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3日至12日，英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總罷工。那是礦工爭取工資和改善工作環境的斗爭的高潮。當時，英國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Trade Union Congress，TUC) 總委員會(General Council)號召了這場總罷工，要求煤礦國有化。這場總罷工導致英國的資產階級政府瀕臨崩潰邊緣，但是工聯領袖的退縮，造成了工人階級受到挫敗。英國共產黨是這次罷工的主要組織力量，而共產國際在決定英共的戰略上扮演著主導角色。
背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礦工、鐵路工人和碼頭工人組成了一個三角同盟(Triple Alliance)，成員接近150萬。1920年夏天，工黨和英國工會聯合會的領導，在英國政府意欲干涉新興蘇聯工人國家的事件上，首次要脅進行總罷工。1921年，當英國政府宣布放松對礦場的控制時，礦場主馬上宣布大幅度削減工資。礦工聯盟(Miners' Federation) 于3月31日的停工，回應了來自資方的攻擊，那是5年后震撼之事件的前奏。
三角同盟原先誓言加入定于4月15日進行的礦工罷工斗爭。但是，礦工聯盟的秘書，卻在罷工前夕宣布妥協的可能。雖然該決定受到聯盟本身領導的拒絕，但是其他工會領袖則以此來作為投降的借口。罷工的通告被撤除，礦工被孤立。經過數月的抗爭，礦工們受到挫敗，幾乎在所有地方的工資被削減了10-40%。過后，礦業于1923迅速成長，工人工資又獲得增加而失業率也下降了。
工人中新的戰斗意識，促使工會開始向左轉，而當中“全國少數派運動”( 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 扮演著關鍵角色。“少數派運動” 這個基層組織，是于1924年由英國共產黨發起。“少數派運動” 宣稱，自己“不是組織獨立的革命性工會，或把革命性成分從現存隸屬工聯的組織分裂出來……而是把各個產業中德革命少數派轉化成革命多數派。”(not to organise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trade unions or to split revolutionary elements away from existing organisations affiliated to the TUC...but to convert the revolutionary minority within each industry into a revolutionary majority.) “少數派運動” 在運輸工人、鐵路工人，以及礦工之間建立起他們的支持力量。
斯坦利. 鮑爾溫(Stanley Baldwin) 領導的保守黨政府于1924年上臺，委任了礦工甚至是國際工人階級的宿敵--溫斯頓. 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擔任財務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丘吉爾于1925年4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恢復跟戰前與美元等價的金本位貨幣制度，意味著英鎊被高估了10%。為了解決貨幣高估的問題，資本家們必須削減開銷，而受到沖擊的不是資本家的盈利，而是工人的工資。
紅色星期五
1925年6月30日，在鮑爾溫政府的支持下，礦主們提出降低工資10%、延長工作日一小時、拒絕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要求。全國各工會也開始意識到各行業雇主向工人進攻，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處在危險中，決定進行反擊。7月30日，工聯、鐵路工人工會和運輸工會聯合會向全國運輸工人發出指示，對煤炭進行禁運。這道指示立即得到全國各工會的響應。礦工的斗爭演變成英國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動，導致保守黨政府不得不退卻。政府于7月31日宣布，發放九個月的補助金給礦主，以恢復礦工原有的工資，直到以赫伯特.塞繆爾為首的委員會 (Sir Herbert Samuels) 關于工業的報告出爐。1925年7月31日，是工人取得第一輪勝利的一天，這天被形容為“紅色星期五” 。
接下來的九個月，礦工繼續開采煤炭。但是，保守黨政府和礦主們并未罷休。丘吉爾這么說道：“我們決定延緩危機，希望防止它爆發，如果防止不了，這是為了一旦時機成熟，就有效地收拾它。” 顯然，統治階級是隨時準備向工人開戰的。
保守黨政府利用形勢緩和的機會，強化警察的權力，逮捕了多名英共黨領袖。工聯卻毫無準備，甚至于1926年2月決定在塞繆爾委員會報告出來前采取任何行動。
總罷工的序幕
1926年4月，補助金用盡時，礦主宣布他們將從4月16日起封礦停業，除非允許減工資。工聯在接下來兩個星期嘗試跟政府達成協議，不過談判還是破裂。5月1日，1百萬名礦工因礦主封礦而停工。
資產階級政府的進攻是精心策劃的，他們之前通過了緊急權力法令，把糧食和煤炭儲備起來，區域民事委員會被賦予獨裁權力，隨時采取行動鎮壓工人階級。
資本家的進攻，引起了礦工的極大憤慨。工聯總委員會在工人群眾斗爭的壓力下，號召于5月3日開始，進行支援礦工的“全國罷工” 。這個號召，獲得了工人們的積極響應。
1926年5月3日，英國工人以驚人的一致性和空前高漲的革命熱情，展開了英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的全國總罷工。1926年的5月，英國瀕臨革命的邊緣！
5月4日星期二，英國的交通運輸陷入癱瘓。倫敦的315輛地鐵，只有15輛操作；4400輛巴士當中，只有300輛操作，而到了周末只剩下40兩；2000輛電車，只有9輛繼續行駛。全國各地也出現如此的景象。總罷工一開始的時刻，工人階級力量的威力，顯露無疑。如果沒有工人的同意，沒有一件物體可以移動！建筑工人、印刷工人、鋼鐵工人等，跟運輸工人、鐵路工人和碼頭工人攜手一致，表現出高度的團結，很有紀律，氣勢高昂。
罷工人數在短短幾天內，達到250萬人。工人們沖破工聯的限制，在全國各地自動組織罷工委員會、行動委員會、糾察隊和工人自衛隊等，英國頓時進入高漲的革命狀態。全國大部分的地區，道路、運輸和物品分配，都落在行動委員會的控制之中。由于缺乏全國性的協調政策，這些行動并沒有的有效聯合起來。把散布全國各地行動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聯合起來，將會是一個替代政府--工人政府的基礎，這也意味著斗爭從拯救礦工的防衛性抗爭，轉變成一場改變社會的進攻性戰斗。可惜的是，工聯的領袖們，甚至連持續進行防衛性戰斗的準備都沒有。
總罷工的迅速開展，給予壟斷資本家和保守黨政府重大的打擊。散布欺騙和蠱惑工人信息的資產階級報刊，幾乎完全停刊。統治階級驚惶失措，驚呼總罷工正把英國推向內戰。
革命的前哨？
這雖然還不是一場革命運動，但也不再純粹是工資的糾紛。它涉及了總罷工、行動委員會，而在英國的某些地區，如東北部，甚至出現近似雙重政權的情況，也就是工人控制了一切移動的事物。如果這不是一場工人革命戰，那也肯定是工人的防衛戰。工人階級從罷工抗爭中找到了不斷增長的自信，他們可以體會到和感受到接近甚至碰觸到政權的鼓舞。在總罷工過后，有超過3000人被控告，逾半數被指控煽動，譬如，一名電車清潔工人，僅因為喊了一聲“我們要革命”( We want the revolution) 就被罰款5英鎊！
工聯總委員會和工會改良派的領袖們，被嚴峻的行駛嚇倒了。他們要求工人不要走上街頭，不要破壞“秩序” ，要工人“遵從指示和相信你們的領袖” 。這些領袖匆忙尋找緊急出口，他們以種種借口來合理化他們投降的做法。工聯總委員會背著工人，跟政府進行叛賣性談判。
工會領袖的背叛
工聯支持了塞繆爾委員會的建議。那份于1926年3月發布的塞繆爾報告，提出礦業必須重組，但否決了國有化的建議。報告也建議取消政府的補助金，削減礦工工資，以保障礦主的盈利。礦工很自然的是拒絕了這個建議，也為甚至是工聯主義的基本訴求--保障不迫害任何罷工人士的條款都刪掉，而感到驚駭。
在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保證下(沒有繼續談判的保證、沒有免受迫害的保障，沒有結束封礦歇業的允諾)，工聯總委員會竟然急不及待地于5月11日，匆匆宣布結束總罷工。這是一次狼狽不堪的投降，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性行動，在工會改良派的出賣下失敗了。
稍后，政府立即宣布，它“沒有權力規定雇主重新雇傭每一個罷工的人” 。工會領袖向他們的會員散發“獲得保證” 的信息。全國各地的工人在收到關于總罷工結束的消息時，充滿了懷疑、憤怒和失望。工人被那些持續要求工人信任他們的領袖們，完完全全的出賣了。雇主們趁機發難，各地都有很多人被開除和減工資。
在工聯總委員會宣布結束總罷工的一天后，比起第一天罷工，更有額外10萬人走上街頭。這顯示了工人基層對工會領袖叛賣的不滿和憤怒。
英國共產黨
英國政府非常注意英國共產黨，雖然英共黨的規模相對的小，黨員人數僅從6千人增加到1萬人，但是英共的影響力遠遠超越其黨員人數。可惜的是，英共采納了局限其有效介入政治行動的能力。英共提出的口號是“權力歸于 (工聯) 總委員會” ( All Power to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TUC]) ，這在讓總委員會克服斗爭的地方主義或挫敗任何退出行動的意圖上，是相當重要的。不過，還需要兩個條件，那就是總委員會本身值得信賴，以工人的利益為出發來行動；以及來自基層的力量，如行動委員會，能夠由下而上地采取行動。但是兩者都沒有出現。英共和其支持者指望工聯中的“左翼” 領袖，會把工聯鎖定在正確的斗爭路線上。他們沒有花適當的時間去建立一個由下而上的運動，以至在領袖背叛是能夠及時干預。
當時正日益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必須對這場總罷工的失敗負上很大的責任。為了滿足在斯大林主義蘇聯的外交政策，英共被鼓勵對“左傾” 的工會領導存有幻想，并被指示跟工聯緊密合作。
總罷工結束后的一個星期，在沒有領導和指導下，工人看不到前進的方向，而開始回到工作崗位上。礦工們再次孤軍作戰，繼續堅持罷工，抗爭延續七個月之久。總罷工失敗后，英國政府于1927年頒布了<工會法令>( Trade Union Bill of 1927) 來打擊工會，同情的罷工被列為非法。
教訓與啟發
1926年英國總罷工，是上個世紀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一次光輝戰斗。它不僅再一次揭露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拾起也無法掩飾的根本矛盾，也顯示了工人階級洶涌澎湃的力量。這場偉大的群眾性運動，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去懷念，并讓今天的群眾運動，從中獲取教訓和啟發。
從1926年的英國總罷工的抗爭中，我們看到了國家政權對任何威脅其權威的挑戰，都會給予最無情且認真的打壓，因此作為工人階級一方，也必須認真地應對，絲毫不能怠慢。
我們也不應該錯誤低估工人階級的戰斗性，包括在象英國這樣的發達工業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為了讓工人的戰斗性找到聚焦點，那我們就必須力圖讓工人群眾不會受到工會領袖的擺布和阻擾。我們有必要建設一個政治基層的運動，以跟工會中的左翼領袖合作，卻又不依賴他們，否則就會造成象1926年的工人運動的災難。
1926英國總罷工，已經過去了八十年。八十年來，英國、歐洲，以至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抗爭此起彼伏，有高潮的時候，也有低潮的時期，但是工人階級的斗爭意志和意識卻從來不曾退卻。最近，當法國百萬群眾罷工、罷課上街反對<首次雇傭合約>(CPE) 時，人們想起了1968年的五月風暴。而當英國的工人于3月28日罷工，上街捍衛退休金權利，而工會仍然是采取投降做法時，人們又在勾起對1926年的記憶。
1926年5月3日至12日，是對英國工人階級，也是國際工人階級來說，意義重大的日子。1926年英國總罷工，訓戒著工人運動，必須提防工運中的機會主義；它也繼續鼓舞和啟發著工人群眾，必須把斗爭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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