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jīng)濟角度分析，毛澤東為什么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
歷史老人按：首屆中國經(jīng)濟學杰出貢獻獎獲得者劉國光主編的《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烏有之鄉(xiāng)書店出售，電話010-62760856），是一本研究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好書。書中257-306頁對“三五”計劃（1966-1970）從制定到實施進行了全面闡述，其中286頁的內容摘錄供大家參考。
毛澤東為什么要突然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對這個問題，“文革”結束后各種分析原因的論著極多，但很少從經(jīng)濟方面分析。從目前的材料看，大致有三個因素的作用：
第一個因素是，毛澤東從“大躍進”后的分歧得出結論——要進行經(jīng)濟大革命，必須先進行政治大革命。
50年代后期，毛澤東開始考慮尋找一條擺脫蘇聯(lián)模式、發(fā)展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由于缺乏經(jīng)驗，當時黨內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并不清晰。毛澤東和中央主要領導人很自然地按照戰(zhàn)爭年代經(jīng)驗來設計社會主義的藍圖。
1959年毛澤東提出以“一大二公”為特點的人民公社構想。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融為一體，生活集體化，農村城市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認為，這就是現(xiàn)時可以實行的社會制度，“大躍進”是一場經(jīng)濟大革命。“大躍進”失敗后，他雖然糾正了一些具體措施中的錯誤，但對這種超越階段的設想依然沒有放棄，真誠地堅持認為，自己設計的這一目標和手段是完全正確的，是可以實現(xiàn)的。
從60年代初期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通過經(jīng)濟調整，逐步糾正了“大躍進”時期的一些錯誤，與退居二線但內心仍在堅持自己設想的毛澤東開始發(fā)生分歧。毛澤東越來越認為，這些分歧是通過經(jīng)濟大革命實現(xiàn)社會構想的主要阻力，其根源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必須用政治大革命為經(jīng)濟大革命掃清道路。否則，不僅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高速發(fā)展，反而有“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嚴重危險。
此后，他的注意力開始由50年代末的大力提倡“六億神州盡舜堯”地建設共產主義而急劇轉向“妖為鬼蜮必成災”地強硬階級斗爭，尤其是黨內的階級斗爭。
1964年，毛澤東抓的一件大事是三線建設，可以稱為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另一件大事就是“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國內范圍的階級斗爭。
1964年底，中央制定指導“四清”的《二十三條》時，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理論產生了一個新的解釋，認為今后“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清”的內容變?yōu)椤扒逭巍⑶褰?jīng)濟、清組織、清思想”。劉少奇對此不能理解， 12月22日，在“四清”的主要矛盾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發(fā)生了爭論。
在“三五”計劃指導思想問題上，毛澤東與中央主要領導人也發(fā)生了爭論。主張抓戰(zhàn)備的毛澤東嚴厲批評了當時主張抓“吃穿用”的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1964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大會上陳伯達發(fā)言時嚴厲插話說：“從秦始皇開始，帝王就世襲了！北京有二個獨立王國，我不說，你們去研究。”后來他在小范圍點明：一個是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主持的國家計委。（直到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的鄧小平給毛澤東寫的信中，還不得不檢查自己文革前的錯誤：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jīng)常地向主席請示匯報，犯了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零、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戰(zhàn)略意義的三線建設。）
1965年以戰(zhàn)備為中心的指導思想確立后，他對三線建設的心情也不像1964年那樣急迫。他認為，三線和“四清”之爭是現(xiàn)象，“修正主義”才是本質性的主要危險。
1965年9月19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討論“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各大區(qū)第一書記談話時，突然提出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他說：要備戰(zhàn)。各省要把小三線建設好。不要怕敵人不來，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共產國際、迷信中央。現(xiàn)在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zhí)行。
長期擔在中央擔任秘書工作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在文革后回憶：小平同志說過，大躍進的慘敗是老人家的一個心病，誰要提起，他就不高興。毛澤東同志從此很少過問經(jīng)濟，開始大抓所謂階級斗爭。他過問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同志去談話，罵了一通，說為什么不搞三線？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線的高潮。我覺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在這時扎下的。
第二個因素是國際形勢發(fā)生了微妙變化，第二個因素是“三五”計劃的戰(zhàn)備建設取得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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