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wen:今年文革四十周年，海內外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各位可留意一下。
美國這邊大洋兩岸將同時推出研究著作：哈佛的馬若德的文革新著“千呼萬喚始出來！寫了幾十年了吧？”很快上市，西邊則是斯坦福的魏昂德聯絡UCSD的周錫瑞出一部集子“這二位都連年開設文革課程，估計是他們和學生們的課程討論文集”。
國內推出的是邸延生的《歷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其實，我看把主標題刪掉為好，畫蛇添足；副標題已經很清楚了。”。
另外，網絡上也有一些文本，值得注意的如武振榮的《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思考》、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等。“這些人值得注意不只是其捍衛文革以及紅衛兵運動的政治立場，我覺得更重要地是這些人開始意識到要自我表述，而不能總是被表述。”
fangwen:宋永毅為劉國凱的《人民的文革》一書作序，這件事情很值得關注。
這至少表明，在歷史事實基礎上的溝通是可能的；此外，這樣的溝通也會有助于廓清那被意識形態涂抹地云山霧罩的歷史。當然，這本身也是時代的產物，早了不可能。
方聞:前幾天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問我現在怎么這么多憤青，居然還會有人認為文革好！我跟他說，左派的產生也是有現實背景的，不是簡單地發癲耍狂。他便狐疑地問我，你肯定不是左派對不對？呵呵。無獨有偶，巧遇一個快十年未見的老友，搞青銅藝術的，見面后卻給我侃了三個小時的中國現代史，大概是跟我建立共同語言吧。侃完后，見我沒什么積極反應，便狐疑地問，你不是國安吧？哈哈。
侃起現代中國歷史來，人們都有一套，我這位老友自然也不例外。他平素在網上拉拉雜雜讀了不少東西，竟然建立起了基本的“史觀”，歸結起來就是一個道理：二十世紀中國被curse了，不然就解釋不了共*產/黨怎么得了天下。他是四川人，提起大躍進就恨得牙癢癢。毛大人，那就是瘋子一個！我說你覺得誰比較偉大？他回答：蔣公數第一，鄧公排次座；并一而再地告訴我鄧公才是真心想給人民做點事情的。
好一個curse啊！哈哈，老兄，你看我就搞這個的，總不能跟你一樣說歷史被curse了就了事吧？
海裔:你這朋友肯定是個好人。好人看政治往往是從道德角度來看的。越是好人，越容易受網上那些小道消息影響。突然一天發現這個世界很丑惡，所以覺得心靈受了很大的打擊。
我的印象是你的朋友中好人特別多，呵呵，怎么就出了你這樣一個壞人呢？
包大人講課的時候對保皇派與造反派紅衛兵兩派頗為強調，大概對最近的一些研究有些吸收。我跟他聊的時候，他提到了Andrew Walder的最新研究如何挑戰了他以前的研究。不過他畢竟老了啊，讓他跟年輕人一樣與時俱進不可能了。他講課講精英政治講得太多，我和布哈林是努力往回拉，努力告訴學生，這些路線斗爭都是有非常具體的政策后果的。我在最后一次課中還花了很長時間講了文革時期經濟體制的變革，毛澤東如何對蘇聯體制作了最后一擊。等到小平開始改革的時候，這個蘇聯體制已經被毛澤東打掉一半了。
fangwen:說得好！
我的朋友還問過我，讀沒讀過李志綏？我半開玩笑地說沒讀過。他大吃一驚，說你研究現代中國居然沒讀過李志綏！！！我問這書是不是有啟蒙意義？然，他同意；并回顧道：當年上中學的時候崇拜毛，軍訓開始疑惑，大學期間質疑毛，直到讀了李志綏后才徹底認清毛。用你的話說，成就了一個好人。
李志綏是過來人，很懂得中國人心。太祖不是圣人嗎？那就談談毛子是如何男盜女娼的，打得是道德牌。這和“河殤”時代批判傳統文化的邏輯一以貫之，我記得那時候講起朱熹就提這個床下君子到了床上如何如何。用通俗的話說，三言兩語就“搞臭”了。當年林彪沒來得及成就的事業，李志綏替他完成了。這叫歷史的道德文章。
哈哈，不錯，既然現代道德文章成就了一批“好人”，我就不得已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這個“壞人”。
方聞:這些天讀了不少師東兵，啊呀收獲不小。那套《懷仁堂政變〉有水準，回頭你看看。我最喜歡的是他的《張春橋在獄中》，把這位昔日中共大佬的精神世界展現地恨飽滿。
我的部分讀書摘要：
師東兵對前中共政要的訪談錄。主要是一些文革風云人物，包括陳伯達、華國鋒、曹軼歐、關鋒、劉格平等。這個人城府很深，表面上抱住鄧的粗腿，實際通過這些歷史人物的口透露了不少文革秘聞，也揭穿了不少“紀實”的弄虛造假。如中央黨校的林青山所著《康生外傳》、《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中就多次偽造歷史，激起曹軼歐、閻長貴的憤慨。
（1）曹軼歐的回憶與評論：
關于江青，曹記得康生跟她說過：“江青這個人太驕傲，但是毛主席對她很信任，是想培養她的。”
關于文革，曹透露，江青曾在文革初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們就要做好殺頭、坐牢和開除黨籍的準備。愿意革命的請跟我們走，不愿意革命的現在離開中央文革小組還不晚。”當時，關鋒、王力都認為是開玩笑，康生就說：“絕對不是開玩笑，完全夠這種可能。我們的毛主席曾經做好了被赫魯曉夫式那樣的人趕下臺的準備，他和林彪等同志談話的時候，幾次掉淚。同志們，是哭了啊。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要觸動許許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這些人不抵觸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很可能要流血，要發展到武裝斗爭。”后來，陳伯達把這話反映到毛澤東耳朵里，毛對他說：“你這個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講的這些是可能的。我這個人打了一輩子仗，習慣了。黨內走資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們打游擊去。這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你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是不行的。說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爭。”
“毛澤東決定這場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后的矛盾時一定要到了劉少奇那里的。早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和一九六五年一年的時間里，毛澤東為了發動這場運動，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劃。他起初想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四清運動來攻破和削弱劉少奇的勢力，后來又準備發表在同王明路線和李立三路線斗爭時期發表的九篇文章來引起全黨的重視和對劉少奇的認識。最后終于找到了突破口，這就是發表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現在看來，這個突破口選擇得好，打準了劉少奇的要害。所以，這場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樣轟轟烈烈地搞下去……”
“劉少奇和鄧小平呢，他們是想把運動搞成一九五七年反右那樣，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游魚，抓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壞人。如果按照他們的部署搞下去，勢必再來個人民群眾中的自相殘殺。……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這一套是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學生都學生。正是毛主席要整黨內的走資派，所以，這才挽救了許多群眾的命運。”
1966年6月9日，杭州匯報工作，劉少奇當著毛的面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一九五七年。”康生當場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點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毛沒有當場表態，只講發動群眾。
曹認為：“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對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積極支持和率先領導的方針，只不過他們打擊的矛頭和毛主席的不一樣，針對著是廣大人民群眾罷了……”
（2）華國鋒的回憶與評論
“江青的思想體系，現在我可以講了，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體系。她并沒有多少是她自己的東西，她的根本問題是反對我、也反對一大批中央的老同志”（頁315）
華國鋒決心拿掉江青，是接受汪東興的告誡。汪認為，毛當年本來準備九屆三中全會拿掉林彪，那么江青為什么不會在十屆三中全會拿掉華呢？
華還承認，他生平從未曾單獨和毛主席談過一次話。
（3）劉格平的回憶：
劉格平是整倒薄一波等六十一個叛徒案的關鍵人物，康生跟他做了路線交底。
（4）關鋒回憶：
田家英整理與傳達毛主席杭州講話記錄案，關鋒起了關鍵作用，把田刪除批吳晗的段落一事報告了江青。
關還回憶了林彪主持的生活會批判劉少奇的情況，主要是軍隊負責人對劉進行了激烈批評。后來，毛在聽取林彪匯報的時候不悅，制止了繼續批判。這個，聯系后來的大鬧懷仁堂，就知道軍方對劉的敵視了。
（5）朱仲麗回憶：
關于彭德懷，朱的評價很低。她透露糾正“共產風”最先是王稼祥提出，通過鄧小平反映上主席那里。武昌會議沒有采納王的建議；后來，杭州會議毛提出糾正“共產風”。王稼祥注意維護毛的權威；彭德懷則是刻意整毛主席。“他在歷史上的確幾次反毛主席，毛主席都沒有和他計較，都容忍了他。彭德懷確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對毛主席恨得要命。……彭德懷對毛主席豪不尊重，指著鼻子罵毛主席……”（頁46-47）彭是軍黨論，反對政治掛帥，反對黨指揮槍。
王稼祥夫婦對毛的評價：“他和任何人都是主義之爭，而絕對沒有什么個人的恩怨。”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接著，朱仲麗說：“也就是沖著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和重用鄧小平，但是始終對鄧小平留有余地。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真正胸懷。”
（6）李雪峰回憶：
關于毛，李評論道：“是毛主席締造了我們的黨，也是他老人家幾乎毀滅了黨。他的錯誤放在一般人身上不得了。但對他來說，錯誤只是第二位的。”
（7）李作鵬回憶
李覺得自己是被稀里糊涂卷進去了，上了毛澤東的當。他覺得毛澤東把林彪講話的廬山會議和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書》相比，“毛主席實在是不高明”。他認為林彪和彭德懷不一樣，擁護毛的領袖地位是一貫的。他沒想到毛會為了江青、張春橋而把他們完全拋棄。
關于毛：“你毛澤東收我生殺大權，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講，朝令夕改，忽東忽西，誰也摸不著頭腦，怎能不犯錯誤？”（頁72）
關于文革：“實際上，我們國內的那場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我們黨內和軍內長期的派系斗爭和矛盾的產物。軍內的矛盾，早從紅軍時期就已經產生了。……毛澤東為了平衡黨內、軍內的矛盾，一會兒支持這個，一會兒站在那一邊，總是巧妙地利用矛盾，平衡各派勢力，保證自己的命令和目的暢通。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他就是用這樣的手段，來鞏固江青、張春橋的勢力，準備在他們需要的時候，奪取最高的權力。事實上，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就是給江青、張春橋他們掃平障礙的歷史。只是這個目的已經被黨內大多數人看透了，毛澤東才調整了他的策略和部署。”（頁58-59）
（8）紀登奎回憶：
紀登奎也肯定了毛主席栽培江、張。
“毛主席當然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識地樹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的威信。特別是自決定打倒劉少奇之后，……，毛主席就是有意識地為他們最后登上最高領導權的地位在掃平障礙。這一點，連周恩來也看出來了。”（頁199）
“毛主席就是準備在黨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把張春橋選為黨的副主席，是增補而不是把林彪選下來。作為一個過渡最后解決林彪的問題。這一點，毛主席在小的范圍已經打了招呼，和我就談過。他說：‘黨的核心里還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個武的。文的要年輕一點的，經過文化大革命考驗的。’”
關于毛：“他的話在晚年清新易懂，都是帶有哲理的東西，沒有過多的深奧色彩了。他把中國的問題和社會都吃透了。他處處是在改革，和傳統的東西大不相同。當時，江青就這樣說：‘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開思想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他的特點就是處處革命，時時創新。他和一班人的思維是不那么相同的。這也是一些人總是跟不上的原因。’這話現在認為也是有道理的。” 讀了一下毛的英文秘書林克與護士長吳旭君反駁李志綏的書。
我以為李著中還有些價值的地方原來恰恰是其用心偽造之處！主要就是八大。“李志綏”寫作班子謊稱李于1954年已成為毛的保健醫生，而實際上是1957年夏才被任用的。這個時間差就使李志綏可以“與聞”56年的八大，還兼聽毛私下里的牢騷。他媽的，這么搞，把毛搞臭事小，偽造歷史就把后人可坑苦了。 這個寫作班子要的不是錢而是命，而且有相當學術水準。書中“李志綏”的不少“見聞”其實當時是走在學術前沿的，所以把學者們也搞暈了。高啊！我前段日子又翻了一下李著，感覺他對八大前后的毛的記述非常重要，而且該書的核心觀點也是毛處心積慮要抱八大的仇。結果他媽鬧了半天是“紅墻夢”，編的！！！這個外人真很難判斷，連戚本禹也說不準，只是確信李志綏沒有這么高的政治水平，更不可能與聞這么多內幕。“李志綏”其實是個經過藝術加工的人物，無所不能，無所不聞，這樣就把所有故事都串起來了。每到關鍵時候，就采用毛和他私下談話這個藝術手段。
海裔:印象當中，一直到大躍進，少奇同志都是緊跟主席的。 大躍進搞“共產風”，“浮夸風”，少奇同志責任非常大。但很快他搖身一變又變成個糾錯者了，而且一搞就是包產到戶，退得剎不住車。想來主席心里意見是很大的：當初極左是你，出了問題把我和整個中央都拖進去了；現在極右也是你， 連基本原則都不講了，而且沽名釣譽。傳聞七千人大會上少奇同志沒用中央寫好的稿子，而是自己脫搞講了一段，跟主席明顯是相左的。不知道是不是從那時候起埋下了禍根。
前次就少奇同志還和包大人通了次信。 包大人當年寫了篇文章給少奇擺好， 說少奇是對的，主席錯了。王光美很高興，給包大人送了本書，上面還簽了名。不過包大人現在似乎明白過來，少奇同志可是黨內的整人高手，得罪人很多，而且大躍進時候的責任非常大，當初打倒他的時候有很多人拍手的。包大人引了薛永毅（？）最近的一個研究，大意是少奇不是無辜的。 從包大人這個反映速度來看，他確實不屬于先知先覺的那類人。
最近我的好幾個搞西學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關注起毛學來了，而且我們事先毫無溝通，都是自己悟出來的。看來，當思想回應時代的自覺增長之后，無論是做西學，還是做中學，最后都是繞不過毛學。 （注：“毛學”是本人自創術語，指關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研究的學問，“三統”中的一統。） 我剛才去問了一下包大人，他對你發現的對李志綏的質疑毫無所知，而且確定在美國學界還沒有展開討論。能不能給一下質疑的出處？
李那本書確實有40%以上是別人代寫的，那人是包大人的朋友，到現在還在為沒有搞到第二作者的名銜而耿耿于懷。哥倫比亞那撥人讓李一個人署名，顯然是出于政治考慮了。
方聞:不會吧？國內對李志綏的缺席批判很多年了，教授怎么會不知道？林克等的書十年前就出版了，本來是要和李志綏當庭對峙，結果李突然去世了。1995香港版《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此外，鄧力群在《為劉少奇說幾句話〉中也提到過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代寫的問題，而是作偽的問題。代寫沒關系，年紀大了，讓人代寫有何不可？而且一定要署李志綏的名，不然就不是回憶錄了。問題在于，根據林克等的證言，李在最關鍵處撒謊，偽造歷史。而且，這個彌天大謊是非常有合理性的，直接借鑒了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客觀上形成了“互證”。
海裔:呵呵，這個寫得狠。
冤哉 胡宗南將軍
筆者將提供一份證明胡宗南將軍不是中共的“臥底間諜”的證據。
先父陳人望原系國民政府聯勤總部第四財務處少將處長，與胡宗南、宋希濂、郭汝瑰等將軍有交往。因為與郭汝瑰將軍都是國民黨軍隊中曾參加共產黨，又脫離共產黨的四川將軍，關系則相當密切。上世紀八十年代，郭汝瑰伯父離休后寓居重慶北碚，筆者當時在西南師范大學任教，距他家不遠。先父落實政策之事曾得到他的全力幫助，其后也就常去拜訪他。對于解放前的一些故事，他愛談，我愛聽。
1986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王鐘倫所著的《獨釣龍潭--郭汝瑰將軍風云錄》一書。書中提到當時他的一位部下曾建議他乘蔣介石先生乘飛機離開重慶至成都、臺灣之機，率軍于半途中劫之而投奔解放軍。到關鍵時刻，他卻否決了這個建議。至于他為何否決這個建議，書中語焉不詳。當時，郭汝瑰伯父為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3個軍和3個獨立師，陳兵川南。他的部隊離重慶唯一的機場所在地巴縣白市驛很近，實現這個建議應該沒有多大困難。如果當時劫持了蔣公，不僅能提前完成全國解放的任務，而且也沒有現在的臺灣問題的存在了。為此事，我專門詢問了他。
郭汝瑰伯父嚴肅地回答了我這個問題。他說，當年宋希濂將軍兵敗白馬山，國民政府與其失去聯絡，重慶地方兵力空虛。而他的兵團駐守在江津、巴縣一帶，只要將部隊稍微北移即可控制至白市驛機場的公路線，就有可能劫持蔣介石。但是，后來由于胡宗南部第一軍由軍長陳鞠旅率部于11月26日趕到重慶，致使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從重慶的安全撤離，致使有11．27渣滓洞、白公館的大屠殺，致使此計劃無法實現。郭汝瑰伯父告訴我，其后他就將其司令部由瀘州遷往宜賓，并于12月1日在宜賓起義，阻止了胡宗南部由川至滇而至緬甸的道路。他風趣地說：“胡宗南擋過我的路，我也要檔他一回路！”據了解，他起義后鄧小平連連夸道：“這才是真正的起義！” 蔣介石罵道：“郭小鬼，你壞了我的大事！”
在1949年底，國民黨的大小官員紛紛尋找地下黨員，民革成員，以求混一“起義”名分時，作為“中共臥底間諜”的胡宗南，即使他不便于親自出馬劫持蔣介石，他也不必命令部下如此亡命救援他。我家是11月25日中午離開重慶回老家岳池的，傍晚在江北兩路就聽到了解放軍與內二警在南岸海棠溪交戰的炮聲。只要晚得兩天，不是解放軍渡江攻入市區，就是郭汝瑰部北上阻斷蔣介石至機場或者成都之路。那，蔣介石先生就岌岌可危矣！
《聯合早報網》
海裔 :做個思想試驗，如果開放“反思”，那會如何？
人人都整別人，但一夜之間，大家都說自己是“受害者”。然后要找迫害者，有人說四個人，有人說是五個人。 最拙劣的反思不過是把“四個人”整成“五個人”。
然后也許有深化反思，大概也會像文革一樣，出來好幾波。保皇派，平民造反派，官僚與軍隊中的劉派周派林派全都出來說話，而且說得都不一樣。“開放”容易，收尾難。那么多“親歷者”都以為自己親歷的是事情的全部，但是經驗卻又是如此不一樣，好像大家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
最后可能發現，所謂“真相”真是一團漿糊。并沒有一個現成的truth，而是有很多truths. 怎樣把這么多的truths整合成一個truth, 這可是給歷史學家帶來的大考驗了。
想起了柯文的《歷史三調》。這個“誰來反思”的問題，是不能不問的。
方聞:鄭義:趁機造反——紀念文革爆發40周年
轉眼之間，文革竟過去40年了。
這個大腦被切斷電源，嘴被貼上封條的民族，對那場政治大動亂的理解和評價，仍然是文革結束后統治者欽定的那些教條。在一個封閉的社會里，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社會（包括民間社會）的主流思想。文革中被“造反”運動一度打倒的共產黨權貴們，不僅對起來反抗他們的民眾采取了即刻的血腥的報復，而且利用從黨決議到報刊宣傳的一切機會和手段，“徹底否定”文革。文革結束后這30多年的歷史，就是官方意識形態在文革研究領域“全面專政”的歷史。少數民間思想者提出，文革不能徹底否定，要從這個浩劫中分離、搶救出有價值的部分。但是，這種思想始終受到官方的敵視。因為文革中有價值的部分，正好是官方最仇恨的部分——人民趁機造反。
我是一位文革的親歷者，從身受迫害到參加造反，直到親臨武斗現場，經歷了它的全過程。親身經歷告訴我，文革那種席卷全國各個階層的波瀾壯闊的政治斗爭，并非一種不可思議的麻醉與瘋狂。近一二十年以來，中國人性的普遍墮落已是不需要如何爭論的事實。文革發生于中共建政后第17年，那時，從“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較為人性的文化、思想、道德還沒有被共產社會掃除干凈。那個時期的人，要比今天的中國人更正直、溫和、誠實、勇敢。官方學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寫成一場大瘋狂，但這是經不起討論的。我們很難想像，數以千萬計甚至上億的人民在一瞬之間患了集體瘋狂。文革之暴烈，自有其深刻原因。
毛澤東死后，“個人崇拜”輕而易舉地被說成文革的動因。也就是說，文革變成一場宗教癡迷者的“造神運動”和現代十字軍。
中國人不是篤信宗教的民族。
一言以蔽之：民眾對毛澤東“無限崇拜”，主要還是因為毛號召、支持人民反抗暴政。
文革的最重要標志，是合法“聚眾造反”。中國素有聚眾造反之傳統，但在皇上支持下聚眾造反的，這還是第一次。中共奪取政權后，各種小型的動亂、抗議和農民造反就此起彼落，不曾中斷，不過是始終被嚴密封鎖，不為社會所知。“鎮反”、“肅反”、“合作化“、“反右”、“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等一系列倒行逆施，造成了極其深重的苦難，特別是那場活活餓死了數千萬人的人造大饑饉，在民眾心中積壓了極大的仇恨。現在好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打倒黨內走資派”了，何不揭竿而起？
有人說文革是“奉旨造反”，有一定道理，符合相當多青年的狀態。但對于已經感覺到剝削壓迫的人們，應該說是“趁機造反”才更為貼切。這里我想舉一個工人造反的例子：“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
以1966年10月為標志，在毛澤東的直接干預下，文革的斗爭矛頭從共產黨的傳統敵人轉向各級共產黨組織和官員。文革開始顯示出不同于以往政治運動的特點。在這種氣氛之下，一群工人成立了“全紅總”。這個工人造反組織發展極為迅速，一個多月后就奪了官辦“全國總工會”的權，進駐全總大樓，接管了原屬于官方總工會的全部權力。江青等毛派代表人物對他們表示支持，想把這股政治力量引向毛的政敵。很快，發現工人們是在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他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30萬人的示威游行，公開亮出自己的口號，其中有“誓死砸碎一切剝削制度！”這簡直就是對共產專制的直接挑戰。這個工人造反組織最后發展成在全國多省都有分團的全國性組織，引起了最高當局的懼怕。自成立算起，不過3個多月就被當成全國第一號“反動組織”加以鎮壓。在各地，都有工人領袖被捕。刑期很長，幾位主要領袖分別為20年、15年、10年。
許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從與官方相反的方向否定文革。他們說民眾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權分立等現代民主思想，并以此來否定其反抗專制的意義。這是很遺憾的。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爭取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還要在現有法律框架中進行，只能說“維權運動”，尚不敢稱之為“民主”運動，更不敢挑戰極權制度，提出諸如“三權分立”的口號。如此，怎么能苛求40年前的先行者？由於歷史條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權分立等完備的現代民主思想，但他們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構成了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致命威脅。
把文革簡化為“個人崇拜”、“造神運動”，也使我們看不清“紅海洋”底下人民的反抗。倘若今天中共最高領袖照搬當年毛澤東那些口號，指出圈地搶錢的那些共產黨高官，就是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的特權階級，號召人民起來造反，如果是這樣，試想民眾會作何反應？
還會造反嗎？——為什么不？當然要趁機造反！
還會搞大字報大批判嗎？——不會了，抓住貪官污吏當場處決！
還會“誓死保衛某主席”嗎？——當然，如果他支持人民并遭到黨政軍既得利益者的圍攻和威脅！
如果是這樣，難道也是因為“個人崇拜”嗎？
撥開“個人崇拜”、“奉旨造反”的表面現象，激動過千百萬民眾的文革，存在著自己真實而深刻的動因。其實也很簡單，文革中的造反，是毛和人民的一種互相利用。毛有意識地利用人民對共產黨的仇恨，把矛頭指向他的政敵。人民無意識地利用毛的崇高威望，一舉推翻了共產黨大小官吏。然后，毛再利用軍隊鎮壓了人民，重建了一個清除了政敵的共產黨。毛當然是勝利者，但人民也可以從失敗中看到自己爭取自由的偉大的力量！
我始終認為存在“兩個文革”，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革，一個是人民的文革。
有時候，簡單化有利于暴露本質。 寒竹：文革是中國的納粹主義運動
如果把中共在1966年發布的《五一六通知》看作是文革的正式開端，那么這場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運動從其產生到現在已屆四十周年。現在人們再次把眼光投向了這場深刻影響了十幾億人靈魂的運動，各種討論和研討會接二連三的進行，人們似乎開始尋找這場運動的正面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談談自己的看法。
我在談自己對這場運動的看法前，先簡單介紹一下上個世紀德國納粹主義運動中的幾個片斷。
1919年，納粹黨（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在慕尼黑成立。一開始，納粹黨的擴張和奪取政權之路主要依靠以退伍軍人和街頭青年為骨干的褐衫隊或曰沖鋒隊。這個準軍事組織每周五、周六都上街游行或舉行集會。除了工作外，青年們幾乎一切時間都屬于褐衫隊。在三十年代初的德國各大城市，可以看見褐衫隊乘坐在快速行駛的卡車上，他們舉納粹黨旗，揮右臂行納粹禮，高聲唱道："我們游行穿過城市/我們為希特勒而戰/我們要粉碎紅色的前線/褐衫隊走在大路上……" 這時全國陷入了政治狂熱，并充滿了暴虐和血腥的氣氛。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狂熱的納粹主義運動中出任總理，當晚納粹黨人就在柏林舉行了具有恐怖意味的火把游行。兩個月后，納粹黨人和褐衫隊員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大規模的恐怖迫害活動和政治清洗。。羅姆領導的褐衫隊發動的一場場"街頭革命"，襲擊了所有猶太人的商店、企業。更嚴重的事發生在紐倫堡，猶太人被帶去運動場上，被迫去吃草，用牙齒去剪草。褐衫隊又焚毀一切當局認為有害的書籍。大量的猶太人開始逃亡國外。
希特勒上臺一年后，權力日益鞏固。這時發現羅姆領導的褐衫隊對社會的摧毀面越來越廣，軍隊和民眾也越來越反感這支以街頭青年為主力的暴力組織。到了1934年，一直欣賞褐衫隊革命激情的希特勒，已感到發動褐衫隊容易而控制其破壞力量難。正好黨衛軍領袖希姆萊捏造了一份羅姆企圖叛變的材料，希特勒利用這份材料整肅了褐衫隊，槍殺了羅姆。這支準軍事的暴力組織由更為可靠的黨衛軍接管。此外，希特勒開始大力發展納粹黨自己的青年團。納粹青年團的文化層次較高，許多成員是大學生，對文化、藝術和文學有很濃的興趣，而且又能背誦希特勒的《我的奮斗》，準備一生都按照元首的意志行事。到了1935年9月，全德已有190萬男青年和126萬女青年成為了希特勒青年團團員。這樣，納粹的暴力文化開始毒化德國的知識階層，越來越多的學者，藝術家加入了納粹的行列。
與此同時，納粹主義在軍隊中也在蔓延。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希特勒由總理兼任了國家元首，于是，軍隊開始向希特勒效忠，從上至下舉行了宣誓活動。誓詞是：以神明的名義，向德意志帝國與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這是我們神圣的誓言。
在經濟領域，一切都政治化了。全國已經沒有純粹的經濟活動。希特勒青年團號召男女青年不分階級必須為人民為祖國的建設事業鞏獻一切，在工廠或田野里常掛的口號是："人民高于一切，你卻微不足道。"希特勒對德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這樣評價："德國是靠德國人民的愛前進的。"
大權在握的納粹黨人在全國進一步展開了瘋狂的迫害活動。在"亞馬遜之夜"舉行的慕尼黑市，納粹黨人破壞了德國最大的猶太教堂。1938年11月9日晚，在柏林爆發了由希特勒親自批準的"水晶之夜"。納粹青年團員大規模地打砸搶，一批又一批的猶太人被拖到馬路上毒打，當晚共有800多名猶太人死亡。次日波及全國，共有10000多個猶太教堂被摧毀，無數猶太家庭遭洗劫。此外，被秘密警察列為打擊對象的還有：馬克思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反對者，吉普賽人，妓女等。希特勒一心要打造一個純而又純，如水晶般晶瑩透明的德國。
這時，納粹文化已經浸透入德國人的靈魂，希特勒在全國的威望如日中天。每個星期都有幾千封來自國內各地的效忠希特勒的信件，堆滿他的辦公室，寫信者都希望得到希特勒的祝福，或建議將自己所在城市的某個廣場、鐘樓的名字，改為他的那個將永遠不朽的名字。他走到哪里，都是如林的手臂，海嘯般的歡呼，亦有很多普通人為第一次見到他而熱淚盈眶…… 。希特勒始終為人民對自己的擁載而癡醉，以至于臨死前，他仍深深地堅信：他就是德國，他就是德國人民。
對于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來說，盡管沒有讀過納粹主義的發展史，但對以上的歷史片斷應該是似曾相識。這兩個民族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時間走了類似的路。中國的紅衛兵正如納粹主義的褐衫隊，青年團。文革中被迫害的“地富反壞右" 正如當年的猶太人。筆者作這個類比絕不是要用納粹來說明文革的荒謬性。 我個人也從來不把希特勒和納粹主義運動看成是妖魔的化身。相反，我認為納粹主義運動完全是對不合理的《凡爾塞和約》和早期資本主義貪婪的一種反抗。只是這場運動的宗旨和要建立的目標徹底錯誤，手段更為卑劣。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文革和納粹主義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無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私人意圖是什么，這場運動在思想上是對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官僚主義體系的一個批判。這場批判本身有其合理性。中共由一個革命黨在1949年轉變成了執政黨并和政府合而為一。這一身份的轉化必然導致共產黨背離奪取政權前的一些基本原則。從理論上講，文革是想解決這個執政黨官僚化的問題。正是這個原因，文革引起了千百萬人的參加和投入，其中不乏充滿理想和正義感的民眾和知識分子。也正是這個原因，今天的一部分人把文革分成兩個部分，強調所謂人民的文革，強調文革中的部分正當性。并且希望在對文革的研究中找到解決今天中國問題的政治遺產。這也是我認為當前文革研究中最危險的地方。
判定一場社會運動的基本性質，主要不是看它反對什么，批判什么， 而是看他的宗旨和目標是什么，批判的武器和手段是什么。如果僅僅看批判的對象，十月革命以來的任何一場暴力活動都有其正當性，當今世界的任何一場恐怖活動都有其正當性。在這里，重要的應該是運動追求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從理論上看，文革對共產黨官僚體系的批判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空想共產主義理論基礎上。按照這個綱領，文革是想建立一個消滅了等級差別，消滅了商品經濟，消滅了一切和私有制相關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晶瑩透明的純潔社會。“狠斗私字一閃念" 是這場運動的靈魂。無論共產主義的理論本身有無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落后的中國搞這么一場所謂反商業文化的興無滅資社會運動是誤入岐途。對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來說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與文革目標相關聯的是進行文革的手段。文革采取的是一種民粹主義式的暴力方式。在這場運動中，本來就不成體系的法律制度徹底消失了。整個運動的運轉完全靠毛澤東及其戰友的講話和文件為指示，然后由民眾的暴力活動來進行。血腥的暴力私刑蔓延全國。對理想的追求變成了對權力的追求。中國傳統社會溫情脈脈的面紗徹底被撕粹了。仇恨成了這場運動最大的動力。極端主義的狂熱成了這場運動的常態。整個民族的靈魂在這場純潔人靈魂的大革命中不僅沒有得到純化，反而徹底地毒化了。所以，這場運動反對和沖擊的對象是什么已并不重要。手段的惡毒已經毒化了整個民族。當然也毒化了那個本來就是虛無飄渺的目標。
德國人在二戰結束后脫胎換骨，徹底地反省了當年的納粹主義。今天的德國已經走上了現代文明的不歸路。但在中國，文革的遺毒從來沒有從思想方法上徹底地清算。人們更多的是從信奉的主義和目標來看問題，而忘記了手段的卑劣必然導致目的的卑劣。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文革在某些人，尤其是部分文化人心中從來就沒有真正結束。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漂洋過海，無論政治上的主張如何，文革那種極端，狂熱，絕對以及無理性一直伴隨著一些中國文化人。有很多時候，兩種針鋒相對的政治勢力都是運用的同一種文革思維方式。Extreme meet. 兩極相通，是對這一現象最好的表述。改變一種信仰，推翻一種主義容易，而改變一種思維方式難。隨著中國改革和社會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反商業文化的文革幽靈再度出現，不過是披上了自由和民主的外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海外民運人士成了文革思維方式的當然繼承人，成了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原教旨主義的當然繼承人，成了反對中國資本主義自由化的中堅。中國政治上的左右兩翼正在向文革吸取養料，而共同的文革思維方式必然最終導致二者的合流。寒竹：再談“文革” 和納粹主義運動
如我自己所料，本人寫的《文革是中國的納粹主義運動》引起各種不同的意見。這是因為文革對中國社會，尤其經歷過文革的人影響太大。同樣一場社會運動，大家橫看成嶺側成峰，見仁見智很正常。再加上此文只是作了一些類比和簡要的分析，難免引起更深的誤解。看了各方評論，坦率地說，除了貝，文，觀，匿名2等人，很多人并沒有理解此文的含意。這一點責任在我。因為歷史上的任何類比都是偏面的。李憲源博發文希望我修改內容。其實，只要我認為批評能說服我，我一定會修改。比如過客提到關于毛澤東的提法不妥，我立即作了修改。這里我再把一些觀點從理論上澄清一下。
1）納粹主義的含意。納粹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是起源于意大利而蔓延于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一種表現形式。法西斯主義從社會內部看，是現代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初陷入困境的產物。從外部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沒有建立起一個合理公平的世界秩序的產物。這場運動既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反抗，也是對共產主義運動挑戰。從形式上看，法西斯主義是由民間的暴力組織和具有個人魅力政治領袖相互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運動。一般說來，這種靠動員全社會民眾的政治運動都有巨大的社會基礎。從街頭青年到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都曾狂熱地投身于這場運動。像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著名音樂家斯特勞斯都是支持當時的納粹主義運動。對于法西斯主義為什么能夠用暴力狂熱席卷整個社會，著名美籍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和社會學家曾寫過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此書反對把法西斯主義簡單化，并且強調指出：法西斯主義是一直受到壓抑的普通人民群眾的非理性性格結構的表現。這就是我在評論中講的，從理論上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根源。都是對當時現實社會的一種反抗，不過一個站在極左，一個站在極右。但二者使用的手段又有相似之處。
和共產主義主張的國際主義相反，法西斯主義宣揚一種狂熱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講工人階級沒有祖國，而法西斯主義則把民族國家推倒至高無上的地位。正是這個原因，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德國的納粹主義有著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反猶，反共成了納粹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納粹主義不能僅僅歸結于種族主義。從社會根源和理論上看，作為法西斯主義一種表現形式的納粹主義有著比種族主義深刻得多，廣泛得多的內容。從法西斯主義本身的發展看，這一點也得到證明。在1933年，法西斯運動遍及23個國家，隨后幾年增至30個國家。法國的火十字團、英國的法西斯聯盟、美國的自由聯盟和黑色軍團等都屬于法西斯主義運動。
2）文革的本質。一如法西斯主義是對當時自由資本主義的反抗，文革是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反叛。如果說，法西斯主義有反資本主義色彩，但最終仍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反叛。同樣，文革具有反社會主義（當然也反資本主義）色彩，但最終仍在共產主義理論范圍里反叛。二者在各自的領域里把偏面的東西推到了極端。從本質上看， 文革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空想共產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一個消滅了等級差別，消滅了商品經濟，消滅了一切和私有制相關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烏托幫社會。在這場運動中，共產黨的官僚體系成了這場烏托幫革命的對象。今天很多人認為，文革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必然產物，文革十年是過去十七年的繼續。我本人在七十年代末也曾持這種觀點。但是，今天，我認為這種看法極為偏面。從社會發展的型態看，文革實際上是要摧毀中共建政17年來的官僚化社會主義，而官僚化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后建設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在思想深處是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政治家。前者永遠保持著革命黨的色彩，主張不斷革命，而后者則強調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強調官僚體制的合理性。
3）納粹主義和文革的共同之處。在歷史上，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歷史從來不可能重復，更何況兩個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所謂共同之處只是一種比喻。在我看來，文革和納粹主義運動的最大共同之處在于，二者都是靠全民總動員，靠社會大多數形成一種狂熱的意識形態來改造這個社會。在這種社會高度政治化，一體化的社會中，具有草根性的大多數民眾和最高領袖成了運動主導力量。一方面，是領袖在運動民眾，另一方面，是民眾在神話領袖。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二者的共同點，那就是暴民運動，而且是被領袖操控了的暴民運動。在這個暴民運動中，法律，政府，官僚機構都退到了后面。
有很多人指出，要講兩種政治運動的共同性，必須要從二者反對的對象和追求的理想來考察。但我認為從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造來看，形式比內容更重要，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平常我們講的民主制度其實就是一種政治形式，一種組織形式，一種政府的管理形式。丑惡的形式必然丑化內容，惡劣的手段必然毒化目的。如僅從運動所反對的對象看問題，往往會陷入混亂和矛盾。例如，在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納粹黨人既迫害掌握銀行資本的猶太人，也鎮壓主張剝奪資本家的共產黨人。在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既斗爭曾經壓迫人民的共產黨當權派，也鎮壓被共產黨斗爭的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正是由于人們只看到不同的反對對象，所以才產生出不同的派別和觀點而相互爭斗。但是，從形式上看，無論反對誰，如果采取暴民的私刑方式，都是違反人性和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最終只能結出怪胎，而修不出正果。給地主戴上高帽子批斗，和給共產黨干部戴上帽子批斗在本質上沒有區別。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人們在街頭抓住一個小偷。小偷之錯是大家的共識。但如何處置小偷比小偷之罪更重要。人們可以報警，由法律來處置。人們也可以用私刑打死小偷或斬斷小偷的一只手。在我看來私刑的暴力要比小偷的偷竊更危險，因為它涉及一個更為深刻的社會文化和法律意識。當然，你可以說現有的法律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有靠民眾自身的暴力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一來，又引申處兩個問題來：一，革命和改良，孰優孰劣？二，暴力改造社會會是什么樣的后果？要討論這兩個問題。必然要花更大的篇幅。各位可以各抒己見。
但我的問題是，三十年代的德國，意大利，六十年代的中國是否到了非用暴力解決問題的時候？這種全民總動員的暴力運動能不能解決問題？在我看來，文革實際上是斷送了社會主義。文革把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精神走到了盡頭，提前走完了共產主義之路。今天，一些人把共產主義的崩潰看成是里根新保守主義的功勞，有的則進一步歸之于戈爾巴喬夫的錯誤改革，甚至進一步歸之于中國八九年的六四。實際上，對共產主義運動打擊最大的莫過于中國的文革。在1976年后，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在十多億民眾的心理破滅了。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于過去，也不同于前蘇聯的新道路。而文革的破滅和鄧小平的改革則給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打擊。但是，文革作為一種運動方式則深深地印在了人們的靈魂之中。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文革民粹主義的烙印。
海裔：我覺得他甚至可以這么寫：法國大革命是法國的納粹主義運動。讓共產黨獲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土改也是一場納粹主義運動，因為幾百萬地主被打死么。
因為光從手段上看，不看目的，民粹加暴力，歷史上大部分革命運動都是一回事。
但如果他僅僅想說的是民粹加暴力，說納粹就是故意賺點擊而已。納粹絕不僅僅是民粹加暴力。納粹主義運動最后把德國玩得亡國，整個民族被分成兩半，分隔了五十年。希特勒最后戰敗的時候，對他的人民非常不滿，下令他的官員把整個德國給毀滅掉。而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可以說是在文革時期達到了頂峰，三極世界有其一。 這個差別還是很大的。
相對于其要達到的目的來說，文革當然是一場失敗。對暴力本身當然是要譴責的。但在倒臟水的時候，不能把孩子也倒掉。
方聞：不錯，這是他的虛弱之處，也是“自由主義史學”的虛弱之處。實際上，分歧完全是在政治層面，即“人民”還是“暴民”。這問題鬧騰了幾百年了。你們上周讀的伯克，應該也涉及到這個問題。至于說在歷史層面，所謂“否定文革”則完全是個偽命題。不過，寒文有不少冷峻的火花，如手段比目的重要這個提法不能否認是很有打擊力的。
海裔：目的與手段是一個維度，另一個維度是亞里士多德說的兩個問題：第一，誰來統治；第二，怎么統治。法國大革命要問的問題是“誰來統治”，而柏克抓的問題則是“怎么統治”，而努力避開“誰來統治”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重要的，不能相互替代。柏克以“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這樣一個統治技術的問題來否定了“人民主權”。這里有一個很大的馬虎眼，是不能輕易放過的。
泛泛的提“手段比目的重要”，我是不認同的。那樣的話，汪精衛也可以論證他的道路能夠維護和平，避免人道主義災難，保障人權，而蔣介石的抗戰是綁架民眾，侵犯人權。既然只是個“怎么統治”的問題，而不是“誰來統治”的問題，讓日本皇軍來統治不是很好嗎？只要不反抗，學臺灣那樣，似乎也很不錯么。現在還真有人是這么想的，呵呵。
中國革命的“現代性”就體現在，它是要問“誰來統治”的問題的。呵呵，這是你研究的地盤了，我就說到這里打住。
方聞：問題提得好！
在自由主義看來，“誰來統治”是很清楚的，民享但不能民治。換句話說，治權在精英手里。“這個沒什么，我們老祖宗一直這么講的。但我們不用democracy, 而用meritocracy。” 但是，自由主義思維的機械性使之無法化解自身的矛盾性。
“人民”和“暴民”的分歧，首先在于治權。換句話說，它是用“怎么統治”來回答“誰來統治”的問題。“暴民統治”正是要表明“人民”不能統治，而只能在統治下或者被統治。在這一點上，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應該沒有什么分歧。
你那個反詰相當有力，戳中了心窩窩。皇軍統治，其實就是不少人的夢。
毛澤東的思考是反過來的。“人民”來統治毫無疑義，但是“人民”的治權不是安穩地在那里，而是要通過“繼續革命”來捍衛的，因為被打倒的階級隨時準備要“變天”，要“翻案”，要“政變”。在毛爺那里，“暴民”問題早就解決了。對待你“階級敵人”，還指望人民對你客客氣氣？！錯，我們要“專政”你。哈！
海裔 ：毛爺提的問題與專政手段，都不難理解。不好理解的是最后十年把各個階層都翻了一遍，很多階層受損。或許農民是受益的階層，文革時期的平民教育和醫療衛生搞得是比較有聲有色的，但是農民是個沉默的階層，得到好處也說不出來。 毛爺如此革命智慧，最后怎么就把所有能掌握話語權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不理解。政委給指點指點。
毛爺最后十年是搞得罪人，小平同志上臺的手法就是相反。第一給農民分地；第二把下放勞動的知識分子召回來；第三是突然給工人加工資；第四是賄賂干部，拿出三千億外匯儲備，買了15萬輛進口小轎車給干部坐，一下子把新中國的汽車工業整垮了。80年代大家都給哄得歡天喜地。呵呵，沒想到改革是個糖衣膠囊，那層糖融化掉了之后，苦的就來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