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平線：權力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運動對于中國人來說有著不同的含義。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改良主義；托洛斯基分子說是斯大林主義；一些美國開明人士則把它叫做基礎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而蔣介石卻稱其為土匪叛亂。
中國共產主義具備所有這些特點，但還遠遠不止這些。既然它導致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革之一，則被稱為一次革命。誠然，這次革命與俄國革命相比有一些本質區別，它被稱為“新民主”（new democracy），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倡導推翻封建主義，建立一種溫和的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盡管社會主義是其最終目標。直到最近，它所得到的主要的、最熱情的支持不是來自城市工人，而是來自農民。事實上，整個內戰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村和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之間的一場戰爭。最后，1917年革命中的所有其他特征——高層政變、生產資料國有化、土地全民化、蘇維埃，甚至肅反委員會——迄今為止都沒有在中國革命中出現。
這些區別使得批評者和贊美者都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只是一場改良運動。這似乎是一個根本錯誤。當然，改變財產擁有關系，推翻統治階級，改變稅收制度，攻擊文化和宗教模式，激起千百萬民眾強烈熱情，在大陸產生社會震蕩的任何運動只能被稱為革命。
也許我們需要另外25年才能真正看清這場革命。然而，此刻我們可以試圖搜尋其主要目的和主要結果。像任何其他政治事件一樣，中國革命的邏輯不是存在于思想意識內，而是存在于事實中。共產黨領導的反對蔣介石的運動的主要事實是創造了新的權力，自稱是代表了人民。既然這種權力剛從成長的過程轉變為存在的過程，目前還不能進行詳細分析。但是，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檢查其性質，因為決定中國對待財產、自由、宗教，甚至美國、蘇聯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態度的因素正是新權力和現存社會之間的關系。
也許我們可以通過簡要地回顧其他政治革命的歷史對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政權有一個更好的了解。在這兒，我們能從伯特倫特·德·尤未奈爾（Bertrand de Jouvenel）最近撰寫的非常重要的論著《論權力》（On Power）中受益。德·尤未奈爾寫道，在英國、法國和俄國革命之前，我們見證了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的統治。革命風暴平息后，出現了克倫威爾（Cromwell）、拿破侖（Napoleon）和斯大林（Stalin）。換句話說，弱權被強權所取代。
這一無可置疑的事件所發生的順序使得德·尤未奈爾以及其他觀察者認為，革命不是要擴展自由，而是要加強權力。革命周期以推翻弱小政權開始，并以鞏固更為絕對的權力而告終。
中國歷史似乎從多方面印證了這一論題。據我所知，中國僅有兩次真正偉大的政治和社會革命。第一次大約在公元前600年的孔子時代開始，約在400年后結束，推翻了中國封建制度，建立了帶有官僚統治機構的第一個帝國。這種政治制度基本上沒有改變，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西方打破了滿洲帝國的大門，推動了中國的第二次偉大革命。像前一次革命一樣，這一次革命的最主要的特征是趨向統一，廢除舊的社會政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中國人運用極權和統一方面的才智在公元前251年取得了成功，建立了第一個帝國。公元1949年革命似乎將再次取得成功，因此，古代中國的精神延續到了現在。
現代中國革命具有兩個堅定的目標：推翻封建主義；使中國脫離外國統治，不管是滿洲帝國還是西方帝國。但是，這兩個目標看來是一個總體過程的兩個方面——建立一個穩固的極權。如果我們追蹤一下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進程，我們會注意到無數次的戰爭和不斷的革命過程沒有使權力減少，反而使其得到了增加。在中國滿洲的外國統治者擁有如此之小的真正權力，以至于他們不僅不能阻止西方的侵犯，不能控制中國封建貴族階層，而且也不能打破牢牢控制婚姻、地方司法和在現代政府中發揮作用的許多其他事務的宗派禁錮。1911年辛亥革命前滿洲帝國滅亡，軍閥立刻開始利用赤裸裸的武力重新創造權力。16年后，蔣介石和國民黨收編了大部分地方軍閥軍事力量，或解除了他們的威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由于國民黨從來沒有徹底粉碎鄉村統治勢力，只是搞妥協，從沒有和西方帝國主義斷絕關系，而是對其依賴，因此根本不可能建立主權。國民黨政權的脆弱性最突出地表現在農村的許多風俗和習慣仍然占上風，大部分人繼續生活在死人專制下（崇拜祖先）。國民黨資產階級從未能使其統治合法化；沒有建立議會，因此也無法使政府成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事實上，國家權力是如此低效，在國民黨20年的統治中，蔣介石沒有能夠消滅土匪，也沒有能給國家帶來一年的和平。
由于蔣介石與中世紀和帝國主義權力的殘余先是妥協后是結盟，過去百年中使中國社會分崩離析的基本矛盾始終存在，所以蔣介石敞開了建立新權力的大門。共產黨在蔣介石停步不前的地方起步，建立了這樣一個政權，即將摧毀亞洲封建主義，擊潰西方帝國主義。
概括一下這次簡短的歷史回顧，很明顯中國革命導致了權力的增加。1911年革命以民主名義起源，推翻了怯懦的滿洲專制統治者，但隨之出現了更為強大的軍閥。以國家統一為名義的1927年革命消滅了將軍，產生了總司令。現在的革命在人民的旗幟下推翻了蔣介石的統治，推出了救星毛澤東。
因此，權力從皇帝傳遞給軍閥，然后傳遞給獨裁者，最后傳遞給救星，每一次傳遞都使權力變得更為強大。
（1）
權力遞增從何而來？當然不是來自任何工業和技術進步，也不是來自于最近一位作家在《生活》（Life）中所稱的“亞洲以外的西方式規范”（a Western type of discipline alien to Asia）。直截了當地說，這種權力是大掠奪的結果。中國革命從古老的社會制度中汲取了力量，并使其服務于權力統治。
西方打開中國后門之時也打破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和舊的統治勢力——家庭、地主、佛教、儒家官僚政治和古老而又強大的中國傳統。隨著舊監獄的圍墻被打破，被釋放的犯人大量涌進城市和工廠，軍隊也為政權服務。1911年革命加快了這一進程，蔣介石繼續加以推進，共產黨似乎快要完成整個進程。舊的社會統治系統雖然還沒有完全被摧毀，但是共產黨正在快速成為中國唯一真正的社會或政治權力。
理解這一進程的邏輯性很重要，因為它解釋了為什么蔣介石倒臺，為什么封建主義被西方資本主義浪潮吞沒以來共產黨能夠建設中國第一個穩定社會的原因。中國脫離封建主義和西方控制的唯一途徑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政權，而建立這種政權的唯一方法是奪取封建領地和組織被釋放的囚犯。這就是共產黨所做的，蔣介石未能做到的，那就是為什么雖然總司令仇恨西方，卻始終未能脫離西方，總是依賴外國槍炮的原因。用心理學術語說，蔣害怕他自己的人超過了害怕外國人。
蔣介石政權是壓制性的，這一點無容置疑，蔣本人是否是一個暴君無關緊要。不管怎樣，他的政權實行嚴厲統治，但不合法，也不公正。但這種統治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同時行之有效。此外，蔣介石的專制主義由于效能低劣而大打折扣。從某種意義上說，蔣介石被推翻不是因為他的壓制性統治，而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擁有過至高無上的權力。由于他的統治是如此軟弱，他無法阻止中層或他自己的領導機關掠奪財富，征稅，犯下暴行，使古老的社會枷鎖更加沉重，因而他成了人民的敵人。歸根到底，蔣介石的統治從來沒有獨立過，而是始終依賴于正在崩潰的等級制度。當共產黨進攻舊的社會制度的殘余時，蔣介石垮臺了，因為他統治的基礎已經從下面被掏空了。
以前國民黨行使的權力和現在共產黨擁有的權力有著程度和類型的區別。對許多國民黨官僚來說，權力意味著發財，把稅收包給中上階層，把生意業務交給其支持者或官僚。對共產黨來說，權力也意味著志向，但不是財富。迄今為止，權力主要是通過其能夠提供的服務而起作用的。共產黨人在中國取得了勝利，因為他們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比國民黨更有效地贏得人民的支持。蔣介石脫離人民，無法激勵他們作出大的犧牲。但是共產黨卻能夠發展起驚人的力量，因為他們認為人民的權威是他們的“肌肉和骨頭”。他們把群眾看作是可以從中提取資金達到目的的銀行。他們從人民群眾中吸取營養，但國民黨沒有找到可以生存的土壤，結果權力衰退，直到消亡。
共產黨人打擊妄自尊大者，喚起謙卑者。他們從男人手中解放了婦女，從父親手中解放了孩子，從地主手中解放了佃農。他們干預每種形式的私人生活，闖進一個蔣介石被排斥在外的世界。他們從這個世界得到了建設政權所需要的干部和資源。
共產黨把自己當作是受地主壓迫的農民和受官僚和“帝國主義分子”統治的民族資本家的盟友。他們的號召是有善意的，利他的，理想化的，甚至是民族主義的，但同時又總是趨向于以砸碎腐朽的封建世界為代價擴展自己的權力。因此，中國革命并沒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使國家政權解體；相反，通過起阻礙作用的傳統機構使權力得到了增強。
這種權力遞增是否會給中國人民帶來好處還不能馬上得出答案。權力對于人類生活秩序來說是必要的。權力本身并不邪惡，只有失控以后才會如此。如果不考慮將來，可以說迄今為止，共產黨權力的增加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益處。它保護了群眾免受社會過激行為的侵擾，給混亂的社會帶來了秩序，給本來可能會挨餓的人們提供了生活保障。
（2）
為了把握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另一個要素，我們的目光有必要直接注視革命火山本身。任何革命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景象是突然爆發的火一樣的激情。這些過熱的情感爆發總是使中產階級哲人不寒而栗。但激情較之思維能更加真實地為發現革命源泉提供導向。任何人在生活中的關鍵時刻的表現就如同人們在革命中的表現一樣。在革命最激烈的時候，一個社會的真誠——對社會自身的洞察力達到了頂點。既然人們渴望逃脫命運的災難，當他們的生活條件到達最低潮時，他們會很自然地調動激情去實現不敢想象的目標。
激情釋放給革命的能量是思維絕不可能做到的。激情使人平等，而思維則將人區別開來。它使國王等同于普通老百姓，領主等同于農婦，男人等同于婦女。它攪亂了哲人的貴族倫理觀，譴責了統治階級反復灌輸的思維模式，屏棄了眾多枷鎖般的傳統。由于激情立刻使人人平等，它所創造的環境使革命蓬勃發展。
人們最大的激情在于生存的強烈愿望。在中國，當社會秩序的崩潰和統治當局的暴政把人們逼至絕境時，這種求生存的渴望在政治上就表現為追求平等的激情。這些追求平等的愿望與其說是來自于煽動性政治原則的宣傳，不如說是來自于被剝奪權利的人們為求得生存而產生的分享勞動成果的絕望需求。在人們快要餓死的時候，一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食品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中國，物質方面的迫切需求常常被宗教感情所掩蓋。甚至地主和紳士也會被追求平等的激情所觸動，因為他們很快就開始感到他們被排除在道德規范之外。如果用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待所發生的一切，中國社會的兩極一開始由于戰爭的動蕩而分開，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又不可阻擋地被驅趕著接近對方。思維和習慣以及財產方面的差別被革命的火焰消除了。
德·尤未奈爾在《論權力》一書中指出，追求平等的激情和追求權力的激情不可避免地會串通一氣，因為兩者要取得進展都必須以推翻現存的社會統治為代價。這是過去50年來中國所發生的事，過去4年來強度特別大。中國人民對于舊的社會秩序的消亡帶有如此強烈的感情，他們去除了許多最近以來阻礙權力發展的舊機構、舊傳統和舊信念。
由于共產黨去除了舊社會阻礙蔣介石統治的許多束縛，因此比國民黨擁有更多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的性質肯定是平等。沒有理由認為共產黨現階段不能代表人民。他們并不是像美國那樣選舉議員，他們反映了人民的激情，即“民意”。在毛澤東告訴外國記者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信仰”時，他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也許共產黨權力的源泉可以通過具體實例更好地加以說明。我在和本書前面提到的金花（Gold Flower）姑娘交談時，她常常哭泣著告訴我她的婚姻生活。這時，她不止一次地說：“想想過去的苦，我想是共產黨救了我。”以前，一個中國婦女在生活中遭遇危機時，只有痛哭或在村中投河自盡。但是，現在這位金花呼喚平等，呼喚婦女的救星，而這個救星通常就是共產黨。
農民們常常對我說：“八路軍就像你自己的父母”。共產黨則反過來說：“我們是人民的兒女；人民是我們父母。”沒有什么能比這更清楚地說明共產黨權力的性質。當你把一支力量看作是你的雙親，這支力量就成了你生活中的唯一權威。你會按照聲稱能代表公眾意愿的這支力量所制定的道德準則去規范你的希望、行為和主張。因此，宣稱是人民兒女的共產黨政權將不僅是平等的，社會的，而且是代表全體人民的。
（3）
中國共產黨政權不像俄國那樣專制。中國革命沒有打破所有的制衡，沒有使全體公民都形成一個階級。不平等依然存在，所以對權力形成制約。但是，社會差別不如美國那樣明顯。根據這一觀點，中國的新政權不需要掃除美國國家政權所面臨的那么多障礙。
中國把革命稱為“新民主”，試圖利用封建制度的所有“城堡”為自身服務。迄今為止，仍然年輕的資本主義的巢穴并沒有受到攻擊。地主被廢除了，但私人擁有土地仍然存在。蔣介石政權的官僚資產被接管了，但民族工業家和商人被允許保留他們的財產。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并不想通過支付過高的工資來取悅城市工人，而私有工廠的生產和管理則是由黨說了算。
共產黨行使職權的方式是想制止追求平等的激情和追求極權的激情。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有著顯著的不同，中國革命發展的速度較為緩慢，地域較為廣闊，方式也較為不同。克倫威爾、拿破侖和列寧突然推翻了在倫敦、巴黎和彼得格勒的中央統治而奪取了政權。但是，中國共產黨獲取國家政權不是通過在一個集中的地區發動突然政變的方式，而是通過漫長的緩慢發展的方式，這就使得他們的權力有足夠的時間得到鞏固，并考慮自身的問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激情有機會冷卻，不太需要采取壓制性措施以確保政治統治，更沒有必要動用恐怖手段。
中國革命的這種緩慢發展產生了另一種重要結果。因為共產黨沒有發動革命，而是深化了由太平天國發起、孫中山先生擴展的運動，所以在奪取國家政權時一些影響權力構成的重大社會障礙已處于半摧毀狀態。這就意味著共產黨人不必為摧毀仍然受到廣泛尊重的重要機構而承擔責任或感到慚愧。例如，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很久的時候，中國最偉大的精神力量——儒學傳統已受到了西方的重創。在過去的50年中，佛教也受到了沉重打擊，尤其是在中國北方和抗日戰爭期間。當然，除了在有限的范圍之內，基督教并沒有在中國人民的生活中占據足夠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成為被激烈攻擊或保護的對象。因此，中國和東歐的情況完全不同。在東歐，新的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打擊仍有很大影響的天主教，因為天主教手中握有土地、學校和重要的精神統治權。在中國共產黨人奪取完全統治權的斗爭中不必打擊很多的資本主義行業。中國大型的私有企業早已被國民黨官僚所接管，需要共產黨摧毀的已經所剩無幾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和反對者數量極少。但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可能會在心理上感到煩擾，被扣以重稅，不是被逐出中國，就是被迫屈服于“人民”。
既然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制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根深蒂固，在這方面也不會有很多思想對立。除了農民業主外，也沒有任何強大的中產階級去阻礙共產黨政權。總之，現階段不存在反對共產黨統治的強大的社會或精神力量。但不利的方面是，共產黨沒有繼承建立強大政權所需要的大量物質積累。
中國革命的目標還沒有歷史上許多歐洲革命的目標那么高。雖然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但他們從來沒有像法國革命那樣答應給人民完全的平等。他們沒有像俄國革命那樣承諾消滅階級。他們從來沒有用燦爛的烏托邦社會去吸引中國人民。列寧奪取彼得格勒（Petrogradl）時說：“現在我們將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共產黨占領中國古都北平時謙虛地說：“我們必須學習”。
由于共產黨沒有承諾雄偉的目標，他們可以放慢鞏固政權的速度。無疑，他們將在一段時間內和其他派別分享權力。毛澤東幾年前用下面這段話概括了這樣做的必要性：
“一些人很想知道一旦共產黨掌握了政權會不會像蘇聯那樣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可以這樣告訴這些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民主階層聯盟在原則上不同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建立政府新民主制度的過程中不可能也不應該建立具有一個階級專政的政府制度或一黨政府壟斷。俄國歷史決定了蘇聯的社會形式。同樣，中國歷史將決定中國制度。一種獨特的形式——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和民主階層聯盟政體——將被建立，這對我們來說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和俄國制度是不同的。”
盡管這些話描述了一幅民主畫面，但有足夠理由認為共產黨將在中國努力實行堅如磐石的統治。他們打算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但是所有的跡象表明，這個政府將反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國內目標。這一學說承認階層合作的需求，但是非共產黨組織不可能對共產黨的根本綱領——土地改革，內部溫和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外部和蘇聯結盟——提出過分強烈的反對意見。
共產黨已經表明為了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將建立某種形式的代表大會制度。等到本書出版的時候，這樣的機構可能已經存在了。無疑，這將比國民黨更廣泛地代表人民大眾。但是，任何觀察者自然想知道統治權會不會轉換為新的議會，或者是維持現狀與共產黨的群眾組織共存。既然舊社會存在的組織機構極少，如銀行、大學、教會、地主、商人等等，任何議會都有可能僅僅成為革命權力的發散體，而不是代表社會力量。如果中國建立一院議會“反映人民的意愿”，但不建立另一個機構代表局部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共產黨對全國的統治就會走向專制。其危險性在于他們的權力僅僅依賴于“人民”，不受法院或地方利益的牽制，就有可能演變為專制。新中國能否避免這種危險部分取決于下一年建立何種國家代表機構。
（4）
共產黨通過取悅于人民而獲得了政權。農村無產者和農村婦女之所以參加革命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人類的同情和物質援助。共產黨成功的基礎是經驗主義心理學，而不是任何做作的政治哲學。中共不是通過推理過程，而是通過激起人民的希望、信任和情感的方式贏得了人民對他們的事業的支持。
這樣，共產黨建立了一部源自人民并為人民服務的全新的國家政權機器。共產黨說他們打算使用這種權力去代表普通人民的利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話是真誠的。但也有理由認為這部機器可能會背離其初衷，為其本身的利益而存在。換句話說，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精英階層——一群凌駕于中國人民之上的管理者。
大多數革命都以出現一名領袖為特征。這位領袖通常會把從前和他平起平坐的人貶低至從屬地位或將他們予以清除。這類事發生在150年前的法國，20年前的俄國，15年前的德國和僅僅是昨天的蔣介石中國，也許還會發生在明天的共產黨中國。但是，中國革命的緩慢速度和共產黨不是靠政變來奪取政權的事實阻礙了這類事情在長時間內發生的可能性。
但是，勝利的共產黨可能會具有帶神權統治的傾向。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經常被稱為人民的“救星”。這樣的稱呼在西方人聽來帶有宗教和非民主的色彩。任何成為天上星座的人似乎已經遠離地球上的蕓蕓眾生。但是也許在這方面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
共產黨政權受社會利益驅動，但也具有自我性質，這種自我主義顯然表現為自我意識。黨極盡全力在老百姓的腦海里建立起共產黨等同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最流行的共產黨歌曲之一——“歌頌領袖毛澤東”突出了這一主題：
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黑暗，
你是舵手，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
敬愛的毛主席，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
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能得到解放。
就其本身而言，這樣的自愛并沒有什么過錯。對正義的某種自信，相信自己的美德對統治者來說是必要的。但危險在于受民主制約的統治者可能會擴展個人的觀點，主觀地想象社會構成的模式。他們會把自己誤認為是上帝，將個人的夢想強加于人，犯下嚴重的政治錯誤，最后成為徹底的專制統治。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地避開了這一陷阱，因為他們和普通老百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能夠準確地知道大眾的要求。他們依靠的是經驗，而不是邏輯。因此，他們犯了很多小錯誤，但沒有犯無法挽救的大錯誤。他們的錯誤從來沒有僵化為教條。到目前為止，這個政黨，事實上在理論上也是如此，已經成為人民幸福的代表。沒有一個像他們這樣的白手起家的政權能夠在任何別的基礎上贏得勝利。
但是，正在形成的政權和已有的政權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既然共產黨已經占領了一大片國土，他們的態度似乎也在變化。蔣介石掌權的時候，對權利的限制是越大越好；現在共產黨掌了權，對權力的限制則是越小越好。
在共產黨人看來，社會福利等同于黨的利益。任何重要的事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完成。毛澤東已經連續發表文章批評知識分子因存在“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而仍然感到苦惱。他并沒有表明要放棄權力。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就不再是現在這種類型的領導人了。
推翻蔣介石的力量并不是共產主義，但是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說，黨幾乎意味著一切。這是進行包括道德在內的社會革命建設武器。只有有助于社會主義斗爭的行為才是良好的行為。例如，毛澤東在一本論文學的小冊子中拒絕了文學應該建立在熱愛人類基礎上的觀點。只有對革命有利的文學才是好文學。這種原則適合于一切。
毛澤東“先向群眾學習，再教育群眾”的學說正好與羅耀拉（Loyola）“走別人的路，實現自己的目標”的學說相反。因此，在過去的時間里，共產黨人歡迎開明人士，為學生歡呼，為言論自由和廢除專制暴政吶喊。現在，他們仍然為所有這一切吶喊，但自由將賦予“人民”，而不是“反動派”。把任何反對國家專政的人視為反動分子則完全屬于可能的范圍，這樣做的危險性是很清楚的，這里就不需要評述了。
也許共產黨最終會像國民黨那樣因權力而腐敗，可以想象依靠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不是具體經驗，依靠智慧而不是接觸，依靠理論而不是實踐可能會導致共產黨犯下比蔣介石更為嚴重的錯誤。中國革命權力的建立不是借助于一般哲學，而是取決于分散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積極性去處理具體情況。如果中國共產黨人忘記了這一點，如果他們現在所想象的中國需求大大超越了人類智慧的范疇，如果他們依靠一般的而不是特定的力量，他們可能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壞的專制統治者和最嚴重的大錯制造者。但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注重實際的，具有很強的自衛本能。他們并不打算在任何教義祭壇上犧牲他們自己。如果他們要這樣做的話，他們也許必須廢除現在的領袖毛澤東。幾年前毛澤東曾經說過：“教條還不如牛糞。”
（5）
統治當局都有這樣的特點：正如全力以赴掃除權力障礙一樣，當局無法長期忍受不是從自身產生的權力。最近在我們自己的國家發生的事可以證明這一點。勞動力受到了塔夫特——哈特列法（Taft-Hartley Law）的抑制，馬克思主義學說不準在許多學校講授，自由在安全的名義下遭受壓制，個人成為不同的當局手中為了爭取國家政治統治權而進行斗爭的玩物。
中國共產黨已多次表明，他們不太喜歡不是來自于自身的權力。當然，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革命組織之一，通過把地區代表大會的黨代表的人數限制為總代表人數三分之一的做法來特別控制自己的權力。但是，這種做法有點魔術師變戲法的味道，因為共產黨統治地區真正的最高權力不在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大會或政府手中，而在革命機器本身——群眾組織手中。這些組織——青年、婦女和農民協會看起來都是獨立的，但都產生于共產黨，都是黨的政策的反映。
這并不意味著群眾組織是美國意義上的共產黨的傀儡。這些群眾組織發揮的革命作用是為新政權扎根和成長提供一種環境或氛圍。但是，這些組織如果不能滿足在無法忍受的條件下遭受苦難的人民的需要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可以說這些機構反映共產黨的政策，但也可以說共產黨反映了這些機構的需求。
我在共產黨控制區內時，有四大權力機構：黨、軍隊、政府和全國救助協會。最后一個機構管理群眾協會。干部中有一種說法：“政府有權利，但救助協會有權力”。根據我的觀察，這是相當真實的，救助協會也許可以被稱為革命的主要機構。
正是這個機構組織了土地革命，領導農民在每個村建立了農會。這些農民協會今天一般由男人控制，男人在反地主的斗爭中發揮了最積極的作用。他們構成了共產黨權力金字塔的基礎，肯定在黨內擁有既得利益。但是，既然在反對蔣介石的斗爭中，村子里的形象是八路軍，而不是共產黨，如果軍隊內部發生分裂，許多農民幾乎不可能跟著黨的領導走，而是跟著軍隊走。這里，毛澤東的形象構成了一個重要因素。
我在解放區的時候，共產黨在村一級沒有組織機構，最低層的共產黨干部在縣以下的政府分支機構——區這一級工作，權力在四套干部之間分配——黨的干部、政府干部、人武部干部和救助協會干部。這四套干部在縣以下各地方的負責范圍內行使自己的職權。
在這樣的組織機構中，共產黨的干部并不總是擁有最大的權力。黨的地方干部不能指揮地方民兵負責人，其明顯的原因在于民兵干部得到武裝農民的支持。黨的干部也不能總是控制通過土改得到各類農會支持的救助協會干部。
共產黨人非常坦率地對我承認，黨和政府代表之間幾乎在每一級都存在著很多摩擦。有極端的例子表明，這些摩擦，加上厭倦，使有些干部叛逃至國民黨一邊。但是，黨和非黨機構之間的摩擦從來沒有發展到嚴重的程度。黨和政府都支持各自的干部，但他們都很明智，不會支持明顯犯了錯誤的干部。
農民是內戰中的決定因素，但他們是否能掌管多方面的中央權力值得懷疑。知識分子將成為新中國的主宰。這種前景不可能被完全平靜地加以對待。由于傳統和受過教育的原因，在中國能看書寫字的人享有特權，即高人一等，帶有學究式的傲慢，并死搬教條。因為過去的中國知識分子能背誦“四書五經”而享有并保持了社會的特權地位，他們中許多人很容易受到新教條的制約。就像應用舊哲學一樣，他們也許會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是智力崇拜物，從而使自己的思維僵化，并把其作為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他人的武器。
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大多數是知識分子，他們和抗日戰爭中入黨的黨員明顯地可以避免上述行為，因為他們和人民群眾有著密切的聯系，經驗、感覺和事件對他們具有影響。但是，匆匆參加革命的新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常常不具備同樣的容忍能力和求知欲。他們受制于教條主義，比共產黨員更加“馬克思主義”。他們反對外國，奉行沙文主義，純粹是出于教條主義的原因。雖然他們在口頭上談論老百姓，但他們對農民有一種屈尊的優越感，對農民的生活難以理解地缺乏興趣。我并不是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概而論，但必須承認中國革命對那些被迫為生存而斗爭的中國文人具有很大的民主化影響。
中國共產黨并不是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形勢下所存在的危險性。他們告誡年輕的追隨者不要目光短淺，否則很多進步青年就會被嚇跑，就不能團結群眾。黨正在全力爭取中國青年對政權的支持。國民黨沒有做到這一點而導致了失敗，共產黨不會重復同樣的錯誤。他們屏棄了共產主義青年會（the Communist Youth Corps），組織了新民主主義青年會（a New Democracy Youth Corps）。他們希望這樣做可以為他們的統治取得更廣泛的民主基礎。該青年會已經通過了反對“閉門政策、青年先鋒主義和小團體”章程。
共產黨想把青年會用作有力的武器去拓展在中國的統治。在不同的章程中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青年會的基本任務是“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外，青年會將引導其他青年參軍，支持農業和工業生產。會員必須幫助政府教育官員為社區改革學校教育和群眾教育。除了參加國內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之外，他們也將參加“國際青年反對帝國主義、追求民主和平運動”。因此，他們將不僅是國內方針，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方針的武器。
無疑，共產黨將在中國青年男女身上取得很多成功。共產黨不是像國民黨那樣壓迫或控制學生，而是試圖引導學生的能量為黨的利益服務。共產黨的號召是理想化的，迄今為止它滿足了青年為社會服務的愿望。青年人歡迎共產黨的新鮮熱情可能會在一、二年內消失殆盡，但到那時侯，共產黨可能已經建立了有效的機構。
1949年，青年運動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大工廠和人口最密集的城鎮。這和共產黨的認識是一致的，革命的成功或失敗不再取決于軍事勝利，而是取決于他們能否在大城市管理的復雜領域取得成果。
共產黨在城市中可能會有一段艱難時期。但應該記住他們是誠摯的和堅定的革命者，他們的一個主要優點是，當他們發現錯誤的時候會承認錯誤。在北平的一次慶祝會上，一個共產黨發言人承認缺乏大城市管理經驗，然后充滿激情地宣布：“我們必須學習，學習，再學習“。
這種對知識的渴望和對自己缺乏知識而持有的謙卑態度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很好的機會，在許多觀察者預測他們會失敗的領域取得成功。當他們接管北平和天津的時候，每個城市的人口均為200萬，他們的政治工作者像民意測驗中的游說者一樣走遍一個個街區，向各階層人民征詢意見。就像在村里一樣，干部們詢問人們有什么不滿，同時鼓勵他們談論鄰居的情況。這樣，他們收集了所面臨的問題的信息和一些有關“人民的敵人”的情報。
無疑，具有很大權力和豐富經驗的敵人正在大城市等候共產黨的到來。例如，上海有為數眾多的黑社會組織。國民黨的很多匪徒和地下特務也許會試圖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更為微妙的敵人是城市本身具有的對共產黨人及其非黨盟友施加的邪惡影響的作用。一些農村干部已經開始后退，屈服于北平和天津這樣的娛樂城市的誘惑。許多事情都是背著共產黨進行的，但一旦被發現了，黨的報刊會公開譴責那些犯了錯誤的人，警告他們要謹防誘惑。
熱情宣講、公開懺悔和說實話訴苦會議等形式均從農村移植到了城市，但用在見多識廣的城市居民身上效果似乎不那么好。來自天津的報告透露，人們對于共產黨努力改造他們采取一種假心假意的態度。A.T. 斯蒂爾（A.T.Steele）指出：“共產黨面臨的問題是在他們自己的道德標準被毀壞以前打垮腐敗。他們有了一個好的開端，但這將是一場有著幾個世紀傳統的極其困難的戰斗。”
（6）
十分強大以至于推翻了蔣介石的中國共產黨能否足夠強大，在中國開創一場持久革命？他們能否足夠強大成為全國的唯一政權？
很多中立的觀察者并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那么驚人，蔣介石沒有解決，共產黨不可能解決。這使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將發起另一場革命，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誠然，歷史上很多例子表明，革命力量掌握政權以后在反革命的車輪下幾乎馬上土崩瓦解。但是，血腥的內部動蕩的記錄同時表明，打破舊的統治階級、攻擊每一種社會權力形式的組織通常會牢牢掌握國家統治權，而不被輕易打垮。
共產黨政權具有擴張的特征，傾向于以犧牲其他一切權力為代價求得發展。但是這個政權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得到鞏固，必須循序漸進，并且冒由于本身的過度行為而遭毀滅的危險。在最近的將來，共產黨將和其他組織一起分享一些社會權力和部分國家權力。阻礙共產黨全面統治中國和使共產黨的權力地位在一段時間內不太穩固的因素可以歸納如下：
1、 打敗蔣介石不是以共產主義的名義，而是以獨立、民主和人民生計的名義。共產黨現在改變策略，試圖全面控制革命運動必定會嚴重損害他們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大部分加入進來與蔣介石作斗爭的人不是共產黨人，他們還沒有完全被黨控制。所以，黨必須謹慎從事。
2、 共產黨在20年的歷史中第一次為以前由蔣介石政府掌管的城市提供食品。所以，解放區的農民將提供的糧食份額要比以前供應給共產黨的大。既然城市無法給農民提供足夠的工業產品作為補償，土地改革帶來的好處可能是虛幻的，農民也許不會感到滿意。共產黨想使國家工業化可能會使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3、 中國城市在整個國家經濟中所占據的無關緊要的地位使擁有的無產階級支持基礎比起歐洲共產黨薄弱得多。共產黨沒有答應給城市工人大幅度增加工資，他們將通過思想方法、激勵性講話和消除對社會的而不是對經濟的不滿等手段來贏得無產階級支持。
4、 因為城市工人如此之少，所以共產黨必須取悅于傳統上不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階層。但是，中國“中等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也是無關緊要的。這個階級是否能發揮積極作用導致蔣介石或國民黨政權卷土重來還值得懷疑。不過，薄弱的城市無產階級確實給了其他階層調控的自由。
5、 中國幅員遼闊，交通落后。區域情感根深蒂固，這一切都迫使共產黨和地方打交道，與地方政權妥協。中央控制將是困難的，并且是緩慢的。征服內蒙古和西北等地區的回族匪幫和鞏固邊遠領土需要許多年時間，不可能僅僅靠軍事手段來達到目的。共產黨不可能靠軍隊來控制無形的中國大陸，他們必須依靠政治和社會因素來建設一個穩定的社會，因此，為了實現目標，他們絕對有必要和其他組織結成聯盟。同樣，這意味著給非馬克思主義者一些調控的自由。
6、 人民解放軍并不是完全由共產黨控制。從1927年至1937年，這支軍隊稱為紅軍，政治上統一。在接下來的10年間，在抗日戰爭中，這支軍隊注滿了愛國激情，階級特征不再單一化了。在重新開始的內戰中，軍隊再一次發生變化，現在已有數以千計的原蔣介石士兵加入進來。因此，軍隊更能代表國民，但同時又給共產黨帶來了如何控制軍隊的問題。已經出現了幾個這樣的例子，國民黨軍官先向人民解放軍投誠，然后又回到了國民黨軍隊。20年前，最早的中國紅軍是由蔣介石政變后起義的一群軍官組成的。同樣的事再次發生的可能性雖然不大，但仍然存在這種可能性，而且情況正好相反。所以，共產黨現在不能過分嚴厲地或過分公開地推行一黨統治。因此，目前共產黨也許只能堅持聯合政府的想法。
7、 原有敵人的繼續存在，加上戰爭和革命造成的敵人可能會導致密謀暗殺、地方叛亂、團伙陰謀和破壞活動。但是，中國人民對和平和安全的強烈渴望可能會阻止這些事情的發生。
8、 國民黨空軍和海軍仍然可以封鎖中國沿海，阻止西方船只進入共產黨港口。從長遠看，海軍和空軍有可能丟失所有的大陸基地，退守臺灣島和海南島。但是，在最近的將來，封鎖中國沿海可能會導致國際形勢復雜化，推遲外國承認。
9、 缺乏訓練有素的人才將會阻礙共產黨建設國家，但不會嚴重影響權力問題，共產黨可以繼續使用曾被國民黨雇傭過的技術人員。
10、 中國作為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一個政治足球使共產黨在國內處于一個令人窘迫的地位。國外的壓力可能迫使他們在國內采取不受歡迎的政策。如果與美國之間發生連續不斷的摩擦，新中國政府可從英國和澳大利亞獲得援助和支持。過去美國對中國事務的干涉也可以被用來鞭策內部團結。
11、 中國經濟如此支離破碎，公眾的不滿情緒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任何試圖在中國立足的新政權的不信任。過去似乎能開拓各種可能以實現長期擁有的夢想的革命可能要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這將對共產黨政權帶來不利影響。迄今為止，政權的鞏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黨能為普通人民謀利益。但是，既然革命不是以共產黨的名義發動的，黨可以不承擔責任。
12、 最后，依靠人民渴望自由的情感而取得大部分成功的共產黨現在已清楚地表明個人利益應服從社會利益，這可能會招來反對。
一般說來，這些是危及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的一部分因素。但這意味著中國人民將發動一場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嗎？不一定。
除了想當然外，中國將爆發另一場革命的想法主要來自于人們認為共產黨無法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因此可能會給群眾帶來痛苦，從而導致新的民眾反抗。但是，與一般的概念相反，爆發革命并不僅僅是因為經濟混亂。固然，危險的生活條件在導致革命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并不足以推翻社會政權。如真是這樣的話，窮困的人民大眾總是要起來反抗。在中國，只有當足夠數量的人民清楚地意識到國民黨政權不能將他們帶出死胡同時，對經濟上的折磨才會感到忍無可忍，這時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才會給他們提供解脫的方法和對新生活的希望。但是，今天在中國或外國，還沒有一個像共產黨那樣的組織，其綱領能使中國人民脫離歷史窘境。美國干涉主義者的唯一綱領是“消滅共產黨”，允許美國軍人和美國經濟學家控制國家，他們當然不會被中國人們看作是有希望的替換對象。而且，有趣的是很多人加入了共產黨，刻意忍受比以前更嚴重的貧困。他們不會起來反抗不是簡單地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痛苦是暫時的，而是因為為了實現他們所認為的神圣目標，他們甘愿經受巨大的痛苦。
還有其他理由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不會發生新的革命。第一，很少有人在同一代發動兩次大的革命。中國人民已經被戰爭搞得筋疲力盡，他們的希望、精力和甚至生命已被如此損耗，看來他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幾乎不可能針對現在的革命發動另一場革命。第二，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運動至少在長江以北地區掃除了革命的主要基礎，似乎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政黨在長江以南領導這種運動。第三，共產黨用游擊戰爭作武器而奪得政權同樣可能被游擊戰爭推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游擊戰爭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可能僅僅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及后來的日本資本主義在中國進行滲透的全面影響所造成的農村崩潰。造成農村崩潰的基本因素已被消除，也許會有局部的農民反抗，但不可能出現任何大范圍的人民戰爭。要發動一場人民戰爭，必須存在強烈的個人原因和能勝任的無畏的領導力量。這些因素在反對共產黨的陣營中已不覆存在。在中國發動反游擊戰運動的唯一條件是在國內受到良好保護的地區發動反土地改革運動或共產黨實行殘酷的土地集體化引起農民反抗。在最近的將來，中國不可能產生這樣的條件。但是，以后是否可能產生這樣的條件取決于共產黨如何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7）
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僅僅靠權力在中國建設一個穩定的社會。如果人與人之間缺乏互相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凝合。必須存在團體情感、普遍認同的倫理道德和能被接受的正確行為規范。否則，社會秩序就會瓦解為一堆互不調和的行為。
中國在兩千年中保持了一個穩定的社會不是因為北京有一個強有力的統治政權——實際上并不存在——而是因為中國有一套實用法規和極其適合特定國情需要的道德生活方式。信仰相同是社會凝合最強有力的因素。習慣、社會習俗、儒家道德、敬奉祖先、孝道——總之，普遍遵循公認的生活方式——凝聚了國家和人民。中國屢被侵略，朝代屢次更迭并不重要。中國從來沒有經歷更優越的文化，其習俗保持獨立，社會秩序良好。
當具有更高文化的西方國家打破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模式時，由于為家長式的專制農民社會制定的行為規范已經不再適用于被介紹到中國來的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舊的習俗、傳統和儒家生活方式失去了獨立性。男人的根基被動搖，他們被置入新的條件下，再也不知道如何辦才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社會的創造者有責任制定可以重新調和人們行為的規范，但沒有人能夠這樣做。1911年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后，軍閥試圖僅僅通過武力在中國恢復秩序，但他們遭遇了極其慘重的失敗，帶來的只是更嚴重的分裂和更多的痛苦。然后，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尋求用西方的民族主義民主和經濟福利等原理使中國團結起來。但是，因為這些原理缺乏道德體系，它們只是舊觀念的拙劣替代品。
此外，這些原理借自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西方社會，因此和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制倫理具有密切聯系。這種倫理對于年輕的美洲大陸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增強道德觀念的因素，這是因為土著人可以被清除，所有的移民都可以成為最早追尋財富的人，每個人都能當個體經營者或某種意義上的資本家。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具有幾億人口、社會等級分明的古老國家，只有已經具有某種形式的權威、威信或受過教育的那些人才能有益地利用這樣的向社會較低階層嚴重傾斜的倫理觀。后來，當國民黨的高層人員為了個人利益開始壟斷年輕的資本主義企業時，自由企業哲學被證實完全不可能在中國人民中創造團體情感，因為這使低層被剝奪應享權利的人數急劇增加，把傲慢的富豪階層提升到了頂點。自由企業制似乎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成了強者專有的放任行為，導致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和自由度的降低。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腐敗打破了社會福利契約，不正當行為從社會上層擴散到了底層。由于沒有共同利益加以維護，團體情感喪失了，中國在精神上處于更加分裂的狀態。
國民黨封建勢力試圖通過提倡回歸古老的社會習俗，重新建立儒家倫理道德和堅持古代傳統制止分裂。但是，突然進入工廠的農民，成為大城市投機商的鄉紳，當了工廠主的地主又怎能把舊的實用條例運用于這種新形勢呢？他們不能。因此，社會的不調和性更為廣泛。
然后，蔣介石僅僅在權力方面尋求補救辦法。正確行為規范成了對國家的忠誠。蔣老是在強調“忠誠”這個詞。他的士兵的汗衫上都印上了“忠”字。是否忠誠構成了部隊軍官晉升和降職的基礎。部長的任用和解職也取決于忠誠的程度。要求公民忠于祖先、國家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忠誠本身并不是能在社會中產生團體情感的一種學說。當一個國家把忠誠置于其他一切之上時，就已經在瓦解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了。接下來公民們看得很清楚，他們的統治者能夠給他們提供的也僅僅是要求他們服從于權力。
為了確保忠誠，蔣不得不增加強制手法。他總是在成倍增加法令。隨著法令的增加，他必須增加執法人員。他通過了反顛覆法，在學校安置思想警察，創立特殊法庭，增加了國家警察、政黨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數量，但卻徒勞無益。由于他所制定的維持中國統一的法令都是建立在虛偽的、致命的社會概念的基礎上的，所有法令無疑都是反社會的，只能使混亂升級，將社會分解為不和諧的行為。
由于蔣介石政權喪失了具有魔力的德行，觸犯了道德規范，又不能創建一種人民可以遵循的生活規則，因此蔣介石倒臺了。在國民黨的廢墟上共產黨成長起來了。
共產黨能否完成過去100年中無人能完成的偉業，他們能否再一次使中國社會聯合起來，歸根到底不是取決于他們能從俄羅斯得到多少幫助或從美國得不到多少幫助，而是取決于他們能在中國人民中創造怎樣的團體情感。他們已經在革命干部中這樣做了，并且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是現在有必要將這種兄弟情感擴展到全體人民，他們必須在中國的人際關系中恢復信任，否則就會失敗。
（8）
很多人已經注意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宗教一面。無可否認，中國共產黨的魅力肯定也接近于宗教了。我不能在這里詳細地闡述這一主題，因為整個問題太復雜了，涉及到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敬奉祖先、戀母情結、法術、泛靈論、魔法和任意量的信仰和習俗等多種因素。因此，我只是局限于從總體上簡要地評論一下中國共產主義的倫理內容以及與權力的關系。
每一種宗教均以一種或另一種形式圍繞著誕生或再生這一理念。在碰到困難的時候，當新的主義的提倡者出現的時候，人們強烈希望重新開始生活，洗去昔日的罪惡和悲傷。這種再生理念是中國共產黨運動的強大動力。這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毫無相同之處。新生活運動關注的只是一些表面事物，如扣緊衣服紐扣或不在街上吐痰。再生理念要比新生活運動深入得多，觸及了人們某些內心情感。
中國共產黨最響亮的口號是“翻身”（Fan Shen），字面意思是“翻轉身體”，但有時也翻譯為“獨立”。“翻身”在政治上的意義是推翻地主制度，推翻封建主義，推翻獨裁政治。但是“翻身”還不僅如此，它清楚地有意識地努力賦予中國人一種道德倫理。“翻身”對個人而言意味著改變你的思想，改變你的生活方式，改變你的道義感。這種倫理觀的基礎當然是改革哲學，但更加深入，它也包含著再生理念。
地主必須改造思想，這樣他不但不會剝奪佃農的勞動果實，而且他自己也不再是地主，獲得了新生，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丈夫必須停止毆打妻子，不僅僅是為了妻子，而且他也可以成為一個新人。“破鞋”或妓女必須進行改造，以便再次成為年輕姑娘，找個丈夫或在社會上求得一個有用的職位。
“翻身”的另一方面是人人都渴望重新煥發青春。在政治和社會重新覺醒的時代，整個民族都可能具有重新發現兒童時代的愿望。在這樣的時期，被遺忘的民俗、舞蹈、歌曲和傳統又重新浮現出來。因此，中國人民在華北和華中的所有村莊和城市的街道上盡情地扭起再次流行的秧歌舞，唱著康茄歌（Kangko Songs）。共產黨用這種方式再次滿足了人民群眾跳舞、歡笑、追求輕松愉快的渴望。
因為合唱和集體舞蹈可以表現不同于個人精神的集體精神，所以總能提供一種源自于“人民”的革命動力——“人民”是現成的宣傳陣地。唱歌和跳舞無疑已經成為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武器，同時也是在群眾中培養友好感情的武器。由于歌舞能展現共產黨魅力的階級性質，我們引用幾首歌的歌詞如下：
剝削人民的反動派理應千刀萬剮；
他們將老百姓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成為獨裁者。
大地主、大軍閥、大買辦、大家族——全都勾結起來，全都勾結起來。
所以，我們窮苦大眾受苦難。
另一支秧歌唱道：
爸爸媽媽很窮，不能送我去上學。
別人能看書寫字，我卻是文盲。
我們要學會看書；要生存；我們要自由。
我們一起去上學；我們一起去上學。
集體學習確保更好效果。（歌詞按原文字面意義所譯）
與再生理念密切相聯的是拯救理念。這里的感染魅力體現在幾個不同的層面。其中之一是：“你已經完了，但有一條生路。”這是革命的感染力，通過階級斗爭拯救全人類。但是，“階級斗爭”的字眼很少被中國共產黨用于對付人民。這種感染力更為基本和簡單，等于直接告訴人民：“你在挨餓，救救你自己，團結起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拯救也通過“自我凈化”實現。“破鞋”應凈化自己淫蕩情感，知識分子應清除勢利的想法，地主應屏棄貪婪，農民要消除懶惰，干部應日日夜夜注意去除教條主義的事務處理方式。
通往拯救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有向導——人民軍隊和共產黨。有一支歌的標題很好地表達了這種想法：“你是我的燈塔”。因此，黨反復灌輸了這樣一種觀點：黨是人民的引路人。
對于社會的不良分子，共產黨承諾通過懺悔的方式予以拯救。丈夫應該懺悔對待妻子的不公平行為，地主應懺悔對佃農的惡劣待遇，國民黨應懺悔對人民的所作所為，甚至帝國主義應懺悔在中國的行為。
懺悔方式似乎不是共產黨首創，因為國民黨也曾經使用過。很明顯，在中國這樣的半原始國家，可以使用的強制方式有限，只有通過一定的社會壓力才能獲得順從和合作。懺悔這樣的方式可以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在新秩序下，某些行為是錯誤的。因此，破壞了社會秩序的人應該低頭或叩頭認錯。顯然，共產黨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在每個人的心目中都建立起一套無形的指揮系統，指導其在新的生活方式下的行為。
公開懺悔是共產黨尋求順從的另一種方式。但是，這些方式更多的是中國式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西方人私下向牧師或有時直接向上帝懺悔。但在中國，既然人民自己成了上帝，懺悔則公開進行。
因此，坦白大會（Speak Frankness Meetings）成了個人懺悔反社會團體罪惡的論壇。后面我會談到這樣的懺悔對自由構成的威脅，但在這兒我想指出，當一個放高利貸者跪在集合起來的村民面前，懺悔自己靠剝削他人而發財時，當丈夫承認錯誤地對待妻子時，當鄉村惡霸承認自己強迫婦女私通時，當一個人承認偷了鄰居地里的西瓜時，人們已經清楚地知道一種新的道德觀念正在形成。一旦公眾形成了這種感覺，建立新規范的動力是不可阻擋的，漁他人之利是違反自然法的。這種觀念強烈地影響了許多村莊，不僅地主消失了，而且小偷也隨之消失了。你會發現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整個村莊晚上都不鎖門。當然，說實話會的另一面是訴苦會，人們不是懺悔罪惡，而是訴說苦難。這樣做可以產生共鳴。當人們互相之間傾訴痛苦的時候，他們意識到他們曾經一起經歷過生活苦旅，因此他們貼得更近了，培養了共同的感情，維持生活，充滿希望。
批斗會（Struggle Mettings）也是形成公眾觀點、調節道德標準的有力武器。一旦習慣被打亂，人們就無法預料其他人的行為，對社會的信任喪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保持團體情感的一般做法是公開羞辱反傳統者。因此，愛斯基摩人懲罰破壞公共秩序者時讓一群“嘲弄者”圍著他跳舞，并唱歌嘲笑。共產黨中國的村民會議采用了類似的方法。企圖用他們的妻子的身體引誘貧農或土改干部的富農被戴上高帽拉到街上游行。這種懲罰在西方已經失去了作用，只是用于對付孩子。但在中國農村，公開羞辱和嘲弄對于建立倫理道德和恢復社會統一仍然是有用的。然而，斗爭會卻威脅自由。
中國共產黨正在開始做的不僅僅是改革社會，而且是改變中國人。他們像古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一樣，帶著探查燈搜尋社會上存在的非正義現象，救助受苦者，懲罰做壞事的人或挽救他們的靈魂。他們顯然想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為有品德的好人。當然，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但卻是有效的，令比你想象的更多的人感到愉快。
在解放區，人與人之間，尤其是青年人之間，有一種兄弟情感，這在國民黨中國是不存在的，人人都在為金錢問題進行激烈的爭吵。在村里，婦聯和農會給農民機會解決共同的問題，培養以前不曾有過的團體情感。同樣的事情也在城市工廠中發生，工人們第一次有機會互相之間，并且和廠方討論共同存在的問題。知識分子正在進行精神改造，多數是真誠的，多數無疑只是壓制沒有機會利用的信念。對其余人來說，許多人對連續不斷的說教感到厭倦，對沒完沒了的宣傳攻勢感到壓抑。
通常可以這樣說，共產黨試圖通過將社會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來統一中國。如果你想表達自己的個性，你就會和他人格格不入。你必須進行自我檢查。你必須到小組接受批評，承認錯誤。你得為社會，而不是為你自己工作。
共產黨不停宣傳著大眾普遍應該接受的教義。他們制定了詳盡的和過細的規則以指導人們相互之間的行為。既然這些規則不僅僅是以對國家的忠誠，而且是以社會服務為基礎的，因此帶來了和諧，而蔣介石的條條框框只是造成了混亂。
以上對共產黨政權的倫理內容進行的倉促的分析已經清楚地表明共產黨已經成了現今中國唯一真正的道德力量，因為國內其他的權威人士——地主、鄉紳、學者、軍官、資本家、政府官員——甚至是正直和誠實的人所從事的活動均破壞了社會和諧。
二十世紀的領導人不具備可以幫助他們重新制定道德行為新規范的公認的精神權威。中國沒有受到普遍崇拜的至高上帝，也就不能祈求其保佑以重申永恒的真理或發展新的真理。基本的生活規范、敬奉祖先和孝道在現代生活的條件下所起的導向作用很差。中國帝王、名士都稱頌的“德行”也失去了力量，因為社會當局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壓力把所有的經濟負擔都推倒了社會最弱的成員身上。以前對手下人負責的貴族和幫派首領現在開始只為個人斂財或守財負責了。由于人們對社會和精神權威持懷疑態度，而懷疑道德觀念又是人的本性，德治在人們頭腦中也失去了權威。
更高的宗教也不能對普通中國人起到任何實際的道德規范作用。從印度進入中國的佛教也在無產階級宗教占據主導地位，很久以前失去了大部分精神力量。
較晚來到中國的基督教的境況更糟。基督教在19世紀中葉點燃無產階級太平天國起義之火時有很好的機會征服中國。但在西方冒險家和中國貴族階層和外來的滿族人一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后，基督教漸漸失去了無產階級特征。后來，基督教成了像宋子文、孔詳熙和蔣介石這樣的買辦的倫理規范。在這樣的情況下，基督教不能成為人民的宗教。
如果神不能為人類事業服務就不能保持其統治地位。在極度悲傷、革命動蕩、戰爭和瘟疫時期，先知可以將快要死亡的神帶下天堂使其復活，從而強烈譴責非正義行為，解救受難者，打擊窮人的壓迫者。這樣，他們使上帝成了卑微者的捍衛者，并且保證善良的人終將獲勝。但除了共產黨之外，中國沒有先知。
由于中國被剝奪權利的大眾自己的神很久以前就已權威掃地，外國人的上帝已不再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愿望，所以他們轉向共產主義是不足為奇的，而共產黨反對給中國帶來災難的帝國主義和不能給他們帶來社會正義或精神救助的基督教。
因此，目前共產黨發現他們自己是中國現時的精神領袖。他們已經用地上的希望取代了掛在天邊的希望。他們正試圖用對人類理想的熱愛代替對上帝的信仰。如今崇尚的是人民權力至上，社會主義成了未來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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