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見耿寧女士屬文《<洗澡>里的人和事兒》，耿女士寫到：“這本反映知識分子的書，以溫潤的諷刺見長，也寫出了知識分子在三反這場運動中的無奈，終極還是寫知識分子在政治面前的無奈吧”（引自http://club.huanbohainews.com.cn/thread-1215-1-1.html）這一次，我覺得我應該寫幾句話。其實，我是怠于為文的人。這自當首先歸于憊懶，卻也是由于所處并非可以思想的時代。睡著了的時刻或許需要別人喚醒，狂歡卻是請勿打擾的，否則侵犯的便是眾怒。不過，有時候眾怒卻也不得不犯一次，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即如關于楊絳先生《洗澡》，我卻有些不得不說的話。
楊絳先生以漫畫式手法勾勒的1950年代思想改造運動，讓很多讀者以為那不過是一場鬧劇，幾乎塵封了真實的歷史，然而千百年以來卻并無人真能夠遮蔽歷史的真相，不管是權力話語還是文人之筆，不管是戈培爾還是楊絳。
所謂思想改造運動，不但不是中共發起的，甚至不是中共暗示的。其真正發起者恰是黨外人士，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 史載，1951年暑假，馬寅初率先在北京大學設立了“暑期學習會”，組織本校職員學習40天，聽報告、讀文件、聯系本人思想和學校情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為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始。馬寅初當年8月1日，在“暑期學習會”上講話說，“這次學習是為諸位的好處，也是為學校的好處，中國的好處”，“政府交給我們北京大學的任務，是做全國的模范”，“要建設新中國，北大要在大學中起模范作用，搞不好，對不起國家。北大是首都的大學，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我想：北大的革命傳統要保持下去，學生是進步的，教員跟著也要進步。你們怎么樣？將來人一多，逼上梁山，你就非進步不可”；所以，“我們要學習，使主觀思想與客觀條件相一致。不要時代進步了，你的思想停止著；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維持你現在的利益，不向前進，是要落后的。堅持落后，就會變成反動，所以要學習，時代向前跑，你要跟著前進”。
這次假期培訓收到了良好效果。之所以如此，如果不是別有用心或者智力低下，絲毫沒有什么不可理解。當時國民黨的腐敗已經令絕大多數中國人當然也包括中國知識分子徹底絕望，陳布雷式的自殺、沈從文式的發瘋、胡適式的逃亡，已經成為極少數。留在大陸的人們大多數已經認識到，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時代正在走來，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人們必須除去舊社會加在身上的那些陳腐和骯臟的東西，才能真正迎接新時代的到來。其實早在解放軍到來之前，馮友蘭先生作為大哲學家就已經計劃在清華大學開設“毛澤東思想”。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主動融入新時代，已經成為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心聲所在。
當然，拒絕思想改造的人還是有的，《洗澡》中的幾個灰色知識分子，大概就是明證。在生活中，大學者陳寅恪也是一例。他晚年以極大心力撰寫的《柳如是傳》，其實正是諷刺同儕喪失名節，情操不如妓女。但是，他本人那種自命清高的名士風氣，早已經讓人不以為然。三年困難時期，還要每日喝鮮奶，其行為連送奶工都看不上。早有人指出，陳寅恪嘲笑別人如何如何，然而自己恰恰處在體制內，被共產黨養著。非常吊詭的是陳寅恪本人一直關注經濟變化導致的政治變化和思想變化，其研究方法恰于唯物史觀暗合。
必須指出，中共在任何時候也不曾宣稱，只有知識分子才需要思想改造。率先在知識分子中開始思想改造，直接原因是由于馬寅初等北大知識分子的主動要求，深層次考慮恰恰是由于恢復建設迫切需要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為掌握和生產文化的群體，在思想改造進程中當然應該先行一步。
當然思想改造過程中出現過急于求成或者心理包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僅憑這一點就詆毀整個思想改造的效果則是極端荒謬的。請不要忘記，中共甚至成功改造了末代皇帝、窮兇極惡的日本戰犯和戰場上你死我活的國民黨將領。日本戰犯獲釋歸國后，絕大多數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為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貢獻。曾是戰犯的杜聿明先生在人生的晚年發憤工作，把“活著拼命干，死了好進八寶山”作為人生格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囑咐夫人曹秀清留在大陸，絕不要去美國。就是在知識分子圈內部，也正是因為思想改造運動，相當一部分學者從此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學術研究，且終身不悔。即以北大而言，賀麟先生于哲學史，朱光潛先生于美學，陳岱孫先生于經濟學，無不發生了重要的學術轉變，并且作出了新的成就。這些難道不是鮮活的歷史事實嗎？
陳岱孫先生晚年，針對西方經濟學界出現的敵視馬克思主義的風氣，抱病為文，憂心忡忡地指出：“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 識分子心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方向的誤導。弄得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的后果。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比前蘇聯東歐國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劇變的后果的嚴重性將十倍百倍于前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歷史結局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所夢寐以求的”（陳岱孫：對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12期）。必須提請讀者注意的是，這并非出于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而是一名學術泰斗對于其專業領域發出的肺腑之言！這難道不正是思想改造運動顯著成效的明證嗎？相形之下，同樣還是北大，今日李強先生于思想史，葉郎先生于美學，張維迎先生于經濟學，還有一絲一毫的馬克思主義氣味嗎？行文至此，不禁唏噓。
其實，即如謝泳、李新宇一類極度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右翼學者，戴著有色眼鏡，在故紙堆里多年苦心爬梳，卻也不曾發現思想改造運動曾經使用任何暴力逼迫。因為在歷史的真實面前，偏見是如此無力。然而在楊絳先生筆下，思想改造運動不過變成了一種黑色幽默，一種強權壓迫下無奈，這恐怕只能歸咎于她自身的狹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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