們兩年多的辛勤工作表示嘉獎，并說：“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民族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當夜，李克農躺在床上聆聽窗外的動靜。半夜時分，持續幾年的硝煙和火藥味隨著夏風蕩然無存。李克農緊縮的心第一次舒展開來，這一夜他睡得很沉很香。張愛萍將軍后來做詩稱贊李克農：“鐵虎原是紙老虎，板門店里伏山姆。畢生探囊忘己生，無名英雄足千古。”
　　從朝鮮回國后，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外交部副部長。1954年4月，李克農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代表，隨同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為爭取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并兼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曾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一、一二屆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
　　1962年2月9日晚，李克農同志因腦溢血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走完他62年神秘而波瀾壯闊的傳奇人生。美國中央情報局得訊說“我們強有力的對手消失了”。中共中央為李克農舉行的葬禮極為隆重，周恩來總理主祭，羅瑞卿總參謀長致悼詞。首都各界2500多人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向這位情報戰線上的“神秘將軍”送行。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6月《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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