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胡星斗《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一文（二）

無知、無賴、無恥文人的瘋狂表現　　

——簡評胡星斗《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一文（二）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3、文字獄：封建社會文字獄密布，朱元璋殺了數萬讀書人，雍正、乾隆制造了無數的文字獄，死者延頸相望。可是，與毛澤東的文字獄相比，古代統治者也是小巫見大巫，自嘆弗如。　　

第一文字獄胡風案：胡風因寫《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被毛澤東說成是“反革命意見書”，共牽連2100多人，許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風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滿后又不釋放，他上書要求釋放，結果被判無期徒刑。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　　

一，胡風寫給中共中央的30萬言意見書是公開了的，是不可能有什么人可以斷章取義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也是公之于眾的，當時的廣大的黨員、廣大的群眾都是看到的，不是什么暗箱操作，不是什么陰謀詭計。胡風的案子是不是反革命集團案件，中國人民是有發言權的，是直接參與評判的。　　

二，胡風看到形勢不妙，對自己很不利時，是寫過《我的聲明》和《我的自我批判》的，這說明他對自己所寫的那三十萬言書理不直氣不壯！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呢？這種認錯是不是轉攻為守的一種手段呢？是不是真的認了錯就不應該批判了呢？我想這些問題讀者都會做出合理的回答的！在這里需要提到的是，有人就對自己的錯誤曾經信誓旦旦地說過“永不翻案”之類的話，是不是可信呢？事實充分證明“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兩件事雖然不同，但是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三，從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文化部、中宣部，到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沒有人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持反對意見，就是后來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的鄧小平在當時也是擁護的，是沒有任何異議的。這里有一個問題，毛澤東是應該相信胡風個人呢？還是應該相信各級組織！毛澤東是應該相信胡風的辯白呢？還是相信胡風的三十萬言書和舒蕪上交的那些黑紙白字！毛澤東認識、分析事物的能力和水平就那么低嗎？林默涵、鄧拓、周揚、胡喬木、陳伯達、陸定一、康生、張聞天、董必武、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等等，他們的職務級別一個比一個高吧，他們的認識水平就都那么低嗎？毛澤東逝世后，翻案風盛極一時，胡耀邦就說過：“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講的，不管是哪一級、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鄧小平關于胡風案的認識的水平為什么一下子就高了起來呢？當時在胡風案上并沒有什么發言權的胡耀邦怎么也一下子成了權威呢？鄧小平和胡耀邦的分析和認識事物的能力真的是突飛猛進了嗎？胡風案得到“平反”不是什么值得令人驚訝的事情，地、富、反、壞、右不是也都平反了嗎？難道地主、富農就沒有壓迫剝削過窮人嗎？難道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就不存在嗎？中國的社會就真的就那么和諧嗎？如果真的如此，沒有壓迫剝削，沒有壞人，中國豈不是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進入共產主義了嘛！事實卻不是這樣的，那么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我想到了醉翁之意、項莊舞劍、司馬昭之心！在這里需要提一提一個名叫王文正的人，與人合作寫了《我所親歷的胡風案》一書(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自稱“參加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預審工作”，又稱“親歷了整個‘胡風專案’的全過程”。他把審判胡風案的過程說的一無是處，什么“拘捕胡風是在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決定之前。那么，當時到底是中央的指示，還是公安部門的決定？在我所接觸的材料中，都沒有見過文字記載”，什么“沒有一份文件向具體執行者說明政策”，什么“說是完全沒有政策也不全對，這個政策是在一種秘密的情況下傳達的”，這個王文正記錄了這個秘密傳達的六條政策等等，我認為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王文正認為此案有那么多不合理之處，有那么多不合法之處，如果在當時就提出這些疑問，那么他是一名很優秀的法律工作者，可是他當時并沒有提出任何的不同意見，現在卻站出來振振有辭，這不是令人深省的嗎？此人給我的感覺起碼是是很滑稽的，是有些善于變色的。這樣的人看來不止一個。　　

四，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并發出通知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由此可以看出，此案原來的定案和平反后的判定在于“反革命”言論和“錯誤言論”以及“集團”和“宗派活動”的區別。這樣的區別是很耐人尋味的，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取消了對胡風的文藝思想和宗派活動等問題的嚴厲指責。這是過了八年之后，由中央辦公廳發出的通知，而不是由公檢法司等法律部門經過法律程序完成的徹底平反，同樣是耐人尋味的。根據　1980年7月21日　《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中說，1955年“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共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內有黨員32人）其中劃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給予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62人。”需要說明“觸及2100人”和“牽連2100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著明顯的區別。　　

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確切的認為，胡星斗說什么“與毛澤東的文字獄相比，古代統治者也是小巫見大巫，自嘆弗如”，純屬造謠污蔑！現將毛澤東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示極其注釋等附于此處，那些注釋可以使我們比較清晰的了解胡風案的發展過程，請讀者閱讀分析，同時也請各位讀者再次體會毛澤東那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偉大思想：　　

對中國作協關于公開印發胡風〔１〕給中央報告的部分內容的說明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一　　

劉、周、鄧〔２〕即閱，退陸定一〔３〕同志，照辦。　　

···　　

毛　澤　東　　

一月十二日　　

作了一點文字上的增改〔４〕。　　

根據手稿刊印。

二　　

胡風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個關于文藝問題的意見的報告〔５〕，經中共中央交本會主席團處理。本會主席團認為該報告中關于文藝思想部分和組織領導部分，涉及當前文藝運動的重要問題，主要地是針對著一九五三年《文藝報》刊載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兩篇文章〔６〕而作的反批判，因此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后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現在決定將胡風報告的上述兩部分印成專冊，隨《文藝報》附發，供讀者研究，以便展開討論。為便于讀者研究，將林默涵、何其芳的兩篇文章也重印附發。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根據隨《文藝報》一九五五年第一、二號合刊附發的《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注　釋　　

〔１〕　胡風，當時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２〕　劉，指劉少奇。周，指周恩來。鄧，指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

〔３〕　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４〕　見本篇（二），文中用宋體字排印的是毛澤東加寫和改寫的文字。

〔５〕　指胡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

〔６〕　指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寫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載《文藝報》一九五三年第二號）和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何其芳寫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載《文藝報》一九五三年第三號）。

在周揚關于同胡風談話情況的報告上的批語〔１〕（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　　

劉、周、小平〔２〕閱，退周揚同志：　　

（一）這樣的聲明〔３〕不能登載；（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　　

毛　澤　東　　

一月十五日　　

注　釋　　

〔１〕  這個批語寫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關于同胡風談話情況給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并轉毛澤東的報告上。報告中說，昨晚胡風來談話，表示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并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致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相對抗，并說希望不要公開發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如要發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聲明。胡風，當時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２〕  劉，指劉少奇。周，指周恩來。小平，即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

〔３〕　指胡風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寫的《我的聲明》，主要內容是：一、一九五四年七月我向中央的報告中所表現的對黨、對文學事業的態度，本人已初步認識到是錯誤的，有害的。二、這個報告對今天的文藝運動所得出的判斷是帶有很大的主觀成分的，其中有些具體提到的情況和例證，當時沒有很好地調查研究，后來發覺有不切實際之處，因材料已印好，來不及修正。對以上這些，我當負我應負的責任，希望同志們加以批判。

關于編輯、發表胡風問題〔１〕材料的批語（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一　　

周揚〔２〕同志：　　

按語不好，改寫了一個〔３〕，請你和陸定一〔４〕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為可用，請另抄付印，原稿退還給我為盼！　　

毛　澤　東　　

五月十一日　　

可登人民日報，然后在文藝報轉載。按語要用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時以后，或明日下午，來我處一商。

二　　

定一、周揚同志：　　

社論〔５〕尚未看。對“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點，增加了幾段。請你們兩位，或再邀請別的幾位同志，如陳伯達、胡喬木、鄧拓、林默涵〔６〕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當。我以為應當借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　　

毛　澤　東　　

六月六日　　

請再打清樣送我看一次。清樣打出來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們認為要送的人以外，請送劉、周、小平、彭真、彭德懷、董老、張聞天、康生〔７〕各一份，（朱、林、陳云〔８〕同志不在家）并請他們提出意見。又及　　

三　　

定一、周揚、鄧拓同志：　　

社論和“材料”兩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請你們酌定。請照此再打清樣送各政治局同志看。關于寫文章，請注意不要用過于夸大的修飾詞，反而減損了力量。必須注意各種詞語的邏輯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條理（也是邏輯問題）。廢話應當盡量除去。請定一務于今天下午四時前將胡風分子簡歷送交我為盼！　　

毛　澤　東　　

六月八日上午八時　　

此信和兩件清樣請給喬木同志一閱。　　

四　　

定一、周揚、鄧拓同志：　　

寫了一個序言〔９〕，兩條按語〔１０〕，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請你們看后打清樣交上次會議那些同志看過，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毛　澤　東　　

六月十二日二時　　

五　　

尚昆〔１１〕同志轉交定一、周揚、鄧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請你們再看一遍，如無錯誤，即可付印，并打紙版送各地照印。此書出版的時候，可將《序言》一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目叫“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１２〕，以期引起人們注意。其他的，不要登報。　　

毛　澤　東　　

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時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１〕　參見本冊第113頁注〔１〕。

〔２〕　周揚，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

〔３〕　指毛澤東為《人民日報》發表胡風《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蕪《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寫的編者按。見本冊第112——113頁。

〔４〕　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５〕　指《人民日報》社論稿《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后來發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報》。

〔６〕　陳伯達、胡喬木，當時均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鄧拓，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林默涵，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７〕　劉，指劉少奇。周，指周恩來。小平，即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彭真，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彭德懷，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老，即董必武，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康生，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８〕　朱，指朱德。林，可能指林伯渠，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９〕　指毛澤東為《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寫的序言。見本冊第168——170頁。

〔１０〕　指毛澤東為收入《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補寫的兩個按語。見本冊第171——175頁。

〔１１〕　尚昆，即楊尚昆，當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

〔１２〕　這篇序言后來發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上。

為《人民日報》發表《關于胡風反黨集團〔１〕的一些材料》等寫的編者按（一九五五年五月）　　

胡風的這篇在今年一月寫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寫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蕪的那篇《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一同發表，是有這樣一個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風利用我們的報紙繼續欺騙讀者。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那些信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什么“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觀點上，和封建傳統反抗的各種傾向的現實主義文藝”，什么“和人民共命運的立場”，什么“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黨的政治綱領”，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這種種話，能夠使人相信嗎？如果不是打著假招牌，是一個真正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知識分子（這種人在中國成千成萬，他們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并愿意受黨領導的），會對黨和進步作家采取那樣敵對、仇視和痛恨的態度嗎？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胡風反黨集團中像舒蕪那樣被欺騙而不愿永遠跟著胡風跑的人，可能還有，他們應當向黨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檢討要像舒蕪那樣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胡風應當做剝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面，揭露真相，幫助黨徹底弄清胡風及其反黨集團的全部情況，從此做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　　

根據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刊印。（有毛澤東手稿）

注　釋　　

〔１〕　胡風，當時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人民文學》編委。一九五四年七月，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系統地陳述他對文藝思想和文藝工作方面的意見。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黨中央提出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共中央批準并轉發了中宣部的報告，要求各級黨委重視這一思想斗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斗爭來看待。同年四月前后，胡風給舒蕪的一批書信受到注意，被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于五月十三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為此寫了這篇編者按，將胡風及有關一些持相同意見的人，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將胡風逮捕。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和《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一九五五年六月將陸續發表的三批材料編印成書，題為《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為該書寫了序言。一九六五年，胡風被判處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六年。一九六九年又加判為無期徒刑。一九七八年底撤銷對胡風的無期徒刑的判決，宣布釋放。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的通知中，宣布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通知說：“‘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從平反之日起恢復原工資待遇，本人歷史上有其他問題的，是什么問題就按什么問題作結論，并由原單位妥善做好對他們的安置工作。凡經過法律程序判決的，建議由原經辦的法院依法撤銷原判。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一九八一年，胡風被補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一九八五年五月，公安部對胡風政治歷史中遺留的幾個問題進行了復查，予以平反撤銷，并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向有關部門發了通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又發出《關于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通報了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的有關胡風文藝思想等方面的幾個問題的復查意見。關于“五把刀子”問題，補充通知說，“經復查，這個論斷與胡風同志的原意有出入，應予撤銷”。關于“宗派活動”問題，補充通知說，“本著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和團結起來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對這類問題作出政治性的結論。這個問題應從《通知》中撤銷”。關于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補充通知說，應“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決斷。這個問題也從《通知》中撤銷”。

轉發北京市委關于查處胡風分子的報告的批語（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　　

陸定一〔１〕同志：　　

請考慮用中央名義將此件〔２〕通報各地黨委及中央各部門和國家機關各黨組，要他們注意在所屬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和部隊中調查和研究有無胡風分子，并按情況作適當處理。凡有胡風分子較多的省市均應指定幾個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組織胡風問題小組，專門注意處理此事。前談指示〔３〕，可后發，先發此件。請于日內擬好，交我，為盼。　　

毛　澤　東　　

六月一日　　

此件用后退毛。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１〕　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五人小組組長。

〔２〕　指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關于查處胡風分子問題給中央的報告。報告說，市委根據中央對處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指示，召開了黨員干部會，布置了這一工作，并成立了辦公室專門理處“胡風集團”問題。現已在高等院校和市屬機關、人民團體中發現與胡風關系密切的有六人，并發現了若干可疑線索。對其中問題嚴重的人，已令其停職反省，其余的正在繼續調查了解。

〔３〕　指準備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給各地黨委的指示。　　

對中央關于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１〕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２〕　　

一　　

劉、周、鄧小平、彭真〔３〕閱后即發。　　

毛　澤　東　　

六月三日　　

二　　

各省市委和黨組必須認識這一斗爭的目的，不但在于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地是借著這一斗爭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干部）的覺悟，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的特務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因此，當斗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時，就要公開號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動分子進行自我坦白，這種坦白，向小組會向大會向負責人去做或寫書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學學生和小學學生中不要去進行這種坦白的號召。　　

注　釋　　

〔１〕　參見本冊第１１３頁注〔１〕。

〔２〕　本篇（二）是毛澤東在中央指示稿中加寫的第六條。此外，在指示稿第一條中，講到“我們現在的黨政軍民各種機關中，和廠礦學校中，其所有人員，包括起義人員、留用人員在內，絕大多數是好人”中的“絕大多數”后面，毛澤東加括號寫了“百分之九十幾”；在講到“但同時，這些機關廠礦學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在全體人員中是絕對少數”時，毛澤東在“絕對少數”后面加括號寫了“占百分之幾，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在指示稿第五條講到各省市委應一律成立五人小組來領導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工作一段的后面，毛澤東加寫了“黨委書記和常委對此事應積極注意抓緊領導”。

〔３〕　劉，指劉少奇。周，指周恩來。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彭真，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序言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為應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們現在將《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間所發表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論編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叫《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在這本書中，我們仍然印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為讀者研究這個反革命兩面派的一項資料，不過把它改為附件，印在舒蕪那篇“材料”的后面。我們對三篇“材料”的按語和注文，作了少數文字上的修改。我們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兩個按語。第一、第二兩篇題目中的“反黨集團”字樣，統照第三篇那樣，改為“反革命集團”，以歸一律。此外，一切照舊。　　

　　估計到本書的出版，如同《人民日報》發表這些材料一樣，將為兩方面的人們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將注意它。一方面，廣大人民將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緒的人們，將從胡風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鳴。胡風和胡風分子確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他們咒罵革命的話和他們的活動策略，將為一切能得到這本書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賞，并從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階級斗爭的教育。但是不論怎么樣，總是無救于他們的滅亡的。胡風分子的這些文件，如同他們的靠山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一切反對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樣，并不是成功的紀錄，而只是失敗的紀錄，他們沒有挽救他們自己集團的滅亡。　　

　　廣大人民群眾很需要這樣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樣耍兩面派手法呢？他們怎樣以假象欺騙我們，而在暗里卻干著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呢？這一切，成千成萬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反革命分子鉆進我們的隊伍中來了。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別好人和壞人。我們善于辨別在正常情況之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但是我們不善于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某些人們。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象蔭蔽著。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其真象蔭蔽得十分徹底。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他們的言論、行動，不但跟共產黨人不相同，跟廣大的黨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過是抓住了他們的大批真憑實據而已。就胡風分子的許多個別的人來說，我們所以受他們欺騙，則是因為我們的黨組織，國家機關，人民團體，文化教育機關或企業機關，當著接收他們的時候，缺乏嚴格的審查。也因為我們過去是處在革命的大風暴時期，我們是勝利者，各種人都向我們靠攏，未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一次徹底的清理。還因為辨別和清理壞人這件事，是要依靠領導機關的正確指導和廣大群眾的高度覺悟相結合才能辦到，而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點的。凡此種種，都是教訓。　　

我們所以重視胡風事件，就是要用這個事件向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向具有閱讀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向他們推薦這個“材料”，借以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這個“材料”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廣大的革命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了辨別能力，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的。　　

按語（選輯）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一　　

　　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干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胡風所領導的一批人，據說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個具有“資產階級理論”“造成獨立王國”的共產黨宗派所“仇視”和“迫害”，因此，他們要報仇。《文藝報》問題，“不過是抓到的一個缺口”，這個“問題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這是一個宗派主義統治的問題”，而且是“宗派和軍閥統治”。問題這樣嚴重，為了掃蕩起見，他們就“拋出’了不少的東西。這樣一來，胡風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里。過去說他們好象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干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借口。那個地方有他們的人，那個地方就會生出一些古怪問題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解放以后是發展了，如果不加制止，還會發展下去。現在查出了胡風們的底子，許多現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他們的活動就可以制止了。　　

二　　

　　蘆甸這種以攻為守的策略，后來胡風果然實行了，這就是胡風到北京來請求派工作，請求討論他的問題，三十萬字的上書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藝報》問題放大炮。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面造謠；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現象，攻擊事情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沖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于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斗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斗爭——合法的斗爭和非法的斗爭。我們革命黨人必須懂得他們這一套，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以便戰勝他們。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復雜的階級斗爭看得太簡單了。　　

三　　

　　由于我們革命黨人驕傲自滿，麻痹大意，或者顧了業務，忘記政治，以致許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里面”來了。這決不只是胡風分子，還有更多的其它特務分子或壞分子鉆進來了。　　

四　　

　　共產黨員的自由主義傾向受到了批判，胡風分子就叫做“受了打擊”。如果這人“斗志較差”，即并不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而愿意接受黨的批判轉到正確立場上來的話，對于胡風集團來說，那就無望了，他們就拉不走這個人。如果這人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斗志”不是“較差”而是“較好”的話，那末，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險。胡風分子是要來“試”一下的，他們已經稱這人為“同志”了。這種情況，難道還不應當引為教訓嗎？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錯誤的共產黨員，在他們受到批評的時候，應當采取什么態度呢？這里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條是改正錯誤，做一個好的黨員；一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后一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五　　

　　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國際國內階級斗爭力量對比的形勢一樣，敵人也在經常估計這種形勢。但我們的敵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動派，他們是注定要滅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總是錯誤的。他們的階級本能引導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樣了不起，而革命勢力總是不行的。他們總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我們親眼看到了許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日本軍國主義，墨索里尼，希特勒，蔣介石，一個一個地倒下去了，他們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動的錯誤。現在的一切帝國主義也是一定要犯這種錯誤的。難道這不好笑嗎？照胡風分子說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嗚呼完蛋”的，這種力量不過是“枯黃的葉子”和“腐朽的尸體”。而胡風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雖然“有些脆弱的芽子會被壓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卻“正沖開”什么東西而要“茁壯地生長起來”。如果說；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里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歐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階級徹底滅亡之后多少年內，很可能還會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動著。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失敗的。這是因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　　

六　　

　　這封信里所謂“那些封建潛力正在瘋狂的殺人”，乃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對于我國人民革命力量鎮壓反革命力量的偉大斗爭感覺恐怖的表現，這種感覺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階級、集團和個人。他們感覺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眾感覺高興的事。“史無前例”也是對的。從來的革命，除了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剝削制度代替非剝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為其結果的，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作徹底鎮壓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們，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是以最后消滅任何剝削制度和任何階級為目標的革命，被消滅的剝削階級無論如何是要經由它們的反革命政黨、集團或某些個人出來反抗的，而人民大眾則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干盡、全部地將這些反抗勢力鎮壓下去。只有這時，才有這種必要，也才有這種可能。“斗爭必然地深化了”，這也說得一點不錯。只是“封建潛力”幾個字說錯了，這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一語的反話，如同他們所說的“機械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反話一樣。 　　

七　　

　　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較之我們革命隊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在內，階級覺悟的高低，政治嗅覺的靈鈍，是大相懸殊的。在這個對比上，我們的好些人，比起胡風集團里的人來，是大大不如的。我們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如果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什么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斗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0-167頁

　1980年9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并發出通知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對胡風的判決，宣告胡風無罪。1985年公安部對胡風政治歷史中遺留的幾個問題進行復查，予以平反撤銷，經中央書記處同意，向有關部門發出了為其進一步平反的通報。　1988年6月18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在1980年對胡風集團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礎上，經過調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說明，取消了對胡風的文藝思想和宗派活動等問題的嚴厲指責。至此，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得到徹底平反。]　　

第二文字獄《劉志丹》小說案：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成歌頌劉志丹的小說，結果被毛澤東說成“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副總理習仲勛被打成“彭（彭德懷）、高（高崗）、習反黨聯盟”，12000人受到迫害，許多人喪命。連習仲勛吃過8次飯的飯館經理也被誣為“習仲勛的交通員”而被捕，株連烤鴨店、湖南飯店等50幾戶，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被害死，一機部副部長白堅被斗致死，湖南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專政隊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打死，連為李建彤帶過路的陜北貧農王悅賢、劉景華也被打死。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眾所周知，小說的創作背景往往是很重要、很說明問題的。各位讀者請允許我引用兩篇文章的部分內容，篇幅有些長，我認為會對我們了解小說《劉志丹》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篇名為《小說〈劉志丹〉的作者談閻紅彥上將》的文章寫到：　　

李建彤稱閻紅彥當年在山西搞了一支紅軍游擊隊，在當地站不住腳。西渡黃河到陜北，還是站不住，又逃到陜甘（延安以北叫陜北，以西稱陜甘），來投奔劉志丹。當時，劉志丹的隊伍住在三家塬，閻紅彥見劉志丹有一伙人馬，還有塊根據地，就搞突然襲擊，繳了劉志丹隊伍的槍，把劉志丹的人殺了一批，奪了劉志丹的權，把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也開除了。書里涉及到這些歷史事件，李建彤不肯明說，就寫得像是發生了一場誤會，對閻紅彥也是化名來寫的，表面上并沒有把他往路線上聯系。為這事還訪問過閻紅彥，他到北京開會，住在前門飯店。他自然反對寫這本書。對黨內斗爭也說得吞吞吐吐。閻紅彥只是說“你不要寫劉志丹，不如寫謝子長。”他說，劉志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著女人一塊跑。其實他的隊伍也是這樣的。但閻紅彥說，他們的隊伍成份好，紀律好。聽著也沒什么，雖然他說不清楚老百姓為什么擁護“為害一方”的劉志丹，反對他這個“為民除害”的閻紅彥，我也不想細問。但他又說，“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我就特別反感了: 都什么時代了，他還是這么種態度！我心想，過了這么多年你還這么想，這哪兒還像是革命同志的感情？其實閻紅彥的隊伍也搶人，也搞女人。不搶人，吃什么？不搞女人，如何發泄？他把劉志丹搞垮了，自己在陜甘還是呆不住，又帶著隊伍跑回陜北，就這么亂竄。小說寫他打仗勇敢，并沒有說他犯了路線錯誤。他怎么就是路線正確？謝子長負傷，也用鴉片治療。沒有別的藥嘛。沒有飯吃去“籌糧”，說得好聽點兒是“借”，難聽點兒就是“搶”。紅軍打土豪，還要洋錢（銀元），現在叫“綁票”，把人抓起來，叫家中拿錢贖人，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不交錢就撕票。那時叫“籌款”，還不是搶？“鬧紅軍”時，我不到十歲，我家院子就是關押“土豪”的地方，幾十個，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兩戶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還能等他們來打？誰富裕一點，誰就成了土豪。小工商業全毀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嚇得我夜里盡做惡夢。現在的年輕人聽著，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來你們都是雞鳴狗盜之徒呀！現在宣傳的都是紅軍紀律如何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沒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紅軍早就餓死光了，哪還有今天。　　

高崗從西安來到陜甘，他是陜西省委軍委書記，支持劉志丹，劉志丹的隊伍又發展了起來，建立了紅二十六軍，打到陜北，陜北和陜甘連成一片，全紅了。這時徐海東、程子華的紅二十五軍，也從陜南轉移到陜北，他們在陜南作戰時，把楊虎城派去聯絡的張漢民團消滅了，還帶了一個活口，到陜北來指認反革命。陜北執行左傾路線的人，利用了這一點，重操故伎，把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劉景范都抓了起來。逮捕令誤送到劉志丹手里，他滿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來，也可以調兵內訌，但他沒有反抗，主動投案，和那些人講道理。這次肅反，殺了六七百人，把知識分子幾乎殺光了。要不是中央紅軍趕到，劉志丹他們的命也保不住了。這些事已經令人觸目驚心了。但是《劉志丹》小說中還是把他們當正面人物來寫的。中央點過名的，就按決議精神寫，用的假名，也沒有丑化。張漢民已確定為革命烈士，有的回憶錄還把消滅張漢民當作“戰功”，引起一片抗議。有的把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會師，寫成和紅二十五軍會師，陜北干部感到不平。他們反賓為主，把陜北紅軍幾乎搞光了，怎么一字不提呢？但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沒有涉及這些問題，我們也繞開了。中央確認劉志丹、高崗是正確路線，閻紅彥們挨了整，憋了一肚子氣。高崗出事了，他們想翻案沒有翻過來，就借小說《劉志丹》出氣。向康生吿發，無非是想說他們是“正確路線”。我看過《毛澤東選集》中附錄的中央決議，知道陜北也有路線斗爭，但不了解都是哪些人挨了整，只感到戰爭年代，斗爭有它特殊的復雜性，中央又做了結論，問題已經解決了。誰知不是那么回事，兩邊都還憋著勁兒。被批評的口服心不服，有的口也不服，時刻想翻案；當時被肯定的老怕人家殺回馬槍，當年被整得太慘，沒有報仇，有委曲，有的人還在暗中較勁。中央西北高干會議看似解決了問題，又留下了許多后遺癥。中央可沒心思再開第二次西北高干會。再挑起糾紛，就覺得你不識抬舉。現在回頭看，問題一發生，李建彤就處于劣勢。閻紅彥當過二十幾軍軍長，根本不把李建彤當對手。他想翻案，撇開歷史是非，緊抓政治要害，揪住小辮子不放，硬坐實你為高崗翻案，反正都沒有看過書，也好糊弄。先將你置于為自己辮誣的地位，叫你沒有還手之力，就把她徹底孤立了。等到哪天查清楚，人家的目的早就達到了。歷史是非問題一變而成為政治問題，而且又切合階級斗爭主題，就只能挺著挨打了。　　

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辯：我寫的是歷史，又不是寫高饒聯盟，怎么是翻案呢？筆記本也不交，中央追得緊，她就用墨筆把一些談話內容抹掉了。辦案人員問她為什么這樣干？她說：“我要保護一些人。”堅不吐實，頑抗到底。她說有理走遍天下。當年肅反，他們告發、殺害了那么多的人，如果不是中央紅軍來了，劉志丹也讓他們殺了。他們算什么正確路線？　　

……　　

文革后李建彤要求平反時，習仲勛已經復出，但還沒有分配工作，他的夫人還極力反對李建彤申訴：“人剛出來，你又鬧翻案，再折騰進去怎么辦？”中央發出58號文件為《劉志丹》案平反后，稿子在原來的基礎上略作修改，只出了上卷，就是工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那個版本。后來，李建彤聽一些老干部的建議，又重新寫了一遍，寫成三卷，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一次寫的，路線斗爭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更突出了。以前還有所顧忌的事情，現在是撕破了臉，放手去寫了。閻紅彥那一派又告了一狀，中央成立了調查組，重新調查。最后胡耀邦決定停止發行。也許是不想在歷史問題上糾纏不休，息事寧人吧。（看來，寫小說是不是能反黨姑且不論，但寫小說整人與被人整是確鑿無疑）　　

有一篇《何家棟訪談：關于小說〈劉志丹〉寫作的前前后后》，這里有些文字與《小說〈劉志丹〉的作者談閻紅彥上將》相同，當然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希望讀者耐心讀完。該文寫到：　　

閻紅彥當年在山西搞了一支游擊隊，在當地站不住腳。西渡黃河到陜北，還是站不住，又逃到陜甘（延安以北叫陜北，以西稱陜甘），來投奔劉志丹。當時，劉志丹的隊伍住在三家塬，閻紅彥見劉志丹有一伙人馬，還有塊根據地，就搞突然襲擊，繳了劉志丹隊伍的槍，把劉志丹的人殺了一批，奪了劉志丹的權，把劉景范也開除了。書里涉及到這些歷史事件，我也不明白，問李建彤是怎么回事，她不肯明說，就寫得像是發生了一場誤會，對閻紅彥，也是化名來寫的，并沒有把他往路線上聯系。我曾為這事訪問過閻紅彥，他到北京開會，住在前門飯店。他自然反對寫這本書。對黨內斗爭也說得吞吞吐吐，我沒有什么路線意識，以為這是黨內秘密，不想多問。閻紅彥只是說“你不要寫劉志丹，不如寫謝子長。”他說，劉志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著女人一塊跑。其實他的隊伍也是這樣的。我對他們之間的斗爭本來沒有特別的傾向，這時閻紅彥說，他們的隊伍成份好，紀律好，我聽著也沒什么；雖然他說不清楚老百姓為什么擁護“為害一方”的劉志丹，反對他這個“為民除害”的閻紅彥，我也不想細問。但他又說，“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我就特別反感了: 都什么時代了，他還是這么種態度！我心想，過了這么多年你還這么想，這哪兒還像是革命同志的感情？其實他的隊伍也搶人，也搞女人。不搶人，吃什么？他把劉志丹搞垮了，自己在陜甘還是呆不住，又帶著隊伍跑回陜北，就這么亂竄。小說寫他打仗勇敢，并沒有說他犯了路線錯誤。他怎么就是路線正確？謝子長負傷，也用鴉片治療。沒有別的藥嘛。沒有飯吃去“籌糧”，說得好聽點兒是“借”，難聽點兒就是“搶”。紅軍打土豪，還要洋錢（銀元），現在叫“綁票”，把人抓起來，叫家中拿錢贖人，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不交錢就撕票。那時叫“籌款”，還不是搶？“鬧紅軍”時，我不到十歲，我家院子就是關押“土豪”的地方，幾十個，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兩戶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還能等他們來打？誰富裕一點，誰就成了土豪。小工商業全毀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嚇得我夜里盡做惡夢。現在的年輕人聽著，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來你們都是雞鳴狗盜之徒呀！現在宣傳的都是紅軍紀律如何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沒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紅軍早就餓死光了，哪還有今天。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調，“共產風”刮得那么兇，也不是“群眾自愿”的。大概是“打土豪”發展上來的“革命傳統”吧。
    原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秘書組長李原，在《百年潮》2003年第3期上發表了《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現在也附錄于下，共讀者分析參考。　　

小說《劉志丹》是劉志丹的一位親屬撰寫的長篇歷史傳記小說。它經歷了一個1962年被否定——1980年被肯定——1986年被最終否定的過程。　　

1962年，時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對這部小說提出過批評意見。筆者當時擔任省委副秘書長兼閻紅彥的秘書組長，在1962年前后一段時間，直接間接地接觸過有關的若干歷史資料，現在如實摘要披露，供讀者和研究工作者參考。　　

閻紅彥贊成為劉志丹寫小說并建議作者修改樣書　　

閻紅彥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是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是《劉志丹》一書許多主要內容的重要歷史見證人。他參加過1927年我黨領導的西北地區最早的清澗武裝起義，1930年曾和劉志丹、謝子長一起從事兵運活動。1931年參與創建和領導了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后因山西環境險惡，他率領晉西游擊隊轉移到陜北，同年11月和劉志丹領導的武裝會合。在這個基礎上，1932年初和謝子長、劉志丹共同組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一次正式在陜甘邊區打出工農紅軍的旗幟。他們三人先后擔任過總指揮。陜甘游擊隊后改編為紅二十六軍。這時，閻紅彥和謝子長、劉志丹一起受到王明“左”傾錯誤執行者的打擊迫害。1932年年底，閻紅彥被迫離開部隊，先后奉派到了華北和蘇聯。中央進駐瓦窯堡不久，閻紅彥從蘇聯攜帶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恢復電訊聯系的密電碼回到陜北。這時謝子長已經犧牲。1936年，閻紅彥任紅三十軍軍長，又和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一起東征抗日。同年4月，劉志丹在東征中不幸犧牲。1941年5月，高崗當了西北局書記。他為了繼續攀升，便夸大西北革命歷史和個人歷史，掩蓋自己的歷史污點。對了解他歷史底細的閻紅彥，高崗先是封官許愿，拉攏利誘，要閻紅彥為他作偽證。被閻紅彥當面揭穿、嚴詞拒絕后，高崗利用1942年陜甘寧邊區高干會議和1945年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的機會，對閻紅彥進行誣陷和斗爭。因為沒有事實，斗不下去，最后康生在會上宣布：“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后不準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閻紅彥為了對黨負責，對歷史負責，向中央揭發了高崗的嚴重問題，并要求記錄存檔。1954年高崗反黨篡權面目暴露后，中央充分肯定了閻紅彥對高崗的原則性斗爭。中央認為，歷史證明閻紅彥對高崗的看法是正確的。毛澤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公開向閻紅彥賠禮道歉，說：閻紅彥同志，很對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當時只怪我……看錯了人。　　

閻紅彥一貫贊成宣傳劉志丹。他在回憶錄中也實事求是地熱情贊揚和高度評價劉志丹。為了宣傳好劉志丹，閻紅彥接受過這部小說作者的訪問，介紹了劉志丹的許多歷史故事。但直到《劉志丹》(上卷)即將公開出版發行時，他并未看到送審樣書。　1962年7月21日　，閻紅彥從昆明去北戴河參加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途經北京時，在閑談中得知一位老戰友收到了《劉志丹》(上卷)樣書，閻才知道這部小說即將出版。　　

閻紅彥隨即借來樣書閱讀。之后，作者送來征求意見的樣書，并且一面解釋未給閻紅彥送書的原因是他不在北京，一面對閻紅彥說：書馬上就要出版發行了，你有什么意見，等再版時可以考慮。閻紅彥有重點地看了一些章節，發現有些重大問題不符合歷史事實，是作者隨意虛構的，便打電話，請一位西北老同志轉告作者，他認為小說需要修改，建議暫緩出版。　　

閻紅彥在7月22、23日兩天繼續看這部書，然后致信作者說，他贊成寫一些合乎實際的有教育意義的文章來紀念志丹和其他同志，但《劉志丹》事實上是用小說的形式來總結西北革命斗爭歷史，這就不能不涉及到許多原則性的問題。有些問題是需要由中央作結論的，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你的文章有許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歷史不符，因此我不同意發表。　　

看得出來，閻紅彥當時是企圖通過老同志施加影響和規勸作者商量修改這部小說，希望把小說寫成在原則問題上符合歷史事實的作品。他沒有想到，　8月3日　他從北京來到北戴河后，發現《工人日報》已于　7月28日　開始連載這部小說的部分章節，并加了按語推薦此書。8月16日，又從《人民日報》廣告欄看到《中國青年》雜志當期要目中，有《劉志丹》內容介紹和摘登。于是閻紅彥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負責人提出了意見。　8月5日　《工人日報》停止連載。　8月17日　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給閻紅彥轉來《中國青年》關于刊登《劉志丹》的情況說明。兩家報刊刊發這部小說和有關的情況說明，使閻紅彥深感意外。他不明白，為什么在黨內會出現如此令人感到意外的情況：明明書中涉及到一些重大原則問題，為什么不給了解陜北歷史并有直接關系的同志看看，而要急急忙忙在報刊上連載和出書呢。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難免使他產生一種諱莫如深的感覺，這就動搖了他只是希望在規勸作者進行修改這個層面商量解決問題的信心，他決定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和正常程序給中央有關部門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在《人民日報》刊登《中國青年》目錄的第二天，　8月17日　，他致信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簡要地敘述了對這部小說的看法。并說，如有必要，此信可以轉書記處同志看看。閻紅彥從　7月21日　到9月初看完樣書全文后，　9月3日　又致信楊尚昆并書記處。他寄希望在西北老同志的范圍內商量修改這部小說，于是提出兩條積極的建議：1，將此書發給參加十中全會的西北老同志看看；2，由中央宣傳部僅就這本書組織一次座談會，因為大家沒有時間詳談西北歷史問題，建議用3、5天時間談談該書中涉及的一些原則問題。　　

閻紅彥信中提出的具體建議并未被中央采納。他不知道，在這之前，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康生已直接介入此事。康于　8月24日　致信楊尚昆，要書記處處理《劉志丹》的問題。同時，康生已通知出版社趕印小說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8月26日　至　9月23日　，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　9月24日　至27日，正式舉行十中全會。在小說提交中央會議以后，閻紅彥和其他西北老同志分別在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小組會上對這部小說各抒己見。　9月8日　，閻紅彥在西南小組會上提出對小說的批評意見。后來又在小組會上介紹了出版社和其他有關同志提供的一些背景材料。　　

閻紅彥對《劉志丹》樣書提出的主要意見 　　

閻紅彥在看了部分章節特別是看了全書及有關的背景材料后，通過寫信和在小組會上發言，對這部書稿提出的主要意見是：1、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崗篡改的西北革命歷史；2、把西北革命領袖劉志丹拔高為全國的領袖；3、隨意貶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領袖謝子長及其他老同志。　　

閻紅彥在9月3日給楊尚昆的信中說：我覺得小說《劉志丹》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利用宣傳劉志丹的名義，把高崗在邊區高干會上及“七大”前后的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上，為了把自己說成是西北革命領袖所篡改的邊區歷史結論重新加以宣傳和肯定。這里說的邊區高干會，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在延安召開的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由于有些同志對這個會議總結的邊區歷史問題存在不同意見，1945年7月又專門召開了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　　

根據現存歷史檔案材料，閻紅彥在延安時明確地指出過，高崗夸大邊區歷史，一是夸大西北黨的作用。陜西有革命傳統，但他夸大為大革命時期南有廣州，北有西安，把西北革命在政權、軍事等各個方面的成績都加以夸大，有許多不合乎事實。高崗把1933年以前的陜甘紅軍說成在經濟、政治、軍隊、群眾工作各方面都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經驗，也是違反歷史事實的。那時陜甘紅軍的許多做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離開中央的精神由自己創造的。比如古田會議決議對陜甘紅軍有很大影響，但檢查西北歷史時并未提到。關于怎樣打游擊、建立士兵委員會、做政治工作、設立指導員等，都是向中央學的。還有許多制度是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才在那里建立起來的。二是夸大陜甘游擊戰爭。高崗把西北反帝同盟軍的成立時間從1932年1月提前為1931年10月，與事實不符。高崗說陜甘游擊隊發動了旬邑、淳化、三原、耀縣等地農民的各種斗爭，把這些游擊區夸大為有群眾工作基礎的地區，還把南梁堡、馬蘭等屬于游擊活動范圍的幾個小地方加以夸大。三是夸大高崗個人的作用。盡管高崗1942年9月要求閻紅彥為他偽造個人歷史作假證的陰謀已被當面揭穿，高崗在會上仍然吹噓陜甘紅軍和根據地是他領導創立的，而全然不顧他始終不是陜甘游擊隊領導成員的事實。　　

在閻紅彥看來，他和高崗的分歧，無非是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和偽造歷史、歪曲事實之爭。1954年以后，高崗的面目已經暴露，中央對自己也有了一個公正的評價，被高崗歪曲了的歷史自然也就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他沒有想到，為什么一部小說又把那些原則問題重新提出來呢？被高崗篡改了的西北革命歷史，為什么在這部小說里重新得到肯定和宣傳呢？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書中有些情節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是在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　　

閻紅彥在西南小組會上的發言，提出了對書稿的第二條主要意見。劉志丹是他所熟悉的西北革命領袖，小說卻硬把他寫成一個全國的崇高領袖人物。書中編造許多當年劉志丹不可能具有的思想和看法，把本來是土豪劣紳，反對劉志丹革命的他的父親硬寫成是贊成革命的正面人物。甚至說讀中學的劉志丹就早于毛澤東十多年提出“中國到何處去”的問題；大革命前的劉志丹就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幾個基本問題——農民問題，武裝問題，鞏固革命領導權問題，統一戰線問題，黨內遷就資產階級問題，等等；1928年的劉志丹就提出了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先農村后城市等根本觀點。好像毛澤東提出和解決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只是驗證了劉志丹思想的正確性。還把陜北寫成“二江西”，把永寧山與井岡山、橋山山脈與羅霄山脈相提并論。而永寧山不過是一個小山頭，因為是劉志丹的家鄉，他在那里當過國民黨民團團總，就把它說成是“紅色堡壘”，是革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閻紅彥的疑問，他致信楊尚昆談的看法，很快從工人出版社《劉志丹》一書的編輯那里也得到了答案，得到了證實。這個材料還涉及到閻紅彥沒有作為重點問題提出來的小說存在的第三個問題：隨意貶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領袖謝子長，以及其他老同志。這家出版社關于《劉志丹》寫作過程向楊尚昆、安子文的報告中說：在開始階段，工人出版社參與寫作的人員曾對一些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有過不同的意見，也同作者有過一些爭議。比如，把毛主席關于中國革命運動中的農民運動，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根據地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等重要理論，都搬到劉志丹身上。而且提出的時間，往往在毛主席之前。我們修改過來，作者又修改過去。比如，我們曾主張把劉志丹搞軍事活動中一些失敗的經驗教訓寫出來。作者不同意，他認為這樣寫有損英雄人物的形象。又比如，大家認為對謝子長寫得薄弱了，提議加強對謝子長的描寫。作者借口沒有材料而拒絕。后來把我們直接收集的材料加進去，作者又說這些材料未經過核實，不可靠，寫進去要犯錯誤。再比如，發現閻紅彥發表過的文章與《劉志丹》書稿的觀點、史實不一致，作者說，不管它，他寫他的，我們寫我們的，并散布許多流言蜚語，對閻紅彥進行人身攻擊。在對晉西游擊隊的活動、對劉志丹的父親的描寫等問題上，也有過一些爭論。這個報告還談到了另外一些情況。閻紅彥在發言中說：如果只涉及到我自己和在這個地區工作過的一些同志的個人問題，《劉志丹》這本書我也同意發表。問題在于，在對劉志丹本身的宣傳上，它也是違反歷史事實，違反歷史觀點的。　　

康生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和毛澤東在全會上的表態　　

康生圍繞《劉志丹》問題搞的陰謀，筆者和閻紅彥身邊工作人員是從他制造的這個大錯案得到平反以后，通過一些出版物獲悉的。　1962年8月24日　，康生致信楊尚昆。一是要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二是要出版社趕印小說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提交中央會議審查。這就把問題提到了直接由中央審查處理和中央會議的日程上。對書稿的內容，康生一接觸到這部小說的問題，就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知道完全是為高崗翻案”，是“反黨小說”。這就把一個本來只涉及到如何實事求是地認識西北革命歷史這個范疇的問題，定性為“反黨”，并且和1954年高崗反黨反中央、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問題聯系起來。 　　9月24日，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講話強調階級斗爭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接著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來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現的。這里說的小說，就是《劉志丹》。從此，此書正式被中央否定。康生又借助全會公布的中央前幾年收到的其他揭發材料，把有的西北老同志列為審查對象。中央正式立案審查。康生任審查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對無辜的同志進行曠日持久的殘酷迫害。這次全會結束前，康生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閻紅彥和康生對《劉志丹》小說的立場和態度有本質的區別　　

從上面談到的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閻紅彥和康生對《劉志丹》樣書的立場和態度存在本質的區別。康生，一是他并不了解西北歷史。二是他一介入，就把小說定性為“反黨”。三是此人一貫整人。他的問題是利用職權整人，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閻紅彥則完全不同。　　

一、如本文開頭所述，閻紅彥是《劉志丹》一書許多主要內容的重要歷史見證人。他是劉志丹的老戰友，對劉志丹很熟悉，很尊敬。他深知高崗的歷史和為人。他為了堅持實事求是地認識西北革命歷史，同高崗進行過長期的原則性斗爭。早在1945年，他就正式向劉少奇、任弼時反映過，高崗偽造歷史，臨陣脫逃，品質不好，詭計多端，不可信賴，遲早要出問題，望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記錄存檔。歷史證明他對高崗的看法完全是有根據的，是正確的，也是被中央明確肯定的。可見，他對《劉志丹》一書是有發言權的，他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　　

二、出于對黨對歷史負責以及對作品和作者負責的態度，閻紅彥先是有重點地閱讀了一些章節，然后又在二三十天內抽出時間看完全書以后，才在　9月3日　致信楊尚昆并書記處，闡述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在閱讀這部小說的過程中，閻紅彥還找到熟悉文藝工作的老同志(如任白戈)，專門就黨史人物傳記文學作者在重大史實上是否應該實事求是，是否允許虛構進行請教和切磋。　　

三、閻紅彥對書稿提出意見，目的在于建議作者進行必要的修改，使之成為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符合歷史事實的作品。他希望修改的主要是那些“違反歷史事實、違反歷史觀點”的原則問題。這個意見是中肯的，對作者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閻紅彥在　9月3日　信中提出的兩條具體建議，應該說是積極可行的富有建設性的。如果沒有康生介入，而考慮他的建議，請參加中央會議的西北老同志用三五天時間就書中涉及到的一些問題進行座談，就有可能對許多問題取得共識，提供小說作者參考；即使對有的問題暫時不能取得共識，也可以建議作者在作品中暫時回避。這樣，小說樣書存在的問題是完全有可能得到妥善解決的。康生介入以后的事態發展，完全是閻紅彥始料不及的。　　

四、閻紅彥發現書稿存在問題需要修改，在對作者提出建議和希望老同志施加影響未能奏效的情況下，他向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反映自己的意見，應該說這是行使一個共產黨員的基本權利，也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和正常程序的。在書稿被提到中央會議上以后，他在小組會上陳述己見，也是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小說《劉志丹》從1980年被肯定到1986年被最終否定　　

……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幫”對小說《劉志丹》作者、有關人員和受牽連人員備加摧殘，使更多人受到株連。為所有這些無辜人員平反是理所當然的，非常必要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久，中央組織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院的文藝工作者審讀了小說《劉志丹》。　1979年7月14日　，中央組織部向中央寫出報告，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歷史的小說”，這個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并發出通知，為包括小說作者在內的所有有關人員和為數眾多的受牽連人員平反。于是，三卷本小說《劉志丹》從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本來人們期待著看到一部可信之作。遺憾的是，作者未能正視1962年書稿本身確實存在的問題，未能正視有的西北老同志提出的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應該符合歷史事實的意見，未能遵循黨史題材的傳記文學創作原則進行修改，這就不可避免地為自己的作品帶來一種不可逆轉的后果：它一面世，便被了解歷史的讀者發現，這部小說描繪的一些歷史是不真實的。作者一面隨意抬高某些人，一面對劉志丹的許多戰友、黨和軍隊的高級干部惡意進行攻擊，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引起社會輿論和許多老干部的不滿。人們紛紛給中央領導人寫信，要求按照黨的紀律嚴肅處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主持處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主持召開座談會，討論幾位老干部就這部小說的問題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習仲勛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有關方面負責人王首道、榮高棠、何載，以及西北老同志馬文瑞、宋時輪和張秀山。與會同志一致認為，這部小說確實存在嚴重的錯誤。主要是違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方針相悖，對劉志丹、謝子長兩位深受人們尊敬的業已故去的領導同志任意褒貶，對被貶者的某些描寫也違背了黨的原則。5日，馮文彬遵照習仲勛的指示，向胡耀邦總書記就上述意見作出報告。　1月12日　，胡耀邦總書記對馮文彬的報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這個報告是中央同志審閱和批準了的文件。有關黨員同志必須嚴格遵守。我們說過多次，作家創作以黨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黨允許作家在風格和藝術上的自由選擇，不要干預，但在這類作品中，特別是在文學傳記作品(包括小說、戲劇、電影、電視片)中，不應虛構重大的黨史史實，對黨的歷史人物的描寫，更不能歪曲。因為這不是什么藝術領域內的是非問題，而是政治領域的是非問題，也是作家的社會責任和職業道德問題。對此，黨員作家必須模范遵行，不能含糊。隨后中央辦公廳轉發了這個報告和胡耀邦的批示。中央決定，該書立即停止發行，并對作者進行嚴肅的批評幫助和適當的處理。薄一波在1994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談到小說《劉志丹》1962年送審樣書時說：應該指出，小說作者的創作態度是不夠嚴肅的，作品本身是有缺點或錯誤的。因此，曾參加過陜甘邊和陜北革命斗爭的老同志中，有的對它提出批評，這本來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卻別有用心，制造了一起大錯案。至于1984至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劉志丹》涉及的政治領域中的是非問題，中央領導已明確指出，這里就不再贅述了。這一段話，可以說是對這段歷史做了一個概括的總結。　　在《劉志丹》一書被否定——肯定——最終否定的過程中，單就文學創作而言，涉及到一個本來就十分明確的原則。這就是胡耀邦　1986年1月12日　批示中所說，黨史題材作品特別是文學傳記作品，“不應虛構重大的黨史史實，對黨的歷史人物的描寫，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風格和藝術上的自由選擇為由而否定這個原則的觀點，都是不可取的。　　

我想讀者看過上面三篇文章后一定會有自己的認識。現在把我的看法提供給讀者參考：　　

一，出版社將小說《劉志丹》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送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審查，在會議期間有數百人看到了這篇小說，閻紅彥和有關同志都對這部小說發表了意見，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澤東的觀點，從中央到地方以及親身參與過陜北革命斗爭的中央委員們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到現在為止，只是小說的作者和編輯出版社有關人員對此持反對意見，由此可見，對小說《劉志丹》持否定意見的是大多數！毛澤東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小說《劉志丹》的要害問題，難道說錯了嗎？哪一個人能駁倒！　　

二，小說《劉志丹》不等于劉志丹本人。劉志丹是位英雄，就是有缺點，也是一位英雄，這是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定論。小說《劉志丹》是文學作品，是有嚴重問題的文學作品。過去，因其有歪曲歷史等嚴重的問題，而說它反黨，毛澤東逝世后，胡耀邦為小說《劉志丹》平了反，雖然不說它反黨了，但是卻無法否認小說《劉志丹》存在的嚴重問題。請讀者認真的想一想，一個有關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一個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存在著“有些重大問題不符合歷史事實，是作者隨意虛構的”，“《劉志丹》事實上是用小說的形式來總結西北革命斗爭歷史，這就不能不涉及到許多原則性的問題。有些問題是需要由中央作結論的”，“有許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歷史不符”，“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崗篡改的西北革命歷史”，“把西北革命領袖劉志丹拔高為全國的領袖”，“隨意貶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領袖謝子長及其他老同志”這些語言里所包含的豐富內容，李原在他的文章里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不僅僅是閻紅彥一人而是許多親身經歷者也是持有這樣的觀點。小說《劉志丹》中暴露出的這些問題是不是反黨，我想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時至今日也沒有看到能夠否定這些觀點的有說服力的材料。　　

三，小說《劉志丹》的作者李建彤說過 “我寫的是歷史”。《劉志丹》這部作品到底是小說還是其他什么文學樣式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小說是允許虛構的，但是對涉及到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是不能戲說的。如果是人物傳記、紀實之類的作品是要完全尊重歷史事實的，不能允許有半點杜撰。寫歷史就要尊重歷史，這是作家最基本的常識。另一方面，如果說作者通過采訪了解到的東西是歷史，那么多參加過陜北革命的老革命的親身經歷難道就不是歷史嗎？任何時候也不能說作者李建彤寫的東西是歷史，別人的親身經歷就不是歷史！　　

四，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小說《劉志丹》作者李建彤的話：　　

其實閻紅彥的隊伍也搶人，也搞女人。不搶人，吃什么？不搞女人，如何發泄？（……此處筆者省略）謝子長負傷，也用鴉片治療。沒有別的藥嘛。沒有飯吃去“籌糧”，說得好聽點兒是“借”，難聽點兒就是“搶”。紅軍打土豪，還要洋錢（銀元），現在叫“綁票”，把人抓起來，叫家中拿錢贖人，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不交錢就撕票。那時叫“籌款”，還不是搶？“鬧紅軍”時，我不到十歲，我家院子就是關押“土豪”的地方，幾十個，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兩戶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還能等他們來打？誰富裕一點，誰就成了土豪。小工商業全毀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嚇得我夜里盡做惡夢。現在的年輕人聽著，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來你們都是雞鳴狗盜之徒呀！現在宣傳的都是紅軍紀律如何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沒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紅軍早就餓死光了，哪還有今天。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小說《劉志丹》作者何家棟的話：　　

閻紅彥只是說“你不要寫劉志丹，不如寫謝子長。”他說，劉志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著女人一塊跑。其實他的隊伍也是這樣的。（……此處為筆者省略）謝子長負傷，也用鴉片治療。沒有別的藥嘛。沒有飯吃去“籌糧”，說得好聽點兒是“借”，難聽點兒就是“搶”。紅軍打土豪，還要洋錢（銀元），現在叫“綁票”，把人抓起來，叫家中拿錢贖人，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不交錢就撕票。那時叫“籌款”，還不是搶？“鬧紅軍”時，我不到十歲，我家院子就是關押“土豪”的地方，幾十個，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兩戶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還能等他們來打？誰富裕一點，誰就成了土豪。小工商業全毀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嚇得我夜里盡做惡夢。現在的年輕人聽著，恐怕不那么好理解：原來你們都是雞鳴狗盜之徒呀！現在宣傳的都是紅軍紀律如何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那只是一方面；如果沒有另一面，一切取之于民，紅軍早就餓死光了，哪還有今天。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調，“共產風”刮得那么兇，也不是“群眾自愿”的。大概是“打土豪”發展上來的“革命傳統”吧。　　

不知各位讀者讀了上面兩段大同小異的話后有什么感想，我認為，革命隊伍創建初期，魚龍混雜，共產黨里有壞人，紅軍里面也有壞人，這是無須諱言的。但是這只能是局部現象，是支流，紅軍隊伍里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勞苦大眾，是與人民血肉相連的。小說《劉志丹》的兩位作者把紅軍隊伍中的局部問題當作全局問題來說，把紅軍隊伍中的支流問題當作主流問題來說，把紅軍說成名為“打土豪”，實為“搶”、“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綁票”、“小工商業全毀了”、“一切取之于民”、“雞鳴狗盜之徒”，如果真像這兩個作者所說，我們很難想象共產黨和紅軍會受到老百姓的愛戴和支持，我們也很難想象中國的革命會取得輝煌的成功！很顯然，就憑著作者對紅軍這樣的看法，說他們反黨不冤枉吧！就憑作者對紅軍這樣的看法，他們會寫出什么樣的作品來呢？會寫出什么樣的歷史來呢？　　

五，小說《劉志丹》既然已經平反了，為什么到現在還是禁書呢？可見小說《劉志丹》本身是有嚴重問題的。那么，是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批錯了呢？還是為小說《劉志丹》平反錯了呢？這是每一位讀者都應該認真思考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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