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戰斗不止——憶恩師魏巍同志

生命不息戰斗不止

——憶恩師魏巍同志

孫瑞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錄：

相識
給魏巍同志當助手
魏巍帶領我們渡難關
安泰不能離開大地
最重要的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
是非分明，堅持原則
右派說我們“左”，說明我們“左”對啦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又一個欲加之罪
病床上的戰斗
訣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8年8月24日19點18分，我所敬愛的恩師魏巍同志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雖然在魏巍同志病重期間，我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對他的仙逝，也早有思想準備，但當這個不幸的消息真的降臨時，我還是感到非常的突然和茫然，一時難以接受這個嚴酷的現實。

魏巍同志走了，真的走了，已經離開我們了，再也見不到他老人家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了，再也聆聽不到他老人家對我的諄諄教誨了，再也不能與他老人家談古論今、研討天下大事了……

明朝人呂坤，在一篇《墓志銘》中說：“善惡在我，毀譽由人，蓋棺定論，無藉于子孫之乞言耳。”魏巍同志的一生是可以“蓋棺論定”了。魏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的一生，無愧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一個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革命詩人和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
我和魏巍同志從相識到相處已有十幾年的光景。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我的革命同志和戰友，又是我的長輩和恩師；我們之間既可以說是忘年之交，又可以說是莫逆之交。

在魏巍同志走后這段時間里，每當夜深人靜，回想往事，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他老人家對我的影響、幫助和教誨，就一幕一幕地展現在我的眼前。

相 識

魏巍同志的代表作《誰是最可愛的人》問世的時候，雖然我還是一個不大懂得人生事理的少年，但自從我讀過這篇語言優美、感人至深的文章起，魏巍的名字就像巍峨的高山那樣深深地鐫刻在我的腦海里。我對這位雖然大我23歲但時年僅31歲就名揚天下的年輕作家，充滿了崇敬和仰慕之情。

后來我長大成人，參軍入伍。說來也巧，我所在團隊的副團長王宿啟，就是《誰是最可愛的人》里主人公之一——松固峰戰斗的英雄營營長。當年，就是這位英雄營長在朝鮮戰場上向前來采訪他的魏巍同志敘說了這次戰斗的壯烈情景。魏巍同志的筆下是這樣描述王宿啟的：

“他的聲調是慢慢的，他的情感是沉重的。他說他在陣地上掩埋烈士的時候，他掉了眼淚。但他接著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在為他們傷心，我是為他們驕傲！我覺得我們的戰士是太偉大了，太可愛了，我不能不被他們感動得掉下淚來。’”

就是這位面色黝黑、意志堅強而又沉默寡言的山東漢子、老英雄、老首長，經常給我們上的革命傳統課，就是魏巍同志的《誰是最可愛的人》這篇名作。由“最可愛的人”來講《誰是最可愛的人》，其感染力、號召力，就非同一般的傳統教育課所能比擬的了。

幾十年后，我由一名來自遼西山區貧苦農民家庭的普通戰士，成長為一名領導干部，并從西安的一所部隊高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調到首都北京，擔任人民武警報社社長工作。這樣一來，我離魏巍同志就越來越近了。

我們雖然同在一個城市，同在軍隊里工作，但因為是兩個大單位，所以并沒有見過面。說來也巧，我和魏巍同志的初次相識，還是由我的一篇稿子給牽線搭橋、當的“紅娘”呢。

事情是這樣的。蘇聯解體以后，新華社編譯出版了一本《戈爾巴喬夫之謎》的書，作者是原蘇共的二把手葉•利加喬夫。利加喬夫以其切身經歷，從一個側面，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蘇聯演變、解體的真實過程以及慘痛教訓。在這本書中，作者繪聲繪色地描述了1985年時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長的他，是怎樣和元老級人物葛羅米柯等人采取“非常”手段，聯手把戈爾巴喬夫扶上總書記寶座的。可是，讓他意想不到的是，后來他與戈爾巴喬夫從“事業上的親密戰友”到改革中產生分歧，最后走向分道揚鑣的結局。作者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大量歷史資料來說明，在所謂的改革年代，戈爾巴喬夫是怎樣從一個自詡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到自我標榜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的演變過程。

不無遺憾的是，由于作者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看待和剖析戈爾巴喬夫的叛變行為，所以也就沒有也不可能從修正主義圈子中徹底跳出來，沒能也不可能總結出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真正教訓。

我覺得，利加喬夫這個具有悲劇性的典型人物，在我國似乎也有相同的面孔，也很有借鑒意義，因此我就動筆寫了一篇《利加喬夫的悲劇》的稿子。

我在稿子中歸納了利加喬夫“悲劇”的五點教訓。一是利加喬夫未能正確認識蘇聯和平演變的歷史。歷史已經證明，蘇聯的演變，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始作俑者是赫魯曉夫。演變的起點是二十大，是否定斯大林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繼而是二十二大，赫魯曉夫提出“全民國家”、“全民民主”、“全民黨”。利加喬夫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認識是十分糊涂的。他在書中對二十大、二十二大和赫魯曉夫，不僅沒有批判，而且給以充分肯定并大加頌揚，說什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使群眾得到了解放并發揮出積極性”，赫魯曉夫時期是什么“解凍時期”。他反復強調“不要讓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神圣事業自消自滅了”。此外，利加喬夫還把戈爾巴喬夫執政的6年分為兩個時期，認為前三年的改革，戈爾巴喬夫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后三年的改革才“誤入歧途”。這樣的糊涂認識，必然導致他同戈爾巴喬夫之間斗爭的不徹底性。二是，沒有從路線上看問題，不清楚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所以，他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利加喬夫對雅科夫列夫之流是深惡痛絕的，敢于揭露，也敢于斗爭，可他對戈爾巴喬夫卻“恨”不起來，只是幼稚地認為他是上了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圈套”，因而多次給戈爾巴喬夫寫信，揭露雅科夫列夫，并當面提醒戈爾巴喬夫：“您的親信中有不正派的人，他們會毀掉您”。當他受到雅科夫列夫的攻擊、陷害時，還去乞求戈爾巴喬夫給予支持。他認為戈爾巴喬夫之所以與他產生分歧，“原因是對國內發生的事缺少全面的了解”。三是，丟掉了階級分析。突出的表現在他未能正確評價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蘇聯輝煌的歷史是與斯大林的卓越貢獻分不開的。利加喬夫在評價蘇聯歷史和斯大林問題上的思想觀點是矛盾的，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一方面他堅決反對全面否定蘇聯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問題上他又同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持相同的態度。當別人攻擊他是“斯大林分子”時，他堅決予以否認，并說：“我一直激烈地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利加喬夫如此這般的矛盾心態又怎能對蘇共的歷史得出正確的結論呢？四是，沒有旗幟鮮明地依靠人民群眾。利加喬夫歸根到底沒有看透戈爾巴喬夫已經成為新老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階級本質，沒有徹底劃清戈爾巴喬夫在馬列主義幌子下所高舉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與馬列主義旗幟的根本界限，因而也就未能真正寄希望于人民群眾并依靠人民群眾來捍衛社會主義。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他的悲劇結局。

我的這篇稿子于1997年11月9日送給了《中流》雜志社的副主編麥辛同志。僅隔了四天，麥辛同志就給我打電話說：“魏巍同志看了你的那篇稿子后，很想見見你。”我高興地應邀而行。1997年11月13日下午，我和麥辛同志相伴，趕到魏巍同志在西山八大處北京軍區大院內的住所。

這是一個坐落的山坡上的獨門小院，一棟坐北向南的兩層小樓。魏巍同志見到我，一邊和我握手，一邊熱情地說：“歡迎！歡迎！見到你我很高興！”落座后，魏巍同志詢問了我的工作經歷和家庭情況后，很快就進入主題——談我的那篇稿子。

魏巍同志問我：你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

我直截了當地談了我對蘇聯解體的悲劇和戈爾巴喬夫、利加喬夫這兩個關鍵人物的看法，也談了我們黨和國家應該吸取的教訓。

聽我說完，魏巍同志說：“我接到你的稿子，先是被題目所吸引，接著一口氣讀下去，沒有睡午覺，一個下午才讀完。你的這篇文章有觀點，有見地，特別是那四條教訓總結的好，對我很有啟發，也很受教育。很難得啊！”

魏巍同志說：“我感到蘇聯解體的教訓有三點，第一是欺騙性。修正主義是一個比一個‘高明’啊，他們搞欺騙，搞陰謀的手段都很‘高明’！不騙人，不搞陰謀，他們就不能生存。第二是與修正主義劃清界限有個徹底不徹底的問題。如你的文章所說，利加喬夫的‘悲劇’就在這里。我們國內，我們黨內，有沒有這種人呢？我看是有。第三是與修正主義做斗爭，不能是個人對個人，要依靠群眾，依靠階級才行。”

談到我們國內的斗爭形勢時，魏巍同志說：“現在有人把左派當成了主要敵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我們的朋友；團結誰，依靠誰，打擊誰，他們完全搞顛倒了。有人跑到美國，拜帝國主義為師，簡直是胡鬧嘛！喻權域同志剛從蘇聯回來，他們那里一家報紙的頭版大標題就是：《中共十五大闊步走向資本主義》！蘇聯人民現在很苦啊！中國怎么辦？”

最后，魏巍同志對我的這篇稿子談了幾點修改意見：1、此文如果在蘇聯《真理報》上發表，利加喬夫本人也能看到，所以文章應當爭取他，避開“幫兇”一類的話；2、“8•19”問題，最好不要說是“五十步笑百步”，不管怎么說，他們還干了一下；3、對勃列日涅夫做的3件好事要肯定，對他的“三和”對外關系要批判。總之，我們要多做爭取和分化的工作。

……

魏巍同志的一席話，使我既感到親切，又感到振奮。如此高屋建瓴的政治見解，我是打心眼里佩服的。我感到，我遇到了一位知音，一位老師。至于魏巍同志對我這篇拙作的肯定和贊揚，我心里明白，這是魏巍同志對我的鼓勵。其實，魏巍此前已經寫過多篇有關蘇聯亡黨亡國的精辟而厚重的文章，而我的這篇東西，與之相比，不過是班門弄斧而已。

不知不覺的幾個小時過去了，當我們離開魏巍同志的小院時，夜幕已經降臨。魏巍同志送我們到大門外，一再說，“歡迎你常來。”

這是我與魏巍同志的第一次見面，也是第一次思想交流。此后，我們的交往就越來越密切，我們的友誼也越來越深厚。
后來，我的那篇稿子，經魏巍同志推薦，在《當代思潮》1998年第1期上發表了。

給魏巍同志當助手

我見到《中流》比見到魏巍同志還早幾年。記得那是1992年盛夏的一個星期日，我到北京圖書館瀏覽圖書，在一個書架上，我偶然發現了幾本《中流》雜志。我打開一本雜志，扉頁上寫著主編：林默涵、魏巍。再看它的發刊詞，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

“本刊的誕生，……并未奢望僅僅通過一份小小刊物，就能從根本上打破、扭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惡性泛濫和壟斷文藝、思想主要陣地的極不正常局面。而只是想通過它，為那些堅持馬克思主義信念的同志，提供一塊能夠自由發出聲音的陣地。”

“《中流》是為對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而提議創辦的，它本身就是同這股思潮斗爭的產兒。這就決定了它的根本性質和使命。”

“國外敵對勢力更是推波助瀾，加緊把中國納入其‘世界民主大家庭’的步伐。他們同國內的所謂‘精英’們遙相呼應，里應外合，上下串通，組成了來頭和聲勢都異乎尋常的‘埋葬社會主義’、‘埋葬馬克思主義’的大合唱。”

“我們毫不隱諱，我們堅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堅信毛澤東思想、堅信社會主義是救國強國的唯一正確道路，……我們愿意與思想、文藝戰線上一切抱有同樣信念的同志一道，投身于思想戰線的中流，迎著風口浪尖，力排阻攔社會主義前進的種種障礙，對文化、藝術，思想領域的種種現象和問題，努力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反應，做出合理的解釋和回答。”

從這篇“發刊詞”里，我仿佛又聽到了一場戰爭前的指揮員那鏗鏘有力的“動員令”和戰士們視死如歸的“誓言”，仿佛又看見了那滾滾硝煙撲面而來的英勇悲壯的戰斗場面。

在兩種社會制度，兩個對立階級激烈搏斗的年代，在社會主義祖國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竟然有如此高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的好刊物，真是難得一見啊！記得那天，我是用了一整天的時間，甚至忘記了吃飯，一口氣把那幾本《中流》雜志讀完的。那一天，我完全被《中流》的文章所吸引，激動和興奮的心情猶如久旱的大地迎來了一場及時雨；茫茫的黑夜見到了一盞指路燈。

從此，我開始訂閱《中流》，它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愛屋及烏。我不僅進一步加深了對魏巍同志的敬仰，同時也把他和林默涵主編的《中流》當成了我的摯友。

1999年春，我到了退休的年齡，即將從部隊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那時，我和魏巍同志相識已經1年多。那年春節前，魏巍同志約我到他家，他誠懇地邀請我退休后到《中流》來工作。他說：“我們要把《中流》編輯部建成一個革命的編輯部。希望你來助我一臂之力。”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我之所以愿意甚至高興去《中流》工作，原因有二，其一，《中流》的辦刊方向符合我的理想和追求，與我志同道合；其二，我十分景慕魏巍同志，到《中流》工作，可以近距離地向這位文學大師學習。

1999年3月22日，雖然上級的退休命令還沒有下達，我已迫不及待地到《中流》報到，擔負起副社長的工作。

當時《中流》雜志社雖然有兩位主編、一位社長，但林默涵同志因疾病纏身，已經不能堅持雜志社的日常領導工作，而另一位社長，也因某些原因不到雜志社來了，《中流》雜志社實際上是在魏巍同志為主和幾位副主編、副社長共同主持下開展日常工作的。

在魏巍同志的領導下，我在《中流》度過了兩年半緊張而又寶貴的時光。剛去時，我主要的任務是負責行政管理和發行工作。因為相對于其他老同志來說，我還比較年輕，算是個“壯勞力”，所以，后來魏巍同志又給我加重了擔子，讓我兼任常務副主編的工作，直到2001年8月《中流》被停刊。

《中流》停刊以后，我在給魏巍同志的一封信中，談到了我在《中流》工作的感受。我說：“在《中流》兩年多的風風雨雨里，我深感您對我的信任、器重和期望。我們之間不僅個人的友誼很好，而且是志同道合，在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很敬重您的人品、才華，特別是您的革命精神。從您身上，我時時感受到魯迅的那種令人欽佩的風骨。更為重要的是，我作為您的學生（我一直認為我是您的學生——這也不是客套話）從您身上學到不少我從別處學不到的東西。”魏巍同志看了我的信，給我回信說：“你不要客氣，我們是革命戰友和同志。”

是的，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再沒有什么比有魏巍這樣的革命戰友和同志更為彌足珍貴的了。

魏巍帶領我們渡難關

我到《中流》報到時，魏巍同志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老孫啊，咱們這個雜志社，雖然是中宣部主辦、光明日報社主管的，但是，除了創刊時出版署、文化部等有關部門給撥了點錢，后來李鵬總理給過我們一筆70萬的專項經費外，多年來再沒有給我們撥過款，那些資金早已花完了。后來鄧力群同志幫助我們解決的一些經費，也所剩無幾了。現在我們快斷炊了，經濟上非常困難。為了把《中流》辦下去，我們要節省開支。多年來，我和林默涵同志，在這里工作，是從沒有領過這里的工資或補助的。你來，要準備吃苦，準備奉獻啊！”

我向魏巍同志表示：“請你放心，我來《中流》，完全是為了追求一種精神和理想，而不是追求物質和金錢。在這方面你們是我的榜樣，我要向你們學習。”

雖然魏巍同志打了招呼，事先有了精神準備，但當我開始工作，所面臨的情況要比我想象的嚴重得多。

在辦公條件上，恐怕是國內上萬家雜志社中極為少見的。從創刊以來，從未置買過任何交通工具，連一部公用汽車都沒有。所有工作人員，包括幾個年過7旬的老同志，都是擠公交車或騎自行車上班。兩個簡易的辦公室還兼著倉庫。辦公室里沒有空調（我去的第2 年才給編輯部裝上1臺），沒有沙發，七八個社領導只有兩張破舊的辦公桌和一個破舊的乒乓球案子，幾把椅子也是斷胳臂斷腿綁著繩索。這些倒也可以將就，工作起來最不方便的是沒有電腦、復印機、傳真機等辦公設備；有兩部電話，因為經費緊張不能打外地長途。更為嚴峻的是經費上已經捉襟見肘，賬面上僅有26000元，只夠出兩期雜志的印刷費用。

至于工作人員的報酬，除幾位在職的年輕同志，由光明日報社提供基本工資、雜志社提供部分補貼外，其他人員從兩位主編，正副社長，到所有副主編、編委，全部都是無償參加雜志社的工作。

面對這種艱難的局面，在魏巍同志親自領導下，我們采取了多項增收節支措施，以應對眼前困難局面。

一、節支。精打細算，節約、削減一切可以節約、削減的開支。例如：(1)降低紙型。由70克膠版紙改為52克凸版紙，這樣印刷費由每本1.35元，降為0.95元，每月可省印刷費3250元。(2)降低稿費。由50元/千字降為30元/千字，轉載由30元/千字降為10元/千字，這樣每期即可減少1300元的支出。(3)減少增刊。由1600份降到700份，此項可減支1300元。(4)每月編輯部工作人員的編輯費、編改費、校對費共1380元取消。(5)減少領雜志社工資和補貼的工作人員。有兩名同志相繼調出，到其他單位安排工作。這樣可以每月減少幾千元的工資開銷。這幾項措施實行的結果，總共每月可節省開支1萬多元。

二、增收。光節支還不能渡過難關，必須在增收方面做文章。我們先后采取了這樣幾項措施：

一是擴大發行量。我們動了一些腦筋，想方設法拓寬發行渠道。比如，起初，我們與北京的一些書店和報刊書攤協商，建立起多個代銷點，并積極參加書刊市場展銷活動。這些舉措雖然有些成效，但還是不夠大。后來，我們就在全國各地建立了一批發行站。由于《中流》的聲望比較高，我們在雜志上一號召，全國各地的同志積極響應，很快就建立了32個發行站。參加發行站工作的同志，都是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好同志。他們無償地、主動地為《中流》的發行和宣傳工作四處奔波。由于全國各地發行站同志們的共同努力，在不到半年的時間，我們的發行量就翻了一番。

二是增印“文選”。把我們每期的重點文章印成小冊子對外發行，既擴大了影響，又增加了收入，例如魏巍同志的《在新世紀的門檻上》我們就印了幾萬冊，收回來的錢扣除成本費，還能夠支付一期的印刷費。

三是處理舊雜志增印合訂本，收回了一些資金。

四是出書。把《中流》的重要文章編輯成書出版發行。例如，繼1998年前先后出版的《海外飛鴻》、《海外赤子》、《中流文萃》之后，1999年下本年我們又托人出版了《我們所唾棄的那種中國人》。同時，我們的發行部與各地發行站還代售馬克思主義書籍，以便增加些收入。

五是做通報刊發行局的工作，提高郵局返還比例。按有關規定，除了科技類刊物外，其他刊物發行量不足1萬份的均按1萬份收取郵局發行費，而我剛到《中流》時，我們雜志在郵局的發行量只有4000多份，這樣一來，我們通過郵局發行的雜志，基本上就沒有什么錢可返回了。為了能夠享受科技類刊物的待遇，魏巍同志要我給發行局寫了個申請報告，他還親自給發行局的領導同志寫信，并增送自己的一幅書法作品。經過我們反復幾次做工作，最后我們感動了發行局的領導同志，批準我們享受科技類刊物的優惠，按我們發行的實際數量扣除發行費。這樣一來，困擾我們多年的一個難題就在魏巍同志的領導下解決了。僅這一項，我們每月可以從郵局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后來，我們的發行量大大超過1萬冊，發行局的這項照顧，也就不需要了。

事后我想，如果沒有魏巍同志的努力，沒有他的“名人效應”，沒有魏巍同志所堅持的《中流》的方向，我們是感動不了“上帝”的。

六是尋求捐助。這是我們渡過難關的一條重要途徑。捐助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讀者的捐助，二是單位的捐助，這兩個方面工作在我去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我到《中流》以后，魏巍同志要我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進一步擴大成果。從1993年《中流》雜志收到第一筆讀者贊助起到我去赴任時的1999年4月，我們總共收到讀者捐款計10萬4千元，而從1999年5月始到年底，半年多時間我們就收到捐款3萬元，2000年一年就收到捐款20萬元。

在魏巍同志的領導下，在廣大讀者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半年的努力，《中流》終于渡過了經濟上的難關。在給我們捐款的同志中，并非是什么“大款”，幾乎都是從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慷慨解囊。捐款數額少則幾元、幾十元、數百元，多則千元、萬元、數萬元。王震同志夫人王季青同志得知我們的困難后，親自派人送來了一部電腦、一部打印機、一部電傳機。長期在軍隊文化戰線工作的革命前輩李偉同志，為我們捐獻了一部復印機。至此，我們才算有了較為完備和“現代化”的辦公硬件。
從1999年5月賬面上的26000元，到2001年7月，《中流》被當局勒令停刊時，我們除了保證正常刊物出版的支出外，還節余了60多萬元。

需要說明是，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羅列了這么些具體數字和情況，一方面是想說明，《中流》在魏巍與林默涵等同志的主持下，經歷和克服了種種困難，能夠堅持12年之久，確實不易。另一方面是想說明，《中流》在后期能夠渡過經濟上的難關，并非是我個人的功勞，我在其中雖然做了些具體工作，但主要的和關鍵的還是魏巍同志的操勞和雜志社全體同志共同努力，以及廣大讀者的支持。

然而，魏巍同志還是一再地表揚我，鼓勵我。記得在2000年春節，正月初一那天早晨，第一個打電話給我拜年的就是魏巍同志。他說：“你來《中流》不到一年，做了不少事，工作很出色，成績很大啊！”我說：“我所做的這點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說雜志社有點成績的話，也應歸功于您和大家的共同努力。”

魏巍同志不僅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善于做組織工作的政治家。他在戰爭年代，就當過騎兵團的政委，建國后又在許多單位和部門擔當過領導工作，所以，魏巍同志很有組織能力，也善于做思想工作。能夠在這樣一位善解人意又關懷備至的長者身邊工作，我的心情是非常舒暢的，即使工作累點、苦點，也覺得舒暢、甘甜。

安泰不能離開大地

陳毅同志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我們《中流》之所以能夠堅持12年之久，也是群眾的力量和群眾支持的結果。魏巍同志多次對我講過希臘神話“安泰的故事”。他說：“安泰一但離開大地，他就會死亡了，只要他不離開大地，他就力大無窮，戰無不勝。我們共產黨人就像安泰不能離開大地一樣，永遠不能離開群眾。我們辦《中流》，也要經常與工人、農民和各方面的群眾保持密切聯系，要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隨著《中流》發行量的不斷擴大（到停刊時已達幾萬份），《中流》和魏巍同志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各地讀者給《中流》的來信也越來越多。有些讀者直接給魏巍同志寫信，魏巍同志都是認真閱讀，妥善處理，有的還親自給讀者寫回信。一次魏巍同志對我談起這項工作時，非常動情地說：“我抓《中流》為什么？還不是為了革命嘛！凡是革命的同志給我來信，我都寫回信，這要占用我很多時間，我這樣做又是為了什么？也是為了革命嘛！我們要從這個大局出發來考慮問題。”

為加強與讀者的溝通，傾聽群眾的呼聲，《中流》從創刊開始，就設置了“讀者來信”專欄。在創刊號的“主編寄語”中就提出：“希望讀者和我們保持聯系，對我們提出批評和建議。”在《中流》創刊十周年的時候，為了進一步改進我們的工作，遵照魏巍同志的意見，我們開展了一次規模比較大的“問卷調查”活動，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們就收到數以萬計的讀者回信。這些回信，有的談感想，有的提建議，有的直抒胸臆、針砭時弊。梳理這些回信，我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對一些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回信，我們還在刊物上進行了摘發。

魏巍同志對于來自讀者和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向來是十分重視的。記得是1999年8月20日，魏巍同志剛從外地回來，就打電話對我說：“國防科工委的一位老同志給我寫信，對我們第8期（1999年）發表的xx同志的一篇文章反映不好。他認為《中流》不應該發這樣的文章。這篇文章說：我們實行發展私有經濟的這種政策，‘目的是為了實現最終目標——消滅私有制。在一定范圍內發展私有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制造條件，這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魏巍同志說：“像這樣的文章，怎么能革命呢？！”他建議我們開個會，對我們今后宣傳的指導思想和重點，討論一次。后來，他還把這封讀者來信批給我們大家傳閱，我們常委也開了會，認真反思了我們的工作，統一了大家的思想。

《中流》扎根于群眾，群眾扶持了《中流》。前面講到群眾對《中流》的捐助問題，其中有幾件事，使我終生難忘。

1999年6月11日，北京有四位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把徐非光、馬鎣伯和我三人請去座談。他們誠懇地對我們說：“《中流》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心聲，也說出了老同志們想說的話，聽說你們雜志經濟上困難，我們四個人決定從這個月開始，把我們每月工資的10%（共1680元）捐贈給《中流》”。他們說到做到，從那時開始，他們每個月開支的時候，都把贊助款按時交給我們，一直堅持到《中流》被當局停刊為止。這四名同志是：方亭、林陽、王若君、楊友吾。2000年又增加了何釗、艾山兩位老同志。

1999年秋季的一天，原中國稀土總公司黨委書記、離休老干部許均開同志專程來到中流雜志社找我，他要給我們捐1萬元錢。這是他準備給老伴看病的錢。此前，他已經捐助過我們1000元。他對我說：“我來過幾次，看到你們沒有一件像樣的辦公用具，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工作，我很感動。我和老伴商量，我們沒有別的，把我們退休金省下來的這1萬元捐給你們，略表一點心意吧！”許均開同志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我很是感動，馬上打電話報告給魏巍同志。魏巍同志聽了也很是感慨。魏巍同志說：“他的心意我們領了，老同志家里還有困難，老伴還有病，就不要捐這么多錢了。”當我把魏巍同志的話轉達給許均開同志時，他激動地說：“你們若不肯收下這一萬元，我和老伴心里就不踏實啊！你們編寫出那么多好文章，我們從內心里感謝你們！編寫文章，宣傳馬列，就是戰斗啊！你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在后方支持你們！”真是盛情難卻，我只好收下了他的這份厚重的心意。

1999年7月1日——黨的生日那天，我受魏巍同志的委托，帶著李爾重同志的親筆信和魏巍同志的口信，與麥辛同志一起趕到石家莊市周家莊鄉去“化緣”。周家莊鄉（內部還稱為公社）是全國三個沒有實行分田到戶的公社之一，另外兩個，一個在西藏，一個在廣東。周家莊鄉與南街村一樣，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并且農林牧副漁工全面發展。他們公社的6個生產隊和社辦企業，至今還全部實行公分制，人均收入名列河北省農村的前茅。接待我們的是一身農民打扮、時年已78歲的老書記雷金河同志。他一邊打著吊針一邊熱情地對我們說：“不久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謝華同志來我們這里時，給我們帶來幾本《中流》雜志，我看了覺得很好，是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好刊物。我就通過李爾重同志與魏巍同志聯系上了。我們決定幫助你們，給你們輸點氧，先給你們5萬，以后年年都給你們解決點。你們在上邊好好斗吧，我們在下邊支持你們！不能走蘇聯道路！不能搞資本主義！”不幸的是，兩年后的2001年12月29日，這位支持我們辦刊、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老書記、老英雄因病去世。魏巍同志再次派我去周家莊，參加他的葬禮。魏巍同志給他的挽辭寫道：“雷金河是帶領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硬漢子！”

什么是群眾力量？這就是！什么是安泰不能離開的大地？這就是！

最重要的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

魏巍同志一生都對毛主席有著深厚的感情。魏老在《答〈當代民聲〉雜志問》中，當問及“對您一生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是誰？”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毛澤東。”在毛主席誕辰100周年的時候，魏巍同志滿懷敬仰之情寫出了《話說毛澤東》一書。縱觀他一生的作品，可以說處處體現著他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忠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的時候，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和他們進行了一場關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命運的正義斗爭。然而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人卻要否定這場反修斗爭，胡說那場論戰是一個“誤會”，雙方都說了一些“空話”、“大話”，甚至認為那場論戰是什么“‘左’對‘左’”。就在這陰風陣陣的時候，吳冷西同志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一書出版了，這對于否定那場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大論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揚歷史虛無主義的陰風，無疑是一個有力地反擊。魏巍同志抓住這個機會，親自布置我們于1999年10月10日，召開了一次很有影響力的“研討會”。魏巍同志親自主持，并且發表了旗幟鮮明的講話——即《喜讀吳冷西〈十年論戰〉》。他滿懷深情地說：“吳冷西同志歷時十年，終于完成了一部大書《十年論戰》。這是他晚年的一大貢獻。”魏巍同志嚴肅地指出：“這場斗爭既是不可避免的，意義也是十分重大的，其收獲也是不容低估的。”“這場斗爭不僅教育了我們黨，而且教育了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許多人通過這場斗爭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的分歧所在比較清楚了，這就使他們能夠進一步堅定自己的革命立場。”“經過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揭露，使國際修正主義者的陣地削弱了，處境比較孤立了。”“這場斗爭盡管沒有把修正主義的力量全面壓倒，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延緩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面逆轉。”“這場論戰中我黨的一些理論著作，如‘兩論’、‘九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不僅在國際共運處于低谷時起作用，將來還會起作用。”在這篇講話中，魏巍同志贊揚毛澤東同志“是同現代修正主義斗爭的最英勇的旗手。”

這里需要補充一點的是，最近在媒體上廣為流傳的《改變歷史的36天》一文里，就有這樣一段所謂胡績偉“揭發批判”吳冷西的內容：“胡績偉還特別就《人民日報》在當年5月12日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當天，吳冷西來電指責《實》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胡績偉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把吳冷西同志打入“凡是派”的代表人物（2008-10-17《中國新聞網》）重溫這些攻擊吳冷西同志的文字，可以進一步證明，當年魏巍同志對吳冷西同志的支持是多么正確，多么必要！而吳冷西同志勇敢地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這個歷史功績，也必定是永垂青史的！

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1999年版的《辭海》大辭典。這次修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一些媒體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1999年版《辭海》重新評價毛澤東，刪掉了原《詞海》‘毛澤東’條中‘偉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為毛澤東摘掉了‘馬列帽’”。而這本《辭海》的總編輯夏征農，是一位資歷很老的同志，又是《中流》當年聘請的顧問，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尷尬的事情。《中流》要不要站出來說話？如果站出來批評，勢必得罪我們的這位顧問，如果不批，它又是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中流》不能不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在友情和原則的兩難選擇中，魏巍同志和我們商量后，堅定地選擇了原則。于是，我們在2000年《中流》的1、2期先后組織、發表了欒寶俊同志兩篇文章：《理由何在？——對新版〈辭海〉關于毛澤東條目的質疑》、《難以自圓其說的解釋——關于“毛澤東”詞條注釋與新版〈辭海〉常務副主編巢峰同志的通信》，久焰同志的《什么樣的“深層軌跡”？——評〈辭海〉1999年修訂版的一個“拿掉”》、高為學同志的《評“為毛澤東摘掉‘馬列帽’”》、艾農同志的《并非小題大做》等五篇文章。這些文章公開發表后，在廣大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時對上海辭書出版社和《詞海》的編委會也有一定的觸動。

正如我們事先所料，我們發表的這幾篇文章，的確得罪了我們的這位夏征農顧問。2000年2月22日，夏征農以《詞海》主編的身份致信《中流》編輯部。一方面他對1999年版《辭海》“毛澤東”條的概括語中為什么刪去“偉大的”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進行辯解，另一方面對《中流》刊文對他們的批評表示不滿。他指責《中流》的文章是給他們“扣帽子、打棍子”，并說：“我忝為貴刊顧問”對此表示“十分遺憾”。

收到夏征農的來信后，魏巍同志召集我們認真地進行了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夏征農同志的信，對新版《辭海》的嚴重錯誤，并沒有任何反思與檢討，反而故意掩蓋、辯解。新版《辭海》問題是嚴重的，影響是很壞的，我們必須繼續組織文章對其進行批判，以達到分清其是非，肅清其惡劣影響的目的。魏巍同志說：“這件事我們就是要抓住不放。”對于夏征農的信中提出的“中央文獻研究室主辦的《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二期刊載《xxx關于辭書重要人物條目不用頌揚性評價語問題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1986年10月18日）》……此后，《大百科全書》和《辭海》等辭書均按此辦理”等托詞，魏巍同志氣憤地說：“這是明擺著的事情，他們就是要搞非毛化嘛！xxx那篇東西不足為憑，如果按照xxx的意見，毛主席早就在紀念堂呆不住了！這個問題要堅持，這是大是大非問題，要窮追不舍！”魏巍同志還要我也寫一篇批判文章，他說：“我把題目都給你想好了，就叫‘言偽而辯不可托也’”。不久，魏巍同志又在上海《〈辭海〉通訊》第122期上批道：“無理巧辯，卑鄙之至，宜追擊之。魏傳統老將軍愛給人家寫的條幅是：‘言偽而辯不可托也’，這種人是不足以使人信賴的，大概指的就是這種人。請瑞林同志撰短文一篇。”后來，夏征農《致〈中流〉編輯部的函》，竟然在《百年潮》2000年第6期上公開發表出來，我們不得不迎接這個挑戰。2000年第8期的《中流》，我們又發表了高為學同志的文章：《誰“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答〈辭海〉主編致〈中流〉編輯部函》。魏巍同志委托我寫的那篇《言偽而辯不可托也》的文章，經過他的修改，也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2008年10月4日，夏征農去世，某些媒體在介紹夏征農生平時，對他主編《辭海》大吹特吹，說他拍板定稿的1999年版《辭海》是一部“尊重歷史和事實”的辭書。然而，究竟是“尊重歷史和事實”還是篡改了歷史和事實，白紙黑字擺在那里，是誰也掩蓋不住的。南通市委黨校陳守禮同志2008年4月撰寫并出版的《革命歷史與領袖不容歪曲和否定——評1999年版〈辭海〉對有關詞條的刪改》一書，總共評析了483個詞條，全面系統地揭發和剖析了由夏征農主編的《辭海》的嚴重問題。陳守禮同志用大量事實證明，由夏征農主編的這部《詞典》，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歷史、人物等，全方位地進行了篡改和歪曲，它不僅全面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而且全面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詞條，就刪除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理論”、“列寧學說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等8個方面的核心內容。陳守禮同志2008年11月在《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的意識形態工作》一文中披露，《辭海》的刪改還與“為了搞好中美關系”，“無條件遷就美國”有關。文章說：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是“依據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來修改關于中國的條目。有人甚至說，對于歷史人物用不用“頌揚性形容詞”，要看美方對此人是否有好感而定。這樣說來，美方對毛澤東沒有“好感”就要求取消“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所謂的“頌揚性形容詞”，我方就同意刪除。但對趙紫陽卻寫上“中國杰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家”，顯然因美方對趙紫陽有“好感”，就用上了“杰出”的“頌揚性形容詞”。這樣一來，圍繞1999年版《辭海》的斗爭，就不僅表現在國內意識形態上的斗爭上，而且也表現在國際意識形態的斗爭上。在今天看來，在這個原則的問題上，當年魏巍同志和《中流》的態度和立場，無疑是正確的。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新的里程碑，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是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旗幟。本來，這是一個已經定論的問題，可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在不斷泛濫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中，為了復辟資本主義，妄圖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偉大旗幟。魏巍同志生前對這種反動思潮進行了勇敢而堅決的斗爭。

在2003年10月9日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魏巍同志說：“現在問題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旗幟問題。本來毛主席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講，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直這樣提。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所以也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后來，就逐漸發生了變化，加上了一些東西放在旗幟上，始終感覺到起了一點變化。”他指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為思想家、理論家，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當旗幟。斯大林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也沒有與列寧比肩。現在說不清是什么旗幟，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丟掉了！”

針對胡繩著文攻擊、誣蔑毛主席是“民粹主義”的問題，魏巍同志看了非常生氣，他要我們“組織一批文章，點名批判胡繩的這一謬論。”根據魏巍同志的意見，我們先后組織了多篇文章，對胡繩的謬論進行嚴厲批判，其中有沙健孫同志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庸俗生產力論——評胡繩教授對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許廷鍇同志的《民粹主義的帽子戴不得》（《中流》2000年第4期）等。

2005年3月16日，魏巍給我寫了一封信，轉來一份攻擊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文章，魏巍同志在信中稱其為“惡文一篇”，要我“撻伐之”。此文題目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的特征》，作者楊發民是山西省社科院的院長，載于2005年1月號山西省社科院的刊物《人文月刊》上。這篇文章以極其惡毒的語言和卑鄙的手段惡毒攻擊毛澤東、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思想。例如，文章說：毛澤東思想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一個嚴重‘左’傾的社會主義認知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具有“空想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封建社會主義”、“軍事共產主義”，是“唯斗爭論”、“個人崇拜論”等“六大特征”。他攻擊晚年的毛澤東“以個人崇拜為支撐，以‘獨裁’專斷為手段來實踐它的‘左’傾中國社會主義主張。”攻擊毛澤東時代“實行思想壟斷”、“個人獨裁”、“唯毛獨尊”、“唯毛是從”和“順毛者昌”、“逆毛者亡”。“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蓋著專制主義紋章，唱著封建主義挽歌。”“我國社會始終處于國無寧日。”被魏巍同志稱之為“惡文”的這篇混賬的文章，竟然被譽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在時下的中國，像這樣的“惡文”，甚至比它更惡的“惡文”，實在是太多了。它們猶如窮漢子身上的虱子，多得有點抓不過來！除非人們把窩藏虱子的這套破棉衣脫下來，用火燒掉，才有可能滅了虱子們的種兒，除此之外似乎別無它途了。
以我多年與魏巍同志共事的經歷觀察和體驗，魏巍同志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真是無限熱愛，忠心耿耿，勇敢捍衛，百折不撓！我常常被他的這種高尚精神和品格所熏陶，所感動，所激勵！

是非分明堅持原則

魏巍同志一生都堅持馬列，追求真理，所以，盡管他為人比較謙和，但在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原則問題上，向來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我與魏巍同志相處期間，發生的這樣幾件事，給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是非面前不搞折中。1999年后，中國入世進程明顯加快。1999年4月，朱鎔基訪美，與美國在市場準入談判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簽署了中美雙邊協議中最重要的《中美農業合作協議》。對入世問題，當時國內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入世是利大于弊，一種認為弊大于利。1999年5月初，我們編輯部收到狄蔭清同志的一篇稿子，題目是《“入世”利弊談》，這篇文章的觀點是認為弊大于利的。文章提出：“既然入世有那么多好處，那么為什么中國政府要拖上13年才肯接受呢？為什么美國非要中國大幅度削減關稅呢？為什么美國要中國開放市場，自己卻仍然要保護對中國的紡織品出口配額呢？”該文不無憂慮地指出：入世“是把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更緊密地與世界捆綁在一起的紐帶”，“捆得不好，就會成為吸噬中國血液膏脂的大通道。”這是一篇與“主流”媒體不大合拍、比較敏感的稿子。我們在討論時，有同志提出：如果我們刊物要用，很可能有風險。我們可以發兩篇，發這篇文章的同時，再發一篇某報上的認為入世利大于弊的文章，這樣處理比較保險。魏巍同志不同意這種折中的作法，只同意發狄蔭清同志的文章，不同意發另一篇。最后大家都表示贊同魏巍同志的意見，把《“入世”利弊談》安排在1999年第7期上發表。

對帝國主義的揭露和批判決不客氣。改革開放以來，有人提出，要以美國為榜樣，要與美國搞好關系，并說凡是跟著美國走的都好起來了。說白了，其實就是主張中國跟著美國走。1999年3月24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開始對主權國家南聯盟進行軍事打擊。美國和北約的這一侵略行徑，開創了當代國際關系中極其惡劣的先例，對世界和平構成了嚴重挑戰。本來這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為，是貨真價實的侵略戰爭，然而我國的某些主流媒體對“侵略”二字卻諱莫如深，不敢觸及。不久，美帝國主義的導彈落到了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頭上，戰火燒到我國身上。對此，全中國人民憤怒了，魏巍同志更是怒不可遏，他要我們連續發表了本刊編輯部的文章：《強盜與奴才》，選登了來稿：《“仁慈帝國”還是世界無賴》、《戰火中挺立的塞爾維亞兄弟——致拉多薩夫列維奇的一封信》等多篇文章，嚴厲批判和聲討了美國和北約的帝國主義侵略罪行。魏巍同志自己也帶頭寫了一首長詩：《世界惡霸》。事后，他對我說：“我的那篇《世界惡霸》的詩稿是在河南完成的，5月8日那天，我正在吃晚飯，聽到美國的導彈轟炸了我國大使館的消息，我馬上就在飯桌上構思了一段詩句，加在我那篇《世界惡霸》的詩稿上。”他在飯桌上構思的一段是這樣寫的：“突然，噩耗傳來，我們的駐南使館也遭到了轟炸。頓時，中國人的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新血債，舊血債，都告訴我們：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我們該如何來懲罰這個世界惡霸？”魏巍同志的這首詩代表了人民的心聲，也讓那些親美崇美的投降派、漢奸、賣國賊們無地自容！5月12日，被美國的導彈炸死的光明日報記者李杏虎、朱穎夫婦的骨灰從南聯盟運回北京。當天下午，光明日報社舉行追悼會，靈堂就設在我們《中流》雜志社同一層樓上。魏巍同志當時正在外地，他特意給我打來電話，委托我代表他和《中流》全體同志向兩位烈士獻上了花圈，表示我們的哀悼。

寫文章要想到怎樣向后人“交代”。有位同志在一篇稿子中批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引用了XXX反對庸俗生產力的一段語錄。文章說：XXX的“論斷”，“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有關觀點是一致的。”魏巍同志看了這篇稿子后批道：“這段話可不要，因為XXX這個人本身搞的就是庸俗生產力論，我們這樣寫，怎樣向后人交代？！”

正確的就要堅持。1999年《中流》第2期上，發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來信：《我們不能走那條路！》。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毛主席在30多年前就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話已經被人批判了。可是共產黨內確實有一批資產階級分子是無疑的。他們戴著共產黨員的紅帽子，干著破壞社會主義的勾當”。對此，國家機關一位老干部寫信給我們的編輯部，很是氣憤地批評《中流》：“刊登這樣的文章是不對的”，“是與XX的精神不保持一致。”并且質問我們：“是不是又要搞文化大革命？”最后強烈要求我們刪除這段話。在討論這封信時，有同志提出，為“安全”起見，我們是否登個“更正”，刪除這句話？魏巍同志征求大家的意見后決定：既不刪除，也不更正。他說：“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毛主席的話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為什么要更正呢？！”

笑看風云變換。在“告別革命”、“躲避崇高”、“淡化政治”的歷史虛無主義歪風中，不僅無產階級領袖們受到攻擊，那些革命的作家、詩人也被殃及。魯迅、夏衍、艾青、賀敬之、臧克家等馬克思主義革命作家的詩文紛紛從中學語文課本中撤出，自然也包括帶有鮮明革命色彩的魏巍的作品《誰是最可愛的人》了。不僅如此，某些刊物還借機對這些革命作品進行攻擊和誣蔑。面對這股歪風和逆流，1999年9月1日，魏巍同志召集我們開會，研究組織文章反擊。根據魏巍同志的意見，我們組織了一批文章，其中有《懷念魯迅》、《無產階級革命家詩人群體》、《我們永遠愛你——給詩人賀敬之的一封信》、《王朔怎樣貶低魯迅》等。一次魏巍同志同我談到這些現象時，帶有苦澀的語調說：“現在這樣的氣候，革命的作家不吃香了啊！”然后哈哈大笑。

我們要真共產黨，真社會主義。2008年3月2日，我和肖衍慶同志到醫院去看魏巍同志。魏老忍著病痛，與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魏老談到當前中國幾股政治勢力（真共產黨，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極右派），他說：真正的共產黨，包括我們這些人，是真正的要革命的，要干社會主義的。這些人是不希望共產黨變質和垮臺的。修正主義，就是假共產黨，他們還掛著共產黨的招牌，不想扔掉這個偽裝……。資產階級極右派，是假洋鬼子。修正主義和極右派的區別就在于修正主義還需要共產黨的招牌和權力，極右派是要徹底推翻共產黨，投靠美帝國主義。談到這里，魏老拿出一個小本子念了他記在本子上的一段話：“西山會議派以及民主社會主義那幫家伙，他們是一伙假洋鬼子，他們紛紛戴起資產階級的花冠，意在進一步西化中國，把中國人民引入富人發財、窮人受苦的資本主義深淵。我國人民要切忌上當受騙。我們宣傳群眾，就要講清楚，我們要真共產黨，要真社會主義。”

魏巍同志的這些話顯示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字字珠璣，落地有聲！

右派說我們“左”，說明我們“左”對啦

何謂左，何謂右，本來是人人都清楚的，然而，一個時期以來，如同世上許多事情一樣，是非曲直被各種各樣的輿論和思潮沖擊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甚至黑白顛倒，人妖不分，把人們的政治觀念和階級關系完全搞亂了。

有人把列寧誣為“左”，把毛澤東誣為“左”，大凡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都會給你扣上一頂“左”的帽子。魏巍同志自然更不能幸免。

魏巍同志多次對我說過，有些人惡毒攻擊的所謂“左”，其實是在攻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攻擊真正的社會主義。《涿州報》在一篇采訪記里記述了記者和魏巍同志這樣一段對話：

記者：“當前意識形態里存在著激烈的斗爭，有些人說您和鄧力群、賀敬之等老同志是極左路線的代表，是中國的‘左王’，您對這些問題怎么看？”

巍巍同志回答：“不在乎！少數人站在右派的立場上，看毛澤東的理論全是‘左’的。他說我們‘左’，說明我們站在了廣大人民群眾一邊，說明我們‘左’對啦，我們心中覺得很舒暢！”“從這個角度看，少數人罵我們‘老左’，這只能證明我們的路走對了！”

那些搞自由化的人經常在媒體上攻擊《中流》“左”，攻擊魏巍同志“左”。魏巍同志都是冷眼相待，不屑一顧。在《中流》創刊百期座談會上，魏巍同志指出：“多年來，《中流》雜志做了一些工作，概括起來，無非是宣揚了一些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滿腔熱情地歌頌了社會主義新人，鞭撻了某些社會丑惡現象，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認真說來，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很不夠的。在自由化幾度泛濫的浪潮中，《中流》不過是選擇了少許幾個典型作些剖析，實在是掛一漏萬，還有不少流傳全國、為害甚烈的東西被遺漏了。這是我們應當做自我批評，并在今后切實改進和加強的。然而，即使這樣，也引起了某些搞自由化很起勁的人的不滿。他們不斷地冷嘲熱諷，造謠中傷。至于逃到海外的所謂精英以及某些外國傳媒如美國之音和路透社之類的攻擊和謾罵就更不用說了。這應當看作是我們的工作取得成績的證明。相反，如果他們說我們的好話，贊揚我們，那倒是說明我們的事情辦糟了。”

主張“沖破姓社姓資”，“沖破姓公姓私”的《交鋒》那本書的作者馬立誠，也攻擊《中流》是“左”，并且前面加了一個“極”字。魏巍同志一針見血的批駁他說：“我們同《交鋒》的交鋒，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交鋒。”魏巍同志所指出的這種“交鋒”，直到今日還在“交鋒”。今年10月，馬立誠的新書出籠了，書名就是《交鋒三十年——改革開放四次大爭論親歷記》。在這本書中，還是繼續鼓噪批左揚右，把《中流》和當年的幾家馬克思主義刊物，歸類于“左”，大批而特批。魏巍同志參加并簽名的2001年7月下旬16位老同志關于反對資本家入黨問題給黨中央的公開信，以及2007年6月關于“黑磚窯事件”給黨中央的公開信，也在他的批判之列。我本人，也有幸榮登馬立誠先生的“光榮榜”：“原《中流》副主編孫瑞林說，與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斗爭，就是階級斗爭。‘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這場斗爭，是我國建國以來兩條道路斗爭的繼續，再往前追根溯源，也可以說，是我們同國民黨斗爭的繼續。’孫瑞林提出了這樣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一個站在人民對立面的政權，怎么能穩定呢？絕對不可能。”（該書257-258頁）可惜，這本書出籠時，魏巍同志已經走了，未能看到。

《中流》2000年第5期，根據魏巍同志的建議，轉發了鄧力群同志的文章《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鄧力群同志引用馬賓同志的話，尖銳地指出：“現在我們面臨‘四化’的危險，即私有化、西化、分化，還有腐化的危險”！“來自某些圖書報刊上的某些人的各種各樣的自由化思潮，各種各樣私有化的論調……要睜大眼睛看，清醒地看，識破他們的真面目，迎接將來的戰斗，準備和他們進行不可避免的斗爭。”力群同志的這些話，今天看來，無疑也是正確的，并且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

香港媒體在攻擊我們“左”的同時，還形容為“潮流之爭”。香港2000年8月14-20日的《亞洲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說：“目前北京思想理論界正有一場“潮流之爭”（指月刊《百年潮》和月刊《中流》之間的政論大戰）與“國共之爭”（指當代中國研究所與中共黨史研究室之間的政論大戰）。這篇文章把鄧力群同志的話，作為“潮流之爭”、“國共之爭”的例子進行分析。2001年10月1日《書市周刊》發表長篇通訊：《思想戰線上的理論先鋒——鄭必堅》一文，也把鄧力群的這篇文章，作為他們的對立面來批。

魏巍同志在世紀之交發表的戰斗檄文《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在《中流》1999年第11期發表以后，受到廣大讀者的擁護和好評，有的讀者甚至認為這是新世紀共產黨人新的“宣言”，而那些堅持修正主義路線、主張走英美式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則認為魏巍同志的這篇文章是“左”，并且擺出與魏巍同志勢不兩立的架勢。安徽省社科院院長歐遠方先生就是其中一個。他在《學術界》2000年第5期上，發表一篇題為《前蘇聯垮臺的教訓是什么？——兼與魏巍先生商榷》的文章，就是批《在新世紀的門檻上》的。歐遠方認為，“魏巍總結前蘇聯垮臺的教訓，基本上使用的是階級斗爭為綱的觀點，諸如‘修正主義’‘和平演變’作怪等等，與實質性原因牽強附會。”而這位歐遠方先生認為的“實質性原因”，卻不過是“斯大林模式”，“經濟沒搞上去”，“壟斷”、“集權”等等資產階級御用文人們早已散布過的陳詞濫調而已。更為可笑的是，這位歐遠方先生竟然指責魏巍的文章是什么“全面宣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革命論’”，“對鄧小平理論明目張膽的攻擊”，“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成績”云云。不過，這位歐遠方先生對魏巍同志所謂“左”的“批判”，使人一眼就看穿，他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極右立場上說話的。盡管有這些噪音，還是無法阻擋魏巍同志所宣傳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正義聲音。為了滿足廣大讀者要求增刊的愿望，使更多的人能夠看到這篇文章，我就組織我們雜志社發行部的同志加印了幾萬冊單行本，提供給廣大讀者。

在所謂“左右之爭”、“寒潮之爭”、“國共之爭”中，魏巍同志和《中流》雜志并不孤立。在困難的處境中，我們不僅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也得到了許多德高望重革命老前輩和眾多老干部的支持。王震同志1991年12月給林默涵、魏巍同志寫信，夸贊《中流》“理直氣壯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份刊物一身正氣，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潑辣的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包括青年讀者的重視和喜愛。”在《中流》百期和《中流》十年的紀念活動中，許多老同志的題詞就可以證明。一位支持我們工作的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中流》出了100期，同志們付出的勞動是有‘報償’的，不是無效勞動。你們的勞動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同志們為此應當感到高興，感到自豪。”他說：“《中流》堅持的是主編負責制，林默涵、魏巍同志要一直干下去，直到他們去見馬克思為止。默涵同志是文藝戰線的老領導，魏巍同志是文藝戰線的大作家。這誰能否定的了？！”他說：“在國家處于危急存亡之秋，林默涵、魏巍同志挺身而出，承擔起應負的責任……那時，林默涵已過了70，魏巍同志也過了60，該離休了，但是他們作為老黨員、老干部，在國家的存亡關頭，沒有退縮。……在打退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斗爭中重新當戰士。在這種情況下《中流》辦起來了，堅持下來了。我相信，他們會干到去見毛主席的那一天。那時，他們會說，毛主席，我們沒有離開您的文藝路線！”最后他語重心長地說：“時代需要《中流》，人民需要《中流》。但可能遇到困難，要像默涵、魏巍同志那樣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后一口氣！”

右派攻擊魏巍同志是“左”，這是在預料之中的，而有的左派同志卻批評魏巍同志是“右”，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有人把魏巍同志打入“三中全會派”，說魏巍同志“沒有與三中全會派勢力徹底決裂”，甚至對魏巍同志的《也談農民工問題》等文章，也進行指責。對此，我在2008年5月寫過一篇文章，勸說這些左派同志，不要這樣來看魏巍。我說：“有的同志對魏巍同志的個別文章、個別觀點、個別詞句有些誤讀，誤解，因而不能正確認識和評價魏巍同志。我認為這些同志主要是對魏巍同志沒有接觸，或接觸不多，對魏巍同志的全部著作（包括用筆名發表在網絡上的文章）和魏巍同志一生的革命經歷，了解不夠所致。我誠懇地希望這些同志能夠拋棄前嫌，消除誤解，正確認識和評價這位值得我們大家學習和尊敬的革命老前輩。”我指出：“從我多年來與魏巍同志的接觸中深深感到，無論在老同志中間，還是在年輕同志中間，魏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無產階級政治覺悟和革命斗爭精神，以及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都是杰出的、出類拔萃的。說他老人家是當代的魯迅，是革命群眾的一面旗幟，是我們大家的光輝榜樣，是不過分的，他是當之無愧的。”我在文章中最后建議：“一切忠實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忠實于共產主義事業的革命同志，向魏巍同志學習！向魏巍同志致敬！團結起來，把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的這些話，不知對魏巍有些誤解的同志能不能聽得進。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1999年黨的生日那天，魏巍同志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就不能閉上自己的眼睛和嘴巴。”我以為，這句話既表達了他老人家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對自己提出的要求和自己的決心，同時也表達了對我和我們大家的殷切希望。

我到《中流》還不到3年，《中流》就發生了生死存亡的危機。魏巍同志的人生也由巔峰跌到了谷底。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以及我們之間的友誼，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2001年7月，有人發表講話，歪曲歷史唯物主義，否定剩余價值理論，拋棄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大理論基石；美化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資本家，為剝削階級、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大開綠燈；把無產階級為共產主義斗爭的先鋒隊——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的全民黨。面對如此嚴重的錯誤導向，魏巍同志又一次震怒了。他對我說：“我們的黨如果允許有剝削行為的私營企業主入黨，那還叫什么共產黨？！”

按著黨章中黨員權利的規定，他毫不猶豫地和另外15名老部長、老將軍一起聯名上書，嚴厲批評這個錯誤。結果，不僅《中流》被停刊，而且魏巍同志也大禍臨頭。此后的數年，他被非法監控，失去了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和一個公民應享受的人身自由。

這期間，發生的許多事情，或我在他身邊，親臨其境；或他親口告訴我，感同身受。

自那封16人簽名信上送不久，魏巍同志所在的單位對他開始了一系列查問和批判。夜間在魏巍同志的院墻外派了哨兵進行監視，白天連他的家人外出買菜也受到盤查。全軍最高政治領導機關的一位領導干部指責魏巍同志“嚴重地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并威脅魏巍同志說：“你如果不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是很危險的！”魏巍同志以黨章賦予的民主權利據理駁斥這種欲加之罪的責難。魏巍同志所在的北京軍區一位領導干部還當面侮辱、謾罵魏巍同志是什么給他們單位“抹了臭狗屎！”巍巍同志義正嚴詞地反駁說：“不對！我的行為是給你們增了光的！我們的行動是維護了黨的原則的！”

魏巍同志時年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并且素有心臟病，哪禁得起這么反復折騰。很快他的心臟病發作，并于2001年8月13日住進了北京軍區醫院。在醫院里，魏巍同志也不得安寧，處于更加嚴密的監控之中。

這家醫院的保衛處長，因為與魏巍同志有過一段工作上的關系，就“靠邊站”了，對魏巍同志的監視工作由別人接管。

魏巍同志住院的第3天，我和我的女兒去這家醫院看望魏巍同志。為能夠進得去，就拿我女兒的身份證進行登記，并利用午飯時兩名執勤戰士換班吃飯、僅有一名保安把門的時候，好不容易才進到了魏巍同志的病房。院方特意在魏巍同志的病房門上掛上一個“謝絕探視”的牌子。見面后，魏巍同志告訴我，除他的家人可以進出外，其他來此探視的同志和親友，均被拒之門外；即使魏巍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也有保衛人員跟隨盯梢。

聽著魏巍同志的傾訴——實際上是控訴——雖然滿腔怒火，但我還是壓制住自己的情緒，安慰他老人家：“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定要保重身體。”

沒想到，就在我去醫院看望魏巍同志的第2天，魏巍所在單位的保衛部門就找到我女兒工作的單位進行“調查”，詢問我女兒是干什么的，是與誰一起去的，為什么要去看魏巍，與魏巍是什么關系等等。他們這種小題大做的行為，被我女兒單位的同志巧妙地頂了回去：我們這里沒有你要調查的這個人。由此可見，他們對魏巍同志的迫害是多么囂張，多么瘋狂，多么有恃無恐，完全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一位革命的老作家！

后來，為了讓魏巍同志屈服，他們向魏巍同志的子女發動了心理攻勢。領導人分別找老人家的子女談話，曉以利害，要他們勸魏巍同志承認錯誤。魏巍同志對我說：“我心里很明白，他們的所為是圍著一個中心目的，即讓我低頭認錯，向他們投降；只要我表示認錯，我的這些苦難就可以解脫了，可以換到某種自由。但是，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沒有忘記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在共產黨的隊伍里干了幾十年的老干部。我只能向真理投降而不能向任何謬論邪說投降！”于是，在這種心態下，魏巍同志正式給上級有關部門寫了《我的答辯書》，表明自己的嚴正立場。在這個《答辯書》里，他鄭重地聲明：“我在16人《給黨中央的信》上簽名，是出于一個老黨員的責任心和維護馬列主義原則的一片赤誠，完全符合黨章賦予一個黨員的權利。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們的行為是光明磊落的，是為了愛護黨才這樣做的。”在這封信里，魏巍同志引述了黨章規定黨員權利的第七條，批駁了所謂“違犯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的指責。

魏巍所在單位的領導看了魏巍同志的《答辯書》后，表示“很失望”，決定采取組織措施。他們派七、八個人到醫院的病房開批判會。不久，還宣布給魏巍同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并上報軍委審批，后來軍委未批，不了了之。

2001年11月，組織上雖然向魏巍同志宣布恢復他的正常生活，但在“兩會”、黨代會、重大節日期間，多次向魏巍同志發出“警告”：不得接見記者，不要參于社會活動，出門要向組織請假。簡直把魏巍同志當成一個被管制的分子。此外，還隔三差五的派人到魏巍同志住處進行打壓干擾，使得魏巍同他的家人無法正常生活。

一次，我去魏老家，他對我談了這樣一件可笑而又可鄙的事情。那年的“七一”，他們單位一位部門領導到魏巍家談話，對魏巍同志說：“現在敵對勢力很活躍，你不要被利用。不要參加社會活動，外出要請假。”魏巍同志義正詞嚴地反駁說：“我怎么會被敵對勢力利用呢？！你們這樣說是對我人格的侮辱！我是不能接受的！”

那幾年，魏巍同志一些正常的社會活動，一直受到限制。

——2001年國慶節后魏巍同志出院了，不久，文聯和作協都要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按照慣例，他作為全國文聯的榮譽委員和作家協會的顧問，是理應作為特邀代表到會的。可是沒有想到，他所在單位在開會前夕通知他，不要他參加開會。

——紀念抗美援朝勝利50周年時，寧夏石嘴山市政府及志愿軍老戰士協會要舉行一個紀念會，邀請魏巍同志參加，也不予批準。

——2004年4月上旬，陜西省電視臺擬拍攝一部題為《紅色老人》的系列片，邀請魏巍作為一個訪問對象。他們找到北京魏巍同志的住所，要他談談抗美援朝這一段生活，說得非常懇切。魏巍同志接受了采訪。誰知第二天早晨導演就給魏巍同志來了電話，很驚訝地說：“我們的省委接到北京軍區政治部一個電話，提出我們拍攝魏巍的東西必須經過他們審查，否則不得播出。”導演感到不可思議，問這是怎么回事。據魏巍同志的夫人劉秋華說，北京軍區扣下了陜西電視臺采訪魏巍同志的錄像帶，至今都沒有退還給人家。按常識看，北京軍區是個軍事單位，又不是中宣部，與陜西省委沒有隸屬關系，他們有什么權力扣留、審查一個省的電視臺的東西呢？！

——魏巍同志的一些準備出版的著作也因那封反對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的簽名信而“泡湯”。

——《中流》停刊以后，我每年新年春節都給支持過《中流》的一些讀者、作者和發行站的同志發出一封賀年信，因為我在《中流》工作期間和這些同志已經建立了感情，這也是人之常情。2004年春節期間，我照樣發了一封賀年信，其中提到代表魏巍和《中流》的幾位老同志向他們致以新年的問候。這封信自然給了魏巍同志一份。但是這封信卻被他們單位秘密檢查了。不知經過什么人密報到了總政，總政又通知我所在的單位領導找我談話。他們按照總政的指示，追問我和魏巍是什么關系，為什么給他發慰問信，為什么常到魏巍那里去，并且要我以后不要同魏巍來往。我問他們：“魏巍犯了什么錯誤？你們給他定了什么罪？他是反革命嗎？如果不是，我為什么不可以去？為什么要和他斷絕關系？我倒是認為，魏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與這樣的人來往，我感到無比的榮耀！”其實，我心里清楚，他們找我談話，不過是奉命而已。事后，魏巍同志憤怒地對我說：“他們不是口口聲聲要依法治國嗎？不是說要切實保證公民的合法權利嗎？可是憲法中明確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并且強調‘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他們是口惠而實不至啊！”

我想起了陳毅元帥1960年寫的《冬夜雜詠》的詩句：“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隆冬到來時，百花跡已絕。紅梅不屈服，樹樹立風雪。”

在巨大的壓力和打擊面前，魏巍同志不正是陳毅元帥詩中所贊美的“挺且直”、“不屈服”的青松和紅梅嘛！

又一個欲加之罪

談到對魏巍同志的迫害，不能不說一說有人誣蔑魏巍同志的所謂“嚴重經濟問題”。

據說，在一次部隊高級干部會議上，那位地位顯赫、至高無尚的領導人對魏巍同志極盡攻擊誣蔑之能事，他咬牙切齒地說：他不是寫過《誰是最可愛的人》，聽說又寫過《誰是最可恨的人》嗎？我看他是最可惡的人！用我們家鄉話說，他是“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他還無中生有地造謠說：魏巍不僅有嚴重的政治問題，而且還有嚴重的經濟問題，私分公款。（大意）這些污蔑魏巍同志的話一時傳的很廣，給魏巍同志的身心和名譽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謂魏巍同志的“嚴重的政治問題”，前面已經介紹了，就是那個16人的簽名信，這個問題，孰是孰非，已經大白天下，他是難以指鹿為馬的。至于所謂“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是子虛烏有的欲加之罪。

情況是這樣的。

在有關部門不斷刁難、施壓，《中流》面臨停刊的情況下，我們雜志社的常務編委會集體討論決定：對于多年來讀者自愿捐贈給《中流》的經費，沒有用完的，暫時轉到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的賬戶上，以備停刊后全部退還給捐贈者。我們作為具有法人資格的獨立單位，這樣做本來是天經地義、合理合法的。然而，有人卻造謠污蔑，似乎找到了整垮魏巍和《中流》的新“罪證”。

2001年8月16日光明日報社法律事務處一位姓黃的處長打電話給我，說他是奉袁總編之命打電話。這位黃處長以非常傲慢地口氣對我說：“我們研究了法律文件和材料，這筆錢未經光明日報社批準，是屬于‘非法轉移’、‘集體貪污’、‘私分公款’行為。《中流》轉移出去的款必須交給光明日報社，不然，就按‘集體貪污公款’和‘非法轉移公款’罪處理。”我聽了以后，覺得可笑，立即反駁他：“我們現有的這筆錢，既不是上邊下撥的公款，也不是你們報社給的，光明日報社也從來沒有給過我們一分錢，都是讀者捐贈的，憑什么要交給你們？！再說，《中流》是獨立法人單位，林默涵是法人代表，財務上一直是獨立的。《中流》有接受捐款或退回捐款的權力，你們無權干涉。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是所謂‘非法轉移’、‘集體貪污’、‘私分公款’，想訴諸法律的話，那就隨你們的便，去法院告我們嘛！”這個處長依然蠻橫地說：“我們不上法院，而是到檢察院反貪局起訴你們。”我說：“那好啊，我們奉陪到底！但是，我必須警告你們：想從《中流》抓出‘貪污犯’，想給《中流》潑污水，那你們是瞎了眼，必定是枉費徒勞！”

顯然，光明日報的舉動，是上邊的人物發了話。接著，由上而下的布置下來，一些單位、部門紛紛行動，給魏巍同志和我們雜志社的幾位領導同志施加壓力，逼迫我們把廣大讀者的捐款交給光明日報社。這理所當然的遭到我們的抵制。

為了說明真相，駁斥對魏巍同志和我們《中流》全體同志的誣陷，2003年11月5日，魏巍同志要我以他的名義，代表雜志社給中宣部起草并上送了一份報告。報告說：“關于停刊后應給捐款的同志退款問題。8月中旬，《光明日報》社有關同志不作調查研究，竟主觀武斷地提出我們所謂‘非法轉移公款’、‘貪污公款’一事。主管財務工作的孫瑞林和常務副主編徐非光、馬鎣伯等同志已分別說明了情況并加以駁斥。我本人也給丁（關根）部長寫信說明了情況。為了鄭重對待這件事情，有必要再向中宣部說明情況以及我們的處理意見。”

報告在介紹了《中流》的經費來源后指出：“多年來我們精打細算節省開支，幾位領導同志和主編多年來沒拿過一分錢的勞務費，堅持無償奉獻，連交通車票和誤餐費都自掏腰包，而且每月還要倒貼一些錢，如電話費、打印材料等開支。這樣的情況，在全國恐怕是少有的。至《中流》停刊前，我們已節余了60多萬元，應當說節余下來的這些錢絕大部分是讀者捐助的。八一前后，《光明日報》社領導找我們三位常務副主編談話以后，經我們集體研究決定（大家都簽了字），把這筆錢給捐助我們的讀者退回去。為了能保證退款，我們除留下15萬元作為善后工作用款外，把另外45萬元轉到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的賬戶上，以備退款之用。《光明日報》社稱我們‘非法轉移公款’、‘貪污公款’是毫無根據的。何來‘非法’之罪？我們轉款的作法和目的是光明正大的，就是要確保能把錢退還給捐助者，我們不忍心，也無權使讀者的血汗錢落到任何無關者手中。”

報告最后提出:“由于《中流》被停刊，《光明日報》社接管了我們雜志社的財務、發行和編輯部的工作，捐款者的名單、地址等資料也同時被接管。鑒于我們已無法（無名單、和地址資料）退款的實際情況，我們無奈，只好把這筆錢轉到《光明日報》社，并鄭重聲明，一定要退給捐助我們的讀者（含單位）。因此，我們意見由原《中流》雜志社負責財務工作的副社長與光明日報社一起制定退款計劃并切實把這筆款項退還給捐款讀者和單位。此外，王震同志夫人王季青捐贈的電腦、打印機、傳真機；總政李偉同志捐贈的復印機等也應一并退還。”

與林默涵、魏巍兩位主編一起來《中流》任常務副主編的中宣部離休老干部徐非光同志聽到這件事后，也十分震驚和憤怒。2001年9月15日他在《“立此以存照”——關于《中流》雜志的“經濟問題”》一文中，以他在《中流》12年的親身經歷，鄭重地告訴人們事實真相，并嚴肅地指出：“在今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貪污腐敗盛行、拜金主義成風的情況下，它屬于最少見的不以金錢為驅動，沒有腐敗現象、最廉潔、最節儉，真正是無私奉獻、艱苦奮斗辦刊的一個罕見的編輯集體，堪稱一片難得的‘凈土’。對林默涵、魏巍兩位主編，用‘一塵不染’來形容他們，是一點也不過分的。說我們企圖‘私分’這筆經費，完全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過去、現在我們都沒有‘私分’過一分錢的經費，我們始終沒有和‘貪’字沾邊，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給《中流》加上這種‘莫須有’的罪名，真可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謹立此以存照！”

后來，這些妄圖誣陷魏巍和《中流》全體同志的小人們在鐵的事實面前自知理虧，沒敢再提此事，蔫退了。這個事件雖然已經過去7年多了，但沒有完。第一、造謠、詆毀魏巍同志和《中流》集體名譽的一些小人還沒有受到追究；第二、造謠誣陷魏巍同志和《中流》的壞影響還沒有給予挽回；第三、讀者捐助的幾十萬血汗錢，至今還被光明日報社霸占著，沒有給退還。我認為，這筆賬，遲早還是要清算的。

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對《中流》和《真理的追求》這兩個馬克思主義刊物勒令停刊，應當說是一個嚴重違反黨章和憲法的舉動。2001年8月16日，光明日報社打電話向我們傳達《中流》“停刊整頓通知”（新聞出版署（01）20號文件）的時候，魏巍同志已經處于軟禁之中。“通知”說，停刊整頓的理由是所謂“《中流》雜志嚴重違背辦刊宗旨”。對于這條罪狀，林默涵同志的老伴孫巖同志（抗日老干部）接到電話通知時，她代表林默涵（林默涵同志病重住院）當即質問光明日報社：“當年中宣部給《中流》定的辦刊宗旨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流》什么時候‘嚴重違背’過這個辦刊宗旨？什么地方‘嚴重違背’過這個辦刊宗旨？《中流》辦刊十多年來我們還從未聽說過呢！請你把我的意見轉達給中宣部，一定給我個說法。”我和《中流》其他領導同志接到停刊電話時也都嚴肅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此前（8月8日），我們根據魏巍同志的建議，曾以林默涵和魏巍的名義給中宣部寫過一個報告。“報告”對于光明日報社領導對《中流》的無端指責和刁難，進行了反駁。“報告”鄭重指出：“《中流》是嚴格按照憲法、黨章辦事，沒有犯什么錯誤。”“如對這個刊物處理不當或給以不公正對待，只能是一件親痛仇快的事，在國內外、黨內外，都會帶來消極的后果。”后來事情的發展不正是這樣嗎？！《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的停刊，西方國家的媒體和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均拍手稱快，而廣大革命群眾則是強烈反對，并紛紛給中央寫信，要求恢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現在《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停刊已經7年多了，人們不能不問：為什么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被封了口，卻讓肆無忌憚地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刊物——例如《炎黃春秋》大行其道呢？！這難道不是親痛仇快嗎？！

病床上的戰斗

2007年8月18日，魏巍同志因頸部血管堵塞胳膊活動受限住進了醫院，三個月后又發現了肝癌，從此，在醫院里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后時光。在生死關頭，他依然不顧病痛的折磨，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放在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上。

2008年春節前后，國內發生的兩件事又讓他老人家的胸中掀起波瀾。一個是在全國各大城市開始放映的戰爭題材的電影《集結號》和報刊上發表的眾多影評，公然抹煞解放戰爭的正義性，歪曲我軍性質和宗旨，否定政治建軍的光榮傳統。另一個是洛陽毀陵事件，那些為解放洛陽而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竟然被人掘墓毀陵。

2008年1月5日，我與麥辛同志一起去看望魏老。此時老人家剛做完肝癌介入化療手術不久，躺在病床上，忍受著病痛的折磨，說話的聲音都很微弱。

剛一落座，魏巍同志就要我把外邊的情況說給他聽。我就把我所看到的一些媒體對電影《集結號》、《色，戒》的爭論做了簡要的介紹。老人家聽得很認真。聽后魏巍同志吃力地說：“黎陽的文章我看了。《色•戒》的問題是要為漢奸翻案；《集結號》的問題是要動搖軍心。”

間隔一周。2008年1月13日，我和馬賓老一起又去醫院看望魏巍同志。我給他帶去網上傳播的《安徽政協常委汪兆鈞上書中央》的兩封信(建議中央經濟改革，實行土地私有化；政治改革向臺灣學習，實行“民主憲政”)。魏巍同志說：“現在的階級斗爭異常尖銳化了。首先是資本家公開化了。安徽的政協委員汪兆鈞就比較典型。過去他們是不敢這樣明目張膽的。第二個是搞民運的那些人。第三是主張民主憲政的那一伙。此外，還有意識形態方面，也是非常囂張和狂妄的，比如電影《集結號》和《色-戒》。”魏巍同志話鋒一轉，語氣嚴肅地對我說：“老孫，我想給軍委領導同志寫封信，反映下《集結號》問題，可我現在的身體情況不行，我想要你代我來寫，然后我簽字，也要馬老他們簽字，多幾個人好。信不一定長，主要是反映老同志看了這個電影后，對軍隊建設的擔心和憂慮。我們要批判。”我看到魏巍同志的肚子因肝腹水鼓的很大，腳和腿也腫的很粗，很是痛苦的樣子，就痛快地答應了。

當我正在查閱資料，動筆起草這封給軍委領導的信時，1月20日晚上9：50，魏巍同志從醫院給我打來電話。他說：“我看了洛陽毀陵的事件的報道，心里很不安啊！你替我寫的那個東西是不是把洛陽的事也寫上幾筆，建議軍委應當重視這個問題。”

2008年1月27日，我把起草完的關于電影《集結號》和洛陽毀陵事件給軍委的信（初稿）送給魏巍同志審改。當時，我心里還真有點忐忑不安，怕因水平問題達不到魏巍同志的要求。第2天下午5點，魏巍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他說：“你寫的這個稿子，寫得很好，我沒有怎么改，只是改了幾個字，請你斟酌。”當天晚上，魏巍同志又讓司機小張把稿子給我退回來。魏巍同志在稿子的首頁頁眉上親筆寫了一行字：“老孫，文章寫得好。謝謝。你辛苦了。魏/即日。”我知道，這是魏巍同志對我這個晚輩和學生的鼓勵。

魏巍同志一向是治文嚴謹的。為了穩妥起見，當我把修改后的定稿打印出來再次送給他后，他又拖著帶病的身體，對這篇稿子再次進行了修改，雖然修改和新加的文字不多，但都是畫龍點睛的關鍵之筆。例如，對《集結號》的批評，魏巍同志加上了這樣兩段很有分量的話：

“我軍的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不同于任何反動軍隊的官兵關系，這一點是非常有名的，連我們的敵人都知道。大批俘虜過來，很快就被我軍融化，很快就能掉轉槍口打仗，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部隊充滿著一種同志之愛，階級兄弟之愛(老紅軍稱為階級友愛)。一個戰士受傷了，千難萬難也要把他救下來，烈士的遺體也是不能隨便遺棄的，掩埋以后，還要插上一塊寫有烈士英名的木牌子。長征中過草地時，有的同志自己僅剩一把炒青稞，也因讓給別的同志，而自己犧牲在草地，如果不是這種精神，大家互愛互助，怎么會創造出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的奇跡呢？”

“我可以說，像馮小剛等編導這樣的人，他們根本不了解也不能理解我們的部隊，我們的戰士，更不理解革命為何物。他們只知道人是怕死的，但他們不知道，人畢竟是人，是社會的人，而不是一般的生物，當他們有了革命的覺悟，也就是說，對一個神圣的目標有了認識理解，有了堅定的理想和信念，人是可以不怕死的，是可以成為勇士，成為英雄，成為無畏的戰神。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取得的任何勝利都是不可能的。試問，如果不是千百萬有覺悟的戰士，為了民族的獨立，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繼，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怎么能獲得這么偉大的勝利呢？馮小剛等人把自己卑瑣庸俗的靈魂推衍為一般革命戰士的人性，這是否定我們的革命歷史，誣蔑我們的革命軍隊，羞辱我們的革命烈士，顛覆我黨我軍的意識形態，腐蝕我國青年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們聲稱自己是宣揚了人性，其實首先是侮辱了人。正如高爾基所說：人應該是一個大寫的人。而他們把人降低為一般的生物和禽獸。”

2008年2月4日（臘月二十八）晚飯后，魏巍同志打來電話告訴我說：“關于那封信的問題，我和你說明一下。我修改的不多，加了點內容。今天，我已經送上去了。他說：這個材料，為了穩妥起見，我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見。有的同志看了材料說：‘這么多年不進行革命教育了，一些年輕人到電影院一看，電影的戰爭場面并不太長，大量的是尋找戰友，找回榮譽，就熱淚盈眶了，這就很有欺騙性。’有位同志說，‘這個材料觀點是鮮明的，說理也是充分的，應該上送。’”魏巍同志說：“這個問題不簡單啊！昨天，我看到某報，請了有關部門的一些非同一般的人物，對這個電影吹的很厲害，說什么：‘《集結號》真正關注普通士兵個體生命價值，具有了其它戰爭影片所不具備的普世價值與人文關懷。’比你引用的還要過分。這就是說，形成了兩軍對壘。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你可以另外取個的題目，把這封給軍委的信改一下，作為文章發表，請你考慮。這等于是一場政治斗爭啊！我們批判這個電影，他們很可能認為我們是‘極左’，但我們要堅持這樣做，不管他們怎么說。”

2008年2月8日(正月初二)，魏巍同志打來電話和我商量，把信改寫為文章用個什么題目的事。我擬了兩個題目，一是：《〈集結號〉顛覆革命戰爭和人民軍隊性質必須批判》；二是：《〈集結號〉是“宣揚了主旋律”嗎？》。魏巍同志說：“第一個題目太尖銳，第二個題目不鮮明。我考慮，是不是叫《我們對電影〈集結號〉和洛陽毀陵事件的看法》吧。因為這兩件事有內在的聯系，都是動搖軍心，瓦解士氣的。”并告訴我：“你寫出來，我就不看了，可以署上我的名字，再征求一下馬賓老等幾個人的意見，要他們也簽字。”

這一切工作完成后，《我們對電影〈集結號〉和洛陽毀陵事件的看法》這篇多人簽名的文章就于2008年2月12日（正月初六）上網發表了。

春節期間，一些同志去醫院給魏巍同志拜年，他熱情地向大家介紹和推薦這篇文章。后來全國各地許多革命同志受魏巍同志的影響，也紛紛在文章上簽名。北京某軍隊干休所就有6名從戰爭年代過來的離休老同志簽了名。

上網后，反響很大，新華網僅1天時間點擊率就達1萬多人次。事后我想，這篇東西之所以有影響，第一，它是由魏巍等一批在人民群眾中有威望、有影響力的老作家、老軍人和老干部發出來的正義之聲；第二，它是從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和人民軍隊性質上發出來的正義之聲；第三，它是站在維護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立場上發出來的正義之聲；第四，它是擺事實，講道理，用事實說話，以理服人的正義之聲。

洛陽方面也有了反映。2008年2月22日（正月十六）下午4：40多，魏巍同志從醫院打來電話告訴我，洛陽駐京辦事處的同志給他打電話說，他們市的領導同志要來看他，是來談烈士墓的問題。他準備接待他們。19：50，魏巍同志又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來人已經和我談過了。是一個女副市長帶隊。他們說：‘是省委讓我們來的。省委在網上看到了你們幾位老同志的簽名的文章，就讓我們來向你們作作解釋。’我對他們說，‘既然你們是來解釋的，那我問你們，毀陵是不是事實？’她說：‘大河報報道的嚴重失實。把烈士集體埋葬是發生在1998年的事，不是現在。現在拆除地面上的建筑，我們是改建，不是毀陵，因為已經破舊了，需要改建。’我問她，‘你們有沒有商業開發？’她說，‘有。但那時根據民政部在云南召開的會議精神。民政部說，各地烈士陵園可以搞些創收，自負盈虧，解決經費不足。’我問：‘這對不對呢？’她說：‘這不對，但我們已經停止了。’接著，我就教訓他們一頓，我說：‘第一，這件事情，不是咱們個人之間的事情，而是社會問題，如果是個人之間的事情就好辦了，何況我還是河南人，是老鄉呢。你們要認識到，這個事情是嚴重的。我們的文章，還是比較客氣的，沒有說犯罪，實際上就是犯罪啊！你們這樣做，是在挖共和國的根基啊！你們要從這個方面來認識。第二，你們只和我與我們幾個人解釋是不行的，你們要向廣大群眾去解釋，看群眾能不能通得過。另外，既然你們說大河報嚴重失實，那你們就應當讓大河報再登一篇文章，來澄清事實嘛。’這次談話，我看還可以吧，教訓教訓他們嘛。”

我說：“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他們來給你添麻煩了。”

魏巍同志說：“這個生日過得很充實啊！”

第二天下午，我去醫院看望魏巍同志。他說：“昨天談話的情況電話上都講了，就不講了。他們昨天的解釋，就是按這個《關于洛陽烈士陵園保護性修繕改造有關情況的說明》介紹的。你拿去看看。”

魏巍同志在這個“說明”上面畫了些杠杠，寫了些批語，例如：

“……此次保護性修繕改造工程，是在原址進行修繕改造，僅拆除了地面以上的墓碑、墓體部分，未觸及地下墓穴部分，且在拆除前作了標識。”魏巍同志批道：“恐怕是還未來得及‘觸及’吧。”

“由于陵園管理部門急于求成，對烈士陵園改造工程的嚴肅性認識不足，在未向市委、市政府和上級主管部門報告、方案未按程序報批的情況下擅自開工、草率施工，進而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魏巍同志批道：“把責任推到下面。”

魏巍同志對我說：“從這個材料和他們談的情況看，毀陵事件涉及到一些部門的問題，你再寫篇文章評他們一下。”后來，我遵囑，寫了一篇題為《事實，教訓，責任，希望——對洛陽毀陵事件后續情況的思考》的文章在網上發表。

2008年2月26日（正月二十），魏巍同志打來電話告訴我：洛陽的同志又來找我，我沒見他們，我給他們寫了四點意見：一，你們的“說明”和解釋，是不能說服人的，總起來說，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二，更為主要的，你們要從思想深處做出深刻檢查。三，你們的主要負責人，必須向烈士家屬謝罪，必須向社會謝罪。四，民政部提出的利用烈士陵園搞創收的指導思想是根本錯誤的，共產黨的干部也不應該執行，執行了也是有罪的。

到了3月，魏巍同志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肚子腹水越來越多，肚子鼓得越來越大，腿和腳腫脹得越來越厲害，手指摁下去，就是一個深坑。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要抽一次腹水，少則幾百cc，多則1000多cc。到了4月，就不得不插導管，有時流出的不是水，而是血。盡管如此，魏老在每周三、六、日的探視日，都接待來探望他的同志和朋友，所談的話題，大都是關心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一直到他生命的終結。這期間，在身體稍微穩定的情況下，他還親手寫了幾篇很有分量的時評文章，對各地的革命同志影響很大。特別使我感動的是，2008年3月22日，我與河南張纖夫同志一同去醫院看他時。他強忍病痛向我們朗誦了他用3天時間寫成的快板詩：《學習南街村，熱愛南街村，保衛南街村》。3天后，魏老派司機小張和公務員小胡把他修改定稿的快板詩送到我家。小胡告訴我：今天又從首長肚子里抽出2400多cc血水……

訣 別

魏巍同志從2007年的8月18日住院（先是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后轉到解放軍總醫院）到2008年8月24日逝世，我曾23次去醫院看望他老人家。這中間，有兩個月我離京去外地。我在京時，大約每兩周就去看他老人家一次。至于我們之間的電話和信件往來就更多了。我親眼目睹和感受了魏巍同志在生命的最后360多天里，所表現出來的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記得是2008年1月5日，我和麥辛去看魏巍同志。此時他剛做完肝癌介入化療手術不久。魏巍同志躺在椅子上有些吃力地對我們說：“我向你們倆說一下我的病。住院時檢查出肝上有個東西，后來我就到301來了。12月13日，做了個手術，從大腿血管插入，把那個東西周圍的血管切斷，讓它不再擴散，又注入了化療的藥物。這個藥物太厲害了，它是好細胞、壞細胞一起殺，把我身體的防疫系統都給破壞了。我昏睡了3天3夜，沒有醒，也沒有吃東西，什么也不知道了。接著后來的幾天，是最難受的，胃和腎都壞了，不能排尿，水腫，肚子積水鼓起來，像個鼓那么大，腿也腫的厲害，吃不下東西。有這么大的反映，這是我們和醫院都沒想到的。還好，醫生、護士是盡心竭力的積極治療，對我很好。”說到這里，老人家笑著對我們說：“這說明群眾是站在我們一邊的，是支持我的。”老人家停頓了一下，接著他表情嚴肅地對我們說：“我的病情，你們可以先不要說出去，左派同志知道，會為我擔心；敵人知道，會高興的。”

2008年6月初，魏巍同志的病情加重了。6月7日我去看他時，他的老伴劉秋華守在床頭，大女兒魏欣正掀開被子，給老人家檢查他身上插著的導管和排液袋。進入我眼簾的，本來比較魁梧健康的魏老，由于癌細胞的吞噬，消瘦得很快，幾乎骨瘦如柴。我的心頭一陣緊縮，不忍再看下去。

魏巍同志說：“我現在的身體情況是這樣的，肚子浮腫的問題，醫生不大同意引流，可我覺得流出來了，就感覺輕松了，你看我上午就看了半本書。不過，現在流出的不是水，而是血水，這說明病情重了。”

他的病床上擺著幾本書，其中有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魏欣告訴我，只要身體情況允許，老人家每天還在堅持看一些馬列毛的著作和其他方面的書籍，還在與一些前來看望他的同志分析和探討一些問題，還在思考著未來的革命應該怎么辦，還在寫一些東西。

我對老人家說：“最近，各地的許多同志給我來信，打電話，打聽你的病情。大家都很關心你，都希望你早日康復。我們相信，你一定會戰勝病魔的。”老人家笑了。

2008年7月3日晚上10：30，魏巍同志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一些事情。此時，離他去世還有52天。我放下電話，躺在床上，好久未能入睡。老人家的時間不多了，可他還在關心著別人，關心著國家大事，關心著未來國家和人民的前途。這種精神，實在感人。我心里默默地想：要好好地向魏巍同志學習啊！

2008年7月19日，魏欣告訴我，魏老的肝部劇烈疼痛。醫生給打了藥以后，這兩天，好多了，不大疼了，但癌腫瘤已經轉移到肺和腹腔里，很嚴重。

2008年7月20日，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書社聯合舉辦了“魏巍新著青年座談會”。我作為老同志的代表之一有幸被邀到會，并發了言。3天后，我與中宣部的劉祖禹同志一同前往醫院看望老人家。他對我說：“你們開的那個會，我叫我女兒找人給錄了像，她們放給我看了。你的發言，我也看了，很有氣勢啊！”我說：“是匆忙準備的材料，不夠好。那天去的多數是青年人，也有老同志。無論青年人，還是老同志，大家都對你很是崇敬！”魏老笑了笑，很謙虛地搖搖頭。后來這三家主辦單位把這次會議的發言稿匯集起來出版了一本題為《青松與青年——魏巍新著青年座談會論文集》的書，其中也包括了我的那篇拙文《革命的檄文戰斗的號角——讀魏巍同志〈新語絲〉有感》。我覺得，這本論文集，不能說全部，起碼部分地把老人家的一生給予了應有的客觀而真實的評價。

2008年8月9日，我去醫院看望魏巍同志，沒想到，這竟是我們的永訣。那天，去看他老人家的人很多，我在接待室遇見幾個年輕人，也在排隊等著去病房看望老人家。他們是李朝輝、馬必勝、馬力、王兮之等。

醫院規定一次只準進兩個人。我是和王兮之同志一起進到病房的。魏老處于昏迷狀態。他仰臥在病床上，鼻子上插著氧氣管，胸上貼著做心電圖用的膠管。魏老的二女兒魏平與一位戰士在病房里守護著。魏平見我去了，就一邊搖動魏老的手，一邊小聲地喊著“爸-爸-”，但老人家依然是昏迷不醒。后來，那位戰士用手扒開老人家的眼皮，魏老這才醒來，很吃力地睜開眼睛看我一眼，微微地向我點了下頭，就又閉上了眼睛。似乎是睡著了。這種狀況是我過去探望他時從沒有見過的。過去每次去看他，一進屋，他就很高興地、主動地和我打招呼：“是老孫啊！”可這次，完全不同了。我心里很難受，眼淚止不住地流淌下來……

我站在床頭等待他老人家醒來，足有十幾分鐘。魏平再次扒開老人家的眼皮，試著把老人家弄醒，她對著老人家的耳朵旁大聲地喊：“爸，你看誰來了！你還認得嗎？”

這時，老人家再次微微地睜開眼睛，用微弱的聲音說：“老孫嘛，我怎么不認得呢！”說完又閉上了眼睛，昏迷過去。這是魏巍同志——我的恩師最后和我說的一句話。

我問魏平：魏老還能看東西和記日記嗎？

魏平說：不能了。連話都很少說了。對我們也是很少說話。一周前，他們把《青松與青年》這本書送來，他看看書里的照片后，就不看了。從那個時候起，就出現了現在這個樣子。他不能思考了，這是他最痛苦的。說到這里，魏平哽咽了。

此后，我去了一趟黑龍江，8月22日返京。本來我準備和河南的纖夫同志24日（星期日）一起去看望老人家。可是那天因為是奧運會閉幕式，醫院停止探視病人。第二天早晨，就傳來了他老人家逝世的噩耗……

2008年8月30日上午9：30，魏老遺體送別儀式在八寶山“蘭廳”舉行。我7：30就趕到了八寶山。此時，陰沉沉的天空，預示著一場風雨就要來臨。我在休息室幫助魏老的家人接待客人。95歲高齡的馬賓老坐著輪椅早早地趕來了，接著鄭天翔、賀敬之、張全景、楊白冰、楊守正、翟泰豐、高占祥、鐵凝、寒春……也相繼趕來。送別大廳里擺滿了花圈，大廳外廣場上站滿了各地和各界前來送行的工人、農民、軍人、學生、老干部等革命同志和革命群眾。9：30送別儀式正式開始。在哀樂聲中，魏老著一身草綠色舊軍裝，戴著紅領章，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他老人家安詳地仰臥在鮮花翠柏之中。我輕輕地走到魏老身旁，向他老人家最后三鞠躬……

大廳外邊，已經飄起了綿綿細雨。北航的大學生們在廣場南端打出一副蘭底白字非常醒目的橫幅：“最可愛的人，永垂不朽！最可恥的人，雖生猶死！”忽然，大廳里傳來了高亢的《國際歌》的歌聲。11：10，送別儀式結束，人們各自散去。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員關上了“蘭廳”的兩扇大門。此時，雨下得大了起來，真有點“淚飛頓作傾盆雨”的意境。

我站在廣場上，仰望天空，思緒萬千。

一位人民愛戴的人民作家走了！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和革命家走了！一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走了！一位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走了！一位有著魯迅風骨的當代魯迅走了！

我從數以千計的自發地前來告別的群眾隊伍中，從人們高唱的國際歌聲中，又一次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人民對“最可愛的人”魏巍同志的肯定。

9年前，魏巍同志在《答〈當代民聲〉雜志問》“人生最寶貴的是什么？他說：“為共產主義而斗爭，為人類的徹底解放而斗爭。站在世界大多數人民一邊，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為他們做更多的工作。”這個回答，既是魏巍同志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對我們還活著的人一種殷切地期望。

魏巍同志非常喜愛毛主席的詩詞，特別是那首《詠梅》。許多同志向他求字時，他常常以毛主席《詠梅》的詩句相贈。他老人家也贈給我一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讓我們大家記住魏巍同志的囑咐，發揚魏巍同志的徹底革命精神，繼承魏巍同志未竟的事業，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繼續革命，勇敢戰斗，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奮勇前進！

（初稿寫于2008年9月，定稿完成于2008年12月2日-魏巍同志逝世百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