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今年是60周年大慶，大慶者，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也，有“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一說，草民以為，之所以要“小慶”、之所以要“大慶”，一定是要人們銘記60年前的那個時刻，而那個時刻將告訴世界，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60歲，而不是20歲、30歲。第二，自1840年以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第一次徹底結束了“一盤散沙”的社會形態，第一次徹底砸爛了壓在最廣大人民群眾身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第一次令中國真正走向了繁榮富強的正確道路。這樣的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當然值得理直氣壯地、隆重地去紀念。
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的文字：【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
那么，為什么要經歷“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呢，草民以為，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存艱難，國家的前路無望，是迫使他們與舊中國決裂的動因，走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參加波瀾壯闊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發動統治的隊伍當中去。在決定中國之命運的解放戰爭中，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農民組成的后勤支援大軍，冒死跟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用獨輪小車推出來一個嶄新的國家，是“民心所向”的最高表達。
但是，有人未必這樣看，為什么呢，因為“非正常死亡”，所謂“前XX社高級記者”，“著名”的《炎黃春秋》雜志的副主編楊繼繩，在其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大作”的序言結尾處咬牙切齒地說“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并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楊繼繩所影射的對象，地球人都知道。楊繼繩之所以如此詛咒，是因為這些年來被他們大做文章的“非正常死亡”。草民以為，在楊繼繩們看來，“這個制度”似乎根本就無需建立，因為“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并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或者說，在楊繼繩們看來，似乎推翻前一個“這個制度”，也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那個制度是一個“錯誤”，因為那個制度在他們眼里沒有“非正常死亡”的事兒，那個制度不是楊繼繩筆下的所謂“奴役人類的制度”，反而可能是“天堂之路”。草民就順楊繼繩的邏輯，將1949年以前的那個制度下中國人的死亡狀態，謂之以“正常死亡”罷。
首先，這里選取被某些人大肆炒多時了的1927——1937年所謂的“黃金十年”為范例，什么是“黃金十年”呢，按照“維基百科”的描述，“1928年至1937年是國民黨力量鞏固和取得成就的一個時期。…這一段時間因國民政府在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而被稱為‘黃金十年’”，既然是“黃金十年”，那么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呢，在人口方面，應該至少是“正常死亡”的。
按照《民國十七年戶口調查統計報告》，1928年的人口總數為：47,478.0000人（4億7千4百7拾8萬人），再按照《1935年申報年鑒》，1931年的人口總數為42,107.0000人（4億2千1百零7萬人），1935年的人口總數為：46,215.0000（4億6千2百1拾5萬人），這樣一來，從1929年到1931年3年間，人口“正常”減少了5371000人（5千3百7拾1萬人），一直到1935年，人口還比1928年“少”1263000人（1千2百6拾3萬人），但這個《民國十七年戶口調查統計報告》的數據被認為過于荒唐，不足為信。
按照美國學者何炳棣所著《明初以降人口及相關問題1366——1953》的內容，連國民黨內政部、主計處也為1928年的人口數所困，“經過了相當多的修正，這兩個機關才接受了最后擬定的數字”：
年份 人口 來源
1928 441,849,148 內政部
1933 444,486,537 統計處（原文如此）
1936 47,9084,651 內政部
數據來源：《中國人口之統計分析》主計局1946
以這個修正了的數據分析一下，從1928年至1933年5年間，中國的人口只增長了263萬余人，平均每年增長40萬余人，在“增速較高”的1933年至1936年3年間，平均每年增長1000余萬人，在“黃金十年”的大部分時間內，人口增長了3700余萬人，平均每年增長400余萬人。而在“黃金十年”中，并沒有采取嚴格的“計劃生育”措施，人口的增長率顯然很低。中國歷來是高出生率的國家，根據侯楊芳所著《中國人口史第六卷》的觀點：解放前中國人口的出生率為41.39‰，死亡率為33.31‰，增長率為8.08‰。解放前的平均死亡率遠高于公布的“非正常死亡”的那個死亡率（草民另寫專文討論）。解放前的平均人口增長率遠低于解放后未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前的人口增長率，即便在“黃金十年”中，也是如此。
那么，60年前這么高的人口出生率，這么低的人口增長率，那些出生了而又“不見”了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正常死亡”了，關于60年前“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沒有公布的統計資料，但有一些記載“黃金十年”當中的案例。
比如，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述他親眼所見的情況：
【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并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一個辛勤勞動、“奉公守法”、于人無犯的誠實的好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這種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著皺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象個干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么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后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睪丸軟軟地掛在那里象干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后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比如，據周頌堯《綏災視察記》1929年綏遠賑務會印，記載【據統計，綏遠在這次災荒中被賣婦女即達10萬口之多，‘為婢為妾，為伶為娼者，觸目皆是’。】。
比如，據《彬縣文史資料》記載，【民國十八年(1929)我（陜西）省大部分地區遭受旱災，…很多饑民眼巴巴的挨餓而死，城內死人最多的地方是南寺(現彬縣中學)，太白廟(彬縣東邊)、三官廟(西街 背后)，百子堂(縣武裝部后邊)等。其中南寺內大雄寶殿中的黑迷洞竟成了“死人坑”。到處尸骸橫陳、白骨累累、無人掩埋、臭氣薰天、慘絕人寰。】
比如，【民國18（1929）年9月，“全國賑災委員會”派出以回杰生為代表的“西北災情視察團”赴陜西，…視察團的車子行駛了不到5分鐘，看見路旁餓死的人就有10多個，行走中，忽然覺得一股奇臭撲鼻而來，仔細向當地人一打聽，才知那是“萬人坑”里死尸腐爛后發出的惡臭。走到“萬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慘的景象，偌大個土坑，塞滿了尸體，四鄉仍不停的往這里運死人，都來不及掩埋。】
比如，據侯楊芳《中國人口史第六卷》介紹，【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嬰兒死亡率可能在170‰——200‰之間，這一嬰兒死亡率是驚人地高。】，根據書中列出的“20世紀上半期中國與外國嬰兒死亡率”對比表格，到1936年（“黃金十年”），中國的嬰兒死亡率達到“前三名”的位置，僅居于錫蘭（斯里蘭卡）、智利之后。
60年后，回望人口問題，中國的人均期望壽命已經從1949年前的35歲上升到2001年的71.8歲，嬰兒死亡率已經從解放前的200‰下降到35‰.這樣偉大的成就，難道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的么，難道社會主義制度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不是信仰那個所謂“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的理論的么，難道不值得謳歌，反而要施以冷箭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先生指出中國“人均壽命的增長基本上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完成的”，這也許更能說明人口問題上60年前與60年后對比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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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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