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長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軍國主義

姜長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軍國主義

——從福澤諭吉到東條英機

　　明治維新走的是“普魯士道路”，國家政治制度沒有本質變化。“神國皇權”、“武士道精神”得以繼續、強化，社會市場經濟變化服從于擴張成性的軍國主義國家發展戰略。最著名的改革思想家福澤諭吉在“脫亞入歐”口號下急劇保守化，迅速轉向侵略擴張政策，它是日本近代化、現代化的典型代表。眾多的后繼者在思想和實踐上發揚光大了蔑視、踐踏、奴役別國，不惜任何代價征討、殺戮別國人民的傳統。社會精英們長期培養國民征韓、侵華、不惜殺戮為“神圣”天職的心態。戰后日本特有的歷史、社會和國家意識并未徹底改變，靠日本自身反思歷史，仍然要有漫長而艱巨的過程。

　　1868年的明治維新，開啟了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之路，但它走的是“普魯士道路”。它沒有經歷像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那種較長時期的民主、民權革命力量同封建專制反復較量和歷史陣痛。這一點對于研究日本軍國主義非常重要。明治維新結束了封建幕府的割據局面，但建立起來的卻是1640—1647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國王—國會制”或者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前的“國王——三級會議”專制。日本的明治維新后的國家現代化大體相當于德國1848年革命后建立的“君主—容克—壟斷資產階級制”和 1860年俄國“農民改革”之后形成的地主—資產階級軍事封建制君主制。日本的這種制度其實是以軍事擴張為第一特征的“無限”君主制。19世紀至20世紀俄、德、日三國歷史均證明，這種向君王專制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轉變，最易轉變為瘋狂的軍國主義擴張。它一方面迅速汲取發達國家的經濟管理和技術，另一方面，大力發揚、強化民族主義最富侵略擴張性的惡劣傳統，走下去，必然會給別國，最終也給本國帶來巨大的災難和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自身反思和清算，蘇聯于1991年和平解體，都走上了自新之路，而日本至今還面臨著痛苦的選擇。

　　縱觀日本軍國主義歷史，可以說，除了大批“戰略理論家”涌現之外，掌權者則是緊密相傳：1868—1871年的木戶孝允、巖倉具視；1872—1873年的西鄉隆盛、板原退助；其后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更有東條英機等人為后繼者。現僅羅列其中最重要者。

　　福澤諭吉（1834—1901年），日本最負盛名的明治維新啟蒙思想家。他的名字不僅在明治維新時代家喻戶曉，且至今日本國內對他的崇拜仍久盛不衰。他出身于幕府武士之家，一生著述極豐，僅專著就達60余種。日本出版有《福澤諭吉全集》，而介紹、普及福澤諭吉學說、思想的小冊子則不計其數。福澤諭吉專著最著名的有：《西洋情況》、《勸學篇》、《文明論概略》、《福澤諭吉自傳》等。在日本，也包括我國早期出版的翻譯作品，均肯定他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啟蒙思想家”，“杰出的啟蒙教育家”，認為他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對“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沒有重視他在鼓吹軍國主義方面的“歷史貢獻”。

　　福澤諭吉一生的學說可以做兩段分期，大體可視他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為界。第一階段，他大力引進西方教育和強國思想，以日本社會思維革新為內容。第二階段，他針對明治維新后出現的大量社會危機，宣揚“官民調和”論，逐漸轉變為專心強調日本“國權至上”，全力支持政府侵略朝鮮和中國大陸政策。

　　他一生推動日本“維新”國策的“功績”，是一個側面掩蓋著另一個側面。這另一側面恰恰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今后我們應該把它放在研究現代日本民族文化與心態的視野內給予足夠的重視。

　　福澤諭吉早年在大阪“緒方塾”學習蘭學（按，“蘭學”為日本通過荷蘭語研究西洋文物——天文、地理、軍事、醫學、博物、化學、歷學等學科的總稱），主攻醫學。1858年在江戶開辦“蘭學塾”，同時自學英語。同一時期出仕于幕府，任翻譯官。1860年、1861—1862年、1867年三次隨同幕府遣外使節團前往歐美，學習歐美近代文化。后辭退官職，退居民間，專心致志教育事業，努力培養人才，推進啟蒙運動。后創辦的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宣傳西洋文化。1879年任東京科學院院長。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此后，他站在日本軍國主義立場上，為日本攻朝侵華大造輿論，提出野心勃勃的“控制朝鮮論”、“瓜分中國論”、“日本脫亞入歐論”，主張日本必須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富國強兵，積極向東亞侵略擴張。從明治維新（1868）開始，他立即投身于日本海外擴張事業，在連年侵略戰爭中全力倡導、支持日本軍國主義政策。福澤諭吉隨著年齡的增長，日趨保守和張狂，實際上成為日本近現代軍國主義理論的急先鋒。由于他名聲卓著，所以對日本社會的影響也就非常顯著。關于《西洋事情》初編、外編和二編的出版，他自己說：“好像是無鳥鄉村的蝙蝠，無知社會的指南，甚至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就是根據這本小冊子制定的。”首先接受福澤諭吉影響的是日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19世紀80年代以后，福澤諭吉在他辦的《時事新報》上大力鼓吹日本擴張主義和“瓜分中國論”、“朝鮮支配論”，文章之多、言語之惡毒，令人驚愕。他首先為日本向外野蠻侵略大造“新論”，稱“國際關系自古以來都由武力決定，這不過是‘禽獸相接，互欲吞噬’。日本也是禽獸中的‘一國’，或為他人所食，或吞噬他人，總之，所能依靠的‘唯有獸力’。吞噬他人者為文明國人，被人吞噬者是文明落后之國。‘我日本國應加入吞噬者行列，與文明國（按，指西方列強）人一道尋求良餌’” 1884年他在《時事新報》上“引用波蘭被三次瓜分的實例，推論未來之中國‘將成為第二個波蘭’，他預測‘到十九世紀末，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瓜分’，他同時還在報紙上發表它所繪制的‘瓜分中國預想圖’，從圖上看，中國大部被法、英、德、俄占領，日本占有臺灣及其對岸福建省之半”。福澤諭吉的這些主張，在明治天皇發布的維新敕詔中得到了體現。1868年3月14日明治政府發布天皇諭詔《五條誓文》，內稱：“1、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2、上下一心，盛行經綸，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心，人心不倦；4、破舊有之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識于世界，大振基業。”福澤諭吉的戰略思想可以歸納為“求新變革”，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所采用的模式是走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61年的“農民改革”和普魯士—德國皇帝威廉一世的“俾斯麥改革”道路，核心是振興日本，揚國威于海外，靠奴役別國以圖本國的繁榮新興。

　　福澤諭吉所倡導的“思維方式變革”，對改變日本統治集團和國民心態，是有巨大影響的。他自稱，傾力辦好慶應義塾的目的，在于使日本從“半開化國家”過渡到“文明國家”。他深明“治國在于治心”道理，不僅提倡日本要達到“文明榜樣”，還指出變革的具體方案和策略。在《勸學篇》、《文明論概略》書中反復強調，說：“自由獨立不限于個人，還適用于國家”。從福澤諭吉的思維脈絡中，我們不僅能夠解釋日本侵略朝鮮、攻略中國、取勝日俄戰爭、稱霸亞洲，甚至也可以看到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動對美太平洋戰爭的民族大戰略。進入19世紀80年代后，即日本開始攻略朝鮮直至發動中日甲午戰爭，福澤諭吉所辦《時事新報》與德富蘇峰所辦《國民新聞》實際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喉舌，百般辯護、美化日本野蠻侵略行為，瘋狂鼓吹軍國主義，在動員國民參戰、忍受犧牲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福澤諭吉十分清楚，要想參與列強“瓜分中國”，必先取朝鮮。1876年日本迫使朝鮮簽訂《日朝友好條約》，即已擁有干預朝鮮內政的優勢地位，但日本并不滿足于此，它要的是完全并吞朝鮮。此后，它趁1882年7月和1884年12月朝鮮首都漢城先后發生的“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之機，達到了部分目的，但由于清廷進行干涉和朝鮮不肯屈服，完全吞并朝鮮的目標，并未圓滿實現。在此整個期間，福澤諭吉主持向朝鮮千方百計地進行文化滲透，培植朝鮮親日勢力，并取得顯著“成就”。1884年10月他在自辦《時事新報》上發表社論《東洋之波蘭》，預料中國也將被列強瓜分，提出日本屆時能占領整個臺灣和福建的一半。1885年3月，發表著名的《脫亞論》，宣稱：“我國不應為等待鄰國之開明共振亞洲，而猶豫不決。莫如擺脫當前之處境，與西洋之文明國共進。對待中國、朝鮮，也無須因是鄰國而有所顧慮，應按西洋人之方法而行。”1894年戰爭乍起，福澤欣喜若狂，“感到這次戰爭宛如（他）自己發動的一樣”。此后他對甲午戰爭中又不遺余力地為日本助戰。1901年2月福澤諭吉腦溢血逝世，日本舉國哀悼。至今每年2月3日為他掃墓的人仍絡繹不絕。

　　勝海舟（1823—1899），幕府末期和明治維新另一著名人物，軍事家、政治家。原為江戶幕府翻譯官，精通蘭學、兵學。1860年曾指揮日本赴美使團之隨行艦“咸臨丸”橫渡太平洋。1864年任江戶幕府軍艦奉行（管帶）、海軍傳習所教習（教官）、陸軍總裁等職。曾為各藩培養大量海軍人才。1868—1869年“戊辰戰爭”期間 4月，因江戶和平開城，遂正式轉入維新派。維新改革后，歷任參議兼海軍大臣、元老院議官、樞密顧問官等職，著有《吹塵錄》、《開國起源》、《海軍歷史》、《海舟日記》等大量書籍，對日本軍隊，特別是海軍建設有巨大影響，從理論與實踐上開一代軍國主義海軍。

　　勝海舟是幕府末期“征韓論”的積極鼓吹者、急先鋒。據他的《海舟日記》記載，早在1863年4月2日他就對桂小五郎（木戶孝允）說：“現在應由我國派出艦船，向亞洲各國君主游說合縱連橫，共同壯大海軍，互通有無，研究學術，免受西洋蹂躪。應先說服鄰國朝鮮，其次是中國。”此言頗得桂小五郎贊同。他所說的“說服”，涵義正是武力“征服”。他建議幕府，以日朝“修交”為名，對朝鮮進行經略：如不聽從，就征服它。1864年，他提出一項龐大的海軍建設計劃：把日本劃分為六個海域，應擁有蒸汽巡洋艦135艘、蒸汽護衛艦45艘、小型蒸汽船190艘、運輸船及其他船只75艘，海軍兵員64955人，同時強調：“如確立全國之守備，雖一二大藩制造軍艦守衛本藩，然大權集中于國家之手，則紀律整齊，號令一致，足可以退而守國內，進而攻敵國，終成東海一大強國，與西洋各夷爭天下之要沖，亦不難也。”勝海舟當時由于“和者甚寡”而不勝苦惱。隨后《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向司農監察解說征韓之深義。今日城中有此議論，俗吏大嘩，皆不同意。”又說：“大島友之允來，征韓之議，因循不決，嘆息時機之將失。”但是勝海舟的“征韓論”理想，被后來的“明治維新三杰”——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發揚光大”，并被付諸實施。也還是在勝海舟的影響下，吉田松陰門下并稱“松下村塾雙璧”的高杉晉作和久坂玄瑞，也大力發展為“航海雄圖論”。高杉晉作曾于1862年在中國上海停留兩月，得出的結論是：“考慮其如此率位之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外夷于海外之道，均認為：彼不造能闖過萬里波濤之軍艦，不造能防敵于數十里外的大炮等。彼國志士所譯之《海國圖志》等均已絕版，徒然提倡僻見，因循茍且，空度歲月，不采取對策斷然改變太平之心，不制造軍艦大炮防敵于敵國之地，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轍，宜速造蒸汽船……”

　　此后，日本一方面致力于自行制造軍艦，另一方面向英國定購巨型軍艦，為日本日后進行甲午戰爭積累了海上實力.
木戶孝允（1833—1877年），長州藩士出身，幼時入嗣桂九郎兵衛為養子，所以又以桂小五郎名載入史冊。明治登基后參加起草《五條誓文》，歷任徵士、總裁局顧問、參議等職。1871年隨巖倉具視使節團游歷歐洲。任期內，政界發生激烈的“征韓論”爭吵。歸國后，由“征韓論”者轉變為“內治優先論”者，從而與西鄉隆盛發生對立。

木戶孝允擴張理論的目的在于：轉嫁國內危機于國外，以圖日本之富強，朝鮮首當其沖，進而攻略大陸。1868年12月14日，明治維新甫興，時任參議官的木戶即向維新政府外務卿、右大臣巖倉具視進言，表明新政權已經開始籌劃略取海外之事：“至關重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確定天下之方向，二望向朝鮮派遣使節，責其無理，若其不服，則興問罪之師，以伸張神州之威。彼時，一舉改變天下（按指日本國內）陋習，確定目標于海外，故百工雜藝須齊頭并進，監視國內各部，一掃譏人之短，責人之非而不自反省之惡弊。必將大益于國家。”他向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反復鼓吹“征韓”之說。木戶“征韓”具體意圖有四：（一）確立“皇國之大方向”，即以海外擴張為基本國策；（二）接過勝海舟“攘夷必先興國”口號，在俄國和歐洲之前搶先占領朝鮮，以作為“皇國建立國體之處”；（三）將內訌轉向外征，以平息國內各種不滿；（四）朝鮮雖然暫時尚無對日“無禮”之借口，但此非難事也。

1874年木戶因在是否出兵臺灣問題上，又與大久保利通意見不和而下野。1875年2月由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斡旋，木戶、板垣退助與大久保利通召開“大阪會議”，達成政體改革妥協方案，木戶復任參議、議長，1877年在反對西鄉隆盛領導的“西南戰爭”中病死軍中。

西鄉隆盛（1827—1877年），政治家，明治維新的領導人之一，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并稱“明治維新三杰”，在日本國民中享有聲望，關于他的傳說也很多。日本通稱吉之助，生于下級藩士家。1854年受薩摩藩主島津齊彬重用，后在德川幕府“將軍繼嗣問題”上，與齊彬一起擁戴一橋（德川）慶喜，受幕府鎮壓，被流放奄美大島，解除處分后因積極參與尊皇攘夷運動，再次被流放。1868年明治維新后，成為煊赫人物。1871年任維新政府參議、陸軍元帥、近衛都督，推行重大行政改革措施——廢藩置縣。

明治維新并沒有緩和國內矛盾，內訌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此時日本急需外征，以轉嫁國內矛盾。1869年12月4日，本政府采納木戶孝允建議，決定向朝鮮派遣使者，為日后武裝侵朝做好準備。所派使者為激進“征韓”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并下達13項調查任務，如，朝鮮與清廷關系、內政是否紊亂、有無適宜軍港、軍備情況，其軍事意圖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寫有報告。其中最著名的“建白書”，出自佐田白茅，要義如下：（一）朝鮮有必伐之罪。“朝鮮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其人深沉狡獰，固陋傲頑，覺之不覺，激之不激，非斷然以兵蒞之，則必不為我用也。況朝鮮蔑視皇國，謂（日本國書）文字有不遜，以與恥辱于皇國，君辱臣死，實不共戴天之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則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二）伐朝必勝無疑。若日軍陸路伐王城與要地、水路斷退路，“遠近相應，緩急相應，角之犄之，必可不出五旬而虜其國王矣。”（三）伐朝可并清而伐。“當天朝加兵之日，則遣使于清國，告以伐朝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則可并清而伐之。”（四）伐朝機遇不可失。“全皇國為一大城，則若蝦夷、呂宋、臺灣、滿清、朝鮮，皆皇國之屏藩也。蝦夷業已從事開拓，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臺灣可唾手而得矣。且夫朝鮮之所以不可不伐者，則尤有故。四年前，法國攻朝鮮取敗衄，懊恨無限，必不使朝鮮長久矣。又俄國竊窺其動靜，美國亦有攻伐之志。皇國若失斯良機，而與之外國，則實失我唇，而我齒必寒。”（五）伐朝有百利而無一害。“伐朝有利而無損，翌日雖投若干金谷，不出五旬而得其償矣。”“朝鮮則金穴也，米麥亦頗多，一舉拔之，征其人民與金谷……其利害豈不浩乎？故伐朝鮮者，富國強兵之策，不可輕以糜財蠹國論卻之也。”（六）借外征以消弭內亂之憂患。今皇國實患兵之多，而非患兵之少。諸方兵士，以東北之師最足，頗好戰斗，翹足思亂，或恐釀成私斗內亂之憂，幸有朝鮮之舉，用之于斯，以泄其兵士郁勃之氣，則不惟一舉屠朝鮮，大練我兵制，又大輝皇威于海外，豈可因循茍待，而不神速伐之乎？”1870年5月，外務省綜合三使者報告，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方案，以供采擇：（一）趁此次朝鮮拒受（日）國書之機會，暫時與之斷絕來往……俟國力充實，下手不遲；（二）派木戶孝允為使，率軍艦兩艘，先示以兵威，“責備對方擯斥我國（國書）之罪，并交涉開港開市，簽訂自由往來之條約”，視其態度如何，如頑硬不聰，便不惜訴諸武力；（三）中韓之間具有傳統關系，日本先派使臣與清政府訂約，日清既為平等關系，朝鮮自然居于下位，然后再訂日韓條約。三條實美采納了第三方案，派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義質出使中國談判建交與通商事宜（后達成前文所說中日《修好條規》），另派外務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國情，并再次遞交遭拒之國書。但是，日本與清廷雖于1871年簽約，實現對朝鮮的政治隔離政策，但對朝外交難有明顯進展。日外務卿副島種臣決定改弦更張，于1872年8月把駐朝鮮釜山的草梁倭館轉歸外務省直接管理，并報太政大臣批準，再派花房義質赴朝交涉。這時，西鄉隆盛對此次遣使已經成竹在胸，與外務卿及參議板垣退助等計議，派炮兵隊官兵與花房同行，搜集動武、軍事控制朝鮮情報。日外務省接管釜山草梁倭館后，大小船舶均“不帶執照而自由往返”，大肆擴張特權，加緊從事糧食、商品走私，使朝鮮經濟頓陷困境。1873年10月23日，“反遣使”派得勝，“征韓派”西鄉隆盛只好提出辭呈，政府解除他的參議、近衛都督之職，僅保留陸軍大將頭銜。坂原退助等四參議也隨之引退。“征韓論”到此告一段落。西鄉于1877年領導武氏族層發動反叛的“西南戰爭”，失敗后自盡。

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政治家，明治維新領導人之一。出身于封建藩門。1861年與同鄉西鄉隆盛合作進行藩政改革，1865—1867年轉向討幕運動，主張“皇政復古”。維新后，任參與（官職名）、參議，果斷奉行廢藩置縣，出任內務卿。1871年，作為外務卿巖倉具視的歐美使節團副使，出國訪問。回國后，在“征韓論”策略問題上與西鄉隆盛對立。西鄉下野后，大久保任內務卿，成為政府中心人物。

大久保利通在世時，一直是日本政府政治軍事計劃的主要制定與推動者。

1873年冬，朝鮮國王李熙親政，對日本露出某種溫和傾向。日本立即視為迫使朝鮮開國的絕好機遇。1874年5月，日外務省派出使節赴朝刺探情況。行前，時任內務卿的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根據使節提供的情報，向天皇寫出對朝政策建議：（一）“自御一新以來，曾數度向朝鮮遣使，彼屢拒之，可謂國恥。今又遣使，以示公誼，盡至誠，然彼若仍不同意，則將興問罪之師，故不可不預先妥為計劃。”（二）“海軍應在派遣使節之前做好準備”，“自當隨機應變，采取防御措施，至于征討問罪之舉，則應充分進行閣議”。（三）“議決出兵朝鮮之時，應先照會俄國，并與之談判，使其不加干涉。”（四）應探明“其國情如何、兵備虛實，以及搜集其版圖等等，以備他日謀劃之參考。”“朝鮮與俄國接壤，俄國情況不可測，宜遣人入其國境進行偵查。支那亦可如此。”1875年2月，日政府命令以傳遞契書為由，挑釁朝鮮。因其內容有“大日本”、“皇上”等字樣，被朝鮮拒絕接受。4月，森山茂向外務卿建議，乘朝鮮發生內訌而局勢不穩之際，派軍艦為聲援，并測量朝鮮近海，以逼其開國。從5月起，日本軍艦不斷侵入朝鮮近海，在朝鮮東西海岸游弋，向朝鮮示威。9月20日，日艦云揚號竟駛入漢江口。其艦長親率20名水兵，以尋找淡水為名，乘艇向朝鮮江華島炮臺逼近。炮臺守軍發炮示警。云揚號待艦長退回到軍艦后，即扯起日旗，以朝方侮辱日本軍旗為借口，發炮猛烈轟擊。隨后又登陸竄至朝水宗鎮，洗劫之后付之一炬。事后，日太政大臣于10月3日發表公報稱：“前者，我云揚艦自朝鮮東南海岸航行以后，猶欲從其西岸向中國牛莊海岸邊航行時，于9月20日正通過該國江華島附近之際，不意受岸上發來炮火所擊。因欲上陸詢問原由，彼方炮轟益烈，云揚號不得已發炮還擊，次日遂登陸，占領其炮臺，繳獲其軍器。我水夫二人受傷。”事實是，日軍登陸后破壞江華島炮臺，占領永宗島，焚燒民房，擊斃朝鮮35人，掠去大炮38門。日公報對此卻只字不提。“云揚號事件”發生后，大久保利通和巖倉具視不僅大喜過望，認為是“上蒼所降絕佳機會”，可“上酬天子，下酬萬民”。原“反征韓”的木戶孝允，一時也活躍起來，主張積極向朝鮮和中國興師問罪，并自薦出任交涉大使。日政府接受其主張，內定他為特命全權大臣，追究朝鮮責任，但木戶于11月13日突發腦溢血而未果。12月9日，日政府任命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為特命全權辦理大臣，12月27日追命元老院議官井上馨為特命全權辦理副大臣，并以外務大丞、軍事首腦、要員為隨員，氣勢洶洶地向朝鮮興師問罪。此前，日政府已經任命外務少輔森有禮為特命全權公使，前往中國與清政府交涉，目的是摸清中國的態度，避免中國進行干涉。1876年1月4日森有禮在煙臺登陸，10日抵京見恭親王奕忻，信札及言語，倨傲威脅，殺氣騰騰，狂妄之極。奕忻等人全然不察云揚號事件之原委，唯恐“惹事生非”，只想推出了之，即所謂“日朝之事，日朝了之”。森有禮深知此乃奕忻推詞，仍喋喋不休繼續糾纏。另一方面，黑田清隆則于1月6日率艦船6艘、兵士800人駛向朝鮮。2月11日，黑田和井上馨與朝鮮代表會談。在日方強大壓力下，2月26日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通稱《江華條約》，共12款。第4、第5款規定朝鮮向日本開放釜山、元山、仁川港口，第7款規定日本有權在朝沿海進行測量和繪制海圖，第10款允許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等等。此實為日本炮艦外交首批成果，日對外侵略更為野心勃勃。同年8月24日，又迫使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附錄》共11款，規定日本享有免稅權。1882年，日本乘朝鮮“壬午兵變”之機，再次出兵朝鮮，強迫簽訂《濟物浦條約》，獲得在朝駐兵權。朝鮮之役，打開了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通道。日本全力以赴準備對華作戰。結果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伊藤博文（1841—1909），長州藩出身的極具代表性的藩閥政治家。現代“大陸政策”制定者。

早年就學于“松下村塾”，與高三晉作、木戶孝允一道參加“尊王攘夷”運動。1863年赴英國留學，回國后參加討幕運動，對明治維新有貢獻。1871年隨外務卿巖倉具視使節團訪問歐美，后反對西鄉隆盛等人的“立刻征韓”論。不久，任參議兼工部卿，大久保利通死后，任內務卿，從此他成為日政壇的煊赫人物。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中，與巖倉具視一道，從政府中驅逐對立派大隈重信，成為政府最高領導人。1882年輔佐明治天皇頒布《軍人敕諭》，吸收、完善了1878年陸軍大臣山縣有朋發布的《軍人訓誡》。《軍人敕諭》以“圣諭”形式進一步向國民，特別是向官兵強制灌輸“皇權軍國、精忠效命、軍紀即圣諭、戰死光榮”和“忠節、禮儀、神武”思想和原則，確保軍民成為帝國征略擴張的馴服工具。《軍人敕諭》一直執行到20世紀二戰結束、大日本帝國崩潰為止。

伊藤博文主張政權漸進改革，走普魯士崛起道路。他掌權伊始即襄贊天皇頒布詔書：承諾成立國會、制憲，向普魯士的維新變革學習。1882年他再次赴歐美考察，專門學習普魯士憲法。回國后致力于確立明治憲法體制，創建華族制度、內閣制度，設立樞密院，主持制訂《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和《皇室典范》兩部大法。1889年兩部基本法獲得通過并頒布實施。它們從法律制度上確立了日本帝國的制度體系，一直到二戰之后才被取消。但事實證明，它們只是被形式上取消了，其影響仍然盤踞在人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之中。

伊藤博文1885年任日本第一屆總理大臣和樞密院議長。后曾三度組閣。明治維新后曾任日本首相及朝鮮殖民地總督，時間為1885—1888、1892—1896、1898年。1894—1895年指揮日清甲午戰爭及戰后外交談判事宜。《馬關條約》后成立“憲政友會”，自任總裁。1898年9月曾來中國。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以元老身份指導戰爭。日俄戰爭后，1906—1909年任韓國統監，策劃完全并吞朝鮮。自1884年至1907年由伯爵、侯爵遞升為公爵。1909年赴中國東北視察并調整日俄關系，在中國哈爾濱車站被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所暗殺。

伊藤博文在任期間，重用其早年同學山縣有朋。山縣有朋以陸軍大將、元帥身份為日本陸軍頭號人物，在中日甲午戰爭時，任第一軍司令官和陸軍大臣，實地指揮戰爭。伊藤、山縣二人“配合默契”，到1895年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實現了日本第一階段之大陸政策。

正是在伊藤博文任內，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伊藤完成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和降伏朝鮮、入侵大陸的第一階段任務。

近代中日正式外交，始于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實際上，這一條約只是日本明治維新后策劃對朝鮮、“滿洲”、臺灣、中國大陸侵略的“第一步”。此后日本犯臺、侵朝、并吞琉球事故不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已在意料之中。當中，日本曾有一段小小“挫折”。1884年12月，趁清軍兵力空虛之機，日本駐朝軍事當局支持、掩護、唆使朝鮮親日派金玉均、樸泳孝發動“甲申政變”，但三日后，由于清軍馳援趕到，政變遭到失敗。日公使館被燒毀，死傷數十人，金玉均、樸泳孝等亡命日本。1885年4月，伊藤博文與李鴻章簽訂《天津條約》，約定雙方撤軍，日后出兵朝鮮須事先相互通報。據此，日本在朝鮮問題上才真正取得與清廷對等的、事實上是優越的地位，為日后戰勝清廷創造了條件。

1894—1895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清廷腐敗無能，指揮無方，先后遭牙山、豐島、平壤陸戰、黃海水戰、九連城、威海衛—劉公島海戰、遼東半島一連串陸戰，最終以大連—旅順日軍屠城，清朝慘敗告終。日軍進入旅順，見人則殺，婦孺不能免，被殺者2萬余人，幸免者僅36人。連美國報紙也驚呼：“日本人今脫掉文明之假面具，顯露野蠻之本體矣。”尸體隨后焚燒了十余天，骨灰葬于今日旅順之“萬忠墓”。

大規模戰事之后，伊藤親任“和談”全權代表（除伊藤之外，日方代表還有瘋狂的軍國主義分子陸奧宗光外相）與到達日本馬關的清朝（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等人對談。

談判結果是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條約全約11款，附《另約》3款、《議定專條》3款。最重要的內容有三：１．日本強占臺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遼東半島后以3千萬兩白銀“贖回”）；２．日本獲在華領事裁判權和諸多特權；３．中國向日本支付2億3千萬兩中國國庫標準銀即“庫平銀”，此項賠款含清廷贖回遼東半島贖金3千萬輛，但不含每年必須支付給日本的50萬兩駐威海衛軍費。且不說眾所周知的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掠奪所造成的歷史惡果，這里，單說2億3千萬兩白銀賠款一項。1894年中國全年財政收入不足8千9百萬兩白銀，即相當于清廷兩年半國庫收入，為此清廷不得不向列強大舉借債。另外，2億3千萬兩賠償銀折合當時日元3億4千余萬元，而日本每年國庫收入僅為8千萬元，即相當于日本4年零2個月的財政收入。日本得此“意外之財”舉國驚喜，認為日本從此一躍而為富國。日本將所得賠款用于：１．陸海軍備擴張1億2千5百余萬日元，使日軍躋身列強，為即將到來的日本稱雄于東亞和日俄戰爭準備了充分條件；２．進行幣制改革，使日本貨幣由銀本位改為金本位，財政上與西方列強并駕齊驅。清廷應日本強硬要求，把賠償金由清朝庫平銀換算成英鎊，由日本政府存款于倫敦英格蘭銀行，以便既有利于日本國內平抑物價，改善國民生活，更有利于大肆添購軍艦、軍品，并促進日本對外貿易；３．設立三項“基金”，促進國力增長。三項基金為：“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3千萬日元，“災害準備基金”1千萬日元，“教育基金”1千萬日元。三項基金以黃金形式存于日本銀行或購買外國公債收取利息，首要目的服務于擴充軍備，壯大軍國實力。

從此，日本軍國主義走上了一條欲罷不能的“不歸路”，陷入戰爭“饑渴癥”而不能自拔，終于在世界范圍內與希特勒、墨索里尼沆瀣一氣，與整個進步人類為敵。

總之，談20世紀的日本軍國主義，不可不談伊藤博文。
山縣有朋（1838—1922年）軍人、政客，日本出兵參加1900年侵華“八國聯軍”的決策人。出身于藩閥門下。曾就學于松下村塾。幕末動亂時期任“奇兵隊”軍監和總督，十分活躍。維新后隨團視察歐洲，回國后任兵部少輔。1872年任陸軍大輔，負責制定《征兵令》，籌建新軍，后任陸軍大臣和參議，致力建立新軍制，指揮鎮壓士族叛亂和農民暴動。1878年設日軍參謀本部，兼任參謀本部長。1882年策劃發布《軍人敕語》。1885年任伊藤博文第一次內閣內務大臣，以后曾兩次組閣，并任樞密院議長和第二次伊藤內閣法務大臣。中日甲午戰爭時，任陸軍大臣兼第一軍司令官，親自臨場指揮戰爭。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時，日本參加八國聯軍，統由山縣有朋決策。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以總參謀長和元老身份指導戰爭。他以陸軍大將、元帥身份成為陸軍、“軍部”、乃至日本政治的中心人物。作為元老，他把自己一派官僚、軍官安插在政權各個機關，擴大勢力。特別在伊藤博文死后，掌握了極大的權力。

　　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時，正值山縣有朋任內閣首相和掌控“軍部”時期。他所制定的侵華計劃具有決定性意義。

　　1889年中國山東發生義和團起義，勢力蔓延至北京、天津等地，沖擊外國使領館。英、法、美、德、俄等國使團要求清廷鎮壓義和團。義和團事件原本與日本駐華使領館、僑民無關。但據日本史書記載，1900年7月3日迂腐的清朝皇帝光緒竟以個人名義致電日本天皇，請求日本調停與列強爭端。電文中稱：“彼虎視眈眈者，其注意豈獨在中國哉。萬一中國不支，恐貴國亦難獨立。彼此休戚相關，亟需暫置小嫌，共維全局。”其實，日本早已決心躋身西方列強，巴不得有個借口，與列強聯手打擊軟弱之中國，從中大撈一把。在接到清帝電文之前即已答應英國要求，決定派出一個師團，參與八國聯軍。日本接到清廷電報后答曰：“自上月以來，各國派大軍前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派遣兵員前往該地。”山縣于1900年8月20日寫了《關于北清事變善后意見書》，以指導日本外交。《意見書》對日俄兩國勢力爭奪有如下戰略考慮：“世之論經營北方者，欲乘此北清事變之機，將朝鮮全部劃歸我國勢力范圍；或以約許不妨礙俄國經營滿洲，使我國經營朝鮮”，“此次事變，在彼（俄國）確為無上之良機”，然而，山縣認為，根據甲午戰爭后確立的“滿韓交換”原則立刻處理朝鮮問題恐非時機，理由是，“即令彼有意以經營滿洲交換處理朝鮮，而北清戰亂未已，滿洲之處理尚非可議之時，彼既不能約定與處理朝鮮相交換，我方于理亦苦于無可強加之辭”，結論是，“莫如此時線性經營南方，并伺機與俄交涉，以達經營北方之目的”，“去朝鮮何必今日不可？諺云：追兩兔者，一兔不得。方今各國逐鹿支那，光追南方一兔，捕獲之后，再追北方一兔，猶未為晚也”。山縣當時確立的“大陸政策”是“北守南進”。“中國……國家生氣久已耗盡，自身無恢復之力”，日本“自當謀求將來遇有瓜分之機，不致誤算”，“方案宜擴張勢力范圍，并要求在該地取得屯住軍隊、鋪設鐵路，裁決礦山等特權”，“計議此次善后時，亦應求貫徹此目的，于福建之外，應更將這劃歸我勢力范圍，”“果爾，則將來可與臺灣相對，成犄角之勢，平時可為我在中國內地工業貿易之根據地，一旦有事則可扼東亞之咽喉，以制敵方之侵犯”，“在劃定此種勢力范圍時……其界限應達到降息，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亦只宜依它日至形勢而定”。兩天之后，即8月22日，日軍部訓令“臺灣總督”兒玉原太郎伺機占領廈門。8月24日、27日相繼有日艦開赴廈門，日軍登陸福建。日軍的迅速行動引起英美德疑慮，深恐日本坐大，侵害它們的在華利益。英國表現最為積極。于是，山縣有朋一派只好從廈門撤退，另尋時機。1903年1月，山縣派直系軍人官僚、首相桂太郎重提1898年以來的舊要求，與清廷交涉給予日本修建中國南部鐵路權、購買大冶鐵礦，其意圖還是當初山縣“北守南進”計劃的繼續。這一計劃是，“由臺灣而福建而江西以及浙江、湖北”。但是轉年，即1904年日俄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日本忙于同沙俄帝國戰爭，爭奪朝鮮、中國東北，“南進”計劃暫時被擱置。此后，由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開啟的日本進占中國之山東、東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伊藤——山縣軍國主義鴻圖大略”，終于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一步步“得逞”。

　　東條英機（1884—1948年），日本甲級戰犯，陸軍大將、陸海軍大臣、太平洋戰時內閣首相。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任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官。“七?七事變”前夕任關東軍參謀長。1938年任陸軍次官。同年轉任航空總監。1940—1941年任陸軍相（陸軍大臣），積極主張擴大侵華戰爭，并準備對美英戰爭。1941年10月組閣，兼陸相、內相。1941年12月發動太平洋戰爭，又兼軍需相和參謀總長。日本敗局已定的情況下，于1944年7月下臺。日本投降后自殺未遂，不久被捕。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東條英機飛黃騰達的升遷歷程，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核心載體——日本軍人的“靈魂”——“軍部”迅速崛起，并凌駕于政府和整個社會之上的短暫過程。1898年5 月，第三次伊藤內閣因“地稅增征案”在議會中失敗而辭職時，伊藤推薦憲政黨黨魁大隈重信、板原退助等人組閣。接受組閣敕命的大隈重信推薦各省（部）大臣時，曾向天皇稟報：“唯陸海軍難于薦舉。”按當時法律看，陸海相還不是軍人武官專任制，按說完全可以從文官中選任，但實際根本不可能。天皇只好敕命前內閣陸軍相、軍人桂太郎和海軍相西鄉從道留任。但是，桂太郎和西鄉不是簡單就任的，是在大隈首相答應他們堅持的“擴充軍備方案”之后才肯入閣的。由于大隈—板原內閣中的陸軍相、海軍相是天皇直接任命，而不是由首相提名推薦的，所以軍人陸相、海相根本就無意協助首相，而是伺機要打倒他。這就決定了“隈板內閣”必然是短命的，6月份成立，10月份倒臺。接著，山縣有朋大將、陸軍元帥出面組閣。為了防止向后出現“政黨內閣”或者不服從“軍部”的政黨內閣，1900年5月山縣有朋主持制定陸、海軍省官制，明文規定其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現役將官擔任，從而確立了軍人“專政”、文官地位“等而下之”的政治體制。這一制度使總理大臣從此難以指揮、控制軍國要務，——除非他本人就像山縣有朋那樣身為實權派現役軍人。陸、海軍大臣實際是由“軍部”送入內閣的代言人，“軍部”成為政治生活中心。軍費成為國家財政支出的首項，一般年份占支出的30—50%，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年份高達65—82%。

　　東條英機為日本軍國主義典型繼承者。20世紀40年代之前，他雖然只是日本關東軍的一名“憲兵司令”、“參謀長”，但是因關東軍在日本軍國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他得以一路爬升，1940年由關東軍參謀長擢升為日本陸軍大臣，并覬覦首相權位。

　　早在1931年“九?一八”之際，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部隊就已擁有凌駕于政府內閣的特權了。關東軍的前身是1905年日俄戰爭后留駐南滿鐵路和遼東半島租借地（關東州）的守備隊。1919年“關東都督府”改組為“關東廳”，掌握軍隊規模為一個師團，分別是鐵路守備隊、旅順重炮大隊和東條任職司令官的憲兵隊。關東軍司令部成為對外侵略的核心。它獨斷獨行，制造炸死張作霖和“九?一八”事件，推進“滿洲國”建國。關東軍司令部由旅順移至長春，其司令 兼任駐“滿洲國”大使和關東廳長官。1937年關東軍兵力增至5個師團，是發動“盧溝橋”戰爭的主力。同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城，制造了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大肆燒殺搶掠，屠殺30萬人，被殺者主要是戰俘、婦女和兒童。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關東軍兵力達70萬。

　　1940年7月近衛文麿內閣成立前夕，近衛與內定將擔任陸軍相的東條英機等三人，確定新內閣的國策：（一）加強戰爭經濟體制。（二）加強日德意軸心體制。（三）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與此同時，充實“對蘇戰爭必勝的軍備”。（四）采取積極措施占領英、法、荷、葡之殖民地，建立“東亞新秩序”。（五）排除美國的“實力干涉”。（六）徹底封鎖中國，征服中國。（七）提高國體精神，“建立集結全體國民的新政治體制”。最后一項所謂“新政治體制”，實際是解散一切政黨和團體，內閣成了“軍部”政權。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發動對蘇“閃電戰”，日本受到極大鼓舞，野心極度膨脹。9月6日，內閣和軍部首腦在“御前會議”決定：“到10月上旬，如果達不到貫徹我方要求的目的，便立即對美英荷開戰”。10月份日美談判仍無達成協議的希望，陸相東條英機首先發難，強烈主張對美開戰，因此與首相近衛發生分歧，近衛首相被迫下臺。10月18日，天皇任命東條英機為首相。在東條的鼓噪下，天皇于11月30日召見海軍大臣和軍令部總長，詢問對日美戰爭英機有無勝利信心，二人“以相當的確信來回答”有必勝把握。至此，天皇命令東條“按預定計劃進行”。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在東條政權的統治下，整個日本成為一架戰爭機器。東條英機指揮日軍對中國領土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1943年，日軍轉入守勢。1944年7月日軍大敗于塞班島，陸海軍7萬余人被全殲，日本本土陷入轟炸圈內。同一時期，日軍在緬甸英帕爾戰役中傷亡7.2萬人。戰局處于走投無路的困境。此時，日本保皇派“重臣集團”加強了對東條政權的批判。但東條并不屈服，一心把強大的權力集中在個人手里，驅使憲兵鎮壓反東條活動。他決心把戰爭進行到底，實行退守本土，拼死“本土作戰”、“徹底抵抗”。但重臣集團首先以追究海軍相失掉馬利亞納群島責任為由，迫使海軍相下臺，從而削掉東條“手臂”。1944年7月，東條內閣無奈之下終于辭職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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