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塌由毛長子來頂！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五
楊連旭
（2006年5月28日）
在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于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之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特別強調了：
A．“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B．“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
這就造成了這樣的社會印象：
其一、由于“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這樣“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從而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其二、毛澤東不僅是到了一九六○年冬才“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而且還是“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
這首先就不符合邏輯！
（一）
關于“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的問題。
關于事實的真相，雖然我們還沒有見到有當時的系統說明，更沒看到毛澤東為自己的專門辯護，但是在有關文章和講話，尤其是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和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已經在無意中做了簡要地說明。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強調：
“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9]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
1961年6月12日在發表《總結經驗，教育干部》講話時，毛澤東強調：
“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3]，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4]、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所謂“廬山會議”實際上是兩個內容：
其一是、糾正在開展“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問題。
其二是、批判以糾正“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為名，否定“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戰略的右傾問題。
從官方現在公開的當時資料看，彭帥之所以冤就在于：
他原本是堅決擁護“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戰略決策、強烈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
可最終他卻被當作了借口糾正“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否定“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戰略的右傾頭子。
這就證明：
一是、“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3]，傳達到縣以下”和“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這決不是毛澤東的意愿！
二是、“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這決不是毛澤東的主張！
三是、“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和“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這樣的人禍決不可能是毛澤東造成的。
（二）
從邏輯上分析：
一是、在感情上，毛澤東是既沒任何必要、也不可能對自己的正確工作進行自我否定。
既然這個決議已經明確：
“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
那么，就可以斷定，廬山會議從糾正“左”傾錯誤的會議演變成批判彭帥反“左”錯誤的會議，這本來就不是毛澤東的本意！
因為“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就已經標志著，毛澤東自1958年11月開始的大張旗鼓糾“左”工作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所以，他也就更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會后以批判彭帥的反“左”為名來徹底否定自己的糾“左”工作，也不可能“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
這樣，他才會說：
“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3]，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4]、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
因為這樣“一反右”就標志著，毛澤東自1958年11月開始的大張旗鼓的糾“左”工作遭到了階段性的失敗。
二是、在理智上，毛澤東本身就是自甘“變為保守主義者”的。
毛澤東既然認定“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中的主要錯誤就是“左”，他的“廬山會議”目的就是糾“左”，
那么，既便是他果真認為彭帥是在借口糾正“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否定“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戰略，也不可能就去支持 “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來實現 “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
因為當年王明的“左”傾錯誤對毛澤東的傷害比誰都深刻！
更何況，早在1959年4月，毛澤東就強調：
“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既然毛澤東本身就是自甘“變為保守主義者”的，他就不可能“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所以，他才講：
“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倒是其他人有可能借口批判彭帥的右，堅持自己的“左”，以掩飾自己的錯誤，證明自己一貫正確。
以別人的錯誤證明自己的正確，以反對自己錯誤的人的錯誤來證明自己錯誤的正確，這是人之常情。
三是、在行為上，毛澤東1963年春就又在強調《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了。
毛澤東或許“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和“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但是卻決不可能天真地“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
因為他是自甘“變為保守主義者”的嘛。
所以，他才說：
“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
（三）
從實際上看：
“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的主要責任之所以不在毛澤東，更主要的還是因為：
自中共“八大”起，毛澤東就已經退居“二線”了。
認識到這一點，是學習和研究從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這段歷史最重要的關鍵。
否則，就會對那段歷史感到迷惑以至誤解！
正因為自中共“八大” 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了，所以，才可能出現“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后，不是在毛澤東主持下、卻是：
“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
就如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必須經毛澤東決策后一樣，批判彭帥自然也是由毛澤東決策的。但是在什么范圍批判，批判到什么程度和怎樣批判，怎樣貫徹落實“廬山會議”的精神和內容，自然也是“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的！
由此可知：
無論是“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還是“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不管是“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還是“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的“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總之是，凡從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除軍事和外交之外的大政方針，都應該是“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的！
所以，在這期間內：
其一、凡屬戰略性和方向性的宏觀決策，無論對錯，主要責任也是毛澤東的！
其二、凡屬方法性和具體性的微觀決定，無論對錯，主要責任都是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
這樣，有關問題的責任就清楚明晰了。
對此，其實彭帥信中強調的是非常明確的：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系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１５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于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
正因如此，鄧小平特別反復強調：
“為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講，文化大革命前，黨犯過一些錯誤，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樣，也犯過一些錯誤。我看這樣講好，符合實際。”
“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拿我來說，能夠四六開，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夠滿意了，大部分好嘛。我們既然說毛澤東同志都會犯錯誤，少奇同志就沒有錯誤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錯誤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頁）
（四）
在此，還必須提醒注意的是：
甲．在判定“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之時，
在表述“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之時，
這個決議絕口不提：
“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個問題；
乙．在贊揚“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時，這個決議卻大張旗鼓地說明：
“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
如此強烈地反差對比，關于這個決議處心積慮的良苦用心，從中也就可以略見一斑了！
這就相當于：出了亂子就把鳳姐藏到賈母身后，有了風光再把鳳姐拉倒人前，賈母反倒變成了個照鏡子的豬八戒。
沒辦法，誰讓他是一家之主又身高力大、德高望重呢！家中發生了這么大的損失，不由他來承擔、其他人誰又能承擔的起呢？不找出來他的錯誤，后人又怎么擺脫他的光芒與時俱進呢？
這樣的罪過如果放在誰身上都是要身敗名裂的，唯有毛澤東才有實力來承擔。這正如鄧小平所強調：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8和299頁）
由此可見，能為中共頂天立地的人是非他莫屬的！
這樣，也就只能是委屈他老人家了。
據說，毛澤東曾言羅瑞卿，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著。殊不料，他自己卻真正成了20世紀中共的“毛長子”。
可是，這樣一來這個決議誠信度還能有多少嗎？！所以，這個決議在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任務后就應該退出歷史的舞臺了。
〔注〕：有關毛澤東著作講話等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書信選集》和《毛澤東著作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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