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2006中國知青沉浮錄

1976-2006中國知青沉浮錄 

 
  2006年3月21日 08:42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編輯部

　　大遷徙

　　將近40年前，毛澤東主席在1968年底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一聲令下之后，數百萬城鎮中學生告別父母、親人和家鄉，奔赴農村和邊疆，開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遷徙既不是發端，也不是結束。實際上，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初，結束于70年代末，總共涉及到將近1800萬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浮出水面

　　大動蕩、大遷徙，以及后來的大返城，使得這一代人的經歷前所未有地復雜、曲折，許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種悲歡離合的情節，相互之間的命運、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會地位、經濟狀況、自我感覺和對現狀與生活滿意度方面的差別，使得這一代人除了曾經有過的一段共同的、難忘的經歷，以及回憶起這段經歷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點。也許，還可以從他們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歲月滄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勞的精神，關注現實、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對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對舊體制弊端的深刻認識，這些特征使他們在剛返城時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群體認同意識，并對改革開放天然地支持。但隨著時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語言已不復存在，“我們曾經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識或弱勢群體意識的對立，滿足于現實、順應現實或不滿現實的態度差異。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和廣東、四川、江蘇等地知青的回顧展，舉辦“老三屆文藝匯演”，以及《北大荒風云錄》、《草原啟示錄》、《苦難與風流》、《劫后輝煌》等知青書籍的出版，這一段歷史從個人記憶深處浮現到社會表面。當然，這主要是精英的聲音，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成了“我們這一代”的發言人，而沒有發言權的整個“我們”也樂于讓自己被人想起和提及，只是在今天，這種大一統的關于“我們”的幻覺才開始消失。

　　有知青經歷的社會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學術、文化、藝術界等。其中，身任高級官員的人物最為引人注目，因為早年的經歷和現在的地位形成強烈對比與反差。這些人從不諱言那一段經歷，因為這意味著擁有實際經驗、艱苦環境的鍛煉、與下層群眾的自然親和力等等優秀素質。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構成前知青群體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當這些人講述自己早年磨難和日后成功的關系時，他們的故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其實，許多人從商是出于偶然和無奈，投身于“文革”政治運動給他們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后遺癥，他們不甘寂寞但上進無門，幸好有了市場經濟，使他們得到發揮能量的機會。他們的行為有時會暴露自己的經歷，比如除了商業的計算，還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義：他們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隊的鄉親，慷慨地對仍然貧瘠的土地作不望回報的投資；有人熱心于張羅同學會，為昔日的同窗和戰友排憂解困。

　　如果說苦難可能轉化為精神財富，那么從上山下鄉經歷中正面獲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們在鄉下堅持學習，并把書本知識和生活體驗、社會觀察結合在一起。由于條件限制，他們基本上不能自學自然科學，他們的觀察只能面對社會生活，而不能在實驗室進行。當這些人后來獲得進入大學或者在社會上展現才華的機會時，發現自己的創作靈感和認識社會的洞察力來自過去痛苦的底層經歷。這些人在繪畫、作曲、電影導演、詩歌和小說創作，以及新聞和社會人文科學各個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們是中國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科學的主導力量。他們的經歷和體驗，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一度強烈地影響了社會價值氛圍的形成。不過，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他們中的一些人困惑、失落和不滿愈益增加，有的力圖保住現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形象越發德高望重，說話越發不關痛癢。

　　沉入底層

　　與上述種種享受“劫后輝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慘的人，他們的總體狀況低于任何一個年齡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崗和內退的工人。幾年前，一位國情專家在分析中國失業問題的文章中一開始就指出，中國有兩次失業高峰，一次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19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傷害的，“是那些曾經有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經歷的下崗職工”。回到城市的大多數知青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邊緣化了，他們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著大街上私人轎車的奔流，看著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無奈，又無助。

　　其實，知青群體的不幸還不限于那些最顯眼的、在下崗潮中首當其沖的人，更主要地表現為他們的主體在生活道路上不斷遇到的挫折和無盡期的低質量生活。當中央政府停止上山下鄉政策，為知青返城打開閘門時，那些以為結束了困境的人馬上面臨新的困境。不錯，國家開始實施新政策，社會生活逐步恢復正常，但歷史細賬卻無法細算和補償。高考恢復了，擇優錄取是公平合理的，但那些剛進初中就遇到“停課鬧革命”，在泥土中滾了好多年的人，面對高考這一天賜良機則有苦說不出來。我國從1970年代末起在許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實行考試擇優錄用，但這種進步措施對于因“文革”和下鄉而荒廢了學業的返城知青，包括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過是一道難過的關卡。他們在關鍵時刻錯過了一趟班車，后來就趟趟被落下。

　　還有那些永遠留在農村的知青，他們活得更沉重，也許沉重到了這個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覺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關知青的電視節目中留給他們幾分鐘的畫面，我們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們的存在，想不到歷史大潮流會把人沖得那么遠，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軌跡，也不知他們有沒有怨，有沒有悔？

　　農民聲音的缺失

　　當萬千知青以多種方式、從多種角度言說那一段歷史和自己的命運時，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沒有一個農民參與這場回顧與反思，沒有人從農民和農村的角度作出回顧與評價。

　　其實，農民和農村是這一歷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們十分習慣于這一方的沉默。不錯，知青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村作出了貢獻，他們有人當上了赤腳醫生或鄉村教師，但他們在回城風的席卷下突然離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則少有人談及；沒有人計算過，知青的到來使農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糧下降了多少，生產隊為了安置知青，在國家的安置費之外花費了多少；更不用說，知青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清理階級隊伍”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說，農民有理由、有權利要求某些知青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懺悔和道歉，但似乎從來沒有知青這么做，可能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知青在聚會時講到當年的偷菜偷柴、偷雞摸狗、蒙騙恐嚇老鄉的趣事時哈哈大笑、樂不可支，一段時間，“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的歌曲唱遍全國，似乎知青對村姑的始亂終棄是最抒情的浪漫曲。

　　如果在談到上山下鄉和知青經歷時只是要人們理解“我們城里人”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關系？

　　整整一代人的命運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變后發生了裂變。

　　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句民諺形象地注釋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體全方位突變的勇氣源于反思災難后的人類智慧，源于每個知青對夢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張，是被壓抑之后如地火運行最終迸發的勃勃生機。那些有幸趕上77、78屆大學末班車的知青們后來成為社會的中堅，在各個領域里影響著中國改革的進程，而大多沒能考上大學的回城返鄉知青最終沉淀在社會的底層，承受著改革的陣痛。

　　但無論是浮出水面的幸運者，還是永遠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在努力改變個人命運的同時，也在推進時代的進程，從而改變著國家的命運。人們有理由向他們表示敬意，一代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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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萬伯翱

　　“你現在不搗蛋了吧？”

　　-萬伯翱自述

　　本刊記者 彭蘇 采訪整理

　　萬伯翱，萬里之子,1944年生，1962年落戶河南西華縣。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開發中心主任。

　　說的全是道理，可也不看看，

　　我過的是什么日子

　　1962年9月6日，開了家庭會議，父親決定送我到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鍛煉。他這么一說，當即遭到了全家人反對。奶奶哭，媽媽拿不定主意，弟弟妹妹們也舍不得我走。

　　送我走的原因除了我沒考上大學，還有就是我剛加入了共青團，必須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生產。所以，即使不下放，我也要進工廠勞動，那會兒當工人階級很光榮，更要支援農業第一線。

　　當晚，父親對我說，沒有共產黨員不愛自己的子女，但要看怎么愛？是把你放在溫室里，當花骨朵護著，還是把你放在革命實踐中去？你不要忘記你是有牌號的，你的牌號就是共青團員。你下去后，要記住你就是一個普通勞動者，要在農村扎根一輩子，不要想著回來，不要想著做官，不要心存僥幸；第二，你還要做一個有文化的農民。

　　選擇去黃泛區是特意安排的。潘復生，當時的中華全國供銷總社主任，他剛從黃泛農場過來，聽說我父親要送我下鄉，他說好啊，立馬給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寫信，于是，劉建勛派他的警衛員一路送我到了河南黃泛區。

　　臨走時，從不題字的父親在厚厚的筆記本上，為我寫了兩行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我就背著父母親在戰爭時代用過的行李卷、兩本書，懷揣著15元錢上路了。

　　那年我才18歲，頭一回坐火車出遠門，沒有警衛員帶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一路上，心里還直打鼓。河南黃泛區是指黃河泛濫區，那是1938年，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日軍西進，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滔滔黃水一瀉千里，整整泛濫了8年，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在豫東形成了5.4萬平方公里渺無人煙的“黃泛區”。

　　到了黃泛，才知道城鄉差別有多大。原來在家里，雖然艱苦，好歹衣食無憂吧，好歹一個星期能洗一次澡吧。那兒雖然是國營農場，不會餓死人，但是生活條件極差。食堂的大勺子忽忽一掄，除了白菜蘿卜，就是蘿卜白菜，油犖很少，用水兌點白糖就是最好的東西了。連個自來水管都沒有，用的全是井水，還是一個月洗一次澡。四五個知青擠在一間破草房里，點的是煤油燈。有一年破草屋被風刮倒了，差點沒把我砸死。到了文革那會兒，住得就更差了，四五十人擠在蘋果倉庫里，那股子霉味，能把人熏得半死。

　　黃泛區共分9個作業站。我被分到了知青最多的園藝場。第一次上工，我還是一副學生打扮，上面一件白襯衫，下面一雙皮涼鞋。結果到果園里一看，這套打扮根本不行。已是9月份了，果園里熱得還像在蒸籠里，大伙都光著腳丫，卷著褲管，踏在泥巴里。當時由家屬組成的婦女生產隊在果園里都熱得不穿衣服工作，門口把一放哨的，遠處瞧見我來了，趕緊喊，小萬來了，小萬來了。

　　就這么著，我也學農民戴起草帽，光著上身，披著一件尿素袋干活。那件尿素袋遠處看飄忽忽的，整得跟戲劇《奇襲白虎團》里一樣，為此他們都笑話我，我也不管，每天工作下來，汗如雨下，就著軋井里的水把它洗干凈了，準備第二天上工時用。

　　第一個月領了22元工資，我家老爺子一聽說，哦，那你還挺富裕嘛，別人一個月拿26元得養一家人呢。

　　不過，當地農民很樸實，對知青們很好。他們知道我是萬里副市長的兒子，加上我個性挺開朗，干活賣力踏實，所以都親切地叫我“小萬”。他們手把手教我怎樣干農活，讓我慢慢鍛煉，不讓我猛干活，總說你弄不了，就讓我來吧。

　　我除了白天干農活，晚上也教農民們讀書識字，當地人到了二十多歲大字不識的，大有人在。

　　老爺子斷了我的后路，不讓我回家，要我留在農村艱苦奮斗，可說實話，我還是想回去，起碼想讀大學。再說，剛去的時候，年齡太小，沒想過個人問題。以后年紀大了，有人幫你縫個被，洗件衣服了，你就琢磨，農民雖好，可也不能我一談《紅樓夢》，她就攆我去喂雞喂鴨吧。

　　高呼打倒萬里

　　下鄉第一年春節，我沒有回去。因為老爺子親自寫信來，不讓我回去。那封信我都能背下來，信上說：我同你媽媽商量過了，覺得你第一年剛去，思想難免產生動搖，全家人雖然都很想你，但為了你更好地進步，還是希望你不回北京的好……

　　這回我哭了，因為我就盼著回去啊，農場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幾個人孤單單的。

　　結果這封信被《中國青年報》全文刊登，題目是《市委書記的兒子在鄉下安家落戶》。為此，1963年，周恩來總理在首都應屆中學畢業生代表大會上夸我是干部子弟下鄉的典型。

　　到黃泛區的第4年，“文革”爆發了。我父親被打倒了，關押進了秦城監獄。我們以往的通信，全在那時被燒了。我從到處演講、知青下鄉的典型人物變成了修正主義的苗子、劉少奇的黑樣板、資本主義的小黑瓜、黑黨委的掌上明珠。那時狠批劉少奇，我父親是他的黑干將，整個黨委都是黑的，那我還能白得了？

　　加上黨中央為了解決待業青年就業問題，發動更多知青上山下鄉，到廣闊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這種大環境下，我更得老老實實地勞動了。

　　其實我心里很痛苦。怎么想也想不通，昨天還是毛主席樹立的好典型，今天怎么就要被監督勞動？

　　農民的思想是很單純的，聽說你是黑幫子弟，覺得你反對毛主席，那還了得？態度馬上就不一樣了。好在我不是當權派，平常就是一個勞動力，成天扛大鋤，勞動態度還行，他們對我也還行。在一起的知青，難免背后要嘀嘀咕咕的，但面子上還過得去。

　　那段日子真是惶惶不可終日，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我在知青里不算受沖擊最大的，有的知青家庭成分不好，只能吃苦受累在前，好處一切靠邊。挨批時，常批著罵著就一個大碗扣在人家腦袋上去。我沒打過人，但也跟著亂起哄，高呼“打倒誰誰誰”，沒法子，當時一切以毛主席思想為準則，就連我父親，我都得高呼打倒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他讀書多，好思考，比我們分析事物能力都要強。他在北大哲學系成立了一個X小組，研究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斗爭？大躍進是成功還是失敗？對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等等問題，引起當局注意，加上赫魯曉夫的俄文第一個字母也是“X”，于是“X”小組被打成“赫魯曉夫”集團，犯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在周總理的安排下，郭世英被公安部門暫時安排到和我同一個農場接受改造。即使這樣，他還常和我討論，什么是權威？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到底對不對？直到他最后被逼跳樓自殺。

　　這不算荒謬，我親眼目睹有的知青因為擦毛主席像，一時不慎將像打碎，立馬被打成反革命的；小孩子打架，將對方衣服上的毛主席像抓過來放在腳下踩，而導致家人挨整的。

　　和農民一起吃喝，一起在田間地頭上勞動，拼命證實自己，也從中認識了社會，學到了最生動的語言，學到了大量的農業知識，這也為我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基礎。

　　誰能靠老子過一輩子

　　1972年，父親的問題被定性為“內部問題”，我也被保送進河南大學英語系，畢業后，分在鄭州炮兵學院當教員。因為要用英文給外國人上課,每天都要死記硬背大量專業英文,后來的英語水平都可以給他們講高射炮了。

　　由于父親在隨后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臺，我才戴上夢寐以求的領章和帽徽，并晉升為連級軍官。

　　老爺子官復原職，出任安徽省委書記，在那里開始了農村改革，一直到副總理，人大委員長。當年他送我下鄉，后來也是他同意知青回城，有意思。

　　后來，我從炮兵學院調入北京武警總隊。1987年，又被派往國家體育總局任對外宣傳處處長，直到成為總局人力開發資源中心主任。

　　很多人都以為,老爺子在我的工作調動上,肯定起了大作用.可大家不知道,他總是幫倒忙。他常對別人說,“老大不行,你們干嘛要用他，比他強的人有的是呢。”弄得我有事一直不敢告訴他，比如國家體委當年準備提拔我做《中國體育》雜志社副總編，從考核到公示，我一直瞞著他，直到任命下來了，我才回家和他一說，本想聽幾句好聽的，誰知他還是那句，比你強的人有的是呢。

　　我也不喜歡人家叫我“萬里的長子”，誰能依靠老子過一輩子？我在圈里被稱作“萬老大”，因為朋友多，人緣廣，一招呼，大家就來了，利用這些關系，為體育總局辦了一些體育活動，搞些創收。在體育總局，最讓我得意的是推動中國優秀教練員到第三世界國家援外。過去我們援外多是政治需要，我到人力資源中心后進行改革，真正讓他們符合市場需求走出國門站穩腳跟。2003年北京SARS鬧得最兇時，我主持儀式將30名全國各地的教練送到墨西哥，那種情況下組織教練出國有困難，不過我總有辦法。

　　我這個人官癮不大，在體育總局時，伍紹祖做決定就可以了。不是我裝清高，也不是我看過太多的政治風云變幻，心生厭倦。當官有止境嗎？希特勒想統治整個世界，他最后不照樣玩完？

　　小時候，我不愛學習，淘氣霸道，是有名的搗蛋大王。想打人就打人，想罵人就罵人，我父母都是游擊隊出身，大概我也遺傳了這種游擊隊作風。

　　當時學校校長，卓琳阿姨(鄧小平夫人)對我記憶深刻，一次在北戴河看到我還說，“萬伯翱，你現在不搗蛋了吧？”可沒想幾十年后，我卻出書、寫散文、寫劇本。我有話要說，我為什么不寫？

　　當年下鄉的地方，我回去過幾次，近年回去少了。但一起生活過的人，我全記得。有些人混得不錯，有些人混得很慘，回城后沒本事，沒文化，工廠上班，又下崗了。我常想當年如果不是老爺子一句話，我也許不會在黃泛呆上10年，但我不后悔，再說后悔有什么用？
 
實業家宗慶后 永遠不退休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北京

　　宗慶后，1945年生。1963年落戶浙江舟山。娃哈哈集團董事長。

　　要見到宗慶后，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倒不是因為他有意的“低調”，而是他忙，真的很忙——在中國所有稱得上企業家的人群里，宗慶后可能是最勤奮的一個。一年365天，有200天的時間在市場一線奔走、考察。2002年，宗慶后曾創下了12天跑遍大半個中國的紀錄。

　　見到他的時候，已是4個月之后了，正值他到北京參加兩會。然而，在會議和各種新聞發布會的間隙，他依然見縫插針，有空就在北京的市場上巡視、調查。

　　沉默，溫和，帶著些許的浙江口音，說話不緊不慢，語言平實而樸素。即使是記者不斷動用“老派”、“保守”、“獨裁”等等具有挑釁性的詞語，他也是抱之以溫和淡定的微笑。雖然甚少高談闊論，他的回答卻有一種化繁為簡、直達問題核心的尖銳。談得多了，在他謙和恭順的外表之下，也會微微地流露出一點深藏著的驕傲與自負。

　　42歲開始創業

　　這是一棵中國飲料行業最老的“常青樹”。19年來，健力寶，樂百氏，旭日升……一個個曾經輝煌的名字，或人仰馬翻，或“朱顏已改”，或曇花一現，或慘淡經營。只有娃哈哈一直穩穩當當地帶隊領跑，在宗慶后的不懈努力下，已成為國內飲料企業的航母和世界第五大飲料企業。在中國市場被“兩樂”(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虎視眈眈之時，娃哈哈所生產的產品一直牢牢占據著廣大的中國市場。

　　宗慶后的家族曾顯赫一時，祖父曾在張作霖手下當過財政部長，父親則在國民黨政府任過職員。待到解放之后，家庭變得異常貧困，父親沒有工作，只靠做小學教師的母親一份微薄的工資度日。1963年，初中畢業后，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宗慶后去了舟山一個農場，幾年后輾轉于紹興的一個茶場。再后來，大批知青相繼下鄉，宗慶后可以說是知青中的先遣人員了。

　　在海灘上挖鹽，曬鹽，挑鹽，在茶場種茶，割稻，燒窯，那時的宗慶后是一個郁郁寡歡的失落少年。就像任何一個年輕人，“腦袋里有過各種各樣的夢想”，“總想出人頭地，總想做點事情”。然而，在被命運之神遺忘的農村，宗慶后一待就是足足15年。逃避灰色生活的唯一途徑，就是四處找些書來看。

　　1978年，隨著知青的大批返城，33歲的宗慶后回到杭州，在校辦廠做推銷員，10年里輾轉于幾家校辦企業，依然郁郁不得志。待到他開始創業的時候，已經是一個42歲的沉默的中年男子。

　　42歲時還踩著三輪車，在杭州的街頭巷尾叫賣棒冰和筆記本，棒冰賣一根賺一分錢。誰能夠想象，這個寡言少語的中年人有一天還有功成名就至今日之地步的可能。

　　盡管對于娃哈哈管理模式的可持續性和發展路徑，爭議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但就宗慶后個人修為而言，這近乎一個“完人”，無可指摘，勤勉敬業，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從不知道享受為何物，過著如同清教徒般的生活。正值冠蓋滿京華的兩會期間，這位身家67億的富豪卻悄悄住在一家每天兩百元的標準經濟旅館里。

　　精明、務實、堅韌，這些浙江商人的生命基因，在宗慶后身上都得到傳承。然而，草根出生為主的浙商“散、小、亂”的遺傳病，卻有幸突破。因為，宗慶后是個不知滿足的人，以自己獨有的理解和方式，不斷挑戰自我，挑戰所有隨他奔跑的人——下屬、伙伴和他的對手。

　　大器晚成

　　從創業至今，從未向銀行貸過一分款，到今天銀行里還存著娃哈哈近40個億的真金白銀，這讓宗慶后頗感自豪。在這個大談資本運作的年代，宗慶后依舊一分錢一分錢地做著自己的實業，老派得有些“落伍”。19年來，他帶領娃哈哈所創造的財富，相較股市造就的多少“紙上富貴”，堅硬、踏實得如同娃哈哈在各地的廠房、機器，沉默地矗立。

　　在所有的企業家中，宗慶后最推崇李嘉誠，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要成為“杭州的李嘉誠”。對此，他信心十足——“李嘉誠前20年的成績，還沒有我宗慶后15年做的大。”然而，造化弄人，起跑開始，宗慶后比李足足晚了23年。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這句《孟子》被后人常引以勵志到濫用的名言，確是宗慶后大半輩子苦難人生的真實寫照。

　　對多數人而言，42歲已是到了被生活磨得心疲力竭、轉而把人生愿望寄托到下一代的歲數了。在被命運遺棄了大半生之后，這一次宗慶后緊緊抓住了命運給予的一絲可能。像一個工作狂似的，風里來雨里去，騎著三輪車到處送貨，要把過去所有耽誤的時光都追回來。

　　這是一段異常艱辛的歲月。宗慶后剛剛承包校辦工廠的時候，企業又窮又小，什么都沒有，中午十來個人蒸飯吃，還受人家的氣。即使如此，有了人生寄托的宗慶后工作中再沒有感到過失落：“人家看不起我們，我們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而且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們。”

　　大半世的消磨，余下的只能以夸父追日般的付出，以彌補往日所有的遺憾和壯志未酬。

　　“我這一輩子都很坎坷。”回憶過去，宗慶后依舊平靜：“可能，這使得我有一個比較好的心態，什么東西都能夠忍受，命運能給我什么機會，我就去做什么。”

　　40多年在社會底層卑微的生活，使得宗慶后格外珍惜社會對他的尊重和認可。他非常愛惜自己的名譽，極要面子。難以想象，2003年11月，在接受杭州市政府的300萬元獎勵時，早已是億萬富豪的宗慶后最后還是沒能忍住眼淚。相信，這絕對不是一個樸實如宗慶后的人的作秀之舉。“得到了社會的肯定和贊揚，這對他來說，才是最大的榮譽。”一位員工稱。

　　人物周刊：您覺得您的人生價值是什么？

　　宗慶后：就是為社會創造財富，能夠得到社會的尊重。

　　人物周刊：不提您現在的身家，作為一個普通人，有必要如此刻意地節儉嗎？

　　宗慶后：做事業的時候，沒有功夫去考慮這個問題。你說有錢，我能吃多少用多少？我的消費還不如我的員工呢，而且我也不太在乎。

　　我現在就是穿得土里吧唧的，人家也不會看輕我的，你說是不是？等你做到我這個份上，你說不定也會和我一個樣。

　　“保守”的決策者

　　失敗往往驚人地相似，成功卻無定律可尋。縱觀近20年娃哈哈的成長路徑，宗慶后的高明之處在于：一方面，他對中國消費者透徹地理解和把握，并有對中國市場資源的整合能力，借此與強大的國際巨頭對抗。另一方面，他選擇了一條企業現代化道路，把國內其他企業甩在了腦后。

　　宗慶后曾戲稱自己是決策管理的“感覺派”——“我一年有一半時間在外面跑市場，我相信我的個人市場感覺，這種感覺就是娃哈哈市場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在本土的企業家中，他是少數最早具有營銷意識的人，被西方媒體稱為市場網絡的“編織大師”。至今，他所一手獨創的“聯銷體”營銷模式，仍然是娃哈哈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地方。如今遍布全國的80多家公司，幾千個一級批發商以及數目更為龐大的二級、三級批發商和銷售終端，共同筑就了娃哈哈在中國飲料行業難以撼動的霸主地位。

　　營銷意識已經滲透在宗慶后生活的每個細節。在采訪現場，他一邊好脾氣地拿著礦泉水瓶子配合一名日本記者拍照，一邊不失時機地為自己的產品做起了推銷：“你可以幫我們把產品推銷到日本去。我的產品要比你們的便宜多了。在日本，一瓶飲料的價格大概是150日元，相當于一塊多美金，就是8塊多人民幣。”拍完照片，又建議對方說：“可以在刊出的照片下面寫上‘宗慶后希望日本人民都喝中國最好的水——娃哈哈’。”

　　盡管經常被概括為“農村包圍城市”路線的典范，宗慶后并不認為娃哈哈那么“土”，更否認二三線城市才是娃哈哈的勢力所在，“我們只是在幾個最大的城市表現比‘兩樂’稍差一些。現在，我們在上海的市場已經恢復了，銷售量在慢慢爬起來，二月份產品一下子就賣了60萬箱，而且還沒有開始啟動超市這一塊市場。”

　　當宗慶后把目光放到更高端的一線市場，可口可樂也開始展開低價策略，猛攻娃哈哈多年的堡壘——農村市場。對此，宗慶后似乎并不當回事，“不是這么容易”。他也坦承，在和“兩樂”競爭中也曾犯過重大錯誤。

　　各行業都戰戰兢兢地大談如何與狼共存，宗慶后難掩傲氣。“現在，我還不考慮和外資合作呢。在中國市場上，我的實力一點都不比他們差，可能還更強。娃哈哈就是堅持做一個絕對的民族品牌。”

　　1996年，與達能開始長達十年的合資，宗慶后有足夠的資本——“跟達能合作并沒有太大的收獲。他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實際上是不符合中國國情。我是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自己該做什么事情，他說反對的，我們堅持做了，都成功了”。通過合資吞并樂百氏，趕走元老何伯權的達能，即使擁有合資企業51%的股權，面對宗慶后的強硬，始終只能是個出錢和拿分紅的主。

　　60歲的宗慶后仍然頑固而且強勢，保持著對咨詢、顧問公司的懷疑和不屑，對外界對娃哈哈的各種評論和非議，宗始終毫不理會，他更相信自己近20年“用腳量地”的經驗和直覺判斷。

　　穩妥，是宗慶后的一貫作風，“現在靠我吃飯的人多了，更不能輕易地有閃失了。”從不高談戰略，對于種種時髦的理論和響亮的口號，始終保持著適度的距離，頻率使用最高的一句話就是——“有什么用呢”。

　　從童裝“試水”多元化，他只淺淺一嘗；眾目睽睽的國際化，到目前為止，也只是一些國外經銷商上門要求作代理，“到什么時候，做什么事。要看時機成熟不成熟，不是為了面子，為了爭什么世界500強去走國際化，就算爭到了，企業卻倒閉了，有什么用呢？”上市？他是真沒有興趣，盡管這對娃哈哈而言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讓企業和個人財富在短時間迅速膨脹——據一名員工透露，這讓他的手下對老板頗有怨言。

　　莫非，一貫大權獨攬的宗慶后擔心，一旦上市變成公共企業會喪失部分控制權嗎？“我們不缺錢，去圈錢干嗎？就是上市，也是因為他們看中宗慶后的信譽來投錢的，是要企業經營得好，不是說要把我趕走。圈了錢，就要講對股東負責，是要講資本的回報率的。就現在的狀況，把利潤既要分給股民，又要分給原來的股東，錢不是更少了嗎？”

　　雖然，頑固、保守而且強勢，但宗慶后強調自己并不固化：“我一直在看，在聽，在學，在琢磨。” 他已經清楚認識到飲料行業已經產能過剩、利潤空間日趨微薄，所以，這兩年他頻頻出國，希望能為娃哈哈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只要是我們有能力、有發展機會的，都可以。現在要搞的就是大項目，如果一年一兩個億(的投資)，對我們根本就不起作用。”

　　“看準了，我的動作是很快的。只是在下判斷這一步，我會很小心。”

　　永遠不退休

　　在娃哈哈內部，隨處可以感受到宗慶后無法撼動的權威。19年來，宗慶后事無巨細、不辭辛勞地掌管著娃哈哈從高端到低層的一切。

　　多年來，娃哈哈一直是高度集權制的機構。這個在全國27個省市建有70余家合資控股、參股公司，擁有員工近2萬名，總資產達76億元的龐大企業，至今只設一個董事長和一個總經理，都由宗慶后一人擔任，沒有董事會。

　　有一個得到宗慶后本人證實的說法，一個產值上億的分公司要買一輛電瓶車，需要宗慶后批條子。更有夸張的傳言，買個掃把都需要“老板”的簽字。

　　宗慶后一直推崇“開明的專制”。他自言，娃哈哈已經開始致力于人才的培養，將人治色彩濃厚的娃哈哈轉向更加制度化的管理，并嘗試著“分級授權”。但是所有的大權，他依然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后宗慶后時代”，宗慶后的接班人問題，是目前最讓觀察家關心的話題。而61歲的宗慶后本人卻覺得自己還很年輕，“精力比年輕人還旺盛”。他強調自己還在不斷地學習。舉一個例子，“對于公司的機器設備，我比公司里的工程師懂得都多，出了問題，我一看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該怎么解決。”

　　2004年5月，宗慶后在娃哈哈內部激情洋溢地提出了“第三次創業”。旗幟鮮明地將2004年定義為娃哈哈的“修整年”。目標針對宗慶后提出的三大危機：“銷售危機”、“精神危機”、“大企業病”。

　　這一次，他把目標定在了1000億。

　　人物周刊：現在的娃哈哈，其實還是宗慶后的娃哈哈？

　　宗慶后：只能說主要靠我吧。我們現在培養了很多，博士、碩士都有。在生產這一塊，現在我不管也是無所謂的。現在，我們在全國有80多家公司，除了青海、寧夏、西藏沒有我的生產基地、公司，現在如果全部讓我來管，我根本管不過來。但是，在決策、在市場，他們還是欠缺的，還得由我來管。

　　其實，別的企業一個副總經理管的就是財務；而我一個財務部長，做的就是他們財務副總經理的事情。我手下也有十幾個副總，雖然名義上只是部長。管理減少了層次，效率是不是會更高些呢？”

　　人物周刊：可是很明顯，這些部長和您在權力上還存在著很大落差。在娃哈哈權力的高層，還是只有您一個人。

　　宗慶后：落差是肯定的。在娃哈哈里我認為是不能干的，到了外面被重用的很多。我們的一個普通的銷售人員，到外面就去別的公司做銷售總監。這可不可以說明，我們對人才的素質要求是很高的(笑)。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為，在娃哈哈您給這些人的機會不多，這個機制沒有把一個人的能力全部煥發出來。

　　宗慶后：也有這個可能(笑)。但是，我現在確實在想法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干。現在，我做事效率要比以前低多了——我會先讓他們做，如果做得不對，我會給機會讓他們再做。如果自己做，我肯定很快就做好了。

　　人物周刊：可是，您還是把營銷大權牢牢抓在手里。

　　宗慶后：營銷是很重要的。一個企業營銷抓得不好，產品賣不出去，別的做得再好，也沒有用。

　　人物周刊：您還是不放心？

　　宗慶后：嗯，還在培養吧。往往別人都認為是很不錯的人，我看他還是有缺陷。我手下的人，都認為我太強勢。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從娃哈哈出去的人，從不會說我們的壞話。

　　人物周刊：您想把娃哈哈做成百年老店嗎？

　　宗慶后：當然了。如果我還活著，看到這個，我會感到很欣慰。雖然，不在世了，也奈何不了。但是，至少我活著的時候，我是絕對不能讓娃哈哈倒下去。

　　人物周刊：這是不是意味著，您永遠不會退休？

　　宗慶后：我是公司的股東，就是干不動了，公司的經營管理，我始終是有權利參與的。

儒商信力建

　　一個億與十個億沒太大差別

　　-本刊記者 萬靜波 實習記者 朱寶

 
 
  
 
 
 
　　信力建，1956年生于廣州。1973年插隊廣東從化。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

　　在記者采訪過的企業家里，信力建應該是最“自在”的一個。

　　作為一個有近700名教職員工、近萬名學生、包括幼兒園、中小學、敬老院在內有近30所單位的民辦教育企業的負責人，如果不是出外旅游考察，沒有朋友來訪，他的一天會是這樣度過：清早起來后，開上去年新買的寶馬7系，來到白云山腳下，泊車，爬山。2個多小時后下山回到辦公室，看報紙，上網。中餐后睡個午覺，下午呆到5點多，然后和員工們一樣下班回家。

　　連他自己也說，每天真正的工作時間，只要5分鐘就夠了。其余的時間，三分之一是外出考察，三分之一是出國旅游，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交接天下文人墨客。

　　信先生好交文化界朋友，來自京滬、港臺以及海外的學術名家和思想明星，只要造訪廣州，他總能結交拜訪，最后成為他的座上賓。與他交往的名家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茅于軾、汪丁丁，頗受尊重的歷史學家袁偉時、秦暉，新起的文化學者蔣慶、康曉光……

　　信先生是位有心人。記者采訪中無意聊起北京聲名不彰的作家王山，他提筆就在記事薄上寫下來；提到社會學家鄭也夫發行量不高的《信任論》一書，他馬上就說：“好啊，能不能請他來廣州講學？”

　　信力建，廣東最大的民辦教育企業之一——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近年來頗有些“不務正業”，除了上述與學界中人交往外，去年他還干了如下幾件事：與北京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合作，夏天在福建武夷山開辦了“武夷論道”，把思想界的左中右三派代表性學者請到一起，就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社會的走向等問題切磋比量；12月間又在廣州召開了“儒學會議”，請了陳明等一批儒學派大將參加，為近年來興起的“國學熱”又加了一炷香。同時還邀請兩批學術與新聞界人士，考察歐洲和韓國。

　　企業家信力建不“安分守己”，時常“越位”，延聘名家廣州講學，開設講座論壇，支持學術論爭，還資助學者著書立說，推進學術在嶺南的傳播。如能持之長久，應該是一件有功德的好事。

　　不過，他本人的奇特經歷似乎更值得一說：當過紅衛兵、上山下鄉、參軍、考上大學成為78級的一員、工廠秘書、政府官員、銀行職員……在干過了30多種職業后，他終于選定了民辦教育，作為他的半生志業所在。

　　這個祖籍東北的廣州商人的成長之路，某種程度上也正是珠江三角洲他這一代企業家艱難歷程的一個縮影。

　　中大中文系78級

　　1966年文革爆發時，信力建只有10歲，但對時代的風云動蕩已經有所體察：廣州街頭的大字報、狂歡式的群眾大游行、造反派在廣州體育場揪斗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還是小學生的信力建，自己也參加了紅衛兵，還組織了一支隊伍，“自己當二把手”。

　　在點滴記憶中，信力建有如下片段式的印象：

　　當時人民橋建成，圍繞慶典日期，保皇派和造反派發生了爭論。“一派說今天開，另一派說今天不能開。本來保皇派要弄個儀式的，造反派提前把橋給開放了，剪彩搞不成，兩派打起來了。”

　　還有廣州著名的“太古倉事件”。“一派在橋那邊建了個沙包工事，架設了機關槍，正對大橋。另一派就在革新路的太古倉，找了個號稱全國第二的神炮手，連發三炮，均命中目標。據說當場就炸死了好幾個人。我經過時還看到墻上有大窟窿。”

　　有工人干部子弟和農民子弟的爭斗。“后來創辦‘太陽神’的那幫人，就是我們的鄰居，他們經常開著解放牌汽車，司機開車，邊上站著兩個‘主義兵’，穿著軍裝，帶著槍。兩邊有時就打泥巴仗。有一次不知道為什么撞了，撞死了很多人。”……

　　“醫生、司機、豬肉佬”，是當時廣州比較受人尊重的職業：司機可以夾帶外地物品、在肉店上班可以買到豬肉、醫生可以開假條。信力建的父親是醫生，又是廣州造紙廠醫院的院長，當時的信力建因此多少有些優越感。不過，少年信力建的特權只是有輛自己的單車，結果，“老師和同學還經常借去騎”。

　　1973年，信力建中學畢業。他們姐弟三人，姐姐眼睛不好，“一戶只能留城一個”，因此信力建和弟弟都下鄉了。他被分到了廣州以北的從化。在農村的兩年里，信力建干過各種農活，真正目睹了農村的貧困和農民生活的艱辛。有年冬天，他被分派看護鍋爐，粵北山區的冬天，同樣寒風瑟瑟，夜深人靜時，實在犯困的他往身上蓋張報紙，躺在鍋爐蓋頂上就睡著了。半夜醒來，后背被鍋爐蓋燙得紅痛，身體其他部位卻凍得發青，手腳麻木，牙齒直哆嗦。

　　當時知青想回城只有兩條路：當兵、考大學。不過1975年，已先期回城的信力建卻糊里糊涂地成了解放軍。“父母要求我去，結果一體檢就驗上了。”

　　在廣西部隊的受訓生活終生難忘，尤其是海島攻占演習。第一次害怕至極：游動的海魚觸到了他身體，以為是炸藥要引爆；海底涌動的暗流，帶動了炸藥，也以為是要爆炸。演習結束時，信力建面色蒼白，嘴唇發烏，長時間說不出話來。

　　不過，軍旅生活也給他打開了一扇認知的窗口：“軍人的紀律、嚴格命令，和部隊作為一種成熟的行為組織模式，了解了，會對創業有幫助。”

　　1977年，信力建復員返城。當時工作很難安排，他干過的工種有：鍋爐工、電工、維修工……

　　從1960年代開始，已開始有逃港者，到70年代人數愈發增多。逃港的方式多種多樣：游泳，劃舢板，扒車。被抓住了，也就是被遣返，“整火車皮地被拉回來”。信力建也曾考慮過坐悶罐車出逃，但因“怕悶死”、那邊也沒熟人接應而未果。

　　1978年初，恢復高考的好消息傳來，他邊上班邊復習，終于考進中山大學中文系，成為78級中的一員。

　　廣東民辦教育先行者

　　那是一段黃金歲月。

　　“老先生們還穿著長衫，走路一搖三晃；同學們只知道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的。那時還瞧不起香港，認為是文化沙漠，但系里已開了港臺文學課，講白先勇、陳映真……”

　　大學里，天性自由的信力建非常活躍，參加各個沙龍，高談國家大事，每天泡在圖書館里，還和朋友合辦雜志，對經濟學的關注也從這一時期開始。不過，他的個人自由主義風格，自然是輔導員“看不順”的，輔導員經常是一到班上就開問：信力建又到哪里去了！

　　1982年大學畢業時，信力建果然嘗到了對抗輔導員的后果：他被分到了廣東電力局的下屬企業，而他的同學們，有50%被分到了北京的部委辦。這段經歷，曾使得他有過“自卑感”，直到90年代事業順利后才參加同學聚會，同學們戲稱“出土文物最值錢了”。

　　分配到那家科級企業后，領導很為他的工作安排發愁：大學畢業生是國家干部，行政22級，一畢業就是科級待遇。怎么辦！

　　后來他被轉到了電力系統的另一家企業做文秘。沒多久，廣東省委成立“經濟工作小組”，也就是后來體改委的前身，信力建被抽調了過去。后來又轉到了省工商銀行。

　　政府機關工作的經歷，培養了他的宏觀視野和用政治眼光觀察國情。“老干部都比較左，但還很清廉，沒有以后的權錢交易那些。”

　　不過他也看到了這樣一幕：從北京來的高級干部，結束考察返回京城時，收到的禮物有時能裝兩火車皮，都是冰箱和洗衣機之類的物品。這也是物資匱乏年代解禁后官場的特有場景。

　　在銀行的幾年，他直接參與了全省200多個大型項目的融資貸款工作，近距離觀察了現代企業運作的幕后過程，對企業的運轉過程產生了直接認識。

　　不過，“不安分”的信力建最后還是放棄了金融業令人羨慕的工作。當時同在銀行的要好年輕同事，有7個后來做了行長。時至今日，他對這段辭職經歷并不后悔，“(做銀行很危險的)，一只腳在銀行，另一只腳踩在監獄里。”

　　1989年底，等待出國卻卡在簽證一關的信力建，拿著全部積蓄2000元，租了一間50多平方米的房子，辦起了英語培訓班。這是他的創業之始。在他的78級同學中，他是最早下海的。以后又陸續有十多名同學離開體制，投身商海，這十多人的命運走向不一。

　　信力建賺到的第一桶金，是招生交來的學費3萬元。當天晚上拎著錢回家后，他想到的居然是：“(生活窘迫的)同學買奶粉的錢有了”。

　　1990年底，終于走出國門，來到英國，為了生存，他和兩個中國人住在一起，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在華人餐館烤面包的工作。求職時的窘迫和洋人傲慢鄙夷的眼神，信力建迄今記得。

　　3個月英倫生活后，他返回廣州，真正開始投身于民辦教育領域，并幸而成功，成了廣東民辦教育的先行者之一。

　　儒商

　　今天的信力建，無疑是成功人士。不過，當他坐在你面前，面帶微笑低調回憶過去時，并不張揚和狂傲。這位自述早年還是儒家，推崇出將入相的自我砥礪教育的勝利者，現在更喜歡老莊思想，黃老之學。“一切都要回到生活本源”，除了談學術思想，對社會時局的看法之外，他還會談“中醫中藥，食療，煲湯，出國旅游”。

　　總結信力建的創業成功，在時代大勢、廣州的商業氛圍、個人的強硬意志以及必不可少的機遇外，還離不開如下幾個重要詞匯：

　　自我學習

　　信力建好讀書，涉獵甚廣，“喜歡琢磨現象背后的原因”，小時候就讀完家中滿柜子的醫書，當衛生兵時從部隊圖書館借《史記》看，到大學時開始學經濟，最后創業，他始終信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放棄與堅持

　　從事過30多種職業的他，在1990年代還搞過理發店、美容館、房地產，倒賣過汽車……后來慢慢都放棄了。“英鎊的升值機會我看到了， A股和B股的合并，只要投錢進去，就可以翻倍，都沒有去炒。”“只有在你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你才能做好。”他自稱曾放棄了上市機會，除了多少有一定風險外，“一個億與十個億沒太大差別”。

　　商業嗅覺

　　信力建曾和廣東的影視商人鄧建國談合作。借這位炒作大王之力，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與他企業名稱相關聯的網頁一下多了幾萬條。他資助的學術活動，“武夷論道”、“儒學會議”，除了有塑造企業形象的直接功用外，“自由派與文化保守派的觀念交戰”等新聞傳播熱點，本身也極具注意力。

　　自由與獨立

　　“其實大學一分配就決定了我的命運。我是有獨立思想的人，有自己的觀點，不能順應上級的思路，和整個官場文化是不符合的。”從這一思路出發，他大學期間的自由自在，分配受挫，離開政府機關與銀行，出國，直到創業，都是他自發尋找出路、獨立掌握個人命運的思想一脈相承的體現。

　　但作為代價，他家五口人，除了他以外，父母和姐姐弟弟都是黨員。直到現在，他都很少和父母交流看法，“十多年來都是這樣”，不然，“回家就吵，吃飯就吵”。

哈佛博士閻云翔

　　研究中國人做人方式

　　-李宗陶 發自上海
 
　　閻云翔，1954年生。1971年奔赴黑龍江雙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

　　1971年8月，一個男孩，在山東開往東北的列車上，很餓。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襖面兒，腳上一雙破鞋開了口。一群青年男女有說有笑，看他一眼，遞過來一個火燒(燒餅)。男孩餓得不行，他覺得他的胃像個大袋子，怎么也探不到底。猶豫了一下，他沒有伸手去接。那一年，閻云翔17歲，口袋里4元8角錢，告別父母弟妹，從山東農村獨闖關東，為了逃離饑餓。

　　2006年3月，閻云翔還是沒能忘掉那個眼神。他也許讀懂了那里面蘊含的對一個小叫化并不特別過分的輕慢，也許誤讀了，但他確實為那種優越態度所傷，所以不領受，在還沒從人類學的角度去研究和闡釋“人的尊嚴”之前。

　　“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一刻去接了，會怎么樣。”

　　“會怎么樣？”

　　“下一次，我會接過別的什么。再下一次，為了達到目的，我會不要尊嚴。人的尊嚴是很脆弱的。一旦沒有尊嚴，就不再有禁忌。”

　　閻云翔現在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類學教授。2003年，其英文著作《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推出中文版，龔小夏譯，后文簡稱《變革》)獲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這個獎是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為紀念中國近代史研究巨擘約瑟夫·R·列文森所設，旨在獎勵在美國出版的，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研究做出極大貢獻的杰出學術著作，每年只頒給兩本亞洲研究專著的作者。)

　　這個村莊，就是17歲的閻云翔即將奔赴并被收留、務農7年的下岬村，位于黑龍江省距哈爾濱市50公里的雙城縣內。

　　谷糠比麥麩子好吃些，

　　但不好消化

　　嚴格地說，閻云翔不是知青，而是1966年“文革”發動之初被遣返原籍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家屬。他父親原在北京開一爿窗簾店，雇了4個伙計，初劃為“小業主”，后來大概為了湊數升級為“資本家”。一家6口，被紅衛兵一路押到老家、山東德州地區的臨邑縣。但他后來的命運，跟知青類似。

　　我那時小學五年級，對城鄉差別并不敏感，因為讀過邢燕子下鄉的事跡，對農村還很向往。只是幾個月后，才感覺到受歧視、生活艱苦，而且到農村以后我就沒再上過學。當地人并不懂什么叫“資本家”，就把我們當地主成份對待了。

　　開始拾柴、割草，兩年后當了羊倌，放了好幾年。最深的印象是饑餓。有天晚上干完活回家，母親對我們說，趕緊去睡覺吧，因為晚上沒吃的，這種事發生了好幾次。從1968年到1970年，因為旱災，連年歉收，每口人全年分到的毛糧(帶殼的)只有71斤。持續吃不飽帶來兩個感覺，一是胃永遠是空的，二是恐慌，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吃下一頓。

　　我們家沒吃過棉絮，但吃過谷糠、樹皮、麥麩子，還把玉米換成地瓜干，可以吃更長的時間。谷糠比麥麩子好吃些，但不好消化，容易引起便秘。

　　15年之后，閻云翔在哈佛大學讀到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長期食用高纖維低熱量的食物，人的基因會發生相應變化，它會使人的腸子更趨長，像牛羊一般，使得食物在體內停留更長的時間，同時吸收器官盡可能努力工作。

　　與其餓死，不如拼出一條生路來。我偷著跑的，2毛錢站臺票就上了火車，心虛，躲來躲去。無票乘車，路上被收容了兩次。收容所里要押著去干活，新來的人還要挨著尿桶睡，但我很高興，因為那種紅高粱飯可以隨便吃，我想，走到哪里不是吃飯啊。在收容所，還聽到林彪墜機事件。

　　后來我想，那種盲流心里受傷害卻無處訴說的委屈，跟今天的農民工是相似的，只是那時候我也認定自己是非法的，所以恐懼，而今天的農民工認為諸多傷害是不合理的。

　　在下岬村，村民為是否收留一個外省青年發生激烈爭吵，但最終留下了他。那個村子，成了他17-24歲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嵌入式生活、成長的最好紀念。

　　我體力不好，干活總是最差勁的那一個，這對我自信心打擊很大。但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樣的年輕男子總能贏得村里姑娘比較多一點的青睞。我后來懂了，對文化知識的尊重是深入每一個階層的，雖然有時候看起來莫名其妙。

　　即使在那么貧困偏遠的地方，愛情也是有的，它的程度體現在雙方的珍視。只不過表達方式不是一粒鉆戒，也許是把一只煮熟的雞蛋推來推去。沒有結果，因為我給不起彩禮——當地農村婚俗的一個重要部分。

　　7年里，所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都跟他無緣。他考過民辦教員或代課老師，總是考得最好的那一個；他回答征兵問題時也表現得最好，可總是被更有關系的人擠掉了。他失望，好多次，但那是因為自己有缺陷：出身不好。所以這一切又變得似乎合理起來，也沒有想清楚的可能了。

　　1977年恢復高考，我當時第一不相信以我小學五年級的水平能考上，第二不信考上還能被錄取。但后來看到真有人考上回城了，才開始破釜沉舟復習功課。整整6個月，我都沒有下地干活兒，生產隊長虎著臉說，秋后不給你分糧。我心說到那時我就走了。

　　復習功課不會比下地干活更苦。死記硬背的應試制度幫了大忙，除了數學。我是真花了近5個月時間去學習數學的，從分數到解析幾何，每天做題幾百道，還去當地中學請老師給改。其余四科都是有復習材料的，只要照著題背答案就行，連標點符號都背下來，不懂意思不要緊。我那時候記憶力真好，進了考場就是寫答案。開玩笑說過，我晚生了一百年，要趕上考八股文那會兒，肯定中個舉人什么的。

　　當時有10個志愿可填，最高填了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最低填了雙城縣師范學校，這個范圍大到我有信心能走成。哦，對了，填中文系是因為當時不知道其它系是做什么的。

　　去哈佛讀博士，

　　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北京萬圣書園總經理劉蘇里在一篇書評中寫道：“如果不是處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我們很難設想閻的山東老家與美國、下岬村與哈佛大學、流浪漢與‘列文森獎’獲得者會有什么聯系。因為要追尋一部文化人類學典范文本的產生軌跡，我們便不能不注意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內在邏輯。”閻云翔說，感激劉蘇里看得那么透。

　　這種內在邏輯投映在命運的諸多細節里，足以建立出一套秩序來。東北冬天都穿棉褲，褲腰大，時不時提一下褲子是下岬村人的習慣動作；還有棉帽，進屋就脫下來，挾在胳肢窩里。到了北京大學，第一次開班會，閻云翔就是這樣出場的：提了一下褲子，把帽子取下來，挾在胳肢窩里。

　　從那以后，閻云翔強烈地感覺到，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分層，也是非常清晰的，上層與下層之間很難互通，很難相互理解，譬如那兩個小動作。當他脫離一個階層、一步步走向更高階層時，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層際差別和每一步潛藏著的代價。

　　本科畢業以后，研究生階段有兩個方向，要么研究文學史，要么研究作家作品。可我覺得都隔了一層，抽離了生活，沒什么意思，于是選了民俗學。

　　留校工作一年半，完了申請去讀哈佛人類學系的博士。當時張光直先生給了我很多指點，并給了我兩個選擇，要么在東亞研究所繼續傳統人文研究，要么另起爐灶，從頭開始人類學。我選了后一個。我就想找一個學科，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到哈佛是1986年，剛去時什么也聽不懂，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讓自己在課上睡著了，經常需要用力掐自己的大腿或在腦門上抹風油精。我的英語學習真是漫長曲折。后來讀寫沒問題，聽說很差，很長時間是“啞巴英語”。

　　1987-1988年，我開始構思一部中國鄉村作品并進行了理論預設，就想在一個村落里探討中國社會里的文化人格問題，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做人”這件事和有關“做人”的種種道理和行為方式。

　　重返下放的村莊

　　1989年2月，告別11年之后，35歲的閻云翔重返下岬村。此前，依據人類學訓練，他沒有選擇熟悉的村莊，但跑了10來個村子，包括山東臨邑縣，就是“沒那個感覺”。這一次的選擇，感情因素超過了技術因素。

　　下了長途車，下岬村沒設站，得走去。一位中年婦女認出他來：“這不是小閻嘛！”依然清瘦的“小閻”跟她一起步行回村。“在外面是不是很辛苦啊？”一路上都有人問。此后3天，村里人主要的議題是：小閻他，是變了還是沒變？

　　結論是我基本沒變。我想他們是指交流方式沒變，話語沒變。下岬村人有句話：你心里有啥，我心里有啥。你在研究他們，人家也在研究你，老百姓時時刻刻在作評價的。關鍵一點，你能不能保持本色。真誠是互惠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過沒有，一個人在某個特定環境接受提問，和他在家里、在他熟悉的環境里回答問題是不一樣的。就像我們在火車上跟人聊天，對方一說“你知道嗎……”，往往他的真實感受就出來了。所以我不會坐在村民對面，拿個錄音機做訪談。這也是實驗心理學受批評的原因。

　　我跟他們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聊家長里短，就是他們遇到的事兒、我遇到的事兒，我們分別怎么處理的，等等。生活就是這些瑣事細節組成的。后來發現下岬村有保存禮單的習俗，就選了禮物交換這樣一個很小的切入點，但好把握的。

　　這是閻云翔第一本令人矚目的著作：《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它記述了半個世紀以來，這個村莊的老百姓通過循環往復的隨禮與互惠而建立起來的以面子、人情、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禮俗文化和文化人格。

　　1977年，這個村還沒有電視機，我跟村人走了5里地，到另外一個村子看到了第一臺9寸的電視。現在家家有，有的不止一臺，它是彩禮的一部分。以前彩禮都給父母，現在有的直接給女孩，更多的“干折”成現金，女孩拿去一般做生意，或者存起來，因為結婚后馬上就要分家成立小家庭。財禮內容有延續也有更新，但最大的變化是年輕人通過高額彩禮向父母索取更多的錢財，為的是實現他們自己小家庭的現代化。彩禮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家庭結構和家庭生活的變遷。

　　跟蹤調查15年后，有了《變革》一書。借用劉蘇里的概括：“這是一部鄉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幾乎所有重要方面，如對50年來年輕女人地位的上升、分家的發生學研究，對贍養老人的細節關注，對國家對鄉村私人生活的影響、塑造，進行了同樣細致的描述。”頒獎詞中有這樣一段話：“該文研究深入徹底，分析說理發人深省，文風直白、敏感而感人。” 文如其人。

　　我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因為生活中某一個事件的觸發而開始的，也許會有成果，也許沒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斷地想下去，把研究當成體驗生命的方式。

　　我一直試著從不同角度研究探討“做人”這個大題目，比方說，怎樣才叫“活得像個人樣”？說到底，這就是“人的尊嚴問題”，也是人類學最核心的問題之一。為什么有笑貧不笑娼的趨向？為什么大家都要被迫學英語？為什么低保戶每月要借錢給孩子請家教？在贏者通吃、競爭殘酷的社會里，缺乏資源、身處底層的普通人如何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

　　如果一個社會里，人有錢就可以換來社會承認，而社會承認可以和人的尊嚴不掛鉤，那“做人”的道理和行為就會徹底改變，后果堪憂。為了達到成功的目的或得到社會承認，相當多的人可以用喪失尊嚴來交換，而人的自尊是與人的自律緊密相連的……所以，喪失或被摧毀的人的尊嚴，是社會繁榮、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對下岬村當時收留我，我充滿感激，視這段經歷為精神財富；當然這也取決于我的人生轉折。在山東老家，有很多像我一樣從城里被各種方式驅趕到農村的人，但好像只有我一個考上了大學，這是我的幸運。這段經歷讓人堅強，能比較輕松地應對后來的不順利，那種情況都過來了嘛。

　　認同了美國價值觀

　　閻云翔赴美后一直在校園里，生活簡單，專攻學術。顯然，念書做學問比干活更適合他。在美國11年后(1997年)才拿綠卡，因為他一直想回中國。1993年他在哈佛讀完博士后，自動放棄了拿綠卡的機會，轉而去香港中文大學教書。這是他導師不理解卻因此欣賞他的一點。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閻云翔花了差不多12年時間拿到終身教職。到最后，他發現自己是認同這個國家的價值觀的：典型的平面社會，沒有等級傳統，“在上帝面前，我們是平等的”；個人的生命價值如此重要，這是所有人在口頭上不敢挑戰的，“大學生張華救老農是否值得”在此地是不需要討論的；此外，他不需要做任何違心的事、說任何違心的話。

　　以前有個記者問我是不是經常泡酒吧，跟美國人打成一片，英語才快速提高的。我說我幾乎從不去那兒。我開始很不喜歡那種美式“社交”，一個Party，把你好我好那套客氣話對16個人說16遍，就結束了。加上我不懂體育，也不了解當地通俗文化，什么話題都扯不上。現在好些了，我有了條狗，至少可以聊寵物了。

　　美國大學里很忙，越是資深的教授，越要上本科生大課，比如我上250人的人類學導論，每年要教4-5門課，剩下50%時間做研究，還有社區建設這些公共服務。工作量大，必須很用功，好在沒有人際關系上的應酬，可以從時間上扳回來。我現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原來天天都在辦公室。最新調查，美國人是全世界工作時間最長的，也是對“工作對人生意義最重要”認同度最高的；認同度最低的是法國人。
局長賈幼陵

　　38年獸醫

　　-本刊記者 彭蘇 發自北京

　　賈幼陵，1947年生。1967年插隊內蒙。農業部獸醫局局長。

　　“我曾和西班牙公主說過，我前后當了38年的獸醫。”農業部獸醫局局長辦公室內，賈幼陵凝視著電腦視屏上20歲時的自己：小平頭、學生眼鏡、青春無邪，在天安門廣場上正笑容滿面地向親人朋友揮手告別。

　　1966年,畢業于北航附中的賈幼陵，即將赴匈牙利學習做一名外交官，陰差陽錯，最后成了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泌旗胡熱圖諾爾公社的一名獸醫。

　　文革開始，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父親被打倒，大學、留學、外交官統統泡湯了，下過工廠、徒步延安兩個月后，賈幼陵回到北京，那是1967年的春天。

　　他原本是申請去北大荒的，但那里正好是反修前線，而自己的父親又是“走資派”，只好改去了內蒙。

　　1967年11月6日，天安門廣場，10輛大卡車，載著400名知青，浩浩蕩蕩開往內蒙。20歲的賈幼陵就在其中，10多天的車程，他一言不發，“黑幫子弟”“低賤”的身份，讓他無言開口。

　　唯一令他溫暖的，是當地牧民為知青們準備防寒的皮袍子和羊毛做的靴子——“氈疙瘩”。

　　當地的俗語：冬天的馬，親老子也不讓騎，但牧民們卻騎著馬夾道歡迎這些知青。那天賈幼陵第一次騎上了桿子馬，一個月后，他住進了牧民沾布拉的家中。

　　1967年年底，趕上一場大雪，雪深兩尺，為了避雪，牧民們遷居到二百里外的山地，沾布拉家1000多只羊一半以上死在了路上。“那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大自然的殘酷，以及草原上靠天養畜的脆弱。”

　　到了最嚴酷的冬季，到了大伙不再說冷、只知道明天會更冷的時候，熱茶、羊油燈、牛糞火就成了取暖的工具。每個深夜，賈幼陵都蝸居在蒙古包里，在羊糞做的爐子旁，點著用羊尾巴熬成的油燒的油燈，巡視氈上有沒有小洞，以免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在蒙古包里生起羊糞火來，煙都是紅的，在這火紅的煙火里，賈幼陵想著自己什么時候回北京。

　　燈滅了，養的貓伏在他的胸前打著呼嚕，與他取暖，有時有嘎吱嘎吱的響聲，抬眼一看，是無頭的地鼠。

　　第二年春天，萬物復蘇，又見青草。賈幼陵卻下定決心，在草原上做一名獸醫。那次他給一匹患了淋巴管炎的馬扎針，結果扎下一百多針，將馬脖子都扎爛了，還沒找到馬的經脈。

　　自那后，牧民家馬、牛、羊的生老病死，就全由賈幼陵張羅了。“牧民們說做這事滿兩年就會斷子絕孫，可我一干就是12年，常常一天忙完，累得手指夾不起筷子。”

　　“有時在野外，看到要生產的牛，趕緊脫去皮袍子，把手伸進牛的產道里為它接生。牛的子宮壓迫力很大，整只胳膊進去，立馬就麻木了，還得換另一只手進去。出來時天寒地凍，袖上的血也凝固了。”

　　“搶救一名牧民，往往要騎上一天的馬才能打通電話，第二天，救護車才能趕到。衛生條件極差，我的手常年泡在來蘇水里，每年開春都會脫皮，直到回京后才好點。”他不由自主地磨蹭了一下手背。

　　1974年，父親的“問題”解決，他迎來了一次回城讀大學的機會，最終，他還是放棄了，理由是他帶的4個學生還都年輕，草原上還需要他。生產隊隊長急匆匆地找到他說，如果他回京，就讓他把草原上的種馬種牛種羊一塊兒牽回京去。

　　“當時我回京的意念并不強。”但，他還是走了。1976年“四人幫”垮臺后，賈幼陵被調到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畜牧局任副局長。

　　9年來，賈幼陵一直在草原上與淳樸的牧民們打交道。“我在生產隊里從沒當過官，卻當了局長。頭兩年，我都跑基層，牧區打井時，我和別人一起打石頭，別人干活，我沒法一旁站著指揮。”

　　無意當官的賈幼陵，1978年又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并于1979年10月，正式調回北京，調入農業部畜牧獸醫總局。

　　2003年，賈幼陵萌生退意，沒想到緊接著就爆發了SARS、禽流感、口蹄疫。

　　2004年1月，賈幼陵出任農業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聞發言人。

　　他說，那個年代像一個大篩子，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旋轉、被篩選，有人沉淪了，有人沒有放棄——建設兵團里被凌辱的女知青；滿懷赤子之情、死在草原建設上的同伴；迫不得已在當地安家、10年后歷盡艱辛、舉家難返的知青們……

　　他喟嘆，沉思，難以表述。他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觸摸那段歷史，也沒有一本知青文學能真正打動他，“沒有人真正寫活那片草原”。這位明年就要退休的農業部獸醫局局長，悲欣交集于自己人生的那一時段。

棋圣聶衛平

　　只要我不出昏招，誰也下不贏我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北京
 
　　聶衛平，1952年生。1969年插隊北大荒。中國棋院棋手。

　　下午四點，北京崇文區東四塊玉南街31號，聶衛平圍棋道場。

　　“你倆誰是白棋？……哦，你是。你覺得白棋形勢好嗎？……不好，對，是不好，那你忙了半天為了什么，為了把形勢搞壞？！”

　　面紅耳赤的孩子對面，是一頭亂發的老聶，大眼鏡兒已經滑到鼻子尖上，邊框擋住了眼睛。忽而有眼光翻過那邊框，“啪”的一下落在你臉上，使人一震。

　　道場的孩子們似乎已經適應了他的麻辣教學，遭批的臉紅不語，圍觀的掩口偷笑，一老眾少之間有熟稔自得的歡快。

　　“好，今天就到這里！”坐在他身邊的小男孩不過六七歲，戴副小眼鏡，老聶揉他的小腦袋，逗他，“我講得對嗎？”不待孩子回答，自己哈哈大笑兩聲。

　　“我的性格啊，太急！不適合教小孩，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早就開打了！”下了課的老聶更加隨意，他仰倒在沙發上，幾乎滑落下去，眼睛半閉，喃喃自語。

　　在他發胖的已經重達160多斤的身軀上，手依然纖細秀氣，“生活上我是個弱者，什么都不會做，”他開始自己的知青回憶，脫口而出的是，“要是我留在那里不回來，恐怕早就死了。”

　　那些幫我洗衣服的女生

　　1969年9月，17歲的聶衛平極不情愿地去往北大荒，火車開了三天三夜，“我跟誰也沒講話，悶坐到嫩江，再坐車到山河農場。”

　　那時他剛剛一百斤。父母被打倒，圍棋作為“四舊”被取締，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啟蒙老師雷溥華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對于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從小就免修體育課的他來說，農場好比刑場，“那時候就覺得這一去恐怕是回不來了”。

　　他在家大哭了一場，然后上路。即將到來的分別和磨難，是說得出口的理由，說不出口的，是苦楚比甜蜜來得更快的初戀。

　　丫丫，是去年10月認識的女孩兒，彼此的好感一見面就萌生了，很快地，一天不見都不行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蹤，輾轉打聽，方才知道她已經被家里送到東海艦隊當兵了。

　　16歲的少年為了找到心上人，向父母撒謊，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尋到青島，“我們談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時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卻不停地跟我講大道理，什么形勢跟以前不一樣了，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所事事了。聽她這么說，我心里難受，我說我希望你說清楚，你為什么跑到這兒來？我們到底要不要保持聯系？

　　“她沒正面回答，只是說你應該回學校復課鬧革命，別在外面來回晃了。我一聽心就涼了半截，我歷盡艱辛千里迢迢來看她，卻落了個‘在外面來回晃’！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她現在進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則成了游手好閑的人，感覺完全不對了。我心里的失望、難過、羞愧就甭提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嚴重打擊。”

　　“到農場之后，我給她寫過很多信，”寄一封信需要八分錢郵票，因為農場停發他的工資，八分郵票錢都成問題，他寧可少買一個鏝頭，也要堅持給她寫信，“但她一封都沒有回，后來我也就不寫了。”

　　愛情被封存起來，放在心底最經不起觸碰的角落，青春的夢想和尊嚴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荒原。

　　因為不會干活，他是場領導最不待見的人，“沒有辦法啊，是笨啊，別人看我都覺得又可笑又著急。”

　　因為父母是黑幫，政治上的歧視他逃不掉。“指導員叫人的方式我是一輩子都忘不掉的。舌頭打個卷兒，根本不知道在說什么，后來我才聽明白是‘我說！’這2個字，叫誰都來這么一句，我們是沒有名字的。完全是勞改犯一樣的待遇。”

　　到農場一年之后，因與送水的雞西知青打架，他被銬起來，這個經歷讓他至今心有余悸，“戴手銬啊，這是壞人才有的‘待遇’吧。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個好人，雖然有缺點、錯誤，但我不是壞人啊！我在那里還進過學習班，在當時，也都是流氓才能進去的。”

　　就這么一個“看著挺傻、心眼不壞”的人，偏偏得到許多女知青的垂青，“好多女生給我洗衣服。當時哪個女的幫你洗衣服，就說明你們倆不是一般的關系。有個女生來你宿舍送衣服，別人看著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他又多次去過那個讓他吃盡苦頭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這些給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們去哪里了。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她們為什么喜歡我，也許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愿意幫助弱者吧。”

　　肚子總比大腦饑餓

　　1973年春，由周恩來總理提議、鄧小平副總理批準，中國國家圍棋隊重新組建。聶衛平入選由三十多名全國各地的高手組成的集訓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聶衛平的時代，他橫掃中國棋壇，且創造了四屆中日圍棋擂臺賽連勝11場的驚人紀錄。

　　聲名遠播之后，三年農場生活對于聶衛平圍棋生涯的影響被一再放大，傳說甚多：徒步千里到另一個分場與程曉流對弈三天 ；自己左腦執白、右腦執黑，左右互搏，練成絕技；以及千里山河對他棋盤大局觀的影響等等。

　　一段甚為抒情的文字這樣描述，“聶衛平說，我一到黑龍江，就有一種‘天高地闊’的強烈感受。無垠的荒原，無遮無蓋的藍天，和瑰麗的日出日落景象，給我強烈的震動。當我重新坐在棋盤上的時候，感到棋盤更廣闊了。”

　　率性、真實的老聶為本刊給出了彼時真相，“這些都是夸張，把我文學化了。能想圍棋就說明干活還不累，吃了東西，稍微擦把臉，趕緊就得睡了，那個時候的口號是‘早起兩點半，晚上看不見’，基本上一有空就睡啊，哪有空去想棋啊。”

　　棋力真正增長是在1972年至1973年間，1971年冬他跟許多知青一樣，趁著農場的冬歇期偷偷跑回北京，他不想再回去空耗時間和精力，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成為黑龍江農場局駐京聯絡員，安心下棋的夢想漸成現實。

　　他經常跑到北京第三通用機床廠，那里聚集著以陳祖德為代表的圍棋“七君子”。“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下的棋擺出來反復研究，思路一鉆進棋里，就忘了一切，下完棋騎車回家，不是闖了紅燈就是騎錯了路。”

　　國家集訓隊成立之后，他下棋更是幾近瘋狂，“對別的棋手來說，一周三四局正規比賽已經相當累了，但遠遠滿足不了我。星期六我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從早上一直下到深夜。”

　　集訓隊里的高手最怕被聶衛平纏住下棋，因為贏了，聶衛平不肯放他們走；輸了，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經常下個沒完沒了。“我敢肯定地說，那一時期我下的局數，超過任何三名集訓隊員的總數。”

　　他的輝煌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日擂臺賽上他先后戰勝了當年日本棋界幾乎所有的超一流棋手，連續三次從懸崖邊上拯救了中國圍棋隊，使中國隊獲得了前三屆中日圍棋擂臺賽的最后勝利。

　　如果我留下，肯定早死了

　　棋盤外的諸多事務最終還是影響了他的精進，他的好友兼橋牌伙伴沈君山有一次私下問他：“你的棋怎樣？會不會退？”他苦笑著回答：“退倒不會退，可也不會進呀！”

　　沈君山為此曾特意寫信給老聶的朋友，說聶衛平的個性和棋風，像大漠英雄，但京城浮華世界，燈紅酒綠的力捧，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進城”。后來在1989年新加坡首屆“應氏杯”的決賽中，此語不幸而言中。

　　“應氏杯”決賽上功敗垂成，成為聶衛平圍棋生涯的又一重大轉折點，沈君山說，“至此，他作為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

　　老聶自己卻似乎從未認輸，他收古力等人為徒，盼著弟子代他實現世界冠軍之夢；他開圍棋道場，耐著性子教小娃娃們下棋，希望這些小苗子養性怡情，能從黑白天地間覓得個中玄妙；而他自己，正式非正式的比賽也都不曾中斷，他仍然好勝，仍然牛氣，“只要我不出昏招，誰也下不贏我！”這話是坊間流傳的，向他求證，他笑著說，“是啊，本來就這樣嘛！”

　　兩年前老聶聽說當年一起下鄉的一個朋友去世了，“他是北京知青，沒有回城，跟一個雞西女知青結了婚，留在農場當農工。”

　　這個死訊令他震驚，因為這一對知青在當時都是勞動好手，尤其是綽號“野狐貍”的雞西知青，在當時孱弱笨拙的他看來，實在是偶像級的人物。“當時割豆子，我最多割900米，最后動彈不得，她很厲害，幾個小時割一萬米，誰都比不了她，一萬米啊，簡直是天文數字。”

　　下次再去農場，他想去看看她，“那里條件太苦了，如果我留下，肯定早就死了！”

　　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財富還是青春的災難，他搖頭說不清楚，“沒有這段生活，一直專心下棋，成就能大過現在嗎？農場的很多知青，都生活在意志崩潰的邊緣，挺過來了，對忍耐力、意志力的鍛煉是巨大的。”

　　沉吟片刻，他的語氣變得堅定，“對個人來說，可能是種積累和磨礪，但是作為一項政策，肯定是個失誤！幾百萬人下鄉做知青，太荒誕了。”

　　對于一些知青倡議籌建“北大荒知青紀念館”，他坦言“我沒興趣”，“這是歷史造成的錯誤，不必多駐足。有什么啊，都對自個兒過去過于留戀了，過去就過去了唄。”

時評家鄢烈山 鐘情于“公民”

　　-本刊記者 何三畏 發自廣州

　　鄢烈山，1952年生，“回鄉知青”，著名時評家，2004年獲全國第三屆“魯迅文學獎(雜文)”。
 
　　1952年，鄢烈山出生于湖北省沔陽縣小河公社沙嶺大隊，屬農民“世家”。當時，只要念過中學，無論高中還是初中，無論畢業或是肄業，都叫“知識青年”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城市青年就業無門，正在向農村轉移，生為農民子弟的“知識青年”，惟一的選擇就是回到農村去，鄢烈山稱其為“天生的知青”，正式的命名叫“回鄉知青”。

　　1967年，初中還沒有畢業，鄢烈山就成了“回鄉知青”。

　　今天，鄢烈山是“知青一代”里，最著名的時評家；2004年，他以雜文集《一個人的經典》獲得全國第三屆“魯迅文學獎”，這是目前中國雜文界的最高榮譽。

　　“天生知青”的命運

　　新中國一開始，鄢烈山所在的自然村就是一個頗為有名的政治中心，在縣、省和全國都有名，每年都有“工作隊”來蹲點。鄢烈山的二伯父曾進京參加農業合作化的“群英會”。“文革”初起，“破四舊”仍然深入到這里的每一個角落，從老縣城的石頭獅子，到鄢烈山媽媽出嫁帶來的家具上面的舊畫，都被蕩滌。跳“忠字舞”，唱樣板戲，毛澤東思想宣傳，一樣不少。

　　在當時，能參加這些政治活動，對于農村青年來說，是很好的機會，至少可以逃避繁重的勞動。沔陽縣并不閉塞，縣城離省會武漢不到100公里。但是，當武漢三鎮武斗正酣之時，鄢烈山的故鄉仍是平靜的。“九大”時，鄉民們當然也去“游行慶祝”一下，但鄢烈山認為，這都是“應景走過場”，因為“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他們不種地就沒有飯吃，以生產隊核算收成，不像國有體制下的工人，可以拿著薪水打派仗。

　　鄢烈山從小體弱多病，勤學好思。他是1964年上初中的所謂“老三屆”。1966年冬，響應毛主席號召，到北京、長沙、上海三地“串(聯)”了一大圈。那是他“第一次出遠門，看到山，坐火車，知道什么叫公共汽車；那是真正的紅色旅游，盡找天安門、韶山、‘一大’會址這樣的地方瞻仰，和到高校看‘大字報’”。不料一回家，父親對他說，姐姐出嫁了，家里需要勞動力，要他下學掙工分。就這樣，他初中沒有畢業，就成了“回鄉知青”。

　　當時，連鄢烈山在內，他們村里只有兩個正規中學回來的“回鄉知青”。

　　不到16歲的鄢烈山，還不能適應重體力活，他成了生產隊的“記工員”。這不是一個官，但是，農民的勞動工分是年終食物分配的依據，所以，能干上這個活，是很受器重也很幸運的。

　　3年后，鄢烈山成了本大隊民辦小學的教師。民辦教師所能聽到的最好消息就是“轉正”。但是，這樣的機會很難得。鄢烈山當了3年民辦教師，沒有等到轉正，卻遇到“文革”惟一的一次“高考”。這就是1973年，著名的“白卷英雄”張鐵生參加過的那一次“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高考”。鄢烈山被“推薦”考中專，上了沔陽師范學校。

　　在這里，“回鄉知青”鄢烈山遇到“下鄉知青”王軍，后者后來成為他的夫人。沔陽師范是有望回城的下鄉知青不愿意上的，但王軍的父親是南下干部，因“特殊問題”而使女兒受到政治歧視，眼看就要在農村“扎根”了，能上沔陽師范也好。

　　師范兩年，鄢烈山讀的是數學班。教學實習在本校教了半年語文。畢業后在沔陽師范函授部。一邊教書，一邊在華中師范學院辦的教師進修班進修高等數學。

　　文革結束，真正的高考開始了。第一次高考，鄢烈山沒有獲準報名；第二次，他再也坐不住了，找熟人偷偷報了名。考分蠻高，但因為是“擅自報名”，政審費了一番周折。最后，上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78級。“回鄉知青”的身份終結了。

　　這時的鄢烈山26歲。

　　贊美苦難

　　是一種“受虐狂”

　　“天生知青”跟“下鄉知青”在“廣闊的天地”里相遇了，他們有著同樣的青春熱血，經歷了同樣的時代，然而，知青歷史一直是由“下鄉知青”來“主述”的，“回鄉知青”對文革付出的成本被忽略，直到今天，幾乎找不到“回鄉知青”的痕跡。

　　在“回鄉知青”鄢烈山的心里，是怎樣一部中國知青史？

　　在鄢烈山的故鄉，1968年冬天開始，“下鄉知青”一批一批地來，一批一批地去。在“天生知青”鄢烈山的眼里，“下鄉知青”是比他們優越的。被“下放”到農村的“下鄉知青”給了鄢烈山在中國的身份制度下最初的不平衡感。他借用賈平凹的一個比喻說，好比同一個窯里燒出來的磁磚，有的貼在客廳，有的貼在廁所，貼在廁所里的，接受臭氣熏，就是“應該的”。“像我們這種回鄉知青，就是貼在廁所里的，下鄉知青是貼在客廳里面的，這是不一樣的。我們談不上什么怨恨，我們沒有升學的機會，就只好回來當農民，我們沒有什么好說的，他們就不同。”

　　鄢烈山的生產隊分配給“下鄉知青”的活，“基本都是小孩干的，趕趕麻雀啦，扯扯秧草啦，到農忙的時候，他們就請個假，回武漢去了。大概有個別時候，比如修堤壩挖渠道，他們參加一下，但很短，他們不會認真參與。”

　　而“下鄉知青”的精神世界跟當時的農民生活場景是不諧調的。“有一個知青會唱情歌，從《十五的月亮》唱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一首《知青歌》，內容比較邪的，其中有句是‘當我的麻腦殼用完后，你我不來往，年輕的臭婆娘！’唱得我們那里大人小孩都會唱了，以致在我們那里，‘麻腦殼’成了鈔票的代名詞。”

　　另外，就物質生活來說，現在看來不算什么的，在當時是很大的差距，“我們當時好羨慕他們城里人。他們來的時候是冬天，有大衣，還帶來武鋼發的那種高統的膠鞋，工作服，女知青戴著風雪帽，其實就是現在看來很普通的毛線帽子，這些在農村都是不可能有的。”

　　鄢烈山說，“不過，下鄉知青的生活也很苦，但最苦的可能還是精神層面的。他們不像我們，生來就在底層，屬于賤民，當了農民以后，很快就溶入了。他們不可能，他們對文化的需求，比農村青年強烈，他們肯定不甘心。他們遠離親人，沒有親情。特別是因為家庭原因受到政治歧視的，就越來越苦悶。后來他們越來越走村串戶，抱成團，那實際是一種精神需求，偷東西也多是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知青運動”慢慢遠去，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新的社會壓力下，已經找到了人生的位置和還在生活中沉浮的知青們都開始懷舊，欣賞和撫摸傷疤有了隱隱的“快感”，一股以“青春無悔”為基調的緬懷之情悄然而至，鄢烈山是不贊成那種社會情緒的，那時，他已經開始他的社會批評，他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1994年，鄢烈山寫了《受虐狂》，文中引用德國著名政治家、巴伐利亞州總理施特勞斯先生回憶當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作為知青個體，應該如何理性對待知青歷史。施特勞斯先生說，他個性形成，領導能力的增長和承擔風險的勇氣，都要歸功于他在二戰中的6年戎馬生涯。但是，他說，“如果事先有人問我，是否愿意為塑造和求得自己的個性接受這樣一個學徒期，我的回答將是否定的。事實上沒有人征求過我的意見。”

　　鄢烈山認為，人們反思知青生涯，應該有這樣的理性和邏輯。

　　時評家是怎樣煉成的

　　那時的鄢烈山沒有想到他會磨練成今天的樣子。那時，他對時事還沒有敏銳的感覺。到了“多事之秋”的1976年，未來的時評家還在鉆研“傅立葉級數”(高等數學)，至于當年發生的國家大事，諸如被肝癌折磨的周恩來病逝前幾天還在床上學習的毛澤東詩詞《重上井岡山》和包含“不許放屁”名句的《鳥兒問答》；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唐山大地震；毛、朱去世……等等，“若不是后來因上大學使人生軌跡發生了變化”，他“很可能把它們發生的年頭攪混”。

　　那時，他“還真以為‘公社是棵長青藤’呢”。那時，他“何嘗想像過‘人民公社’會有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過改革開放、自主擇業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

　　對于個人生活，甚至1977年冬，恢復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對自己的人生一點規劃都沒有，甚至沒有想過‘人生’之類虛浮的詞語；如果講到‘人生觀’、‘世界觀’之類大詞，也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套話而已”。

　　回想往事，鄢烈山覺得“奇怪”，“我當時怎么就一點政治抱負也沒有”？他說，“我真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當前在干的那一份活干好，對得起良心、不讓人瞧不起。”對于前程，他就是這樣“走一步，看一步”。

　　“當時的我，說是‘多么好的群眾’也罷，說是‘麻木冷漠素質低’也罷，反正是知足認命、任勞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數’”。

　　1978年秋季，26歲的鄢烈山去北師大上學。在他的記憶里，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別活躍。有段時間吃了晚飯就往西單跑，去看大字報聽演講。那時，沙俄時代“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話沖擊了鄢烈山：“你可以不成為詩人，但必須做一個公民。” 他想，這個名句中的“詩人”一詞，可以替換成自己將來的職業，例如，“作家”、“評論家”、“雜文家”。他銘記至今，并且日益堅定地把它奉為座右銘。

　　時評家的思想基因開始萌芽。公民意識開始成形，盡管它的全部內涵還不明晰，但是崇尚自由民主的觀念，是明確的。

　　但是，在北師大上學的幾年，這個農民的兒子經常生病，經常住醫院。

　　1982年，北師大畢業，回到武漢，成為機關公務員。

　　1984年，做長江日報評論員。

　　1996年，到南方周末。

　　從1996年到2001年，鄢烈山連續5年在南方周末撰寫時評專欄，這些評論文章，皆以針砭時弊、呼喚公民權利意識為宗旨。在那個社會情緒復雜的年代，鄢烈山的時事評論產生的影響在全國一時無雙，也使他個人獲得了極大的名聲。

　　他總是嫉惡如仇，總是力求以最大的可能表達他對現實的判斷和批評。1984年開始評論和雜文寫作，22年來，鄢烈山已出版文集近20種。

　　鄢烈山最鐘情的一個詞就是“公民”。他把自己的評論寫作稱為“公民寫作”。他追求作為一個公民的最大的表達權，他認為任何權利都是爭取得來的。“首先得把自己當成公民，表達是最基本的權利”。他“不服氣”，“不承認任何人、任何勢力比我高貴”，“沒有人是天生的奴才”。他始終相信進步，相信社會進步是在各種進步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促成的，他相信“說了不白說”。這些信念，構成了鄢烈山的“公民寫作”的動力。

　　鄢烈山現在的工作是編稿，改稿，校對，送審。事情是瑣屑的，有時是令人郁悶而苦惱的。但是，他終日不改其樂。“心永遠憧憬著未來”，百折不撓地往前走，相信“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這是他今年春天的一篇感懷文章中的話。

學者馬中

　　痛哉，天下再沒有北大荒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北京

　　馬中，1954年生。1974年插隊北大荒。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

　　1974年，20歲的北京知青馬中在北大荒前進團反修營收拾了行李，在其他知青的羨慕和祝福中離開了茫茫荒原，雖然下一站并非城市，只不過是河南的一個農村，但能夠離開那片最遠、最苦的知青營地，他已經是當時、當地的幸運兒了。

　　“我們開荒的地方叫撫遠縣，地圖上很好找，就是公雞的嘴尖兒，中國的最東頭了。”滿懷慶幸離開的時候，馬中沒有想到自己還會回來，而這塊土地最終竟成為他畢生研究的基地，20多年來，他四處奔走，無數次回到老地方，方案想了一套又一套，希望能夠終止低效的濕地開發，留住這塊全亞洲最大的淡水濕地、全世界最珍貴的淺育沼澤。

　　10年前他壯心不已，5年后他有心無力，那么再過5年呢？——“我有充分的依據，整個三江平原的濕地再過5年不復存在！”

　　我是親手參與破壞的

　　1969年9月2日！這個日子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一幫同學從永定門火車站出發，目的地是珍寶島。當時能去那里是特別光榮的(1969年3月中蘇剛打完“珍寶島戰役”)，都是部隊直接來招的，說是去了要準備打仗的，相比去農村鍛煉的同學，我們更光榮，政治過硬啊，是黨信任你才讓你去那兒的。

　　在佳木斯下火車，換卡車再往里走，卡車進不去了再換履帶式拖拉機，最后坐爬犁才到達。當時正下雨，天非常暗，一望無際的水草地。后來我做環境研究才知道，那個地貌非常獨特，里面還有島，島上是原始森林，那是我到現在為止看過的最壯觀的景象了。

　　剛到時我們沒有房子住，睡帳篷，后來砍了很多樹，兩人圍、三人圍那么粗的。因為是濕地，終年濕氣不散，很多人得了關節炎、風濕病。我媽媽30多歲才有我，特別心疼擔心，走的時候給我置了羊皮褥子、高筒皮靴、駝毛棉襖，都用上了，確實比其他同學要強一點。

　　我是當衛生員，那時藥品匱乏，就跟著老師采中草藥，這是我的環境科學教育第一課。那時打針連消毒紅藥水都沒有，流行感冒，我就采“貫眾”給大家熬湯喝。還有一種草藥叫“七葉一枝花”，名字非常美，治療跌打損傷，特管用。還有一些沙參、黨參，可以補身子的。

　　當時不懂什么，拿著一本藥典在山上查，種類真是多，后來再回去知道用生物多樣性的區別來做科學研究。當時讓我們開荒伐木，100人就有5臺東方紅拖拉機，是中國當時最先進的農業裝備，但是因為是濕地，水始終引不出去，3年只開出了10畝地，撒下去的種子收不回來。沒有糧食，只能吃救濟，都是壞了的，別人不要的，吃了整整一年的發霉的玉米面，用玉米面攤餅子，上面多灑點辣椒和鹽。

　　后來才知道那里有很多可以吃的，河里的魚一網下去裝一船，還有兔子和水耗子。水耗子皮毛特別好，做手套做帽子好極了，連穿的都解決了。樹林里也有好多吃的，什么榛子啊、木耳啊、猴頭蘑啊。

　　1988年我做研究生畢業論文回去考察，魚沒有了，水耗子也沒了，當時農民一冬抓它幾千只的。樹也沒有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全都砍了，這個變化對我觸動太大了。我本來是搞農業經濟研究的，看了后就改方向了，改做環境研究。

　　1992年開始，我對北大荒進行全面調查，94年做了一個研究報告，一份英文的給資助我的基金會，一份中文的給政府。

　　北大荒自小興安嶺往東，至烏蘇里江、黑龍江為界，10萬平方公里，濕地面積占了70%。歷史上看，這地方對中國做出了不少貢獻。抗美援朝結束后，大批軍人回國，當時王震主動提出讓他的部隊去開荒，因為設備有限，他們當時去的是小興安嶺邊緣，還是山地、緩坡地，對濕地的開發破壞力度很小。

　　第二階段是百萬知識青年開赴北大荒，沿著王震部隊開荒的地域再往東進，真正深入到腹地。我們沒有工具，拖拉機根本對付不了濕地，只能說糟蹋一通后就返城了。

　　第三批是1980年代后，外資進入，錢多，破壞力也大得多。挖溝，建成四級水利系統，真正導致三江平原濕地災難性變化。也沒有創造效益，農場都是負債的。最先進的洪河農場，全是美國設備，1981年從日本獲得2500萬美元貸款，30萬畝，工人不超過400人，日本人只要從第1年到第5年的大豆，不要我們還錢。結果地力太薄，根本種不出東西來，加上機械出故障，必須花外匯到美國買零部件修，最后負債兩億。這些年農場因為虧損，紛紛改制，地都分給個人了。

　　后來有個朋友指點，說你想真正送呈最上層的話，(報告)不能超過5頁，必須是四號字，還必須留有大行距。我說我試試吧，就寫了《拯救三江平原東北部的濕地》這個報告，當時的想法很單純，我就是想把真實情況說出來。

　　后來真的引起了反應，全國人大環資委批復了。我主要指出了一個問題：三江平原的濕地非常珍貴，是全亞洲最大的淡水濕地，其生物多樣性水平是最高的，有珍稀乃至唯一的物種，現在的開發導致了生態資源的破壞。不僅僅是破壞，農業也并沒有賺到錢。

　　后來引起很大反響，環保局和農業部都派了專家做實地調查，農業部方面是想否定我的報告，他們的專家跟我爭論，我就說了，你們誰能比我更清楚？我15歲就去那里了，親眼見到最初的樣貌，也是親手參與破壞的人。

　　保護未知的價值

　　1997年黑龍江出臺了一項禁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濕地開發。“我當時很滿足，沒想到這個政策太粗，有空子。很多地方把水排走，說我這兒不是濕地，連水都沒有了嘛。繼續開發，最終政策沒有辦法執行。”

　　2001年黑龍江出臺第一部《濕地保護條例》，沒想到還是沒有辦法執行，在中央糧食政策的傾斜下，當地可以輕松地從海外獲取開發資金，“他們沒有別的渠道，錢只能從農業上來。”

　　研究也搞了，建議也交了，政策也定了，還是不行！馬中退而求其次，他把希望放在撓力河流域上，它是烏蘇里江的大支流，流域面積達7000平方公里，“早5年的時候，我去拍了好多照片，好極了，一望無際的水面，當時我還說三江平原濕地就剩下撓力河水域了呢！”

　　希望還是迅速破滅，由日本政府貸款，當地政府在撓力河上游修建了一個庫容6.15億立方米的大水庫，號稱黑龍江第二大水庫。“折騰半天，人家上游修個水庫，什么都白搭了。一蓄水，下游就斷流了。它現在已經不是濕地河了，是常規河流。”

　　還是不放棄，心想“你們折騰吧，我來找個地方，我自己保護起來行不行。”他從國際組織籌來了資金，揣著美金去找地方政府，要建三江平原最后的濕地活標本。“過20年、50年、100年，你想知道三江平原原來什么樣，你上我這兒來看活標本。”

　　找啊找啊，終于找到珍寶島邊上的一個縣，4萬公頃，涵蓋三種生態體系。興奮得不得了，找市長談，“投入全都我負責、我來籌款、我來研究，我來保護，市長跟我談了4次，好事！沒問題！最后市里常委會討論，市委書記不同意，有這么傻的人，愿意掏錢來維持原狀？肯定是想倒賣土地！肯定有鬼。”

　　一氣之下，他去讀了經濟學的博士，如今，身為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常務副院長的他說自己已經把科學變成了副業，天天想的是怎么找到一個能夠平衡多方利益的方案，“老百姓要有錢掙、政府要有收入，這才能真正去推進保護！”

　　如今他手里已經有了亞洲開發銀行批準的1200萬美元的贈款，還有1500萬美元的貸款，可以做一個從自然生態循環中自然獲益的示范點了，但是當地政府還是不太愿意，“因為官商勾結的利益是放不到臺面上來的”。

　　他終于有些憤怒了。“為什么我們在私人決策上都能有跨代眼光，偏偏是在最需要長遠眼光的公眾決策上如此短視？事情只要與我無益，或者我這一任、這一代看不到利益，就不做！保護肯定不如開發掙錢快。”

　　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他在北大荒拍下的一幅幅照片，其中一幅題名《不確定的別拉洪河》，靜靜的水草地被定格，“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中蘊含著無限的信息和價值，有些我們現在看得到，有些可能要留給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保護不確定性，就是在保護我們未知的價值。”

　　可惜的是這條赫哲語意為“大水漫灌之河”的水流，在美國高性能作業工具的改造下，原本彎曲的河道如今已被徹底拉直；濃江河，他當年下鄉打魚的地方，7條排水溝把地下水全部牽引下去，強排到黑龍江；“最后就剩下撓力河，龍頭橋水庫一建，也完蛋了！”

　　他現在惟一的希望是在烏蘇里江，“沿江濕地也許可以留下幾個保護區域，但是內陸濕地再沒有了。”

　重訪北大荒知青部落

　　站在這塊幾十年前一輪又一輪的青年們戰斗過青春過的土地上，才會知道，一個人的苦難與幸福、一代人的苦難與幸福，是多么的微渺和無謂

　　-本刊記者 劉天時 發自黑龍江鶴崗

 
 
  
 
 
 
　　圖/朱炯(除署名外)

　　蘿北共青農場 北大荒農場之一，位于黑龍江北部蘿北地區。1968年，在“屯墾戍邊，反帝反修，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號召下，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等四個城市的知識青年4000余人來到了農場。他們成為共青農場繼1955年青年墾荒隊、1958年轉業官兵后的第三批外來建設隊伍。

　　據農場場志記載，“他們有文化、有能力、有干勁、好學上進，在老職工的幫助、指導下，成熟、成長起來。在農場的機務、教育、衛生、財會、基建等各個行業成為了骨干力量。同時，他們還把城市的文明、城市的生活習慣帶到了北大荒，推進了這片荒原的文明進程，使農場職工的文明素養、文化程度都普遍高于其他各地農村。”

　　1976年以來，隨著國家政策的改變，大批知青紛紛返城，至今，約有10名左右留在農場。部分知青返城后仍與農場保持聯系，多人多次返回農場探望。

　　北大荒知青 1968年6月18日，以“屯墾戍邊”為主要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從1968年至1976年，共有54萬城市知識青年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直到目前，仍有兩萬多知青工作在墾區各條戰線的崗位上。

　　郭寶榮

　　就這么“隨大流”就過來了

　　2006年3月10日下午。黑龍江省蘿北縣共青農場汽車站旁邊的種子商店。郭寶榮站在柜臺后面抄著手。她打了發蠟、涂了口紅，笑盈盈地，在向一個戴毛線帽子的青年農民介紹“氫氮一號”大豆種。過了一會兒，青年農民要求看樣品，郭寶榮從柜臺后轉出來，推門去對面庫房。

　　外面天地恢恢，風雪茫茫。郭寶榮和農民朋友一起喜嘆道：今年看來旱不了了。

　　這是這個叫郭寶榮的53歲女人的人生即景，恬淡安詳一如它全部的寡淡乏味。一種被叫做命運的東西，似乎從來不曾在她這里有過風吹草動——又或者是，這個女人，她有一種她不自知的卓越本能；這個本能，讓她悄悄地放過波瀾、放過轉折，放過命運、放過自己。

　　就是在30年前，1976年，這個無數中國人命運的拐點，郭寶榮似乎也不曾讓自己被攪擾過。

　　那一年年底，北京知青的她與一本地青年結婚了。當她和丈夫新婚旅行結束，從北京回到她插隊的北大荒時，她不能不注意到她周圍的騷動——農場的知青們紛紛開始議論、走動，準備返城了。

　　“我也打聽了一下，能不能倆人一起回，說是難。我想，那就算了。”

　　“算了”之后，郭寶榮繼續她寶泉嶺農場炊事員、共青農場司機老婆的日子。1979年，她有了女兒，為此，她被調回到丈夫和家的所在地，共青農場，當上了場供銷社的售貨員。9年之后，她又被調到醬菜廠。再然后，她當上了場招待所所長。2001年，招待所黃了，她下崗回家，開始在丈夫承包的種子商店站柜臺，站到今天。這期間，1991年，按照國家對知識青年的政策，郭可以把一個子女的戶口辦回到原籍。郭唯一的12歲女兒倒是讓郭吃驚地“毅然決然”，“沒說過一個‘不’字”。于是女兒回北京，開始做起了一個北京人。郭和丈夫兩個人繼續呆在農場，只是偶爾，去北京看望女兒。

　　這似乎就是1976年以來30年的故事的全部。如果從1976向前追溯，試圖尋找人生大河的驚濤駭浪，那也幾乎是徒然——郭寶榮讓我們或者也讓她自己看到的，只是“隨大流”、還有“隨大流”式的樂天安命。

　　1969年9月2日，北京東城區75中初三女生16歲的郭寶榮笑呵呵地跟著人群涌上了從北京開往北大荒的青年專列。爸媽和小妹、同學、同學的爸媽姐妹兄弟，都哭了。她卻沒有。哭啥啊？此前三年，文革打響，學校停課，郭寶榮已經在家呆了三年，她早呆膩了，一心想上班掙工資自己養活自己了。所以，“一聽說還‘(北大荒)電燈電話樓上樓下’，我就把戶口本從家里偷出來到學校報了名。”

　　兩天之后的傍晚，當郭寶榮坐著拖拉機拉的爬犁終于來到營地——一個土坡上的兩個帳篷、一個油氈紙房——沒有電燈電話，更沒有樓上樓下，她在同學們哭聲一片當中，望著無際的荒草，也多少有點失落。直到夜里，被蚊子咬得久久無法入睡，她終于大哭大叫，把全帳篷人吵醒。

　　但從第二天早上開始，女青年郭寶榮又恢復起“沒心沒肺、怎么都行”的好性情。她和同伴們戳著鐵鍬假裝在脫坯，其實是在講鬼故事；她當上了女拖拉機手，突突突，在草甸子上迎來朝霞送走日落；她在軋草喂馬；她在揉面蒸饅頭；……

　　她生動活潑什么也不怕——她深更半夜挑著扁擔去給上夜班的同伴送飯，黑壓壓的莽原，野雞撲棱棱地驚飛；她抄起棍子和不聽話不吃草的牛馬斗爭，馬廄里的馬燈在大風里明滅不定；……

　　在陰雨天，她坐在宿舍的小板凳上，跟隨指導員背頌《毛主席語錄》；她也參加揪斗暗通蘇聯的“奸細”，她受命看著他，緊緊盯著那個正眼都不看她的高傲的戴眼鏡的老三屆，謹防他自殺；她站在合唱隊的第三排，大聲唱《北京的金山上》；她茫然地站在人群里，傾聽場部廣播林副主席出逃的神秘含混的消息……

　　“沒想那么多，就傻玩傻樂了，整天嘻嘻哈哈。”至于政治，那個政治——“老百姓知道啥？中央說啥就是啥。說誰好，就跟著說誰好；說誰壞，就跟著說誰壞。就這么糊里糊涂過來了唄……”

　　哦。所以，老百姓中的一員，郭寶榮，她就是這樣接受了自己——通過不聞不問地接受那個巨大的國家政治，她接受了自己53歲人生的現在、過去和未來——而且可能要被說成“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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