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八戒倒打了毛澤東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六
楊連旭
（2006年5月28日）
圍繞著“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和“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三個串聯事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特別強調了三個時間觀念：
A．“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
B．“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p>
C．“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
其實，在這三個時間事件中，這個決議是以“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個時間事件為中心，通過模糊時間概念的手法，先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的時間拉后到了“一九五八年底”，再把“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時間推后到了“一九六○年冬”。
這樣，無疑就強化了是毛澤東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導致了“在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的社會誤解！
事實就是事實！事實是可能篡改，卻不能抹殺的。
（一）
“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的主要表現是：糧食短缺、全國饑荒！
那么，顯然除去自然和國際因素之外的主因就是在農村和農業。也就是說：
其一、決不是因為1957年制定的“兩本帳”和1958年、僅僅就這一年的大煉鋼鐵生產了劣質鋼；
其二、而是因為從1958年到1961年、這連續四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導致的。
想想當年，不僅山東省委書記舒同曾親自種試驗田以驗證畝產能否放衛星，卻依然被人騙的心悅誠服；而且天津的官員還曾當面向毛澤東展示“畝產過萬”的麥田。
再看如今，官員們也曾在糧庫里以滿倉滿囤的沙子充糧食騙過朱總理，朱總理也曾專門為有關學校題詞“不做假帳”；
可見中國政壇中的糧食生產的虛假浮夸之風是多么的頑固、是多么的令人無奈！
一年之計在于春。毛澤東從1958年11月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至少是用了八個月的時間，糾正那“五風”的。
尤其是從1958年秋收時節的“鄭州會議”，到1959年春耕大忙的《黨內通信》，毛澤東可是一抓到底了！
然而，這個決議把毛澤東至少是從1958年11月2日開始糾正“左” 傾錯誤，篡改成“一九五八年底”，推后了一個半月，真可謂用心良苦??！
不了解農村的人會以為，1958年11月2日和“一九五八年底”只是同一時間的不同表述方法，差別不大，既便有所差別，也是無關大局的。
這種看法是大錯特錯的！真正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了解農村，尤其是了解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農村的人就知道，每年的十月至十二月份意味著什么。
一是、春種秋收，這是顆粒歸倉的收獲季節！
二是、春華秋實，這是精打細算的分配季節！
三是、秋后算帳，這是統籌兼顧、調整利益的季節！
在這期間，繼續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那就必然導致：
首先、農產品因“高指標、瞎指揮”造成的農民不務正業而不能及時收獲入倉，形成浪費性減產；
其次、國家因農作物的“高指標、浮夸風”而多征多購，形成農村糧食虧空；
最后、政府因“共產風”而無償占用農村集體的財富，形成農民失去預期生產的興趣
這樣，就必然造成農民口糧不足、生活困頓和農業生產效率下降！
這可是兵貴神速、牽一發動全身的時刻。
所以，毛澤東糾正“左” 傾錯誤的努力：
一、從1958年11月2日開始計，如果能夠暢通無阻，那么至少1959的、尤其是農村的糧食饑荒是會大大減輕的。
二、如果是從“一九五八年底”才開始的，那么1959年的、尤其是農村的糧食饑荒就幾乎已成為了定局。
由此可見，這個決議把毛澤東至少是從1958年11月2日開始糾正“左” 傾錯誤，給篡改成“一九五八年底”，尤其是干脆推后到了“一九六○年冬”可不是什么筆誤，是大有講究的呢！
（二）
第二、1959年7月至8月的“廬山會議”后，毛澤東還在一如既往地同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進行著艱苦不懈地斗爭呢！決不是這個決議所強調的“一九六○年冬”才開始的。
1959年12月27日，在《對部分地區人民公社所有制過渡情況材料的批語》中，毛澤東批道：
“問題：五年社有化，十年國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強調：
“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
僅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澤東就又在《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將山東六級干部會議的一期情況簡報[2]，批發給你們，請你們對于人民公社的許多嚴重情況，提起充分的注意，務必在三四月間，利用省委召開的六級干部會議和縣委接著召開的四級干部會議，對于那些不可允許的、極端嚴重的情況，務必徹底地整頓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p>
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永遠不許一平二調》！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又強調：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p>
“看來“五風”[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p>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p>
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再次要求《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事實證明：毛澤東是始終如一、一如既往地與“左”傾錯誤在做最艱苦的長期斗爭的！
尤其是對農村工作，至少是從1958年11月初開始至1961年，在這三年中，毛澤東緊緊抓住了“春種”和“秋收”這兩個關鍵時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處心積慮糾正“左”傾錯誤。
關于這個過程的艱難，毛澤東在1961年6月12日《總結經驗，教育干部》中進行了這樣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6]。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
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
什么叫等價交換。一九六○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
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
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
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
調[7]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
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
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
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會議[8]，百分之
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
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
十二條指示[9]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
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
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
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
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p>
由此可見，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風”和“共產風”也還在繼續著。所以，鄧小平反復強調：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頁）
這樣，毛澤東他也決無回天之術、點沙成糧了！
于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中國大饑荒也就在劫難逃了。
這樣，也就為居心叵測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欺騙無知，攻擊“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誹謗毛澤東留了個借口。
事實上，只是在毛澤東發出了最嚴厲的警告之后，“左”傾錯誤才不得不收斂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會議上發表《總結經驗，教育干部》講話中，毛澤東指出：
“現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11]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p>
從毛澤東嘴里一連說出了“打”、“殺”和“撤職、查辦”，可見他對“左”傾錯誤及有關人員已經幾近于失去了耐心。
毛澤東終于動怒了！
這是雷霆萬鈞之怒；
這是四海翻騰的云水之怒。
于是，中國從1959年開始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也就隨之結束了。
鄧小平強調：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頁）
只有這樣評價毛澤東，才能是稱之為恰如其分！
把毛澤東竭盡全力力圖避免和挽救的“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移花栽木影射成為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
把始終如一地同“左”傾錯誤進行著艱苦不懈斗爭的毛澤東，李代桃僵模糊成為“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的始作俑者；
這種“倒打一耙”的本領，是豬八戒的絕招。
對此，即便是被人吹噓成戰無不勝、幾近成神了的毛澤東，也是防不勝防的。
他是防得了身前也防不了身后啊。
〔注〕：有關毛澤東著作講話等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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