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撈取稻草 喬伊蠻橫扣戰俘
鞏固陣地 陳賡點撥筑坑道
夫地形者，
兵之助也。
料敵制勝，
計險隘遠近，
上將之道也。
——《孫子·地形》
30天過去了，停戰談判沒有簽字。
這個事實意味著現有接觸線就不是法定的軍事分界線，在停戰談判簽字以前，哪一方有力量有手段，哪一方就可以改變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動。
其實說白了，就是雙方還可以繼續用打來解決問題。
沒有談定的，還可以打定。
仍然是談歸談，打歸打！
磕磕絆絆的談判最后僵在戰俘問題上。
“……談判是美國在國內國際壓力之下恢復的，而談判的恢復，轉過來又增加了國際國內要求把戰爭停下來的壓力，這就是形勢發展的辯證法。因此可以認為現在達成停戰協議的可能性增長了。這就是我們的毛主席和金首相的估計。我們要抓住這個時機，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協議。”
11月中旬，李克農這樣向中朝方談判代表團傳達中央指示。
那會兒參加談判的人們都對此將信將疑。
事實證明，年內達成協議的估計確實過于樂觀了一點。
第二項議程好不容易達成協議，第三項議程又卡住了。
第三項議程是：
“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包括監督停火休戰條款實施機構的組成、權力和職司。”
中朝方面早有準備，首先提出了五項原則建議：
一、雙方一切武裝力量，包括陸、海、空軍的正規與非正規部隊武裝人員，應自停戰協議簽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敵對行為。
二、雙方一切武裝力量，應于停戰協議簽字后3天內，自非軍事區撤出。
三、雙方一切武裝力量，應于停戰協議簽字后5天內，以軍事分界線為界自雙方的后方和沿海島嶼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無任何延期撤走理由，則對方為維持治安，對于此類武裝人員有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動。
四、雙方一切武裝力量均不得進入非軍事區，亦不得對該地區進行任何武裝行動。
五、雙方各指定同等數目的委員，組成停戰委員會，共同負責具體安排和監督停戰協議的實施。
饒有趣味的是，這次停戰談判很象抗戰勝利后的國共談判。那時候，國民黨請共產黨談判請得分外誠懇，蔣介石一電二電連三電，那姿態誰看了誰都覺得國民黨那份和平愿望真是皇天可鑒，共產黨要是辜負了委員長這番美意那是混賬透頂也是傻瓜透頂。
可共產黨真的來談了，蔣介石們又傻眼了。
國民黨方面全無和平的具體打算和具體方案，一切都要共產黨方面先拿出提案。而每當共產黨方面一拿出提案，國民黨方面就要東拉西扯王顧左右而言他拖來拖去晃蕩時間，直到共產黨再拿出第二個提案……。
這種過程，很為共產黨培養煅煉了一批提案高手。
這次停戰談判也是這樣，提案大都是中朝方先提出，然后“聯合國軍”代表們挑刺找茬說長道短，中朝方則再拿出提案……。
李克農們在拿出首案的時候，預案已在手中，隨時準備打出去。
其實談判水平往往在這里分高下。
措手不及的往往是那些對對方預案毫無準備的一方。
這次也一樣。
中朝方五項建議一打出來，聯合國方面就開始節外生技。
喬伊們一反談判開始時“撤退外國軍隊是政治問題，不應該在軍事停戰中討論政治問題”的立場，而要討論停戰期間“不增加軍事力量”這樣廣泛的勢必涉及雙方內政的政治性問題了。
這倒也沒什么，軍事和政治本來就是牙齒和舌頭的關系。不是政治問題兩邊也不會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打得血肉模糊不可開交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軍人們要不是這么隨心所欲也不會那么到處給自己找麻煩到處討人嫌了。
關鍵是他們提出在停戰后還要到中朝軍隊后方去進行空中和地面的所謂“自由視察”。
這不是扯淡嗎？
“駁回去！這種無理要求堅決給他駁回去！”
對方的這種態度早在幕后指導談判的李克農的意料之中：
“打仗之前我們不會同意，停了戰了難道我們還允許敵人到我們后方視察？主權是一個國家的生命，這個問題上可能又要僵住，我們準備提出在雙方的后方一兩個口岸由中立國進行視察的解決方案。”
這個用來打破僵局的預案早就準備好了。
12月3日，中朝方面在原有修訂5項原則建議的基礎上，又提出了7條建議，其中前4條一字未動。第五條略作修改，又增加了第六、第七條：
六、雙方各指定同等數目的委員，組成停戰委員會共同負責具體安排和監督除本項第六條所規定的監察范圍外的全部停戰協議的實施。
七、為保證軍事停戰的穩定以利雙方高一級的政治會議的進行，雙方應保證不從朝鮮境外以任何借口進入任何軍事力量、武器和彈藥。
八、為監督第六條規定的嚴格實施，雙方同意邀請在朝鮮戰爭中的中立國家的代表，成立監察機構，負責到非軍事區以外的雙方同意的后方口岸，進行必要的視察，并向雙方停戰委員會提出視察結果的報告。
果不其然，這張牌一打出去。對方立刻就傻了眼。
“直接視察中朝方后方”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人家那建議已經說啦，“中立國家代表成立監察機構”。
而且這一條絕對冠冕堂皇，誰也無法提出反駁。
至于“保證不從朝鮮境外以任何借口進入任何軍事力量、武器和彈藥”，那明擺著是給“聯合國軍”上套子。誰都知道，現代化程度很高的“聯合國軍”對補給的要求相應要大得多。而且，實行記點制度的“聯合國軍”的兵員輪換也要頻繁得多。
這一條倘要實行起來，“聯合國軍”那士氣絕對要大打折扣。
可這一條喬伊們一時也想不出道道來反駁。
想不出來就拖。
一拖就拖了9天。
12月12日，大概是華盛頓智囊們傳授了機宜，“聯合國軍”代表終于拿出一個對案。
中立國視察后方口岸一條，沒法反駁，只好原則同意。
但卻提出大規模輪換部隊和補充武器彈藥，而且又生出了一個飛機場問題，提出要“禁止朝鮮境內飛機場和航空設備的恢復、擴充與修建”。
這后一條提得很有水平。
對于“聯合國軍”方面來說，不存在所謂“恢復、擴充與修建”機場和航空設備問題，因為中朝方面的空中力量完全不能威脅到“聯合國軍”的機場和航空設備，所謂禁止雙方，實際上是禁止中朝方一方。
由此也可見美國人對于中朝方面日益強大的空中力量的畏懼。
很明顯，如果中朝方空軍進入朝鮮北部機場，將直接威脅到在朝鮮南部的“聯合國軍”后方，從而使其處境變得非常尷尬，甚至直接關系到“聯合國軍”能不能在朝鮮呆下去的問題。
不過這也在中朝方代表們的意料之中。
12月14日，照顧到美方的記點輪換制度，中朝方再次對原提案作出修訂，在第六條后補充了“但雙方的任何一方如需要對其在朝鮮的軍事人員進行輪換時，應向軍事停戰委員會提出請求，獲得批準。此項輪換的人數，每月不得超過5 000人，并應經過中立國監察機構的實地監督，在雙方同意的后方口岸進行。”
可雙方仍然在機場問題上相持不下。
中朝軍隊代表說：我方不能同意你方限制機場設備的建議，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所絕不讓步的是我方內政不受干涉，至于我方進行或者不進行這一種或那一種設備，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聯合國軍”代表表現極為蠻橫：
“這種干涉現在我們就以我們的軍事力量進行著。你們還是忘掉主權、內政這種支離破碎的字眼吧！現在我們正在干涉著你們的內政，你修飛機場，修好了，我給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聯合國軍”代表霍治很是趾高氣揚。
儒將解方氣極，一拍桌子站起來：
“你們使用軍事力量不能得到的東西，卻企圖用談判的辦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訴你們，你們永遠不會得到你們使用軍事力量所得不到的東西！”
……
12月27日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就這么在吵吵嚷嚷中給“浪費”掉了。
后來才知道，這些胡說八道的版權屬于華盛頓。
話說回來，誰叫人家家伙硬呢？
第三項議程還沒議消停，第四項議程也僵住了。
第四項議程也是最后一個有實質性內容的議程。
本來這個問題是最不應該成為問題的問題。
1929年締結、1949年又修訂的《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第一一八條明文規定：“戰爭結束戰俘應該毫不遲延地釋放并遣返。”
第七條也規定：“在任何情況下，戰俘不得放棄本公約所賦予彼等權利一部或全部。”
需要說明的是，1949年在這個條約上簽字的國家有61個，美國是其中之一，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還不是簽字國，中國政府是在1952年7月13日才宣布承認這一公約的。
有鑒于此，中朝代表團也認為這不應該有什么大問題。
連毛澤東也認為有多少換多少，不難達成協議。
談判老手李克農對大家說：
“我們主張收容多少換多少，他們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換俘虜，既有國際公認的準則，又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問題，估計不難達成協議……”
全沒想到，這個問題竟成為談判中最難達成協議的議程。
一吵吵了近兩年。
倒是“外交才子”喬冠華對這種樂觀估計有所保留。
進入這一議題談判之前，中朝代表們已經知道，中朝方戰俘營中對方戰俘的數量，遠不如對方戰俘營中中朝方戰俘的數量多。“聯合國軍”極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胡攪蠻纏。
“中央估計戰俘問題不難達成協議，我多少有些擔心。最近范佛里特總部軍法處長漢萊的聲明是個信號，他竟污蔑我方殺害戰俘。當然捏造總捏不圓，他所指的什么第八十一師第二十一團，我軍根本沒有這個番號，而且美國國防部也說漢萊的聲明沒有事實根據。李奇微雖支持漢萊的聲明，但不敢讓漢萊同記者們見面。奇怪的是杜魯門竟于漢萊聲明的第二天，聲稱‘中國軍隊殺害在朝鮮的美軍俘虜，是一百多年來最野蠻的行為。’一個大國的總統居然支持連國防部都否認的一個集團軍軍法處長的聲明，這不是一般情況，似乎道出了美國決策集團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作什么文章。我沒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們研究這個問題。”
喬冠華真不愧是一位目光敏銳的外交人才，一切都被他言中。
果不其然，剛一談判，美國軍政首腦就在打戰俘的主意。
1951年7月5日，停戰談判前夕，陸軍心理戰首腦羅伯特·麥克盧爾準將最先在致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上將的備忘錄中提出一個損招：將那些原是國民黨軍和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產黨懲罰的中國戰俘送到臺灣。因為臺灣在法律上還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計策可以保證美國至少在法律意義上遵守日內瓦公約的。麥克盧爾甚至露骨地說，“一些中國戰俘會愿意被秘密地送往大陸登陸，然后回到自己家園或游擊隊占領區去。”
這已經是露骨地在暗示可以用戰俘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了。
而且這個建議本身就是對《日內瓦戰俘公約》的蔑視。
筆者認為，麥克盧爾這個建議是對美式人權的最好詮釋。
李奇微則主張“一對一交換”，因為他認為“聯合國軍”在收容戰俘的數量上擁有優勢。
總統杜魯門后來也滲和進來，堅決反對全部遣返。
這個立場于11月作為美國官方立場傳達給了李奇微。
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的小組會開始討論戰俘問題。
第四項議程小組委員會由朝鮮人民軍代表李相朝少將、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柴成文、“聯合國軍”代表魯思文·利比海軍少將和喬治·希克曼陸軍上校組成。
根據《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有關條款，中朝方代表提出了停戰后迅速遣返全部戰俘的原則。
不料“聯合國軍”代表拒絕表明態度，要求先交換戰俘名單。
12月12日，中朝代表正式提出5點建議：
一、確定雙方釋放現在收容的全部戰俘的原則。
二、商定在停戰協議簽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間內，雙方分批釋放及遣送完畢其所收容的全部戰俘，并確定重傷、病戰俘應先在第一批內釋放及遣送的原則。
三、建議雙方交接戰俘的地點，定在開城板門店。
四、建議在停戰委員會下，雙方各派同等數目人員組成遣俘委員會，遵照上述協議負責處理戰俘的交接事宜。
五、上述各項一經雙方同意確定后，即行交換現有的全部戰俘名單。
按理這不存在什么問題。
可“聯合國軍”方面始終避免在遣返戰俘問題上作出反應，又提出了兩個純屬枝節的問題，一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派人到雙方戰俘營訪問，二是首先交換戰俘名單。
“英語中有一句諺語：‘不買裝在口袋里的豬’。不首先交換戰俘資料，我方不能而且不愿做出任何輕率舉動。”
在“聯合國軍”代表利比海軍少將心目中，這就是一次人口買賣。
好吧，那就先交換名單。
拿到名單，雙方都大吃一驚。
“聯合國軍”當時收容的中朝戰俘約有132 474人，其中中國軍隊戰俘20 720人，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111 774人，交來的名單中只有英語拼寫的姓名和戰俘番號，中國人沒有漢字姓名，朝鮮人沒有朝文姓名，也沒有部隊編號、職務、銜級等，根本無法查對。
而且人數也對不上。
中朝軍隊當時收容的戰俘為11 559人，其中：
“聯合國軍”官兵4 417人；
韓軍官兵7 142人。
而“聯合國軍”戰俘中，又有美軍官兵3 198人，英軍官兵919人，土耳其官兵234人，法軍官兵10人，菲律賓官兵40人，荷蘭籍軍人1人，希臘籍軍人1人，澳大利亞籍軍人6人，南非籍軍人4人，加拿大籍軍人1人，美籍日本人3人。
“聯合國軍”代表感到震驚的是，這與他們原來估計的數字差距太大。按他們原來的估計，韓軍官兵在戰斗中失蹤的數字為88 000人,而美軍的失蹤數為11 500人。
美方認為，中朝方面提供的戰俘名單，僅占失蹤美軍的27%和失蹤韓軍官兵數的8%。
兩相比較，美方收容的戰俘比中朝方面多10倍以上。
這是怎么回事兒？
的確，在中國軍隊入朝參戰前，朝鮮人民軍就曾俘獲過數萬美韓軍官兵，中國軍隊入朝參戰到停戰談判雙方互換名單時為止，也俘獲過美軍6 573名，英法等國官兵1 317人，韓軍官兵29 922人。
朝鮮電臺也曾經公布過俘敵65 000余人的數字。
可收容到中朝軍隊戰俘營中的戰俘何以如此之少呢？
這是不同戰爭類型的互相轉換中給人們開了個大玩笑。
朝鮮戰爭剛開始時，是朝鮮民族的一場內戰。
當時，朝鮮南部有人口1 600萬人，而北部僅有人口900萬人，就兵員資源來說，南方遠比北方雄厚，所以北方特別重視消化俘虜兵。戰爭打響后，朝鮮人民軍節節勝利，勢如破竹，先后俘獲過8萬多韓軍官兵。
這些韓軍官兵，很快就被“消化”在朝鮮人民軍的隊伍中。
中國軍隊在內戰期間也是這樣“消化”了數百萬蔣軍官兵。
這是中國軍隊的一絕。那年頭，昨天戴著青天白日帽徽膽小怕死，今天青天白日揪下來一扔就勇敢無畏的奇跡數不勝數。俘虜過來的國軍士兵只要參加過一兩次訴苦會，整個就象變了一個人。就是現如今在朝鮮參戰的志愿軍官兵，真要查起履歷來，恐怕相當大一部分都穿過國軍的二尺半，進過共軍的俘虜營。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行列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曾經是被“消化”的國軍士兵。
國內戰爭，這不應該是什么問題。
問題是朝鮮戰爭后來國際化了。
變成了一場先后有20個國家的軍隊卷入的國際局部戰爭。
這就產生了觀念轉變和政策調整的問題。
中國軍隊參戰后，也曾俘獲過大批的美韓軍官兵。當時的中國軍隊俘獲的韓軍官兵一般都轉交朝鮮人民軍，“聯合國軍”官兵則交碧潼俘管處。那會兒中國軍隊還是國內戰爭俘虜政策政治攻勢的觀念，連連在前線釋放了不少的“聯合國軍”戰俘，加上運動戰時期沒有專門的戰俘管理機構，在敵機轟炸、看管不嚴和供應困難的情況下，戰俘失散和逃亡嚴重，所以收容的美軍戰俘就很少了。
后來回過味兒來，俘虜的韓軍官兵也送碧潼了。
然而這時又不打大仗了，加上韓軍俘虜人熟地熟語言通，本來也不太好抓，所以最后在碧潼的韓軍戰俘也沒剩下多少，滿打滿算也只有7 000多人。
“聯合國軍”戰俘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聯合國軍”戰俘營中的主要成份是“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后成建制被俘的朝鮮人民軍官兵。而韓軍的頭頭腦腦們都明白，這些人絕非當時屢戰屢敗名聲很差勁的韓軍部隊所能消化掉的，真要編進部隊沒準兒一打起來那槍口就會掉過來開火，與其找這個麻煩，還不如就讓他們呆在戰俘營里。
中國籍戰俘則主要是在第四、五次戰役后撤中被俘的志愿軍官兵，此前，“聯合國軍”戰俘營中只有600多名志愿軍戰俘。
談判雙方最后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事實：
“聯合國軍”收容的中朝戰俘，10倍于中朝軍隊收容的“聯合國軍”和韓軍戰俘。
由于這個懸殊的數字差，使戰爭又多打了一年多。
戰俘，成了“聯合國軍”在談判中的一個籌碼。
應該承認，中朝方面在戰俘遣返問題上的談判地位相當被動。
什么“一對一交換”，什么“自愿遣返”，完全是“聯合國軍”在戰場上被打得惱羞成怒的心態下出籠的一個損招。美國人心中很清楚，對有著5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兩萬戰俘根本不可能對中國軍隊的兵員資源產生哪怕是些微的影響——這樣做在軍事上實在沒有什么價值。其所有的意義全在于在想在全世界面前丑化共產黨所領導的新中國沒有“人權”，中國軍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強迫”來朝鮮作戰的，從而以此來挽回在戰場上與對手打得僵持不下所丟失的臉面——因為無論是談判還是打，“聯合國軍”手中的籌碼也越來越少。
既使按最樂觀的估計，美國軍隊也實在沒有逮住什么便宜。
說停戰線吧，開戰時在三八線，與中國軍隊交戰是在鴨綠江邊，現在卻在三八線附近被粘糊住了。雖說經過夏秋兩季攻勢，奪取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聯合國軍”在三八線以北占據的地區要也比中朝軍隊在三八線以南占據的地區要大一些，可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本身在兵員上就居于劣勢的“聯合國軍”方面難以承受的。有些國家已經公開聲明，絕不再向朝鮮增派兵員，已派出的兵員損失了也不再補充，直到打完為止。
美國軍事歷史專家拉塞爾·韋格利教授曾經不無調侃地評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聯合國軍司令部決意尋求決定性的勝利，那么唯一可用的方式是跟中國和北朝鮮軍展開激烈的殲滅戰。這場殲滅戰勢必要求聯合國軍付出極大的代價，從而使這場努力與其說是‘勝利的’，還不如說是‘悲壯的’了。”
至于“停戰監督”，那就更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了。
原想用“自由監督”難為對方，卻被人家一個“中立國監督”給瓦解了，反而給自己找來了不少麻煩。
算來算去，現在只剩下戰俘這一項——也是最后一項具有實質性內容的議程尚有些文章可做，而且“聯合國軍”在這個問題上相對來說還具有比較有利的談判地位。
這件事兒狠狠地救了山姆大叔一把。
打得狼狽談得窩囊的美國人這會兒哪怕是見著根稻草也要把它撈起來當作鐵拐杖，更不要說還有那么多人在自己手中。
有人，就可以做人口買賣，就有文章可做。
杜魯門這回是逮住什么就用什么，哪怕這將給美國人到處標榜，涂抹得光輝燦爛的“人權”旗幟甩上一團大大的污泥。
這就叫狗急了跳墻！
粗粗一看，“自愿遣返”也好，“一對一交換”也好，好象都有那么點公平合理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這里面卻是一個大大的騙局。
中國軍隊的戰俘大多數是經過土地改革的翻身農民，且不說愛國主義精神是中國軍隊最根本的精神教育支柱，且不說“保家衛國”這個口號對于得到土地的農民群眾那種毫不含糊的號召力，僅從千百年的形成的故土觀念和“三十畝地一頭牛”的小農經濟的理想生活境界來說，如果不是脅迫和欺壓，從黃土高坡上走出來的農民恐怕就沒有幾個人不愿意回到祖國，回到等待他們耕種的土地上。五十年代的過來人都知道，那會兒城里到農村招工都要反復動員，還不一定招得上。
后來戰俘營中的反抗斗爭和美軍的殘酷鎮壓也向世人證實，所謂“自愿”，完全是在一種在控制下的脅迫。關于這一點，大鷹所著的《志愿軍戰俘紀事》有詳盡的介紹，筆者不再贅述。
出這損招的美國人讓美利堅合眾國的蒙受了國恥！
杜魯門、李奇微們的這種作為實在讓人瞧不上。
其實，就是在美國軍政當局內部，對這種下三濫的招數也不是沒人發出不恥之聲，比如“聯合國軍”首席談判代表特納·喬伊海軍上將，比如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他們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對“自愿遣返”表示過異議或貶損其價值。
可問題是，不弄這個，美利堅合眾國的面子上哪去找？
歸根結底，這還是惱羞成怒下的損招。
要是打得順手，美國哪會費神折騰這種下作把戲？
比如海灣戰爭，美國人打得清楚，贏得明白，逮了10多萬伊軍俘虜，放得也痛痛快快干干凈凈，絕不來什么“自愿遣返”、“一對一交換”什么的。
留著干嗎，還要管吃管喝，多麻煩！
既然談不下去，那就開打。
打也麻煩。
1951年12月27日，停戰談判30天簽字期剛一過，“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中將就命令第八集團軍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將提出轉入攻勢作戰的計劃來。
范佛里特一聽就氣不打一處來。
計劃？什么計劃？
10月初我就向你呈報了攻占鐵原、金化、平康三角地帶的計劃，你說是會給剛剛恢復不久的停戰談判帶來不利影響，被你否決了。11月初，我再次提出此案，又被你否決了。還說什么“今后第八集團軍只能進行維持現防線所必需的小規模進攻，采取攻勢防御”。
這叫我怎么打？
當時心里邊肯定憋著一口氣的范佛里特轉而向自己的下屬發布了一個近乎賭氣的訓令：
今后如果停戰談判過于長期拖延的話，第八集團軍需要準備攻勢作戰。為了表示達成協定的愿望，在維持現防線所必需的范圍，將作戰減少到最低限度。今后如果沒有本司令部的特別指示，奪回被敵攻占的地盤為目的而實施的反擊，將是唯一的進攻作戰。即要為防止無謂傷亡盡一切努力。
這當口跟上司賭氣，就是在對手面前泄氣。
這道訓令到了下邊，就變成了這樣：
“除非必要的情況外，不準直接動用部隊，只許敵人開炮時才能還擊。”
本來就不想在這個地方送命的美國大兵們忒歡迎這個訓令。
可無事還要生非的無冕王們卻逮住這事兒做開了文章：
“如果至此暫停地面作戰，將招致以現狀完全停戰的局面。”
這又讓白宮和五角大樓很是難堪：即或是真有這么回事兒，那也是只能干，不能說呀，否則頭號強國的面子往哪兒擱？
其實這正是美國的兩難。
11月29日，杜魯門發表聲明，糾正被誤解的“聯合國軍”作戰方針：
“戰斗沒有結束，直到停戰協定簽字為止，要向敵人施加壓力。”
為消除“戰斗中止”的印象，在杜魯門聲明的當日，第八集團軍在整個戰線上組織了68次偵察活動。12月，第八集團軍又組織了247次伏擊行動，以證明第八集團軍戰斗行動是積極的。
可惜這些行動幾乎沒有什么效果。
美國兵干這個本來就不在行，何況又沒什么斗志。
所以這會兒，范佛里特那些進取心早已消磨在那些連遭否決的提案中了，而且經過夏秋兩次攻勢，他也知道再次大打絕非上策。
從來都在李奇微那兒碰釘子的范佛里特決心還以顏色：
“由于情況急劇轉變，我們再不能搞過去那種進攻作戰了。”
要是范佛里特一個人這樣看倒罷了——下他的崗不就得了？
要命的是這是美第八集團軍團以上指揮官們的一致看法：
“為了加強我們現有陣地而進行的小規模進攻，將會白白流血，一無所得。”
這明擺著是給李奇微上眼藥。
你李奇微總不能把他們都下崗吧？
范佛里特本來還是主張大打的。
11月初，美第八集團軍作戰部門曾經擬定在向鴨綠江進軍的前提下，前出到元山、平壤一線的進攻計劃，但范佛里特認為，同預期損失相比，得不償失，沒有價值。美聯合作戰計劃處與作戰處在分析這個計劃時也估計，第八集團軍在前出平壤、元山一線的進攻過程中，將損失20萬兵員。
對于美國軍隊來說，這實在是個天文數字。
為了一個原本與美國利益毫無關系的朝鮮付出這么多人的代價，這是本來就對這場戰爭不能理解的美國國內人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甭說別的，那國會沒完沒了地鬧騰就讓總統和五角大樓受不了。
而且在服現役美國大兵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到朝鮮服役是一種苦役，以至最后不得不想出了“記點”輪換兵員這種招數來，這個制度規定獲36點的官兵即可離開朝鮮返國，具體方法為：
在前線戰斗區執行戰斗勤務的官兵每月記4點；
在支援戰斗區執行任務的每月記兩點。
后來由于輪換太勤而導致兵員不足，從1952年4月起，又將上述方法作了修改，又在原基礎上增加上中間區，規定在該區的人員每月記3點。按此辦法，美軍官兵分別在朝服役9個月、一年、一年半始能返國。
從此后在朝鮮的美國兵都數著點算著賬打仗過日子。
數著日子想回家的士兵還會對激烈的戰斗行動感興趣嗎？
美國軍事歷史學家拉塞爾·韋格利先生在其著作《美國陸軍史》中對記點輪換制度的弊端作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評述：
……由于輪換人馬走馬燈似地往來穿梭，在朝鮮作戰的8個陸軍師及其附屬部隊從未形成可觀的內聚力。新兵和基層軍官們不惜花費很多時間屈指計算輪換期。他們缺乏整體感，學習不了班、排、連所必須掌握的協同動作。他們尤其不具備團結精神或集體榮譽感，很難補償因不明白為什么打仗所產生的倦怠。敵人并未把美軍劃入頑強進攻、堅忍不拔的軍隊之列。如果美軍的對手是一支現代化程度高、火力與后勤補給能力勢均力敵的軍隊，那么實行這項導致低內聚力的輪換制度將使美軍在戰爭中失利。
美遠東海軍也認為，在這個作戰中，如果中朝軍隊試圖進行空中攻擊，將給“聯合國軍”的艦艇和登陸部隊造成相當損失。美遠東空軍則表示，“不支持把戰線擴大到滿洲的敵空軍基地附近去，希望以慎重的進攻計劃代替它”。
這就是說，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既不能承受重大傷亡，又要把仗打下去。
還要打得又體面又不丟人。
任何不義之戰，都有這種兩難，從越南到阿富汗，無一例外。
就這，你叫范佛里特怎么向李奇微拿出“轉入進攻的計劃”？
非不愿為，亦不能為！
這也是美國軍隊將領遜色于中國軍隊指揮員的地方。
在象麥克阿瑟包括李奇微范佛里特等一大批美國軍隊將領們看來，要么打一場不惜一切代價的全面戰爭，甚至不惜將戰火燒到中國去，甚至不惜請出原子彈，甚至不惜讓大批美國青年們付出生命的代價。
而一旦進入相持不下的小打小鬧，還要他們在小打小鬧中奪得主動，他們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從經歷過的戰爭和戰斗類型來說，他們跟中國軍隊的指揮員們真是沒法比。優越的國力，精良的裝備，堅實的物質后盾、相對單一的戰爭閱歷，使麥克阿瑟、李奇微和范佛里特們都只對大打出手的堂堂之陣有興趣，好象只有這樣才能爭得主動，才能維持士氣，才能贏得勝利。而對于以零敲碎打積小勝換取大勝的戰爭形式，卻完全缺乏相應的思想準備和信心。
中國軍隊的指揮員雖然大都沒進過什么大學校門，但卻是在各種不同類型的戰斗中一刀一槍殺出來的，對于從這種戰斗形式向那種戰斗形式的轉換來說，不象范佛里特們有那么多的障礙。幾乎每一個中國軍隊指揮員都有過小打小鬧的游擊戰和大規模的運動戰的戰爭閱歷，“積小勝為大勝”的作戰形式早在打鬼子那會兒就被他們操練得滾瓜爛熟。“在什么情況打什么樣的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武器的仗”，“因時因地制宜，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中國軍隊作戰指導活的靈魂，所以戰爭形式無論怎么變化，他們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都能保持旺盛的戰斗意志和主動進取精神。
至于中國軍隊的士兵們，大都是剛從土地改革中得到了翻身解放獲得了實際利益的農民，他們曾經飽受日本鬼子的蹂躪，如今穿上軍裝，領上一支槍，再去打退另一國的鬼子，保衛他們分來的田分來的地分來的勝利果實，保衛他們剛剛獲得的當家作主站起來了的感覺，那是一件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事兒。
這些士兵也數著點算著賬打仗過日子。
數著算著消滅了多少美國鬼子，立了多少功，風風光光回家。
一些被俘美軍官兵曾經驚訝地發現，一個普通中國士兵對戰場環境和雙方態勢的了解，甚至超過美軍營一級的指揮官。
這也是中國軍隊所特有的傳統優勢，這使得他們即或面臨非常艱難困苦的場合，仍然能取得主動，打得出彩。
這也是正義之戰的優勢。
不管有沒有障礙，雙方在“小打”碰撞了起來。
1951年夏秋攻勢后，朝鮮戰局處于相對穩定狀態，雙方均無大的作戰行動，兵力和部置亦無大的變化。“聯合國軍”方面第一線兵力有美軍6個師、英軍一個師、韓軍6個師，共13個師；第二線有美軍一個師、韓軍兩個師及土耳其步兵第一旅，共3個師一個旅。中朝軍隊第一線兵力有志愿軍8個軍、朝鮮人民軍3個軍團，共11個軍（軍團）；第二線有志愿軍3個軍、朝鮮人民軍一個師，共3個軍、10個師。另部署于東、西海岸的有志愿軍3個軍、朝鮮人民軍3個軍團，共3個軍（軍團）。
利用這個相對穩定的時間，雙方一邊鞏固后方，一邊調兵遣將。
11月底，“聯合國軍”調集韓軍第八師、首都師開始對智異山、云長山、回文山地區活動的朝鮮人民軍游擊隊進行清剿。
12月起，在日本待命的美步兵第四十師、第四十五師與在朝鮮的美騎兵第一師、步兵第二十四師進行輪換。另外，還計劃在10個韓軍師中的每個師增加4個榴彈炮兵營。
同時，記點輪換制度也開始實行。
4月，北約盟軍總司令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五星上將因被內定為共和黨下屆美國總統候選人而辭去軍職。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于4月28日任命“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中將接替艾森豪威爾，就任北約盟軍總司令；同時任命美國本土部隊司令官馬克·克拉克上將接替李奇微，就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其實這主意參謀長聯席會議打了很久。他們都覺得李奇微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現在由于他在談判中過于強硬的立場，反而成了美國利益的絆腳石。但由于今天能夠與中朝方討價還價的地位也是人家費心費力掙來的，白宮和五角大樓不得不給予了他一個幾乎與美國陸軍參謀長平起平座的位置。
不過這怎么說還是比下崗的麥克阿瑟的下場要強得多。
接任他的克拉克上將也是美利堅合眾國軍隊的一員戰將。
和麥克阿瑟一樣，時年56歲的克拉克也是將門之后，出身于紐約州麥迪遜·巴臘斯克，1917年畢業于西點軍校，跟李奇微是同班同學，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意大利方面的第五集團軍司令官，指揮過著名的薩萊諾和安齊奧的登陸作戰，奪取了卡西諾的堅固陣地，為解放羅馬立了大功。當時，李奇微就在他手下的第八十二空降師任師長。
不過，美國新聞界認為，真正“使其有名的，可能還是作為美第十五集團軍司令官在巴爾干方面的作戰，和戰后作為奧地利駐軍司令官兼高級專員和蘇聯科涅夫元帥就奧地利中立化協定開展的外交論戰。”
美國總統給“聯合國軍”派了個能打又能談的統帥，很有些意味深長。
克拉克曾于1951年2月來朝鮮戰場進行過實地考察，并參與過美國軍方戰后的戰略規劃，他在回憶錄中也說：
“我從頭到尾參與了華盛頓的戰略規劃。在擔任主管訓練的美國本土野戰部隊司令官時，我就懂得這個職責意味著緊急的戰火爆發。沒到一年時間，韓戰真的爆發了，我們加緊擴充地面部隊，訓練他們去與只會依從少數戰爭律例的敵人作戰。”
可惜克拉克來得不是時候，面對這瓷器活，他也沒金剛鉆。
利用這種相對穩定的局面，中朝軍隊開始大興土木全線筑壘。
在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戰中，中朝軍隊雖然最后粉碎了“聯合國軍”的攻勢，取得了戰役的勝利，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第六十七軍、第六十八軍均傷亡慘重，戰役一結束即撤出休整補充。其根本原因是，在“聯合國軍”方面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密集猛烈的火力突擊下，中朝軍隊依托一般野戰工事、很難做到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進行持久的防御作戰。
而恰恰就是“聯合國軍”鋪天蓋地傾泄的鋼鐵，促使中朝軍隊找到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好辦法。在夏季防御作戰期間，志愿軍戰士們就創造性地構筑了防炮洞（俗稱“貓耳洞”），并將相鄰的防炮洞發展成馬蹄形的小坑道，成為坑道工事的雛形。朝鮮人民軍東線部隊在防守作戰中，也成功地在反斜面構筑了迫擊炮坑道工事，讓進攻的美韓部隊大大的吃了苦頭。
當夏季防御作戰正在進行時的1951年9月16日，志愿軍總部就指示全部隊：
以后我重要陣地，必須是隧道式的據點，特別是核心陣地。
秋季作戰以后，志愿軍總部專門發出構筑陣地工事的指示，要求各部在防守的各要點上都必須構筑坑道工事，工事強度必須能抵御榴彈炮的轟擊。`
進入冬季后，中朝軍隊在全線開展構筑坑道工事的熱潮。
那段時間，敵人炸，自己也炸，敵機從天上扔炸彈轟炸，自己在地下放炸藥崩洞，成為當年朝鮮戰場的一大奇觀。
當時，聯司要求第一線各軍都要構筑3線縱深坑道工事。
其時正值隆冬，天寒地凍，土石被凍得異常堅硬，作業工具和器材十分缺乏，作業經驗亦很不足。
但這一切并沒有難倒打地道戰出身的新中國軍隊。
工具不足，他們就自設小鐵匠爐，反正美國飛機天天都往這兒送鋼鐵，廢彈呀彈片呀什么的遍地都是，壓根兒不發愁。象第十二軍一個軍就建了40多個鐵匠爐，8個月自已制造了16 000件工具，修理工具75 000余件。
炸藥不足，也難不倒他們。
那會兒美遠東空軍到處扔定時炸彈，那玩藝兒一拆卸下來除了廢鐵可打工具外，還能提供炸藥，一枚炸彈能掏出六七百公斤炸藥來，還絕對的高效。幾乎每支部隊都有專卸定時彈的高手。象第十五軍第四十五師，就拆了3700多公斤炸藥用作開山炸石修坑道。
第十五軍的副連長龐海魚、排長劉月榮等都是拆炸彈的高手。
后來，在朝鮮北部的敵特向敵人報告了扔過來的定時彈被派的用場，把美遠東空軍司令威蘭中將氣得不行，他做夢都沒想到扔過來的炸彈竟被對手派了大用場，幫了人家的大忙。
只好不再扔定時彈了。
這叫硬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碰上見著定時彈就想把它大卸八塊的中國士兵，遠東空軍的轟炸機部隊算是撞上克星了。
玩這個，幾乎每一支部隊都有自己的高招。
至于作業技術缺乏，這更難不倒中國軍隊了。
中國軍隊有個法寶，叫“軍事民主”，發動群眾及時總結、交流作業經驗等等，各種戰場小報不斷地刊載個人和集體的經驗介紹，志司還組織各種巡回交流。
那坑道工事很快就在全線建立起來了。
“聯合國軍”很快就發現了中朝軍隊正在曾遍構筑工事。
這還了得。
從1952年1月起，“聯合國軍”發起旨在破壞中朝軍隊正在構筑的坑道工事的所謂“高腿柜作戰”：把重炮和坦克推進到高地頂上，并由航空兵配合，以重炮和重磅炸彈直接轟擊中朝軍隊的反斜面，并頻繁地施放毒氣。而中朝軍隊初期的坑道工事厚度不夠，坑道口也不夠隱蔽，遭到破壞較為嚴重。
2月11日至16日，美第八集團軍進行了一次稱之為“誘捕作戰”的佯動：即連續幾天在全線基本停止炮擊和步兵活動，并在部分地區折除鐵絲網、工事和施放煙幕，做出撤退模樣，企圖誘使中朝軍隊出動。
中朝軍隊一門心思鞏固陣地，沒理這個茬兒。
2月27日至4月9日，“聯合國軍”向中朝軍隊第一線陣地施放毒氣32次，致使中朝軍隊216人中毒。
3月3日到4月9日，一個多月時間內，敵機就炸毀中朝軍隊坑道42處，殺傷人員236人。
此外，由于有些坑道因地質選擇不當，土質松軟，春季冰雪融化，出現坍塌現象，也造成了一些人員傷亡。
于是有人開始懷疑坑道工事的作用了。
“這躲在洞里怎么打敵人呀？”
“這還算革命英雄主義嗎？”
“咱們部隊可是腿桿子上綁大鑼，走到哪兒響到哪兒，這鉆進洞里，響給誰聽呀？”
“看看，這坑道還沒派上用場，就讓人家給炸塌啦，不如不挖。”
“還是搞掘開式好，省時，省力，便于發揚火力。”
……
牢騷鉆進了赴朝接替彭德懷主持志司工作的陳賡耳朵里。
陳賡膽大了一輩子，一輩子不知道干了多少膽大得讓人咋舌的事兒來，不管是講革命英雄主義還是個人英雄主義，誰敢跟陳賡比呀。
可人家陳賡從來不瞎膽大，人家那膽大全是掂量了形勢掂量了把握作了出科學分析的——要不后來也不會讓他到大名鼎鼎的哈軍工當院長了。
陳賡一來，先向高級干部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必須把陣地防御和陣地攻擊提高到戰略地位”。
他特別強調這一句話。
陳賡說的都是大實話。
“現在敵我力量對比，可以說是旗鼓相當。敵人在裝備上優于我們，但其余優勢如兵力、士氣、正義性等等，均在我方，地形亦對我有利，我們要看到敵人的長處和短處，也要看我們自已的長處和短處。發揚我們的長處，發揮我們的優勢去戰勝敵人。打仗，是敵我之間力量和意志的競賽。過去我講過，誰是最后的頑強者，誰就是最后的勝利者。麥克阿瑟不行，被撤職了，換了個李奇微，李奇微走了，現在又來了個克拉克，我們倒要看看他會有什么新招！……”
針對有人提出的“掘開式”工事的所具有易修建、省時、省力，便于發揚火力等優點，陳賡點拔道：
“搞‘掘開式’有千條優點萬條優點，但有一條致命的缺點足以抵銷它的一切優點，那就是不易保存自己。保存不了自己，也就保存不了陣地。還談什么消滅敵人？當然，打坑道要和野戰工事相結合，保存自己要和殲滅敵人相結合。我們有了坑道，就不怕敵人炮火猛烈，不怕敵機狂轟濫炸，美國飛機再厲害，它總不能鉆到坑道里來抓俘虜吧？”
對于坑道工事的建設，陳賡還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志愿軍總部向各部隊及時發出指示，要求坑道工事必須達到“七防”的要求，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
4月26日至5月1日，志愿軍召開的第一線兵團及軍參謀長會議，統一了坑道工事的規格標準，要求坑道頂部一般厚度在30米以上，坑道口頂部厚度10～15米，能承受住重磅炸彈的轟炸；每條坑道要有兩條以上的出口，坑道內幅員寬1.2米高1.7米。
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使坑道工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技術要求和戰術要求上，都更加完善起來。
至5月底，中朝軍隊第一線防御地帶的坑道工事和與之相配系的塹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和各種火器掩體等野戰工事已基本完成。全線基本形成以坑道工事為骨干的支撐點式的防御體系。
朝鮮半島上，出現了一個特大號的“蜂巢”。
截至8月底，中朝軍隊除進一步完善第一梯隊坑道工事外，第二防御地帶的工事基本完成，第三防御地帶和東西海岸等重點地區的核心坑道工事也已開始構筑。第一梯隊6個軍構筑坑道190多公里，塹壕、交通壕650公里，各種火器掩體12 180個。加上第二、第三線的工事，中朝軍隊在橫貫朝鮮半島250公里長的整個戰線形成了具有20～30公里縱深以坑道工事為骨干、支撐點式的防御體系，形成了一條堅不可摧的地下長城。
這種“以坑道為骨干的支撐點式防御體系”，是塹壕防御體系與支撐點防御體系的發展，是中朝軍隊對戰爭藝術的新創造、新貢獻。這種防御體系的形成，不僅使中朝軍隊在防御中處于主動地位，而且也具有發展進攻的潛力，成為反擊作戰的依托。
這一點很快得到了事實的驗證。
4月間，“聯合國軍”小部隊向志愿軍攻擊60余次，卻無一得手。1951年夏秋防御作戰時，“聯合國軍”平均發射40～60發炮彈殺傷中朝軍隊1人；而1952年1月～8月，“聯合國軍”平均發射660余發炮彈才能殺傷中朝軍隊1人。
在五、六月間的防御作戰中，坑道工事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
從5月15日起，第三十九軍第一一七師第三五０團、第三五一團在火箭炮兵第二０三團、坦克第二團和軍、師炮群24門“喀秋莎”、54門山、野、榴炮和4門自行火炮和7輛坦克支援下，在190.8高地及以東無名高地的防御戰斗中，依托坑道工事與新上陣的美步兵第四十五師第一七九團、第一八０團反復爭奪一個月零1天，斃傷敵2 500余人，僅付出693人的代價，守住了基本陣地。
6月12日至6月21日，第十二軍第三十一師第九十一團在軍、師炮群42門火炮支援下，同樣依托坑道工事，在官垈里西山無名高地與韓軍第六師第二團、第七團反復爭奪10晝夜，斃傷韓軍官兵1600余人，牢牢地守住了陣地。
坑道工事充分顯示了其勿庸置疑的優越性。
以坑道為骨干的支撐點式防御體系在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進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出現改變了單純憑借兵員優勢來贏得戰斗的傳統思維模式，從而使中國軍隊在陣地防御期間的戰役、戰斗具有更高的藝術性。
坑道工事至少在兩個方面影對中國軍隊的陣地防御戰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一是在敵以優勢的炮兵火力、航空兵火力實施猛烈突擊和連續進攻下，中國軍隊野戰工事被毀、表面陣地無法堅守時，仍可退守坑道，繼續堅持坑道戰斗，最后配合上級預備隊舉行反擊，殲滅敵人，恢復陣地。也就是說，表面陣地雖被敵占領，只要坑道在手，整個陣地就不會丟失，而且表面陣地在我縱深反擊部隊配合下亦比較容易恢復。
二是我無論依托坑道陣地進行防御或進攻，均可在一點數點上同敵形成反復爭奪，迫敵投入眾多兵力、兵器，從而達到大量殺傷消耗敵人的目的。
不僅如此，坑道工事還為陣地進攻戰術增加了新的致勝因素。
中國軍隊在實施陣地進攻作戰時，可以在前沿坑道工事內，預先屯積兵力，進行攻擊準備，或在敵警戒陣地前沿或翼側秘密地構筑屯兵洞，作為沖擊出發陣地，以縮短沖擊距離和后續梯隊的運動距離，減少傷亡，增強戰斗的突然性。
一直到八十年代西南邊陲的自衛還擊作戰，這種坑道為骨干的支撐點式防御體系仍是中國軍隊陣地作戰的主要依托。
蘇聯專家們也說：
“這是中國軍隊對世界軍事學術的新貢獻。”
第一線部隊筑壘工程完成后，志愿軍總部認為已完全可以節約第一線部隊的防守兵力。同時，為增加機動力量，加強東西海岸防御，決定從西線第十九兵團正面抽出一個軍，置于禮成江南岸，作為該兵團的第二梯隊，并擔任防止“聯合國軍”從海州登陸的任務；另建議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從正面抽出一個師，置于通川地區，擔負海防。經與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商定，中朝聯合司令部對中朝軍隊指揮關系作出了調整：
志愿軍第十九兵團指揮第三十九軍、第四十軍、第六十三軍、第六十五軍等4個軍，以第三十九軍、第四十軍、第六十五軍置于第一線，第六十三軍為該兵團第二梯隊。
志愿軍第三兵團指揮第三十八軍、第十五軍、第六十軍，第三十八軍、第十五軍置于第一線，第六十軍為該兵團第二梯隊。
志愿軍第二十兵團指揮第十二軍、第六十七軍、第六十八軍，以第十二軍、第六十八軍置于第一線，第六十七軍為該兵團第二梯隊。
朝鮮人民軍前線指揮部指揮第一、第二、第三軍團。
以志愿軍第二十軍、第二十七軍、9月間入朝的第十六軍第四十七師和朝鮮人民軍第五、第七軍團組成東海岸防御部隊，朝鮮人民軍擔任第一線防務，志愿軍部隊為第二梯隊。東海岸聯合指揮部由宋時輪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陶勇和朝鮮人民軍第七軍團軍團長李離法中將兼任副司令員；以志愿軍第四十二軍、第六十四軍、第五十軍和朝鮮人民軍第四軍團及游擊支隊組成西海岸防御部隊，其中第四十二軍、第六十四軍為第二梯隊。西海岸聯合指揮部以韓先楚為司令員，朝鮮人民軍第四軍團軍團長樸正德中將任副司令員。
第四十七軍為志愿軍總部總預備隊。
這樣，各兵團及東、西海岸指揮部均掌握有一至兩個軍的機動兵力，可以自如的應付各種情況。
6月17日，坦克第三師入朝，與坦克第一師輪換，同時東北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趙杰接替黃鵠顯任裝甲兵指揮所主任。
7月中旬，中朝軍隊全部完成部署。
很快，美遠東空軍的空中偵察發現：
“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好象出現了一個長220公里，寬20～30公里的巨大蜂巢。”
這蜂巢中全是蟄人的蜂，美國人很快就嘗到它的厲害。
想燒三把火的克拉克聽到這個情報，懊喪極了。
彭德懷則對來訪的作家巴金說：
我們的兵法家孫子說得好，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相反地，敵人對我們始終摸不清楚。敵人愿意跟我們談判，是因為我們把他們打痛了。在談判中間他們還不甘心，又發動夏秋季攻勢，結果還是吃虧了，傷亡15萬人，才又談起來。現在敵人是進退兩難：要打，他們得不到勝利，沒有出路；要和，大資本家的暴利又沒有了，經濟危機也要來了。我們卻不然，和平本來是我們愿意的，我們就是為和平才來作戰的；戰我們也不怕，我們是越打越強。
是的，中國軍隊越打越強。
新中國，也越打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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