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傳統習慣，判斷一個朝代的正統性是看兩條標準：一是這個朝代得天下的手段是否正當，二是這個朝代在得天下后，能否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有效穩固的統治。這兩條標準中，后一條更重要。因為按照儒家的天命觀，統治者的合法性來源于天命，而根據儒家的民本原則，天命見于民心之向背，即多數老百姓對你的政治態度。有些朝代，得天下的手段是不正的，但取得政權后，能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比較穩固的統治——實際上就表明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大多數人已對這個政權采取接受認同態度，那我們還是拿他當正統朝代看。
對歷史上所謂“外族”，即中國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除上面兩條標準外，還要強調一個文化標準。因為儒家華夷之辨的重點就在文化上，文化的重點又在倫理道德上。所以看一個所謂的“外族”統治者，重點是應該放在他入主中原后，對儒家文明采取什么樣的態度？是接受繼承，還是排斥反對？如果排斥反對，當然就是“夷狄亂華”。但如果是接受繼承，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有效穩固的統治——實際即意味著中國境內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的大多數人已接受認同了這個政權，那我們就應該承認他是中國正統朝代，而這個少數民族也融合為華夏的一分子。而他與漢族的矛盾，此時在國內矛盾中也不再是主要矛盾，而變為次要矛盾，并且矛盾性質發生變化，應該是華夏內部矛盾，相當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而不再具有華夷沖突的性質。這就是所謂征服者被征服。即作為外來征服者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最后在思想文化上被其征服對象中原漢族所征服。
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征服者被征服現象其實也有必然性。因為對少數民族統治者而言，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有效穩固的統治與全面學習接受儒家文明，本質上是統一的。因為在中國各民族中，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實際上是處于弱勢地位——人口少，文化經濟落后，中原的漢族處于強勢地位——人口最多，文化經濟最先進。所以對入主中原的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來說，作為他的統治對象的主體的是處于強勢地位的中原漢族，這時，如果單靠武的手段，其統治是無法有效而長久的。所以最終必須使用文的手段。即來自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必須在文化上經濟上全面向先進的中原漢族學習。這個過程，就是這個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逐漸穩固并因而取得正統性的過程，同時也是這個少數民族逐漸融合為華夏一員的過程。以清朝為例。清朝統治者是來自東北地區的滿族。滿族與其他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一樣，自古就與中原的漢族人民有著各種形式的聯系和交流。清朝統治者在關外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學習中原的漢族文化，招聘漢族人才，仿效明朝的政治制度。入關后，為順應形勢的變化，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有效的統治，清朝統治者調整了政策，籠絡漢族士人，政權性質由滿洲貴族專政變為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專政。同時全面學習繼承儒家文明。清朝的幾位皇帝都有非常好的儒學修養，尤其是康熙。海外有學者稱康熙皇帝為三代后儒家道統的繼承者，是集道統皇統于一身的人物。清朝前期的幾位皇帝也都非常重視總結明朝滅亡的經驗教訓，革除前明的各種弊政，恢復發展封建經濟，改善民生，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強化皇權，獨持綱紀，完善典章制度，重視文教。學術界似乎公認：在官修的幾部正史中，質量最好的就是清朝官修的《明史》。清朝官方組織的一些大型文化工程，如編纂《康熙字典》《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續三通》《四庫全書》等等，都帶有集大成的性質。即對自秦漢以來的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文化在做總結。就性質類比，就相當于孔子認為的周朝文化是對上古三代的集大成。我的一個觀點：從中國歷史的大范圍看，清朝的地位相當于周朝。到清朝中期的乾隆時代，清朝在全國的統治已非常穩固，境內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已接受認同了清朝的統治，同時由于入關后全面學習接受儒家文明，并本身就處在中原漢族的文化環境中，經過一定時間的融合變化，積量變到質變，滿洲子弟的精神面貌已全面改變。到這個時候，我們當然應該承認清朝統治的正統性和滿族作為華夏一員的身份。再排斥就很無理了，也不現實。
按正統儒家觀點，元朝清朝的正統地位不成問題。有的人如果硬是要否定，正當理由肯定找不到。最終只能無聊地糾纏在民族出身和民族恩怨上。性質相當于出身論血統論和怨怨相報。只能說是個別人的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
總之，“天命見于民心”。一個王朝，無論他在統治過程中犯了什么樣的錯誤，只要他最終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比較穩固的統治，表明境內各民族大多數老百姓已接受認同了他的統治，那他當然就具有正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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