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粉碎絞殺 諸兵種齊心協力
剿滅細菌 各單位緊急動員
吾之所短，
吾抗而暴之，
使之疑而卻；
吾之所長，
吾陰而養之，
使之狎而墮其中，
此用長短之術也。
——蘇洵《心術》
朝鮮戰爭各方在板門店恢復談判后，進展仍不順利。
這是因為李奇微認為他手中還多握著一張牌。
這就是所謂“絞殺戰”。
絞殺戰的計劃是和夏季攻勢的計劃同時制定的。
“絞殺戰”亦稱“空中封鎖戰役”，這個詞源于1944年3月開始的盟軍空軍在意大利境內發起的空中封鎖戰役，當時盟軍空軍以德軍使用的鐵路線為主要攻擊目標，進行了猛烈的戰略轟炸，致使德軍后方鐵路線癱瘓。
由于封鎖行動極為成功，就象掐斷了德軍的脖子一樣，所以盟軍空軍極得意地將這次行動稱為“絞殺戰”。
遠東空軍司令官奧托·威蘭中將這次想在朝鮮半島故伎重演。
因為朝鮮半島的地形、交通線的構成以及空中封鎖計劃都同盟軍空軍在意大利亞平寧半島進行過的“絞殺戰”極為相似。所以，威蘭們將這次對中朝軍隊后方的空中封鎖戰役也稱之為“絞殺戰”。
“絞殺戰”的企圖是在橫貫朝鮮半島的蜂腰部劃定一個阻滯地區，以遠東空軍和海軍航空兵進行長時間毀滅性的轟炸，切斷中朝軍隊的后方交通線，阻滯中朝軍隊的后方聯系，窒息中朝軍隊的作戰力量，從而迫使中朝軍隊在談判桌上就范。
較之于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初期，“聯合國軍”空軍已增至19個聯隊零5個大隊又5個中隊，擁有各類飛機近2 000余架，其戰斗轟炸機和戰略轟炸機幾乎全部投入朝鮮戰場。
因為多數美國空軍軍官都是“空軍制勝”論者，認為自己底牌很硬。再加上老天爺很幫忙，朝鮮北部洪水泛濫，起到了半個遠東空軍的作用，所以遠東空軍上上下下都非常樂觀，普遍對“絞殺戰”的成功抱有極大的信心。
遠東空軍第五航空隊司令官弗蘭克·埃佛勒斯特少將聲稱：
“對鐵路實施全面的阻滯突擊，將能削弱敵人到如此程度，以致第八集團軍發起一次地面攻勢即可將其擊退，或者將能使敵人主動把部隊撤至滿洲境內附近，以縮短其補給線。”
不光是他，遠東空軍大多數飛行員們都持這種看法。
對于正被洪水困擾的中朝軍隊來說，“絞殺戰”是雪上加霜。
彭德懷認認真真地對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員洪學智說：
“洪麻子，李奇微要把戰爭轉到我們后方了。這是一場破壞與反破壞，絞殺與反絞殺的殘酷斗爭，你一定要千方百計打贏這場戰役。咱們說好，前方是我的，打不好你罵我；后方是你的，東西運不上來我罵你。”
“老總，我們有信心！”
洪學智把后方勤務司令部的作戰預案一攤。
“好，后方就看你的了！”
彭德懷看完后很贊許。
洪學智口氣那么硬，是因為他相信自己的隊伍。
他放響的第一炮是“倒三江”。
7月間，朝鮮北部汛期提前來，一下子就把西清川江、東大同江和東沸流江橋沖毀，而遠東空軍的狂轟濫炸又使橋梁難以在短期內修復。
這時前方有些部隊已開始用野菜充饑。
洪學智集中了4個大站1 000多輛汽車進行分段倒運。在清川江橋頭倒運了600多車皮的物資，在東大同江橋頭倒運了1 100多車皮的物資，在東沸流江橋頭倒運了270多車皮的物資。
“三江”的物資是倒運出來了，可沖斷和炸斷的鐵路和公路仍然很讓人傷腦筋，洪學智手中只有幾個工兵團，要按常規，修半年也修不好。
洪學智找到志愿軍第二副司令員陳賡：
“陳司令，修路工程量太大，只靠后勤力量不夠啊！”
“你有什么辦法？”陳賡知道洪學智心中肯定有主意。
“全軍動手，除了一線部隊，機關也好，勤雜人員也好，部隊也好，都上。朝鮮老百姓也上！大家都要補充嘛。”
“你們有沒有具體方案？”陳賡很欣賞這個點子。
“統一布置，合理分工，每個單位承包一段，限期完成。一個月之內無論如何也得通車！”洪學智胸有成竹。
有人叫苦，說工程量這么大，時間又這么緊，不好完成。
陳賡把眼一瞪：
“這和打仗一樣，是戰斗任務，白天干不完，晚上接著干，非完成不可，哪個單位完不成，拿他們的單位主官是問！”
陳賡是老資格，那路諸侯都不能不服他。
就這樣，志愿軍第二線部隊11個軍、9個工兵團和后方勤務司令部的3個工程大隊數十萬人，在朝鮮軍民的支援下，冒著敵機的狂轟濫炸，全力投入搶修公路的戰斗。
只用25天，就實現了公路全線通車。
為了保證通車后運輸正常，后勤戰士們還創造了防空哨制度。
防空哨是志愿軍后勤戰士們發明的一種預告敵機空襲的方法。
1951年1～3月間，在三登至新溪、平壤以南沿線的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第一、第三分部的主要交通線兩側，戰士們在沿途一些交叉口的制高點上放哨，監視敵機。一旦聽見敵機聲音，馬上鳴槍報警。正在開燈行駛的汽車司機們聽到報警的槍聲，立即就熄燈，摸黑行駛或待避。敵機飛臨上空看不見燈光，只好飛走。敵機飛走后，防空哨又敲鐘解除警報，汽車繼續開燈行駛。
這個辦法引起了剛從國內趕來就任志愿軍第二副司令員的陳賡的高度重視，覺得這個土辦法很好，反正我們有兵員優勢，多放幾個防空哨的不成問題，于是向彭德懷作了建議。
彭德懷覺得這個辦法可把美國飛機給整治住了。
于是公安第十八師和志愿軍二線部隊的部分警衛分隊就有組織地在全線設立防空哨，主要運輸線上每隔1～1.5公里設立一個防空哨，次要運輸線上每隔2～2.5公里設立一個哨位。
這些不起眼的防空哨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來不光是擔任對空警戒，還指揮車輛、維修道路、充當響導、收容掉隊人員、盤查可疑人員、清剿匪特，以及搶救沿途遇險車輛、傷員、物資等任務。
為反“絞殺戰”，志愿軍總部又增調了第五十軍第一四九師配屬志愿軍后勤司令部，擔任防空哨。這樣，擔任防空哨的兵力達到了7個團又兩個營，每天都有約8 200余人在長達2 100多公里的運輸線上日夜監視敵機的活動。
工程兵和汽車兵們也很富有創造性，創造了許多通過被炸路面的好辦法，如“單軌橋”。所謂“單軌橋”，是將在路面上的彈坑一側稍加修理，作為一半路面，另在彈坑中架起一條可供汽車一只輪子通過的鋼軌。
這樣既省工又省時、省料，就是有點考駕駛員的技術。現在中國軍隊汽車兵的訓練科目中都有這么一個訓練內容，只不過將通過單軌橋變成了通過雙軌橋。
司機們還常常糊弄敵機，遇到敵機臨空來不及隱蔽時，就將事先準備好的廢布或廢油桶點著，做出汽車已被擊中的假象，迷惑敵人，保護自己。
類似這樣的招還很多。
不光如此，后方勤務司令部還組織志愿軍二線部隊和朝鮮軍民普遍加寬了公路2 158公里，新辟公路292公里。
結果“絞殺戰”越兇，汽車損失反而越小。
入朝初期，汽車損失率將近50%，曾經出現過15天內損失汽車339輛的情況。
到了1951年第二季度，降至22%。
第三季度，降為5.6%。
第四季度，降至4.6%。
到了1952年1月，則降至2.3%。
看看，中朝軍隊后方運輸線越“絞殺”，越有生氣。
無論遠東空軍怎么狂炸濫炸，汽車運輸始終沒有停過。
“聯合國軍”狠狠地給新中國栽陪了一批高水平的汽車司機。
當然被動的躲避不是辦法，還是要靠防空武器打擊敵人。
不過剛開始時高炮部隊打得不怎么樣。
雖然大家都很勇敢，但由于射擊技術不佳，大都耗彈多而戰果小。一般只能實行“不在全團火力范圍內不打，側行遠距離不打，對目標陣地無威脅不打”的原則來彌補，開火時集中火力先打一架，力爭近距離突然開火。
但從保衛運輸線的角度來說卻很有效果。
敵機在高炮火力威脅之下，不敢低空飛行，只能在3000米以上投彈，命中率也從原來的30%左右下降到5%。
這一時期打得最好的是負責保衛物開里的第四十軍獨立高炮營。因為物開里是中朝軍隊重要的物資集散地，是敵人的重點轟炸目標。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掌握了敵機的活動規律后，洪學智們秘密將第四十軍獨立高炮營調到物開里附近。當4架敵機低空俯沖轟炸時，12門高炮和4挺高射機槍突然開火，一下就把4架敵機全部給擊落了。
敵機不服，又飛來4架，傾刻間又被擊落1架。
第四十軍獨立高炮營一天之內擊落5架敵機，受到了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的嘉獎。
高炮游擊設伏，這也是朝鮮戰場中的一個創造。
這是志愿軍高炮部隊“重點保衛，高度機動”的作戰方針指導下的一個重要戰術。高炮游擊機動作戰比固定陣地防御具有更好的作戰效益。高炮部隊在這種作戰方針指導下，曾經創造了平均每月擊落敵機60架的戰績，而其中大多數為游擊炮火所擊落。據統計，在固定陣地上擊落1架飛機平均耗彈2 000余發，而游動作戰擊落1架敵機則只需耗彈300余發。
隨著反“絞殺戰”斗爭的日益激烈，志愿軍總部為后勤司令部加強了高射炮兵的力量，陸續從國內增調來高炮第六十一師、第六十二師、第六十三師、第六十四師、城防高射炮兵第五０三團、第五０五團、第五０八團、第五一三團、第五二四團及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獨立高炮營，加上第二線部隊各軍配屬的高炮營，對重點目標和鐵路橋梁進行保衛，大大地打擊了敵機的活動。
至8月底，中朝軍隊高射炮兵共擊落敵機87架，擊傷118架。
高炮游擊設伏的戰法后來讓新中國地空導彈部隊給翻了一版。
新中國地空導彈部隊剛成立時，只有幾個營的部隊，根本無法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處處設防，洋本本上又沒有什么現成的高招，導彈兵們能夠祭起的法寶只能是在朝鮮戰場露了一鼻子的這個“游擊設伏”。
當時的俗稱是“壓航線”。
就這土里巴嘰的套路，在世界防空作戰史上首創用地空導彈擊落敵機的戰例，并在后來的國土防空作戰中大出風頭，讓很多美國造的洋玩藝兒在新中國的領空接二連三地冒煙起火，折戟沉沙。
美國佬直線思維，好久沒鬧明白這是怎么檔子事：
中國人會變戲法，一夜之間變出了遍地的地空導彈？
這就叫：富有富的打法，窮有窮的打法。
美國佬要弄不懂這個，虧還得接著吃。
的確，類似的虧，他們后來在越南也接茬兒吃了不少。
忒冤！
到后來，高炮部隊越戰越勇，越戰越強，戰術和技術水平也越來越高，創造出許多出色的戰例。
1952年3月3日，城防高射炮兵第五一三團和高炮獨立第三十九營以假陣地誘惑敵機攻擊，不斷在真假陣地之間轉換，激戰4小時，擊落敵機9架，擊傷21架，部隊無一傷亡。
4月29日，高射炮兵第六十四師第六一二團發現敵機3次低空偵察泉洞地區，乃于次日拂曉隱蔽機動至泉洞地區，預作射擊準備。敵機當日出動280架次轟炸泉洞，高炮第六一二團與敵機作戰8小時，擊落敵機5架，擊傷9架。
4～5月，高射炮兵第六十二師第六０五團5次晝間游擊作戰，擊落敵擊傷敵機各11架，自身人員器材均無損傷。創造了晝間游動作戰的范例。
5月8日，敵機出動485架次空襲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的楠亭里倉庫區，擔任目標區掩護的高炮獨立第二十四營嚴密偽裝，隱蔽設伏，與敵機激戰13小時，擊落敵機7架，擊傷18架。創高炮部隊營級單位日擊落敵機的最高紀錄。
洪學智將軍在回憶錄這樣描繪了這次戰斗。，
“當時，我正在楠亭里，與志后機關的同志們一起站在山坡上的隱蔽棚里，目睹這一壯觀的情景。大家高興極了。我們倉庫旁邊，有一所朝鮮的醫院，朝鮮的老百姓高興地跳著叫好，同時不顧生命危險川流不息地上山給高炮營送炮彈。”
及至次年6月反“絞殺戰”斗爭結束時，保護運輸線的志愿軍高射炮兵部隊共擊落敵機260架，擊傷1 070架。
感謝美國遠東空軍，為中國軍隊煅打出一支空防勁旅。
至戰爭結束，志愿軍后方高炮部隊共作戰10 000余次，擊落敵機（照落）美機413架，擊傷1 559架。
在公路運輸線搶修搶運的同時，鐵道兵部隊也積極搶修橋梁、線路，并以漕渡或實施分段倒運，保持了運輸的不中斷，并在1951年8月底，保證了部分線路通車。
截至1951年8月31日，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在洪水和敵機的雙重壓力之下，向前線搶運了作戰物資1124車皮，共計34000噸。初步改善了前線的糧彈供應。
但這在當時，并沒有根本改善中朝軍隊后方運輸線的危急狀況。
尤其是鐵路運輸。
遠東空軍重點封鎖轟炸的鐵路修復不象公路那么簡單。
遠東空軍在制定“絞殺戰”計劃時就很明白，中朝軍隊的主要作戰物資無論是來自中國還是蘇聯，都只能通過跨越中朝兩國國境的鐵路線進入朝鮮。而在沙里院以南的戰區內，中朝軍隊駐有60個師，每師每天至少需要40噸補給品，因此每天要運送到沙里院以南的物資就達2 400噸，而這些補給品只能是鐵路和公路運輸。如果公路運輸，運送一天所需物資就需要1 200輛卡車，而汽車從鴨綠江開往前線往返一般需要10天，為保險按5天計，也需要6 000輛卡車，油料、卡車等都需要向蘇聯購買；如果鐵路運輸，火車每個車皮載重量達20噸，每天只需要120個車皮就能完成這個任務，而且能夠在朝鮮境內就地解決燃煤的問題。
相較之下，鐵路運輸當然要劃算得多。
“北朝鮮的鐵路運輸系統對于共軍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
遠東空軍作出了這樣的判斷。
基于這個判斷，除用第五航空隊的輕轟炸機攻擊公路運輸系統的卡車外，“絞殺戰”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朝鮮的鐵路運輸系統。遠東空軍計劃用90天的時間摧毀朝鮮北部的鐵路運輸系統，“盡可能做到使其鐵路運輸陷于完全停頓的地步，”
8月中旬，與“聯合國軍”發起夏季攻勢的同時，遠東空軍對中朝軍隊后方交通線轟炸破壞的第一階段作戰也全面展開，開始逐段轟炸鐵路路基和反復轟炸鐵路橋梁，并阻止中朝軍隊修復。其重點地區為滿浦線（滿浦至順川）的價川至順川段，京義線（漢城至新義州）的定州至宣川段、黃州至黑橋段。
遠東空軍和海軍航空兵每個戰斗轟炸機大隊一般每天均以32～64機的大編隊出動兩次。鴨綠江和京義線之西清川江、肅川江，滿浦線之百川嶺、熙川江、東清川江、禿魯江，平元線（平壤至元山）之德池川等橋梁均遭敵機連續轟炸。至8月底，朝鮮北方的鐵路橋梁被破壞達165座次，線路被破壞達459處次。
尚能維持通車的線路僅有京義線之新義州至孟中里段、滿浦線之球場至順川段、平元線之順川至長林段和價川段（新安州至價川），總長僅約290公里。平德線（平壤至德川）則因大同江與沸流江橋梁被破壞，全線失掉作用。
朝鮮北部全部鐵路線處于前后不通中間通的狀況。
美國飛機很兇，飛行員技術也好，經常超低空飛行，白天鉆山溝，夜晚找燈光。還常常擦著山溝用火箭彈攻擊鐵路隧道。
藝高人膽大，這些飛行痞子大都很狂妄。
也該著他們牛皮，誰叫咱沒那么厲害的空軍呢！
進入9月，遠東空軍的轟炸封鎖重點轉向朝鮮北部鐵路樞扭新安州、價川、西浦三角地區，并加強了對正在修建中的前方機場的轟炸。其平均日出動架次也增加到5批100余架次，并且逐漸壓縮轟炸范圍。至11月，將轟炸范圍收縮至肅川至萬城之間“317”至“318”1公里地段，以及泉洞至龍源里之間“29”公里處的一兩點上，企圖在這一兩點上造成深度破壞，使中朝軍隊無法修復，以中斷正處在節骨眼上的中朝軍隊的運輸補給。在三角地區的幾段僅長73.5公里的線路上，4個月共中彈38 186枚，平均每兩米中彈1枚，其中不少是定時炸彈。
這幾段鐵路的長度僅占中朝軍隊使用全路鐵路長度的5.4%，其破壞的處次卻占破壞總處次的45.2%，致使該區4個月中80%的時間不能通車，給中朝軍隊的補給供應造成了很大困難。
富于創造性的中國軍隊鐵道兵官兵們勇敢地迎接了挑戰。
早在8月間，在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下，就成立以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為司令員的中朝聯合運輸司令部（簡稱“聯運司”），為便于朝鮮境內的指揮，“聯運司”又成立了前線鐵道運輸司令部，以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李壽軒和1名朝鮮同志任副司令員，崔田民任副政治委員，負責指揮入朝的鐵道兵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師，連同配屬的運輸、高炮部隊和5個新兵團以及朝鮮人民軍鐵道工程旅，中朝軍隊在鐵路線的搶修力量已達70 000余人。
劉居英司令員卓有成效地組織運用了這個力量。
那時分工很明確，各部都要確保線路被炸后迅速通車。
鐵道兵第一師第一團和朝鮮人民軍鐵道運輸指揮局第十五聯隊搶修價川至順川段。
援朝鐵道工程總隊第一大隊搶修新安州至萬城段。
鐵道兵第三師兩個團搶修萬城至肅川僅10公里路段。
鐵道兵官兵們非常英勇頑強。
鐵道兵第一師第一團第九連在百嶺川奮戰76晝夜，抗擊了26次大轟炸，全連傷亡99人，剩下的40人仍然一直堅持按時完成了搶修任務。鐵路軍管局有一臺機車在行車的時候被敵機發現追打，車身中彈300余處，有一條毛巾上竟有8個槍眼，但機車仍然開到了目的地。
解放戰爭時就聞名全國的“登高英雄”、鐵道兵第一師第一團第一連副連長楊連第先后轉戰清川江、沸流江鐵路橋工地，首創白天利用敵機轟炸間隙搶修的范例，因而榮立特等功，獲“一級戰斗英雄”稱號，成為鐵道兵部隊的一面旗幟。
可惜后來在搶修時不幸因定時炸彈爆炸而犧牲。
還有特等功臣郭金升，那是個鼎鼎有名的“拆彈大王”，定時炸彈的克星——他先后拆除過603枚定時炸彈，把它們變成了27噸開山炸石的炸藥。
鐵道兵官兵們還具有非凡的聰明和智慧。
最聰明智慧處在于人家并不光憑人多打人海戰術，而更多地靠科學的態度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與敵人斗心眼兒，玩花招，創造了一整套搶修搶運的奇招妙法。
比如“片面運輸法”。
這是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通車時間，發揮最大的運輸效能，通過更多的列車，鐵道兵和鐵道運輸部門的官兵們所創造的一種密集的片面續行運輸法，俗稱“趕羊過路”。因為朝鮮北部的鐵路基本上是單軌，運輸又大多是由北向南，在“絞殺戰”中，鐵路場站普遍遭到破壞，無法按常規進行火車對開的平衡運輸，所以在4月間鐵道兵官兵們就成功地試行了這個方法。
其實施方法是：在通車的夜晚，事先把早先裝載停當的軍用列車集結在搶修現場附近的一個或幾個安全區段內，等待部隊搶修，一經修通，列車立即一列緊跟一列向同一步方向行馳。各列車之間只相差5分鐘，首尾相望，魚貫而行，一列接一列地通過，在黑夜里爬行。
就用這個辦法，他們曾在一條單軌鐵路上創造了一夜開往前線47列火車的紀錄，相當于和平時期行車數的2.5倍。
這個辦法也有很大的危險性，一旦在路上遇上敵機轟炸，機車不敢開燈，各列車相距又很近，很容易出現后車撞前車的事故。
這當然難不到聰明的鐵道兵官兵。
他們又創造了與“片面運輸法”配套的“當當隊”。
“當當隊”就是在每列車的車頭車尾布置的傳訊人員，他們手執空炮彈殼或其它發聲物體，負責了望。一旦出現各種情況，他們就按規定信號發出預定的音響。敵機臨空時，只要他們一“當當”，機車司機立即把煙筒的排氣閥擰住，司機也當即停止加煤，以防冒出火光。
聽聽好象原始得不行，可當時就是頂大用。
很多貌似厲害的高科技，要破解其實也很簡單，關鍵看你敢不敢愿不愿去想。幾十年后，越南軍民就用尿布破解過美國空軍的“人員嗅探傳感器”，不一樣把美國佬治得沒脾氣。
越是高科技的東西，往往也越脆弱。
與“片面運輸”配套的還有“合并運轉”、“頂牛過江”等。
所謂“合并運轉”，就是將兩組以上的列車聯為一組列車，用2～3個機車拖掛。
“頂牛過江”，這是在反“絞殺戰”中創造的方法，當時橋梁被炸后，一般只能晚上緊急搶修，往往要天明了還很難達到通過機車的載重標準。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鐵道兵官兵們就將機車置于全部車廂之后，將一列車廂頂過橋面對岸，再由對岸的另一個機車將這一列車廂拉走。
蘇聯顧問們對這個土辦法贊不絕口——他們在衛國戰爭時期遇上這類事情一般來說都沒招。
還有“搶22點”。
因為“絞殺戰”中敵機轟炸多在22時～24時進行，鐵道兵官兵們便抓住22點之間的空隙，組織列車迅速通過封鎖區。
還有諸如“水下橋”、“爬行橋”等戰時搶修經驗。
在反“絞殺戰”的斗爭中，鐵道兵部隊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在現代戰爭環境中進行戰時鐵路搶修的方法，確定了先通后固（即先通車后加固）、先易后難、確保重點等原則。搶修的便橋、便線都按簡易標準要求，一般能維持3～5天就算完成任務。
這種修復——炸毀——再修復的循環，貫穿于戰爭全過程。
整個戰爭中，中國軍隊先后在朝鮮投入了10個鐵道兵師，連同國內鐵路員工累計19萬人，在世界上密度空前的轟炸中，保證了朝鮮北部1 000多公里的鐵路線在大多數的時間保持暢通。在敵機投彈量成倍、成10倍增長的情況下，運輸量反而不斷提高。如1951年7月美機對鐵路的轟炸次數相當于同年1月的5倍，可是7月間的鐵路運輸量則為1月間的2.3倍。到了1952年1月，美機對鐵路轟炸次數相當于1951年1月的63.5倍，可同月朝鮮北部的鐵路運輸量反而增加到1951年1月的2.67倍。
在“絞殺戰”最猖獗的10月16日至22日7天中，通過東、西清川江橋的物資即達1947節車皮，其中21日一個夜晚就用“片面運輸法”通過西清川江橋490節車皮，創造了入朝以來最高的通車紀錄。
至12月底，鐵路運輸搶運過封鎖線的作戰物資共達15400多節車皮，保證了中朝軍隊作戰的基本需要，使前線各軍都有了糧食儲備。
美國遠東空軍的情報部門驚訝地發現，盡管“聯合國軍”發動戰爭史上規模空前的空中“絞殺戰”，“北朝鮮仍一直有火車在行駛”。
遠東空軍發言人公開宣稱：
共產黨中國不僅擁有幾乎無限的人力，而且擁有相當大的建造力。共軍在繞過被破壞的鐵路橋梁方面表現出不可思議的技術和決心……
坦率地說，我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頑強的鐵路修筑者。
這是對手送來的高帽子，不戴白不戴。
來自遠東空軍的褒獎都是干貨，沒含什么水分。
到了戰爭末期，鐵道兵官兵們不僅在他們的狂轟濫炸中修鐵路，還在他們的狂轟濫炸中建鐵路。
1953年上半年，中國人民志愿軍鐵道兵官兵們僅用65天時間，就建成了一條長達129公里的山區鐵路。
這是一個奇跡。
打不垮，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英勇鐵道兵。
鐵道兵后來新中國的鐵路建設中繼續建立功勛，在新中國幾乎所有新建鐵路干線上，都灑有鐵道兵官兵們的汗水和鮮血。眾多的鐵道兵官兵把年經的生命墊在了那兩條沿伸的鋼軌和一根根枕木下——筆者曾多次在成昆線上往返，在這條中國西南的鐵路大動脈上，列車每走不了幾分鐘就能在看見路邊那些頂著紅星的高高紀念碑和密密麻麻的墓碑，那大多是鐵道兵的官兵們。
在百萬大裁軍中，這個功勛卓著的兵種消失了。
雖然這是為了國家建設的大局，但筆者感情上仍覺可惜。
在新中國軍隊中，這是支最讓美國人頭痛和服氣的隊伍。
1951年底，雖然“絞殺戰”持續時間已超過預計時間一個月，但并未達到預期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十分懊喪：
遠東空軍的空中封鎖戰役“沒有能夠阻止住敵人運輸期其進行陣地防御所需的補給品，也沒有能夠阻止住敵人將部隊運入北朝鮮。”
就這么認輸顯然絕非李奇微之所愿。
于是，“絞殺戰”又繼續折騰了半年。
為了避免中朝軍隊日益增強的對空炮火和參加保衛重點目標的航空兵，遠東空軍被迫將放棄了三角地區的晝夜重點轟炸，而代之以機動的重點突擊與轟炸鐵路線的兩頭，即封鎖中朝軍隊作戰物資的來路和去路的戰術。
轟炸更為瘋狂。
其目標區為：
物資來路：京義線的宣川至定州段、定州至嶺美段、新安州至順安段，滿浦線的價川至熙川段。
物資去路：平元線的順川至陽德段；平德線的三登至新成川段；元羅線（元山至羅津）的元山至高原段。
3月以后，還采取了所謂“飽和轟炸”，即24小時晝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夠用來執行封鎖鐵路線任務的飛機對鐵路線上的幾個小段實施攻擊。這一時期，朝鮮北部鐵路被敵破壞較“絞殺戰”第一、第二階段的總和增加了42.6%，1952年1月，更是中國軍隊入朝作戰以來鐵路遭受破壞最嚴重的一個月，橋梁被破壞136座次，線路和車站被破壞2202處次。
雖然這么兇，可更沒便宜占。
無論從阻滯效果，還是從戰斗損失來說，1952年上半年都是遠東空軍最沮喪的時期，沒有將中朝軍隊后方運輸線予以絞殺，反而使自己產生了被“絞殺”的感覺。
從阻滯效果來說，折騰了半年，炸彈扔得比哪一次都多，結果反而是朝鮮北部各線鐵路通車率達到了68.9%～96%，公路運輸能力提高了70%。
不光如此，志愿軍還幫助朝鮮政府完成了三八線附近地區居民向北疏散，運送救濟糧的任務。
從戰斗損失來看，這一時期，遠東空軍和海軍航空兵飛機在轟炸運輸線的損失達到開戰以來最高點，半年之間，被擊落198架，擊傷779架。
在擊落的198架飛機中，有一架是由一位名叫范佛里特的中校飛行員駕駛的B-26轟炸機，他在1951年4月4日轟炸沙院里火車站時，被第四十軍第一一九師炮兵團第九連高炮排排長王興民指揮的高炮第三班擊落。
他是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將的兒子。
范佛里特將軍是個慈父。
他通過板門店美方談判代表，請求正在板門店參加談判的鄧華將軍和解方將軍幫助尋找小范佛里特的下落。
解方將軍說：
“老范佛里特是我們在戰場上的死對頭，不過他不讓兒子在美國國內過太平日子，卻跟他一同到朝鮮來打仗，不管怎么說，從他們父子的立場觀點出發，倒是一種愿為自己國家盡忠獻身的表現。作為軍人，我敬崇這種精神。只要小范佛里特還活著，我們找到后，會按照政策寬待的，也決不會把他扣作人質，可以讓老范佛里特盡管放心。”
洪學智將軍委托手下的后勤第三分部盡力予以尋找，最后沒有找到，據分析，范佛里特中校已與飛機一起化為灰燼。
死無葬身之地。
一個月后，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將在漢城記者招待會上認了栽：
雖然聯合國軍的空軍和海軍盡了一切力量企圖阻斷共產黨的供應，然而共產黨仍然以難以令人置信的頑強毅力，把物資送到了前線，創造出驚人的奇跡。
除了美國空軍，美國陸軍和海軍，都認為“絞殺戰”失敗了！
即使是美國空軍，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承認：
事實很明顯，對鐵路線進行的歷時10個月的空中封鎖，并沒有將共軍挫傷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聯合國軍方面的停戰條件的地步。
美國海軍戰史說得更為沮喪：
在整個阻擊戰（注：即“絞殺戰”）期間，敵人似乎只要愿意，就有充分力量隨時發動攻勢。
美海軍陸戰隊司令官繆爾·Ｃ·薜佛德上將在華盛頓公開聲稱，人們已經承認“絞殺戰”是失敗的，盡管實施了“絞殺戰”，共軍地面部隊的力量仍舊穩步得到了補充。
第七艦隊司令官Ｊ·Ｊ·克拉克中將說：
空中封鎖交通線的計劃是失敗了，它并沒有封鎖住敵人的交通線，共軍把補給品運了上去。從他們打的那種仗的需要來看，他們不僅保證了前線部隊的補給，而且還有足夠的剩余，因此到戰爭結束時甚至還有力量發動一次攻勢。
“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回答參議員們的質詢時更沮喪：
我認為第八集團軍正面的敵軍具有比過去任何時候更要大得多的、發動攻勢的潛力。
這“絞殺戰”絞來攪去，究竟攪了誰呀？
“絞殺戰”不成，李奇微還有損招。
1952年1月28日，在鐵原西北之外遠地、龍沼洞、龍水洞地區的志愿軍部隊發現了美國飛機布撒的帶菌昆蟲；接著在兩個月之內，又在伊川、市邊里、朔寧、平康、金化等地等70多個郡市發現了飛機布撒的帶菌昆蟲及老鼠、雜物等達804次之多。
2月29日至3月5日，中國東北及青島地區亦發現此類昆蟲。
早已在朝鮮絕跡了的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重又發生。
2月20日至3月9日，在朝鮮北部的居民中，有13人被傳染了霍亂，其中9人死亡。
朝鮮地區在這個季節的氣溫為-5℃～-22.5℃，這些昆蟲完全不能在這種氣溫下生存，除了人為布撒，不可能自然生長。
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鮮安州郡一個600余人的村莊，就有50多人患了鼠疫，其中36人死亡。
3月，志愿軍中患鼠疫者16人，患腦炎與腦膜炎者44人，其中16人死亡，患其它急癥病者43人，死亡20人。
這些病癥以往的流行期都是在7～8月間。
這不由不使人懷疑，這是不是“聯合國軍”在實施“細菌戰”。
空氣頓時緊起來。
1952年2月18日，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報告了美軍投撒昆蟲和志愿軍有關部門培養化驗的情況。報告中說：
“除已派專家前往現地了解外，現已將各種昆蟲送回北京，進行培養化驗，究竟帶何種病菌，尚須兩日后得出結論。據專家估計，以霍亂、傷寒、鼠疫、回歸熱四種病菌之可能性較大。如化驗證實，防疫與滅疫工作即須火速以大力進行（總后衛生部正計劃中），并需要蘇聯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援助。”
毛澤東次日批示：
“請周總理注意此事，并予處理。”
2月20日，中央軍委周恩來副主席擬定了反細菌戰的六項措施呈報毛澤東主席：
一、加緊試驗前方業已送回昆蟲細菌，據初步化驗含有鼠疫、霍亂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內當可全部判明；
二、前送防疫隊和疫苗、粉劑及其他器材；
三、發表聲明向全世界控訴美國的細菌戰罪行，以新聞輿論配合，并要求美國對細菌戰的后果負責；
四、由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抗美援朝總會）向世界和平大會提出控告，并建議世界和平大會發動反對美國細菌戰罪行的運動；
五、電令前方進行防疫動員，東北亦加戒備；
六、電請蘇聯政府予以幫助。
經毛澤東批準后，在志愿軍進行堅守防御作戰的同時，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從1952年2月下旬開始，在政治外交和戰場防疫兩個方面同時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細菌戰斗爭。
2月22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相樸憲永受朝鮮政府委托，以朝鮮人民的名義發表聲明，抗議美國侵略者細菌戰的暴行，并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這種暴行，追究其使用細菌武器的組織者的國際責任。
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受權發表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完全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正義主張。
美國政府足足沉默了一個星期。
3月4日，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發表聲明，對中朝政府所控訴的細菌戰事實予以否認。
蘇聯代表馬立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號召各國參加批準1925年簽訂的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這一議案時，美國代表予以否決。
這是為什么？
1952年3月～8月，中朝兩國政府先后接受了由奧地利、意大利、英國、法國、中國、比利時、波蘭等國法律工作者組成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和由瑞典、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際科學界著名人士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到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對美國細菌戰事實進行現場調查。
這兩個代表團均發表了調查報告，以大量的事實揭露了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的罪行，并進行了科學的論證，得出結論：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是完全沒有疑問的，因此，美國政府對其進行細菌戰的罪行是無可抵賴的。
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指出：
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委員會是經過邏輯的步驟而后達到這些結論的。這種遭到各國人民一致遣責的滅絕人性的手段，竟見諸使用，此為本委員會的委員們過去所不易置信；現在，本委員會迫于事實，必須下這些結論。
1952年5月至1953年11月，被俘的美國遠東空軍上校小安德烈·杰·愛文斯上校、瓦克·麥·馬胡林上校和弗蘭克·赫·許威布爾上校、美步兵第三師第七團上等兵馬汶·勃朗、美步兵第四十五師第一七九團上等兵達林·歇潑斯等都先后供述了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的事實，并提供了執行細菌戰任務的一些詳細情節和官方有關保密規定。
時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二十兵團司令員的楊成武將軍曾在回憶錄中提到他所親眼目睹美軍飛機播撒細菌彈的情景:
“我親眼看到了敵機投撒蒼蠅時的情形：先是一個黑疙瘩，接著變成一塊塊黑乎乎的東西，象烏云一樣，隨風飄蕩，一大片一大片的，也不馬上落下來，最后飄到村莊，飄到田野，散布面很大。”
美國人怎么會想到出此下策？
在戰場上，中朝軍隊緊急動員起來，開展反細菌戰斗爭。
2月下旬，中央軍委連續兩次發出指示，要求志愿軍“各級領導干部和機關，必須把防疫工作當作目前部隊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務”，“不管有無病員發生，都必須迅速而堅決地進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猶疑和動搖。”
1952年3月1日，志愿軍成立以鄧華為主任的總防疫委員會，領導全軍反細菌戰斗爭。在該委員會領導下，以國內派來的40余名專家和醫務人員與志愿軍衛生部的醫務人員組成4個防疫檢驗隊（其中3個分別配屬給一線各兵團）、一個機動治療隊和7個傳染病醫院。各軍、各師及后勤分部、大站亦分別建立了中小型防治隊92個，負責本單位防疫工作。同時，根據部隊任務及駐區范圍，還劃分了防疫責任區，建立了疫情偵察勤務，并在全軍上下普遍地進行了反細菌戰的思想動員和防疫衛生知識教育，普遍地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聯疫苗，開展了捕鼠、滅蠅和保護水源，清理駐區的衛生運動。在駐地及交通線附近的朝鮮居民中，也普遍注射了疫苗（約130萬人次），從而很快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在整個戰爭期間，志愿軍全軍共發生與細菌戰有關疫情者384人，其中256人得到治愈。
國內也一樣，中共中央號召全國人民采取廣泛的防疫措施，進行殺菌滅毒，在全國范圍內掀起防疫運動。全國共組織了129個防疫大隊，共計20000余人。在國內交通線及國境、海港設立了66個檢疫站。國內還研制和發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殺蟲劑。
由此而演化出以滅蠅、滅蚊、滅虱、滅蚤、清穢為目標的全國范圍的經常性的愛國衛生運動。
美國官方迄今仍然否認在朝鮮戰爭中進行過細菌戰，
對此，美國軍事歷史學家約翰·托蘭寫道：
中國對美國進行生物戰的指控是個極為復雜的問題。西方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種指責是中國顯而易見的一種宣傳手法。然而，在日本和美國新發現的資料和研究成果隨后證實了中國人指責中的許多要點。英國杰出的生物化學家和漢學家李約瑟在1952年聲稱，他有“97.5%把握”朝鮮戰爭期間使用了生物武器。1979年他又明確宣布，“朝鮮戰爭中，生物戰的辦法……被美國一方嘗試過。”
最近解密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務院文件表明，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軍方對使用生物武器興致極高。文件中有關生物武器的部分被刪掉了，一般不讓研究者們翻閱。……
無風不起浪，看來細菌戰問題并不是空穴來風。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前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的成員就曾經在南朝鮮境內出現過。
不過，這位比較嚴肅的美國人緊接上面那番話也指出：
……盡管有這一證據，但對該問題進行了徹底研究的并寫有專著的馬克·瑞安得出結論說，美國要是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話，它肯定得有大的隱蔽行動，而且幾乎必定“要在將來露出蛛絲馬跡，特別是朝鮮戰爭以后的10年內，從政府到軍方其它行為的特定范圍上肯定能看得出來。”同時瑞安又說，很可能“即使不存在上述對美國的非難，中國人上至最高領導層也認為美國使用了生物武器。”
在會見了許多英美戰俘及中國官員和歷史學家后，我難以相信美國進行了生物戰。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戰史專家齊德學則認為，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從事細菌戰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其理由是：
一、根據戰爭期間的原始資料記載，我軍確實在朝鮮冬季最冷的氣候條件下發現過大量的昆蟲，并且是在美軍飛行轟炸或經過后發現的。經過化驗表明，這些昆蟲含有鼠疫、霍亂等10余種病菌、病毒。對這些，幾個調查團和我國去過朝鮮的幾乎所有專家都是肯定的。
二、朝鮮北方自1947年以來，既沒有鼠疫流行史，也沒有霍亂流行史。對這一點，美國海軍部印發的文件也是承認的。然而敵布撒昆蟲后，1952年2月下旬和3月間，朝鮮北方確實有鼠疫、霍亂的流行，發病區過去不曾流行鼠疫或霍亂，志愿軍戰士中的鼠疫、霍亂患者，也非來自國內鼠疫、霍亂的流行病區，并且鼠疫和霍亂的流行均不應該在寒冷季節，鼠疫一般應發生在炎熱的夏季，霍亂過去在朝鮮一般應在8～10月份。
三、美軍飛行員關于美軍細菌戰的所有供詞，均情節詳細具體，令人可信。供詞者最早執行細菌戰任務的是1952年1月初。據當時親自審訊過美軍飛行員的我軍工作人員說，審訊過程中，沒有任何逼供行為。
四、在朝、中兩國政府公布美軍細菌戰的暴行，和我國公布美國飛行員關于美軍進行細菌戰的供詞后，美國官方反應遲鈍。對前者，10天之后才做出反應，對后者過了了一個月之后才做出反應。據此，可否推斷，美國做賊心虛，在未做出反應前，是因為不好表態，因此不置可否，但迫于國際輿論的壓力，又不得不硬著頭皮矢口否認？
五、除戰爭期間美國官方否認細菌戰外，戰后美國官方出版的有關史書，對此或輕描淡寫或避而不談。既然沒有進行細菌戰，為什么官方的史書不進行澄清呢？
六、美國確實大規模地研究和制造了細菌武器，美國軍方也積極主張使用細菌武器，對此，美國并不否認。
七、細菌戰違反人道主義，違反國際公法，不得人心，全世界人民均反對，因此，美國為了其國家和統治集團的階級利益，現在沒有、在今后也不會輕易拋出有關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的檔案材料。
齊德學同志的這7點根據很有道理。
筆者再加上一條，在后來的越南戰爭中，美國曾多次違反國際公法，使用生化武器。這足以說明，在美國政府心中，所謂國際公法，不過是一紙可以根據需要隨意搓揉或裝裱的空文。
就象現如今美國政府叫得最歡的“人權”一樣，是雙重標準。
不管美國政府使沒使細菌戰這損招，反正最后無論是朝鮮還是中國，軍民衛生水平都有了顯著提高，中朝戰士們活蹦亂跳斗志昂揚，身體健康，仗也越打越出彩。
想想，戰場上打不贏，這種下三濫的招能折騰出什么大名堂來？
當年日本鬼子有個黑太陽七三一，不也沒改變戰爭結局嗎？
“絞殺戰”也好，“細菌戰”也好，都是事與愿違，徒勞無功。
李奇微不知道還有什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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