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干部標準和識別干部的方法
――論毛澤東干部思想的現實性之三
楊連旭
（2006年4月）
干部主要來源于“愿意并且實行與人民大眾相結合”的知識分子和在人民群眾中涌現出的骨干分子。
那么，怎么樣確認群眾化的知識分子和知識化的群眾骨干是干部人才呢？
換句話說，以什么樣的標準、怎么樣從中選任干部呢？
（一）
關于干部的標準，毛澤東的總原則是：才德兼備、又紅又專。
1937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
“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277頁）
1938年10月，毛澤東又明確強調：
“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7頁）
1943年6月，毛澤東再次規定：
“這種領導骨干的標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干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群眾，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99頁）
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僅早已對共產黨干部人選的政治素質、品德素質和工作素質的標準都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而且他所規定的干部人選的原則，又分為最高標準和最低標準。
所謂最低標準，就是作為黨的干部起碼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即一是無限忠心，包括富于犧牲精神，在困難中不動搖，積極肯干，不謀私利；二是聯系群眾；三是獨立工作能力，能獨立解決問題；四是遵守紀律，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
所謂最高標準，那就是黨的干部所能達到的最高素質。即在基本素質的基礎上，還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和階級的英雄！
（二）
為什么毛澤東要為黨的干部規定出最低和最高兩個標準呢？
因為現實中，能夠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能夠首先從理論上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形成政治遠見，而后自覺地主動投身于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業，并為之犧牲一切而在所不惜的人終究還是少數。
大多數人首先是由于生存的原因或樸素的感情加入事業的，他們只有在而后再經領袖們的教導才能逐步成長為自覺獻身于事業的、大公無私的、民族的和階級的英雄。
既然是逐步的，那么就不可能以一個標準進行統一要求。
尤其是對多數普通黨員和基層干部，突然要求有多么高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政治遠見，實現大公無私，更是不現實的。
對此，毛澤東表現出了濃濃的人情味，他指出：
“把共產黨員為著供給家庭生活（農村黨員）和改善自己生活（機關學校黨員）以利革命事業，而從事家庭生產和個人業余生產，認為不光榮不道德的觀點，是錯誤的。”（《毛澤東選集》三卷第912頁）
顯然，毛澤東所規定的黨選用干部的原則標準是有著永恒的歷史意義的。
那么，怎樣將這些原則標準具體化為執行標準呢？
在生死相拼的殘酷戰爭時期，十分簡明，幾乎一目了然：艱苦條件下不離隊，戰場刑場上不怕死，殺敵殲敵多，根據地解放區發展快。
和平建設時期雖然干部的原則標準的具體表現形式變得復雜化了，但是由于相當一個時期內干部的主體依然是經過戰爭年代考驗過的，倒也不顯得急迫。可時至今日，這個問題就顯得萬分突出而迫切了。
正是由于黨選用干部的原則標準沒能及時地具體化為系統全面地執行標準，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間，為投機分子鉆營和腐敗分子投機提供了方便，導致有些地區和部門的干部隊伍是，能者下、劣者上、蠢者穩，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腐敗橫生，天怨人怒。
所以，建設干部隊伍的當務之急是將毛澤東關于選用干部的原則標準具體化為各級各部門的執行標準，然后以鐵的法紀確保這些具體標準一絲不茍地執行。
（三）
僅僅是嚴格依據標準，也并不能完全保證所選拔的干部就是才德兼備，就能實現人盡其才。
因為，人是善于偽裝造假的。尤其是投機分子和異已分子，風頭主義、投機取巧、嘩眾取寵、急功近利、虛報浮夸、欺下瞞上、投其所好，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時下，大批投機和腐敗分子飛黃騰達，除去其它原因之外，還在于他們頗能迷惑人們一時。
所以，毛澤東強調：必須善于識別干部。
那么怎么樣才是善于識別干部呢？
毛澤東指出：
“不僅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7頁）。
參悟毛澤東思想，實際上識別干部的方法有兩重意義和雙重作用。
一方面，識別干部不只是在選取任干部時，更主要的是要在平時在日常中識別干部。因為既便是把標準制定得十分科學周密，但是選用干部也跟購物不一樣。購物可以依照標準到商場就買，可干部人選有許多思想和能力的內涵并不是死條件硬標準所能全部涵蓋的，也不是突擊考察所能徹底發現的。所以，對干部人選，必須通過群眾路線在日常中了解，從全部工作和全部歷史中分析。
另一方面，識別干部不僅要看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也要看在非常時期關鍵時刻這一時一事的表現。
毛澤東認為：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既便是投機分子和異已分子，為了實現個人的目的也會一時做些好事。因此，決不能憑一時一事看干部的德才，必須從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來看。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但是，非常時期和關鍵時刻的為人處事往往又能充分展示干部才德，特別是在和平年代，這樣的時期和時刻并不多見。因此，必須格外珍惜這樣的一時一事，用以識別干部的品德優劣和才干大小，淘汰才德平庸的好好先生。這正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當然，無論是看干部的一時一事，還是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都必須以毛澤東所堅持的歷史唯物論為指導，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分為二的方法，聯系客觀分析主觀，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過程，方能做出正確的結論。
選用干部本來是關乎事業得失成敗，是長期性嚴肅性的大事件。可時下，在許多地方和單位卻變成了臨時性、隨意性的工作。
他們選用干部，嚴重違背毛澤東的教導，不是把功夫用在日常，不是以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長期觀察、仔細分析、反復鑒別，而是以形而上學極端化的方式進行臨時突擊性的所謂考察，或者以主要領導的“一言堂”，或者以部分人員的“大民主”投票，輕易草率地就任命干部。
這樣，就給投機分子大開了方便之門，不僅導致了邊腐敗邊升職、越腐敗越升官的現象形成，而且導致干部隊伍總體素質趨于下降，離人民群眾愈來愈遠、失誤失敗愈來愈多、人民愈來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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