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歷史的謎團：中國人民是靠小崗村吃飽飯的嗎（第三部分草稿）？

解開歷史的謎團：中國人民是靠小崗村吃飽飯的嗎（第三部分草稿）？談談鄧小平時代的功勞

我們說，白癡才認為吃飽飯是因為那第七個燒餅，前六個都不算數；但我們也并不能否認第七個燒餅的功勞，認為有了前六個燒餅，不吃第七個燒餅，一樣算吃飽了。不管怎樣，中國人民是在鄧小平時代吃飽飯且飯碗豐盛的，因此鄧小平時代的功勞也不能抹煞，也應該給以正確的總結。
傳統的主流看法認為，鄧小平時代搞了‘包產到戶’，因此‘包產到戶’功不可沒；而我認為沒有分田單干，中國人民一樣可以吃飽飯，鄧小平的功勞根本不是什么推廣‘包產到戶’（其實分田單干恰恰是鄧小平最大的敗筆，這要另行闡述），下面將逐一闡述。

在毛澤東時代，起碼城里人是吃飽飯了的，而農村的情況則不能一概而論，但不管怎么說，農民比較窮，則是大多數人公認的。而正是這個‘窮’字才是影響生產積極性的關鍵因素，和集體經濟制度關系不大。我們都知道，那時的農民拼死拼活干上一年，除了留下吃飯的口糧外，其余的糧食基本都要交公，一是為城里人提供糧食，二是為國家調撥（解決糧食欠產地區吃飯問題）提供糧食，則手中的余糧就不多；而那時的工業還不發達，生產出來的消費品有限，因此一年到頭工分掙了不少，但能交換到的工業品卻不多，于是工分貶值，并且干的越多實際上工分貶值越大，那么當然導致人們的積極性不高。比如當年經常開展水利大會戰，按照現在的做法，干一天就要給一天工錢，但那時國家底子還薄拿不出錢來，于是農民只能掙工分，還要常常自帶干糧，而工分不過就是數字而已，換不來什么東西。雖說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但畢竟眼前利益少得可憐。

鄧小平等領導人可能并沒有認識到窮和發揮積極性之間的關系，但如何迅速挖掉窮根則成為了他們考慮的頭等大事。因此當時采取了多種早日讓農民脫貧的措施。比如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比如減輕農民交公糧的負擔，大量進口糧食，讓農民手里有更多的余糧；比如減免各種農業稅和社隊企業稅，等等，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告訴我們，文革中糧食凈進口在1974年才450萬噸，結束文革后1977年也才560萬噸，而到了1979年卻急速上升到1000萬噸以上，此后多年都維持在1100萬噸以上。翻開那些年的國務院報告和黨的政策文件，減輕農民負擔始終是農業政策的大事。此外，國家大力發展輕工業，生產更多的工業消費品，讓農民把獲得的收入可以用來切實提高生活水平。
所有這些都有力地改善了貧窮面貌，使農村走上了一條脫貧致富的道路；因為農民看到了致富的前景，因此導致積極性大漲。而我們卻錯誤地用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死板教條來總結經驗，以為分田到戶才是關鍵因素，這不能說不是個錯誤。是今天的實踐才讓我們看清了事情的本來面目：盡管已經分了田，但這些年來農民毫無生產積極性，選擇擱荒的大有人在；而只有中央出臺了‘一號文件’為農民大力地減負，才促進農民的種田積極性。當年的農民早就說過，糧食豐收的原因是‘政策好，天幫忙’，可惜的是，我們對什么是政策好，到今天才得到了正確的認識--要讓農民得到看得見的實惠；什么小崗村分田到戶促進了生產積極性，離事實相差何止千里萬里！

在鄧小平時代，對文革政策的一個更正就是鼓勵發展家庭副業。雖然說文革期間并沒有禁止社員進行家庭副業生產，但那時候這是相當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因此各方面都有很多限制，人們總是小心翼翼，生怕犯了政治錯誤。而我們說，公和私，集體和個人之間存在矛盾沖突，但在那個時候尤其需要兼顧兩者，如果過分地強調了公和集體，過分地抑制了私和個人，看似維護了集體，實際是最終傷害了集體。我們那時總強調擺‘正’，發現一點偏向就要批判，就要糾‘正’，所謂‘大批資本主義，大干社會主義’，批得社員積極性降低。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注意擺‘平’，可以向個人偏一偏，但老偏就不‘平’了，那么要求向集體偏一偏就理所當然，社員就容易接受，這種偏一偏平一平的辦法就可以保護社員的兩方面積極性。而鄧小平就是把長期以來的偏向擺平，還大力恢復和發展農村集市貿易，使得農民將收獲化為實實在在的享受，這當然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

此外，在毛澤東時代，農業上的口號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但實際上很強調糧食生產，有時甚至上升到兩條道路的高度來抓，因此全面發展并沒有得到落實，這反過來對糧食生產帶來了消極影響。而鄧小平時代則狠抓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大力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促進了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分布，有利于農民脫貧致富，對糧食生產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做為城里人，我們大概都不關心近些年的糧食生產了，不知道這幾年糧食生產一路下滑，2003年甚至跌到了1990年的水平以下，但我們從飯碗里卻根本感覺不到！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飲食結構已經變了，從毛澤東時代的吃糧為主，到今天的吃肉為主了！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曾在某年的人代會上對代表大談特談吃肉問題，因為要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靠吃糧有很大困難，最終必須靠吃肉來解決！而鄧小平時代正是一個肉類產品生產大發展的時代：從1982年到1997年，水產品（包括海水和淡水產品）的產量基本以10%以上的年增長速度發展，而豬牛羊的生產雖然沒有這么高的速度，但產量也從1978年的856萬噸增長到2003年的6933萬噸，平均年增長也離10%不遠。這里還沒有列舉禽蛋類以及奶制品的生產情況（因為找不到數據），但我們都清楚兩個時代存在巨大差別。
可以說，正是這一方面的巨大差別導致了我們的飯碗比毛澤東時代有了天大的分別，這個應該算是鄧小平時代最大的功勞。

還要提到一點，就是鄧小平時代注意到了生產隊自主經營權的落實。在1962年的人民公社條例中明確規定，要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生產隊應該擁有很大的生產經營及分配自主權。但另一方面，毛澤東時代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具體的做法則是以指令性計劃為主，中央下達命令，下面層層分解指標；不幸的是這種模式也影響了公社的生產管理，很多地方也是公社下達指標，層層分解到生產隊，不僅有糧食產量指標，有時甚至由公社指定要種多少畝糧食，更甚的是還有指定哪塊地必須種糧食的命令，這也影響了生產隊的分配自主權，由此限制了基層發揮主觀能動性，導致群眾積極性降低。

綜上所述，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并不僅僅是分田單干，它的政策效力也不以分田單干為基礎才能發揮作用，在人民公社體制下也照樣能產生積極作用；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上述種種政策調整，即便是大包干也不會發揮多大效力。1978、1979年的糧食大增產是一個有力證據（參見我以前的文章：http://spaces.msn.com/shensi01/?partqs=cat%3D%25e4%25ba%25ba%25e6%25b0%2591%25e5%2585%25ac%25e7%25a4%25be%25e4%25b8%258e%25e5%25b0%258f%25e5%25b2%2597%25e6%259d%2591&_c11_blogpart_blogpart=blogview&_c=blogpart人民公社與小崗村），近年來的糧食生產狀況是另一個有力證據。然而，令人極其遺憾的是，有人將分田單干奉若神明，出于不為人知的目的，將一個創新的極有前途的社會主義制度扼殺了，思之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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