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
改革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為顛覆中國革命意義做了大量的工作。這包括對蔣介石政權的美化，對共產黨抗戰的目的、作用的質疑，把國共戰爭定義為沒有意義的“自相殘殺”。質疑中國土地革命的價值也是其中一項，除了公開對劉文彩、周扒皮等地主“恢復名譽”，秦暉、高王凌等學者出版一系列否認地主對農民實行了殘酷剝削的“學術著作”。這些所謂“顛覆性”的觀點往往成為眾多精英們吹捧的重點和熱點，在公開媒體上到處散布，如果成為流行理論，就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因為假如60多年前中國農村根本不存在明顯的剝削，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就是歷史的謬誤，依賴動員農民進行的戰爭就是一場造成數百萬人傷亡的純粹的陰謀“奪權”活動，共產黨就是一群陰謀對抗政府的“共匪”，今天的共產黨的“出身”就是“匪幫”。一旦“有事”，中國共產黨的下場就比蘇共還悲慘。
高王凌2005年出的這本書大致論述了這樣一個意思：“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通過政權與學界的共謀”，夸大了解放前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根據 高 先生研究，當時占人口5%的地主占有耕地不是60-70%，而是40%以下。同時，實際發生的地租率不到50%，而是只有30%。因此，地租占農業產出比例不是30%（50%地租*60%土地）而是低于12%（30%地租*40%土地）。如果 高 先生的“研究”是真實準確的，那么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率實在是不算高，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鬧那么大的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確實是中國的一次災難。
貧道并不具備通過研究當時的史料來批判 高 先生觀點的能力，這要花很大功夫翻資料。而且即使貧道翻出反證資料，也只能被說成“一家之言”。于是貧道只對 高 先生的看法提出一些邏輯上的質疑。
首先，解放前的一些統計調查是很粗略的，完全用這個時期的連統一都談不上的國民政府的統計作為“鐵證”是不行的。這樣的信息需要很多旁證來證實。
解放前占農村人口4-5%的地主究竟擁有多大比例土地是很難說清楚的。說中國古代是個自耕農占主體的社會是一個籠統判斷。在戰亂期間，尤其是大的戰亂結束時，土地集中程度就會降低。政權統一，社會穩定階段，土地兼并就開始發生，土地集中度會逐漸上升。因此，古代既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描述，也有男耕女織的小農田園生活的描述。上世紀30年代中國只有40%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并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自19世紀中后期，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王朝末期，太平天國、捻軍、白蓮教等農民起義，20年代前后的軍閥混戰，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遍布全國的土地革命，都會使土地集中程度下降。這種下降是農民對抗土地兼并的結果。即使30年代地主只擁有40%的土地，也不能說明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不是土地問題，不能說明在小農經濟加土地私有制條件下，土地不會越來越集中，大量農民不會越來越多的破產并失去基本生產資料的趨勢。
同時，5%的地主擁有40%的土地并不就證明土地革命是不必要的。5%的人擁有40%的耕地，95%的人擁有60%的耕地，意味著雙方生產資料擁有比例為13比1。很多資料說，當時完全佃農占人口30%左右，半佃農占23%左右，也就是貧雇農和下中農占農民的53%左右。他們擁有土地與地主相比就不會是1比13，應該大于1比20。
由于中國在清末人均耕地面積已經很低，加上當時畝產很低，對當時依賴佃租土地的貧雇農和下中農來講，日子是很難過的。30年代中國人口大約6.2億，耕地18億畝，人均不足3畝。30年代最高年份糧食產量13868萬噸，畝產145斤，人均450斤。當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90%以上，農民人均土地不過3.2畝。如果按5%的地主擁有40%的土地，富裕中農以下農民人均擁有土地就只有2畝。按照當時單產，人均擁有原糧不過290斤，每天不足6兩半糧食。因此，對于50%以上依賴租佃地主和富農耕地的農民來講，不吃糠咽菜是活不下去的。其中一定比例的農民會處于生死邊緣。
也就是說，即使按照 高王凌 先生的數字，也能說明為什么共產黨能夠“忽悠”出那么多農民為分到土地提著腦袋鬧革命。革命不需要很多理由，活不下去就夠了。
中國古代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土地私有制會鬧農民起義，是明擺著的事情。李自成戰敗剩下十幾個人，三年后又變成幾十萬，并不是李自成“忽悠”能力強，是沒辦法活的農民太多。現在的“學者”一樣可以找到資料來論證明末的剝削率不算高，論證李自成等都是“游手好閑”之徒，但中國歷史在證明這些“研究”都是屁話。革命要鬧的時候，怎么論證它不該鬧都沒用。非鬧不可的。根本不用研究剝削率數字究竟多高，只要發生一場激烈的大規模的農民革命，剝削率一定不低。
高 先生費了很大勁兒證明當時的地租率只有30%。但多數都是時過境遷后的主觀臆斷。他先證明地租都是“主產物”，“田頭地角”不算，因此只有40%，然后說“佃戶以拖欠、求讓、偷割私分、壓產、反退佃、辭佃、罷種、逃租及轉佃、恃強、構訟、交‘濕谷’‘癟谷’，直到暴力反抗和有組織的斗爭等等方式爭取盡可能多的所得；而且他們的努力顯得相當有效，‘地主實際取得的地租只占與佃農約定租額的七八成左右’，因而，‘實際地租率只有單位面積產量的30%左右’”。他的筆下，地主倒是老實巴交的弱者，佃戶都是既無賴又兇惡的強者。如果學問都是這樣做的，也太有意思了。
貧道不去找資料論證究竟地租率是多高，只用提一個疑問。抗戰期間共產黨為了統一戰線，停止土地革命，在晉察冀采取了減租減息政策，即所謂“二五減租”。二五減租就是把50%的地租率減低25%，達到37.5%地租率的標準。如果當時地租只有40%，二五減租的標準就應該是30%地租率（40%的75%）而不是37.5%的地租率。而且，共產黨費盡心力動員地主把地租從40%降到37.5%，只降低2.5個百分點，有什么意義呢？共產黨有毛病了？如果真的當時實際農民經過耍賴、對抗已經達到只有30%的實際地租率，共產黨要求提高到37.5%，共產黨搞的就不是“二五減租”，而是“二五加租”（30%增加25%）了。難道共產黨當時突然占到地主立場上了？打算破壞抗戰？就這一個事實， 高王凌 先生算那么多帳都是白算了。
有時候，這類完全從意識形態出發的所謂“學者”費盡心機的得出的數字，隨便一“代入”到具體算式中就露餡了。 高 先生算出來地主通過地租的收入只占農業總收入的10%（“地租總額只占到全國農作物總產值的12%，或更低一些”，其他地方他多次指出是10%）。占人口5%的地主，獲取了產出的10%，也就是每家地主大約比其他農戶多收入了一倍。那么地主為什么比農民實際富裕很多呢？他論證說：“單純靠地租維持生計的小地主與一般自耕農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過去鄉村中的高門大戶通常都是兼營工商業者。”也就是說，當時的地主階級主要不是靠剝削農民發財的，是靠剝削工人和員工發財的。
聽起來像是那回事，但也經不起推敲。如果情況屬實，那么其他農民試圖通過分地主的田地“實現共同富裕”確實屬于沒事找事。因為他們搞土地革命，土地產出的所有人都平均分，那么能多得多少呢？多得了不到5.3%（5% / 95%）！。難道這么大一群人，為了增加5.3%的收入，竟然要死要活、執迷不悟地鬧了二十多年，自己死了幾百萬，就為了這點蠅頭小利？要真是如此，共產黨的忽悠能力也忒大了吧，或者中國農民也忒二逑了吧。
還有一點，只舉出個別例子說解放前地主主要收入來自工商業是不足為憑的。解放前的工商業，70%以上是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擁有的，剩下30%的大部分是城鎮大小民族資本家擁有，地主參與部分頂多占到5%。這個時期工商業占經濟比重不過40%左右，也就是地主階級從這里拿到的收入不過占國民收入的2%，相當于農業收入的3.3%。還沒有高王凌計算的農業剝削率高。這樣一算，解放前地主富裕程度大約是普通農民的2.6倍。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是1比2.6。要是收入差別這么大就造反，恐怕中國一天都不會安寧。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達到1比3.3，那還不鬧翻天了？到2004年，中國20%的高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的52%，偏低60%群體占26%，差距是1比6，這60%居民不立馬揭竿而起了么！
中國在60年前的二十多年中鬧了一場以農民為主力軍的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一定有深層社會經濟因素，起碼不可能是共產黨忽悠出來的。秦暉、高王凌等人費盡心機論證當時中國根本不存在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關系，根本不存在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只能顯出他們是用屁股思考的。他們把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算得越小，把階級矛盾說得越輕，越難以說明為什么百十萬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農民軍會摧枯拉朽般地把擁有美式裝備的數百萬國軍打得滿地找牙。
秦暉、高王凌等人的這些論述都登在了正式刊物上，很多人看了也會覺得不能說沒有道理。如何辨別類似東西呢？很簡單，就是不要鉆到他們提供的數字或者事例里，要把這些東西放在大背景中分析，要聯系到相關事實，想想“假如這是真的，那么XX現象怎么解釋”。
這些天，強國論壇上幾個右派網友在論證“周扒皮”其實很不錯，沒那么狠毒。爭來爭去，數學把事情一挑明就沒意思了。數學讓大家想想會不會出現表揚周扒皮最后“獲得全中國大多數人民，包括農民的贊同，于是中國的大多數農民都會想，對啊對啊，瘋僧和思聞說的太對了，過去的地主老財對農民多好啊，因此我們應當聯產承包都不要搞了，而是將土地再還給地主老財吧，我們在他們的手下扛活，一定能夠過著幸福的日子。”
貧道發現，無論秦暉、高王凌還是瘋僧、思聞都面臨一個論證悖論：越是證明當時地主剝削率低，與當時激烈的階級沖突的事實就越背離。這就像高王凌或者瘋僧與老婆在法院大鬧幾個月最后離婚了，事后他們越是描繪與老婆關系是多么融洽恩愛，越是難以解釋為什么會離婚。當然，60年后，很多人淡忘了高王凌或瘋僧已經與老婆大鬧而離婚的事情，他們再描繪與老婆關系多恩愛和諧，也會欺騙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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