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農村土地狀況的問題（兼評秦暉的所謂新觀點）

按：土地私有化漸漸成了一個能擺出來講的話題，盡管大多數人對于土地私有化之后的種種惡果認識的很清楚，但是能從土地私有化里面得到好處的開放商，部分發達地區的居民和大量地方政府都對于土地虎視眈眈。列寧說過，如果幾何公理違反了人們的利益，他們也會將其否定掉的。類似的，對于土地問題，乃至于整個農業問題的看法，在最近30年來的利益格局調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研究小組正在進行一項對土地和農業問題的綜合性的課題，正在整個建國后的土地問題做一個的初步的政治經濟分析。

在準備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觸一些“學者”的文章，有些明顯胡言亂語的倒是無關緊要，不過有些人采取了迂回的方式，試圖動搖現存意識形態的基礎，一種常見的方式便是對于歷史的重新敘述，同時對傳統的歷史敘述進行不遺余力的惡毒攻擊，甚至不惜胡編亂造莫須有的東西，這種的危害最大，流毒最廣。正如下面要批判的秦暉一樣，這里面的大部分所謂知識分子把社會的基本矛盾歸結為“專制-民主”或者是“政府-自由公民”，有意的回避了這些概念的模糊性和階級性，絕口不提隨處可見的階級壓迫和斗爭，并且把傳統的階級分析巧妙的塑造成黨派政治斗爭的產物。這些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要奪取話語權和政治權力的努力。但是這種形而上的歷史觀是可笑的，其分析的結論也自然是得不到歷史證據支持的。

鑒于此，我們特地找了一點歷史資料，配合對秦暉式學術的簡要分析，來看這些學者是如何玩弄術語來達到其目的的。不過需要謹記的是，真正作亂的并非是知識分子，這些文人只是被捧起來的泡沫，真正的操盤手是那些捧這些學者的人。要不然我們真的是要驚奇，這么一個混亂的歷史觀，怎么能得到如此的關注？

解放前農村土地狀況的問題（兼評秦暉的所謂新觀點）

長久以來，土地革命就被認為是中國現代革命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從太平天國時期的田畝制度，到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權”，再到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進行的長期的土改運動，無不認為土地問題是革命的一個核心問題，而是否能解決土地問題，也就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革命的成敗。

長期以來，歷史學界和廣大人民都接受了關于解放前中國農村狀況的基本歷史描述：那就是土地兼并嚴重，傳統手工業日益破產，人民生活極度困苦，受到地主階級深重的剝削。這一切的狀況只有在共產黨進行了土改，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之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觀，而正是這一點使得廣大農村群眾堅定的支持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最終打破了幾千年的悲慘命運。

但是自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就有一部分學者試圖論證過去對農村狀況的理解其實是有偏誤的，農村的形勢并沒有主流歷史中說的那么糟糕；更有甚者一些宣傳里面開始給過去的地主們翻案，認為土改只是一場被鼓動的政治運動，而在道德和經濟上都是不具有合理性的。這些聲音，越來越在各種媒體里出現，乃至于有成為當代新主流的趨勢。這個潮流里面新近的紅人是秦暉教授，他的核心觀點是解放前的土地兼并是一個偽命題，也就是說大家普遍認為的解放前農村土地兼并嚴重并不是一個歷史事實（具體可見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earthin/以及其他的多種采訪和講話）。

盡管秦暉在其自己的一些研究里面承認了有一些農村土地兼并嚴重，農民深受來自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的兩方面沉重壓迫，生活困苦不堪。不過他在更多的文章里面，強調了土地大規模的兼并很可能只是一種特殊現象，而非解放前中國的一般事實。而支撐他這一論點的主要證據就來自于他自行計算的中國土地基尼系數。稍加說明，基尼系數是世界上通用的一種計算不平等程度的指標，一般大于0小于1，這里的土地基尼系數專門指土地占有情況的不平等衡量指標；一個簡單的法則是土地基尼系數如果接近0，那么土地占有就接近平均，如果接近1，那么土地占有就極度不均，隨著基尼系數變大，不平等程度也會變大。

秦暉的土地基尼系數的數據來源都來自于歷史學家趙崗的一份研究資料，其中趙崗自己計算了全國部分地區和縣的基尼系數，而秦暉所做的工作是計算了這些基尼系數的平均值，由此得出一個全國平均基尼系數（0.53）。然后秦暉就此進一步得出結論，認為這就是全國的一般土地分配狀況。他的言下之意就是這個平均基尼系數就說明了全國土地分配狀況還是相對比較平均的。

真的如此嗎？我們這里要指出秦暉研究里面的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1.平均土地基尼系數不具有任何統計和經濟意義。

已經有人指出，想要通過部分地區的資料來論斷整個國家的情況是靠不住的。此處我們不用過多論述這一點，因為秦暉教授自己也指出，因為不知道權重，所以這個0.53并不精確云云。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平均的基尼系數本身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基尼系數本身不光考慮了某個地區內的不平等狀況，也涵蓋了地區間的不平等狀況以及其他不平等狀況，所以任何的加權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假設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北京和汶川，另外北京內市民的收入是完全平均的，比如每個人都有100萬，因為這種絕對平均，所以北京的基尼系數就是0，而在汶川，每個人年收入只有1000塊錢，因為同樣是絕對平均的，所以汶川的基尼系數同樣是0。那么不管你怎么計算這個平均值，全國平均基尼系數永遠是0，這是不是也意味著全國范圍內也是絕對平均的呢？恐怕任何一個有常識的人也不會得出這種武斷的結論。從這個例子里面，我們可以很清晰看出，如果是這種情況下，基尼系數會遠遠大于這個所謂的平均值。

由此，0.53這個平均數根本就不具有基尼系數的性質，而且不管怎么去加權現有的分地區基尼系數，得出的結果都是沒有意義的，也是嚴肅的研究者無法采信的。從秦暉的文章來看，他也進行其他形式的平均基尼系數的計算，不得不說他所有的結果都需要打一個大問號。唯一能夠計算土地基尼系數的可信方法是利用原始數據（即每戶占有土地數量）來進行計算，而不是偷懶去計算這種沒有任何意義的基尼系數平均值。

2.秦暉自己的結果就可以讓他得到土地集中不嚴重的結論？

這個批評是更加容易的。國際上公認的收入基尼系數的警戒線是在0.45，超過了這個線，社會就會有動蕩的危險，那么秦教授是如何解釋為何土地基尼系數0.53（前面已經說過，這個數字并沒有意義）并不意味著土地大規模兼并的呢？他用了對比法，他挑選了國際上一些國家（墨西哥，印度等）來說明中國在解放前的土地基尼系數比他們土改后還要低，所以中國土地問題并不嚴重。這樣一種無視各個國家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和具體國內斗爭狀況的比較完全不能給出任何說服力。

這里我們不論秦暉數據的問題，只是來看他的論據是否能支持其論點。基尼系數本身的計算需要大量的數據，我們沒有辦法通過基尼系數來反推原有的數據，不過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假設，來近似推算什么樣的土地集中狀況可以導致0.53的土地基尼系數。下面就是一個合適的例子：

假設中國80%的人平均的占有了33%的土地，另外20%的人平均的占有了剩下的67%的土地；那么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算式來近似計算國內的土地基尼系數，80% * （1-33%）=0.53。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這個簡單的假設成立，那么土地基尼系數就會正好是0.53這個數字。

如果秦暉教授認為這樣的一種土地分配狀況（20%的人占有67%的土地）不算土地兼并嚴重的話，那么我們的分歧可能只是在什么算“兼并嚴重“上。不過秦教授擺出數據的目的似乎只是想要說服廣大的讀者土地兼并是莫須有的，基于這個目的，我們相信最好的辦法不是擺出土地基尼系數，而是直接了當給出土地占有情況的數據，這樣的話，就算不懂得基尼系數算法的人也會自己做出符合常識的判斷。

基于上面兩點認識，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評價，秦暉的研究既沒有能給出一個有意義的土地兼并的數據，也沒有能夠用他自己的數據來證明他自己的結論。進而他基于這個結果基礎上的一切推論都是沒有學術和現實意義的。

那么舊中國的土地兼并狀況有沒有可靠的研究資料呢？有的，而且非常之多，在我們看到的所有的資料里面，基本都承認了中國農村土地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

如果對于共產黨土改的歷史感到懷疑的話，那么應該記住國民黨也曾經一度搞過土地改革運動，尤其在浙江進行了認真的推行，不過到最后都失敗了，根本原因在于地主階級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土改，甚至包括減租減息這樣的政策，都無法得到貫徹，而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又是依靠著這些地主的支持，所以直到其撤退到臺灣后，一定程度上的土地改革才得以實行。許方庭（音譯）曾經剖析過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國民黨土改視察員到地方上進行調查時，數目過萬的熱切期望土改的農民出來迎接他，但是當地的“社會賢達“們馬上開始進行游說上級政府，并指責土改推動者是共產主義分子，最終中央政府取消了改革計劃；這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而是具有很大代表性的。類似的故事還可以在其他很多著作里面找到[1]。

在土地兼并方面在解放前就有大量的中外學者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比如孫邵淳（音譯）在1936年的研究指出：一般說來，在中國北方，占人口3-4%的地主占有20-30%的土地，而占人口60-70%的貧農，占有不到20-30%的土地；而在南方，問題更加嚴重，因為土地更加肥沃，占人口2-4%的地主就占有30-50%的土地，可見集中程度之高。作者還引用了當時南京中央政府的一項社會普查的結果，這項普查調研了89個不同地區的1545戶地主家庭，發現他們的平均每戶占有2030畝土地，而同期調查了752865戶農民家庭，這些家庭平均僅僅占有15.8畝土地，遠遠小于前一個數字[2]。

在中國農業經濟研究會1937年發布的資料中，也明確的指出在中國，地主占農村人口5%，但卻占有50%的耕地，占農村人口70%的貧農卻只有20%的耕地[3]。

下面是一份30年代的南方土地兼并狀況數據表：

【表一】

（數據來源：Agrarian China第4頁，此處注意云南的貧農和中農的數據沒有分開）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托尼(R.H.Tawney)曾經專門撰寫過《中國土地與勞動力》一書，其書出版于1932年，托尼在其中發出過這樣的感嘆，1911年結束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農民的革命還沒來呢。在談到當時中共在江西等地進行的土地革命的時候，他評論道：你不需要利用什么共產主義就能理解這些運動的合理性，我只是奇怪這樣的運動為什么沒能發生的更頻繁一些[4]。

類似的資料和證據還有相當多，這些資料基本是和解放后對土地問題的歷史研究一致的。蘇星在其著作中曾經這樣總結道：解放前，基本上是20%的人占有了80%的土地。這一總結應該說是具有權威性的，為絕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同的。

最后，必須明確的一點是，舊中國農民遭受的苦難絕不止是土地兼并一樁，他們普遍都遭受著高利貸和高地租的壓迫，貸款年利率100%也并不少見，而地租率平均一般是50%，每年都有大量的饑荒發生，不少年份都有上百萬的人餓死。雖然少數地主和資本家越來越與國際接軌，而農民卻日益貧困。不光是農業，農村的手工業也在外國商品和本國機器工業的競爭下競相破產，為很多人所津津樂道的永佃制在20世紀初開始就已經逐漸的解體，農民最終不得不走上了暴力抗爭的道路，這些也都是在大量的著作里得到支持的結論。目前還沒有任何嚴謹的研究能夠把這些歷史給否定掉。

主要參考文獻

蘇星，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道路，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韓丁，翻身)

William Hinton, Shenfan, Vintage 1984 （韓丁，深翻）

R.H.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G. Allen & Unwin, 1932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U.P., 1992

Edwin E. Moïse. Land Reform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onsolidating the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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