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蘇聯第一位同時也是最后一位總統，戈爾巴喬夫的晚年生活可謂豐富多彩:著書立傳，上電視拍廣告，接受媒體采訪，評論內外時政，熱心公益與慈善事業。可以說，自從離職后，他始終沒有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過。戈爾巴喬夫的日子真的如表面上那么風光?不久前，記者通過“戈爾巴喬夫基金會”得到了專訪他的機會。
戈爾巴喬夫基金會位于莫斯科市列寧格勒大街39號。采訪約在下午2點，記者驅車準時趕到。基金會的相關人士告訴記者，戈爾巴喬夫正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休假，為接受記者的采訪，他特意中斷休假，趕回了莫斯科。當一名工作人員把記者請進戈爾巴喬夫辦公室旁的接待室的時候，他已經端坐在那里，身著西裝，沒有扎領帶。寒暄之后，他緊握著記者的手說:“我們好像見過面，是嗎?”記者告訴他:“我先后在莫斯科工作了10年。其間，我多次見過您，但面對面地和您交談，這還是第一次。”他回應說，很愿意接受中國記者的采訪。
搞“民主化”是慘痛失誤
戈爾巴喬夫雖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鑠，談鋒甚健。采訪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戈爾巴喬夫對記者強調，他所談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來對往事的嚴肅思考。
戈爾巴喬夫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臺，他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里，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使蘇聯社會大開放。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下，國內工業受到了致命打擊。極少數人一夜暴富，斂財數額之巨僅次于美國的大亨，而赤貧的人數卻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在這個方面，中國處理得很好。中國沿海省份和地區發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對發展較慢，中國領導人現在號召開發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決策完全正確。”
高度評價鄧小平
在采訪中，戈爾巴喬夫暢快淋漓地回憶起了當年他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1989年5月，鄧小平與到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舉行了歷史性會晤，使中蘇關系實現了正常化。
原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同志在其所著的《外交十記》中寫道:“作為歷史人物，戈爾巴喬夫的功過，自有后人去評價，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歷史使命，在中蘇關系史上，應當被濃墨重彩地記上一筆。”
談起那次他與鄧小平在北京舉行的歷史性會晤，戈爾巴喬夫興奮不已，每一個細節都記憶猶新:“蘇中兩國領導人的會見是一次罕見的事件!在我們和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實現了兩國關系正常化。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我們一起使兩國回到友誼和伙伴關系的軌道上。我和鄧小平同志互相伸出友誼之手。會見時，我被他吸引住了，喜歡上了他，他是一位極富魅力的人。記得我們一起合影留念時，鄧小平同志拉著我和賴莎的手，我們感到非常溫暖。我想，他已經85歲了，還那么富有激情、思路清晰、反應敏捷，能自由流暢地就許多問題闡述自己的觀點。至今難忘的是鄧小平所說的:‘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戈爾巴喬夫對記者說，對中國、對世界來說，鄧小平都是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是20世紀的一位偉人，一位世界級的政治家——“中國文革后，鄧小平把中國帶入了正確的發展軌道，讓人們創造性地工作，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作為杰出的改革者將名垂青史，他所創造的經濟改革經驗在全球具有廣泛的學習和借鑒意義。”
戈爾巴喬夫還高度評價了鄧小平關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理論。他說:“這主要包括:反對任何國家稱霸，反對向其他國家發號施令。鄧小平的這一思想至今仍有現實意義。我知道，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也強調這些觀點，這說明鄧小平的思想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連續性。”
人未走，茶已涼
采訪在不知不覺中已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告別時，記者將一盒茉莉花茶贈給了戈爾巴喬夫。他表示感謝后，自言自語地低聲說:“賴莎•馬克西瑪芙娜(戈爾巴喬夫已故的妻子)喜歡喝茉莉花茶。”記者注意到，此時，戈爾巴喬夫那飽經滄桑的臉上掠過了一絲憂傷。那種表情令人難以忘卻。
記者知道，這憂傷，不完全是喪妻之痛。可以說，戈爾巴喬夫的憂傷自1991年就開始了。那年12月，葉利欽在權力斗爭中獲勝，戈氏下臺已成定局。一天，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雅科夫列夫三人坐在戈氏的辦公室里討論蘇聯總統下臺的條件。他們最后商定:1992年1月7日-8日，戈爾巴喬夫騰出辦公室、公用住宅和別墅。戈爾巴喬夫表示同意。葉利欽答應給戈爾巴喬夫發放退休金，并提供一輛吉爾牌轎車等。戈爾巴喬夫請求葉利欽保證免除他對所發生一切的法律責任。葉利欽不解地問:“您什么壞事也沒做，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責任呢?”后來，戈爾巴喬夫就在辭職書上簽了字。
人未走，茶已涼。幾天后，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整理資料，清理保險柜。這時，他接到了夫人賴莎從別墅打來的電話，說葉利欽的衛隊長科爾扎科夫帶領一幫人，要求立即打開房門，清點物品，并在24小時內搬出公用別墅。1991年12月26日，即在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的第二天，按原計劃，他作為總統，還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動，會見一個日本代表團。早晨8點50分，戈爾巴喬夫乘車去克里姆林宮。途中，他在車里接到助手打來的電話，說葉利欽等三人正坐在總統辦公室里喝酒，建議他最好不要到克里姆林宮來。戈爾巴喬夫請助手再給他找一個房間，以便如約同日本客人會見。最后，戈爾巴喬夫在三樓工作人員的房間里會見了日本客人，然后永遠離開了克里姆林宮。
至今得不到多數國民的諒解
戈爾巴喬夫離開克里姆林宮之后，立即著手籌建“戈爾巴喬夫國際社會經濟政治理論研究基金會”。不知是出于對老領導的“憐憫”，還是迫于國內外的壓力，葉利欽把原莫斯科財政學院的一幢樓房劃給戈爾巴喬夫基金會使用。其實，基金會是按市場價格租用此房的，并沒有受到照顧。
當年國家給戈爾巴喬夫的退休金是4000盧布，后來盧布大幅貶值，最后4000盧布已不足1美元。1998年，俄羅斯發生金融危機，戈爾巴喬夫存款的銀行倒閉，他徹底破了產。為了解決基金會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戈爾巴喬夫連續接拍了包括“必勝客”比薩餅連鎖店、美國蘋果電腦在內的一系列電視廣告片。此外，他還不得不經常到世界各地演講，每次酬勞都在數萬美元以上。
著書立傳是戈爾巴喬夫收入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從下臺至今，他已經出版了十余本書籍，其中包括反思蘇聯解體的《八月事變的原因與后果》、《不幸的改革者》等。如今，他的基金會有了一些積蓄，從舊址搬到了莫斯科市列寧格勒大街39號，這是一幢5層樓房，設計現代，十分惹眼。但是，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的處境仍然沒有得到多大改善。盡管他在西方受到贊揚和歡迎，卻至今得不到多數俄羅斯國民的諒解，俄羅斯社會上對他的指責不絕于耳。大多數俄羅斯人仍然把他視為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罪魁禍首。
1996年，他參選俄羅斯總統，只獲得不足1%的選票。在一次競選活動中，他被一名憤怒的選民重重地扇了一記耳光。2005年10月的一天，他在莫斯科參加一個圓桌會議時，被一名與會者潑了一臉水。今年2月底，俄羅斯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50%的俄民眾認為，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領導人“過大于功”;持相反觀點的受訪者不過11%;僅有14%的人對他表示好感，反感者則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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