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老農的《歷史之謎的解答》潑點冷水

給老農的《歷史之謎的解答》潑點冷水

老農這篇大作，犯了他在研究關于聞道者掌權問題時的相同毛病。愿望很好，但效果甚微，就象一枝試圖想改變污泥環境的芙蓉，盡管自己有點“陽春白雪”的學術味，但終究還是改變不了污泥環境，連自己也多少帶了點污泥的痕跡。究其原因，恐怕還是有點脫離人民群眾和社會現實，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賞的緣故吧。

我與一些網友在他主帖后面，說了一點小意見。他很不以為然，認為人家看不懂他的意思，認為人家的頭腦里框框多了點。為簡明起見，我這里就另辟新帖，專門談談我的看法。網上討論，貴在直截了當，話語或有沖撞，還望老農朋友見諒。

一、什么是歷史之謎的解答？馬克思本來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那就是共產主義。可是老農認為馬克思的解答“對于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們既弄不懂他那一套晦澀的哲學術語，也搞不明白他那一套神秘的方法，”。于是老農就來做“使用現代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針對現代人的緊迫需要來重新解答歷史之謎，不斷地刷新這個解答的內涵。”的理論創新工作了。

那么老農是怎樣刷新這個解答的內涵的呢？讀者從他七轉八彎的論述中，到最后總算知道有一個神秘的東西，它“也是一個客觀存在，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它是社會的遺傳密碼，存在于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中的一套價值體系，它是社會運行的序參量，既是社會的發展目標，也是人生的目標體系；決定著社會政治制度及經濟文化過程，同時也決定個人的發展水平。”而后，我們的老農又從一本叫《系統科學新論》里，逐步悟出一個更加神秘的東西----“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便存在著一個互相決定的“超循環”，維護著這種價值體系的統治地位，從而把這種社會制度維持下去。”

那么這個東西究竟是不是歷史之謎的最新解答呢？老農在主帖里沒有明確，但在跟帖中他說：“我必須強調，這里所說的價值體系并不是與經濟基礎相對立的上層建筑，它超越了傳統哲學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范式，它是社會運行的序參量，遺傳密碼。它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物，”“再解釋一下，之所以說這個超循環是歷史之謎的解答，還有如下的理由。 首先，它是馬列和毛主席都感覺到了的東西，但他們沒有明白地表達出來。或者說是他們知道這個東西卻又不想把它表述出來，為了能使他們的思想與大眾的思想銜接起來，就不得不屈就一般人的接受能力。”由此，我們只能得出----這個所謂的“超循環”應該就是老農對歷史之謎的新解答了。

老農向我說：“至于新馬先生希望我‘最好從象牙塔走到群眾中去，不要顧忌自己是不是左派？自己認準的真理，就要理直氣壯大張旗鼓的去宣傳，更不要玩弄深沉，硬把可以簡明通俗的馬克思主義道理講得天花亂墜，讓群眾不知所云。’我認為批評得不合事實，我恰恰正在這么做著，沒有玩深沉，而是竭力將馬列主義的道理講得簡明通俗，按照事物本來的面目來加以理解。難道我講得還不通俗么？連一些普通百姓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你的頭腦里是不是框框多了點？”

那么我們看一看，在老農的新解答中，他是竭力將道理講得簡明通俗了嗎？他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加以理解了嗎？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他神秘的大雜燴般的“超循環”嗎？究竟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通俗還是老農的看不見摸不著的神通廣大的“超循環價值體系組織”通俗？稍微有點頭腦的人是不難找到答案的。
 
二、現在讓我們認識一下這個“超循環組織”究竟是什么東西吧。對照老農搬出的馬列毛的經典語錄而言，它不過就是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之上形成的政治、經濟、物質、意識、精神、文化等等諸方面的相對穩定而習慣的綜合混和的社會運行機制之類的東西，也許我們還可以把它稱為“大文化生成”（受文物考古術語的啟發----如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問題在于老農把它的功能說得太了不得了。他說“當我們認識到這個‘超循環’以后，我們便可斷言：它就是歷史的決定因素，正是它決定著‘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當今西方世界雖然很發達卻依然沒有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事實表明，只要這個‘超循環’機制存在著，不管生產力如何地發達，社會都還是要牢牢地鎖定在資本主義軌道上；蘇聯東歐的劇變表明，只要這個‘超循環’機制存在著，即使是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它仍然可以把這個制度再生產出來。”

如果說“超循環”作為一種由生產方式而產生的客觀存在，那么無疑對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力，但老農斷言它是歷史的決定因素，能決定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就嚴重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我想，老農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肯定是非常明白的。那么為什么又要編出個“超循環”機制決定歷史、決定生產論呢？這種“明知故犯”是宣傳普及馬列毛主義的正確科學態度嗎？也許老農又要說你們不懂，你們淺薄。但作為讀者，當然只能從你的字里行間了解你的意思，與其怪人家看不懂，還不如怪自己沒有寫明白。記得黑格爾用了個“客觀精神”主宰著歷史；你這里又創出個“超循環機制”決定著歷史，這種“異曲同工”的背后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精英思維模式----通過智慧能力接近了一部分相對的真理，但總以為自己發現了真正的絕對真理！

老農通過“西方世界很發達卻依然沒有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和蘇聯東歐劇變”的事實，雖然已經意識到有某些巨大的客觀力量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但他沒有找到這些客觀力量的根本來源和解決它的根本辦法，相反，他的認識是顛倒的，所以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聞道者”掌權，寄托于掌權者的主觀努力，寄托于人們在“和諧”中在掌權精英的帶領下建立新的“超循環”，愿望確實很良好很可愛，但可惜離現實太遠太遠了。

三、關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沒有出現無產階級革命和蘇東劇變問題，人們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所謂“超循環”雖然可以用其強大的傳統的習慣的力量影響社會主義進程，但真正阻礙歷史進步的，還是剝削階級在世界范圍里的現實力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里整體全面的相對優勢，并主要表現在物質力量方面，“超循環”現象也正是這種現實力量的部分體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復辟現象，是這些國家的權力機制及掌權人物的失誤、錯誤、蛻化、腐敗、變質的直接結果，這種情況增加了剝削階級的優勢，而權力的腐敗變質，又恰恰是國際階級斗爭的必然反映。這不是繞口令，而正是客觀歷史事實辨證的真相。

但這決不是說，剝削階級的優勢是絕對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此起彼伏、犬牙交錯的階級斗爭，一方面通過國家或陣營之間的斗爭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又通過每個國家的內部階級斗爭表現出來。在資本的壓迫和剝削面前，社會主義通過自己的物質力量，即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群眾的壯大和斗爭促使剝削階級自覺和不自覺的程度不等的在一些領域被迫接受實行某種社會主義的東西，以緩和階級矛盾，維持本階級的統治地位。這個事實可以從克林頓、布萊爾曾經宣傳過的中左第三條道路和西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實踐中看到，而且資本主義國家連綿不斷的群眾運動斗爭還在有力地證明著這個事實。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不是“超循環”決定歷史，而是社會本身的種種客觀實際存在決定著歷史發展。誠然，“超循環”也可以算一種客觀存在，但它在所有客觀存在中還不是決定歷史的東西，因為它本身就被生產方式決定著，而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又主要通過階級斗爭這個最重要的客觀存在反映出來，所以它本身也只能是社會存在及階級斗爭的一個方面。這種表述決不是馬克思毛澤東為了“屈就一般人的接受能力”，而恰恰是歷史的本來面目。正因為馬克思主義把歷史真相說穿說透了，所以一切腐朽沒落的剝削階級都十分害怕這種表述，而它們對馬克思階級斗爭學說（還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圍剿封鎖攻擊又恰到好處的證明著馬克思的真理。不用扯遠，請看看生產領域中實際管理者或資本所有者對普通勞動群眾的嚴酷壓迫吧-----血汗工廠的泛濫，工人人格的異化，集體財產的流失，要工資的艱難，愈演愈烈的礦難，公共資源的霸掠，對維權者的鎮壓……，哪一條不是證明了剝削階級窮兇極惡地向勞動階級正在進行著的階級斗爭？這個現實（而且它們正不斷地走進歷史）難道是“超循環”決定的？當然不是，它們顯然是由于生產的私人占有方式的實際存在決定的！我們可以看到，剝削階級的御用學者們首先迫不及待的從產權問題上向無產階級開刀（包括承包、轉讓、改制等），是很聰明的。因為他們知道，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超循環”最厲害，還不如讓私人實際占有物質性的資產厲害，什么“吐痰”、“冰棍”、“木桶”、“破窗”、“囚徒”等等厚黑學理論統統不過是為私人占有開路，只要他們的實際占有成為現實，那么他們就是強者，才可以穩定的進行他們的“超循環”。事實上就因為他們的實際占有正在不斷強化，因此國家機器這個上層建筑的暴力工具也正在不斷向他們傾斜，同時一切依附其上的剝削階級精神文化之類的價值體系也就甚囂塵上。這才形成了“風助火勢，火助風威”的惡性循環局面。

四、為了方便，現在我姑且就按老農的“超循環”詞境闡述觀點。綜觀歷史，以往一切所謂的“超循環機制”，無一不是由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壯大、發展、成熟而決定了它們的萌芽、生長、磨合、穩定。我們應該看到，一切生產方式與其相適應的“超循環機制”并不是對位契合的，它們總多多少少存在著前者向后者的延續牽沿性和兩者之間某些方面的提前量或滯后量。一般說來，經過大規模的群眾性暴力革命的主動性變革與溫和漸進的以上層改良為主的被動性變革相比較，前者的生產方式與“超循環機制”的對位契合程度要干凈準確緊密一些；但從某個特定的意義上講，后者的穩定牢固程度往往又會相對或局部地超過前者。清華大學副教授蔣勁松在《塑造本土化的現代文明》一文中說“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歷史表明，凡是在現代化和保留傳統之間關系處理得比較好的國家，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就平坦，少走彎路，付出的代價也較少，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反之，現代化道路則坎坷崎嶇，代價慘重，并有反復，如法國革命等。”這與我的意思有點不謀而合。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以往所有的“超循環”，總有一些東西頑強地時隱時現地貫穿著，雖其中有許多是優秀健康的，體現了社會的進步、科學、正義、睿智、公平、良知、理性（即所謂“道”）的積淀；但也不乏有許多邪惡病態的渣滓。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社會生產方式把人分成了經濟地位物質利益不同的群體集團，不同的功利傾向決定了這些群體集團對傳統事物不同的貶褒取舍。

假如人們再仔細考察一下，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以往所有的“超循環機制”里的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在最基本的功能性質方面是相同的。而所謂更新，至多也只是在外殼形式上變化而已。譬如“契約”，最早可能就是部落里的一種傳統習俗，即不用問為什么，人們自然而然恪守信用。后來逐步出現口頭承諾、儀式宣誓、中間人保證、書面契約、合同公證，直至政府擔保。雖然外殼形式在變，但性質功能沒有變---都是為了人際交往的安全可靠。再譬如“分配”，起初也是由原始共產主義的習俗支配著分配內容，逐步經過無償占有奴隸勞動、用土地剝削佃農、資本獲取剩余價值，到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期間還有名目繁雜的稅費制度，都統統不過是反映了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而已。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考察下去，又發現了更有趣的現象。即推動這些變化有兩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個是惡，一個是強。前者是變化的意識動機，后者是變化的物質條件。這里的“惡”不僅僅是道德意義上的，而且還是人性本質意義（社會的和生理的）上的。再以“契約”舉例，我們可以看到，契約形式的變遷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它的動力前提是為了更有效的制約人的因自利動機違反信用的“惡”的行為。隨著違法行為的逐步高智商化，社會越來越細致復雜地制定新的契約法規。而能夠推翻舊法統確立新秩序的也正是社會群體暴力或國家機器這類強勢物質力量。

這樣，我們已經可以覺察到“超循環”決定歷史的荒謬性了。因為“超循環”的出現、穩定、變遷都是由人類經濟活動物質利益的原因決定的，如果沒有在經濟活動物質利益上占據強勢的社會集團，“超循環”就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怎么可能去決定歷史呢？

是的，什么遺傳密碼，什么價值體系，什么序參量，確實可以在一定意義上影響社會運行。但制定或修改密碼、價值體系、序參量的難道不正是人類自己的經濟利益活動嗎？就象電腦軟件，能夠在一定意義上“決定”電腦運行，但人和硬件卻可以從根本上決定軟件的命運，只要修改程序或斷電拆件，最強大的軟件也只能俯首聽命。老農制造一個強大神秘的“超循環”力量左右人類歷史的命運，讓人不禁想起好萊塢杜撰的機器人造反故事，虛構得聳人聽聞！

五、其實老農自己也已經模模糊糊的感覺到生產方式的決定性作用，他在文中說道“舊的社會運行機制很頑強，要想建立一個新機制來取代它，是一個極其艱難的任務。‘超循環組織是穩定的，由于內在的非線性，它的選擇優勢是整體性質，所以少量的新單元不易取代已經建立的超循環。’”為什么舊的社會運行機制很頑強很穩定？為什么少量的新單元很難取代原來的“超循環”？本來老農用馬克思主義已經做了正確的解釋，即““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95頁)但老農緊接著莫名其妙的把話鋒一轉，斷言生產方式卻是由“超循環”決定的。也許老農是為了批判“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這種心情可以理解，因為“經濟決定論”正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反對現階段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絕妙借口；但是無產階級能不能建立超越舊生產方式的完全新型的完整無虞的新的“超循環”以徹底杜絕剝削制度復辟呢？根據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顯然是不能的！

老農的錯誤在于，他一方面認為“超循環”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另一方面卻又認為“超循環”是完全可以通過無產階級的主觀意志建立起來的。這樣他就陷入自己設置的悖論怪圈----客觀的“超循環”可以控制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走向，決定歷史形成；而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又可以生成新的“超循環”。這種歷史之謎的解答，豈不是更讓人墮入歷史迷霧了？

客觀地說，老農的這篇東西，其中的積極成分還是不少的，對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原因和如何克服舊社會運行機制的消極作用是有一定研究意義的。但我為什么還要批判老農的觀點呢？因為1、老農在網絡論壇有一定影響力，和者較眾，學術味濃，能吸引愿意思考探索尋求光明出路的進步青年注意。2、同類觀點有相當的市場，如那個民間理論家秋石客和學者型理論專家韓德強等人都在不失時機的貶低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決定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特別在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今天，會給人錯覺，覺得馬克思的東西過時了。他們借反教條僵化和理論的創新或反思的名義，更換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原則靈魂，這是我無法容忍的。所以我不得不化點時間認真對待，以我的拙見，盡一點捍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小小努力。（新馬2006、3、20）

======================================================== 附老農的大作及相關跟帖----〈歷史之謎的解答〉

---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的分析批判，發現了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完成了人類精神史上的一個巨大飛躍，他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然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頁)就像做數學題一樣，通過已知的條件計算出結果，這確實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而這個出現在馬克思頭腦中的“幽靈”，后來竟然改變了歷史，這對于那些過分執著于唯物主義的頭腦來說，也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

但對于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們既弄不懂他那一套晦澀的哲學術語，也搞不明白他那一套神秘的方法，要想研究他那一套理論，就像翻閱數學家的演草紙一樣，確實勉為其難；這種研究工作是少數專家們的事情，大多數人只需知道結果就行了，就像我們經常使用著圓周率3.14而無須知道祖沖之的約率和密率一樣。但從共產主義事業深入發展的現實需要來說，我們卻又必須使馬克思關于歷史之謎的解答深入人心，“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馬恩全集》第1卷第460頁)。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就需要使用現代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針對現代人的緊迫需要來重新解答歷史之謎，不斷地刷新這個解答的內涵。

現在回過頭來看馬克思對歷史之謎的這一解答，我們發現，借助于異化這個概念，馬克思發現了私有制社會的運行機制，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在單個人的生命過程獲得了獨立的生命，“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85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這樣一個夢魘一樣的東西，當然也是一個客觀存在，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它是社會的遺傳密碼，存在于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中的一套價值體系，它是社會運行的序參量，既是社會的發展目標，也是人生的目標體系；決定著社會政治制度及經濟文化過程，同時也決定個人的發展水平。“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表現為思想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馬恩全集》第3卷第52頁)不光是統治階級“作為思想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同上）而且社會中的其他人也都接受著這個價值體系，服從著這個社會的運行規則，人們在這種環境中出生、成長，自然而然地把這種價值體系作為不言而喻的東西接受下來，按照這種社會價值體系所設定的人生目標來走過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可能是成功是也可能是失敗的，但這個價值體系卻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不管是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這是他們共同的價值體系，正是這個東西控制著社會運行過程，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序參量”。

社會價值體系產生于人的社會生活過程，卻又在每個人的生活過程之上獲得了獨立的生命，它是每一個人一生下來就要面對的現實，它模塑著每一個人的價值體系，反過來，人們對這種價值體系的適應與實踐又進一步地鞏固強化這種價值體系的統治地位。于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便存在著一個互相決定的“超循環”，維護著這種價值體系的統治地位，從而把這種社會制度維持下去。就像核酸與蛋白質的關系一樣，“蛋白質的高度有序的功能是由核酸編碼的，但是核酸的復制和翻譯又是蛋白質催化和表達的。換言之，只有存在‘信息’才有由‘信息’編碼的高度有序的‘功能’，而‘信息’又只有通過‘功能’才獲得了意義。因此，這里是一種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關系，或者說是一種雙向的因果關系，表現為一種互為因果的閉合圈。閉合圈一旦形成，再追問起點在哪里就沒有意義了。” （《系統科學新論》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人們一代接一代繁衍生息，延續著這個“超循環”的統治。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反過來控制著人類。人們信心十足地在社會生活中追求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卻不知道自己不過是被盲目的社會力量控制著。小雞只是一個雞蛋制造另一個雞蛋的工具；有機體只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同樣道理，在社會運行過程中，人只是社會價值體系復制和傳播的工具。

這種自發地形成的社會價值體系通常是扭曲的有缺陷的，它不能保證人們的自由全面發展，也不能保證社會和諧。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兩千多年來，經歷了各個朝代的興衰，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卻一直沒變，即使是在建立了新中國之后，它也還要力圖重新控制社會運行過程，把舊社會的災難不幸恢復起來。這便是馬克思所說的“死人糾纏著活人”。從西方國家的情況來看，控制著社會運行的價值體系同樣有著嚴重缺陷，馬克思所分析的異化現象就是從西方社會的運行狀況中得出來的。由于這種價值體系的缺陷，在哲學上，它使人們陷入主客對立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經濟活動中，它使人們以利潤為經濟活動的目標，而不是以人的需要為目標；在政治活動中，它標榜著自由與民主，但卻不以管好社會事務為目標。由于上述缺陷，人們在理論上陷入一系列對立中，陷入個人與集體、感性與理性、紀律與自由等等兩極對立的沖突之中，在實踐上則陷入顛倒迷亂之中，不能合理地行動，追求著錯誤的目標。人人就像野獸一樣，稍不快意就聳起鬃毛，勃然大怒，拳打腳踢起來。他們在意識和精神方面都極端孤寂地生活著，任何兩個人都不能達成協議，每個人都只服從自己的快感或反復無常的幻想。它使人們的行動與自己的利益相對立，使人與人尖銳沖突，使人與自然尖銳沖突，把人類自己推向毀滅。

當今社會越來越嚴重的危機表明，假如不打破這個“超循環”，它就制導著人類社會走向毀滅。生產力與科學技術越發達，這個社會的毀滅就越快。我們要想改變社會的命運，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超循環”，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其之所以是歷史必然性，那就在于這是人類生存的必須，所以馬克思說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這樣一來，傳統哲學所執著于其中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便被超越了，變成了實踐與價值體系的關系。“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頁。)“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同上第6頁）這樣，馬克思就把哲學從天國拉回到了塵世，拉回到現實生活世界。于是便有了共產主義運動，這是人類自然歷史進程的一個必然環節，現在回頭來看，這個運動也無非是要把一種新的價值體系植于社會生活，建立起一種新的“超循環”。

雖然大家都生活在這個“超循環”之中，但馬克思認識到了這個“超循環”，于是便超越了這個機制，他的理論與實踐都是瓦解著這個機制，把社會推向更高的歷史階段。這便是黑格爾所說的“理解便是克服”。而另外有大量的人沒有認識到這個機制的存在，他們便不能想象會有一種新機制的社會，也不能想象新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實踐總是在有意無意地維持著強化著資本主義制度。這些人把馬克思主義曲解為經濟決定論，然后再洋洋得意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比如西方有一位科學哲學家名叫波普，他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其主要目標就是要否定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歷史必然性的預言。他認為“人類歷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所以我們不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由于他自以為發現了偉人馬克思的缺陷，于是便得意洋洋地斷言：“我已證明，由于純粹的邏輯理由，我們不可能預測歷史的未來進程。”（[英]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活在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迷霧之中，在這種價值體系的控制下思考和行動著。曾經有某些希望把中國拉向資本主義的人又把波普搬了出來，借重于波普的名聲來表達其想要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情緒，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同樣的主張，似乎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就這樣被他們輕而易舉地否證了。然而正是這些思潮在社會生活中的發展讓人們看到了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蘇東劇變過程中，歷史女神撩開了自己的神秘面紗，讓人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是錯誤的觀念、沉淪墮落和傾向，也有可能控制人們的意識，進而形成歷史潮流，控制社會生活的走向。

人類的歷史,就是人性的成長和自我實現的傾向與墮落沉淪的傾向沖突的歷史。共產主義運動則是歷史中向上的傾向的代表，也是打破私有制價值體系控制社會的“超循環”的唯一出路。“超循環在其穩定的自復制過程中，出現復制誤差。但是，超循環組織正是乘‘誤差’之機，通過自然選擇保留了‘有意義’的變異，從而向更高的復雜性生長。”（《系統科學新論》，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頁。）在俄羅斯和中國則出現了這種“有意義”的變異，由于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打亂了舊的社會運行的“超循環”機制，所以便推動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在列寧的《論我國革命》中，我們看到列寧批評蘇漢諾夫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有一條背得爛熟的論據，“已成為他們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個論據就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或像他們的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列寧選集》第四卷第690頁）如果要按他們的這個理論來行事，耐心等待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其結果只能是讓舊的社會運行的“超循環”越來越穩定，從而使社會主義革命成為永遠不能實現的烏托邦。幸虧列寧和毛澤東沒按這個教條辦事，而是“首先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同上第692頁），從而為建立更高水平的“超循環”創造了歷史機遇。因而那種等待生產力發展之后再來搞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不過是庸人為了逃避革命而自我安慰的借口罷了。

但是，舊的社會運行機制很頑強，要想建立一個新機制來取代它，是一個極其艱難的任務。“超循環組織是穩定的，由于內在的非線性，它的選擇優勢是整體性質，所以少量的新單元不易取代已經建立的超循環。”（同上）只有當人們要改造舊社會的時候，才會感覺到這個東西的存在。列寧感覺到了這個東西的存在，他發現“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毛主席也看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蘇聯東歐的劇變證明了他們的預言。當今社會現實迫使人們認識到，當著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強化起來的時候，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就會越來越尖銳，各種導致社會不和諧的現象最終都必然地指向那一個目標：資本主義復辟。如果不能改變現存社會中的這種“超循環”，資本主義復辟就會以一種自然必然性的強制力量為自己開辟道路，這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控制著這個“超循環”并對社會生活進行著自組織而已。

各種社會現象都充分表明這個“超循環”機制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巨大作用。許多人強調經濟過程的決定作用，但馬克思對此很不贊成，正如他的戰友恩格斯所指出的，“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95頁)當我們認識到這個“超循環”以后，我們便可斷言：它就是歷史的決定因素，正是它決定著“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當今西方世界雖然很發達卻依然沒有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事實表明，只要這個“超循環”機制存在著，不管生產力如何地發達，社會都還是要牢牢地鎖定在資本主義軌道上；蘇聯東歐的劇變表明，只要這個“超循環”機制存在著，即使是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它仍然可以把這個制度再生產出來。在當今中國各種矛盾尖銳復雜的交織在一起的形勢下，我們要想找到解決矛盾的辦法，使社會趨向于和諧，使全體中華兒女凝聚為一體，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就必須要努力打破現存社會中的“超循環”對社會運行過程的控制，代之以新制度的“超循環”，這樣，才能讓社會主義制度順利地度過這個危險期，發展完善起來。做到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像老子所說的那樣，達到無為而治的水平，才能穩定下來，徹底消除了資本主義的復辟的可能性。

于是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就存在著兩種價值體系的競爭，共產黨要營造自己的執政基礎，這就是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民眾。這是一種發展程度更高的人，他們不適合于生活于私有制社會，必須要有一種能讓他們為公共事業服務的機會，使他們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機會的社會制度，才會使他們感到滿意。而達不到這個水平的人，則被舊的社會價值體系牢牢地控制著，不知道會有一種新的更好的生活；他們只適合于生活于私有制社會，所關心的只是一己的利益，而這個利益也僅限于物質利益，人的更充分發展、高尚的生活、人際關系的和諧等等利益，在他們眼中并不存在，即使給了他們享受這些待遇的機會，他們也是趕不上架的鴨子，享受不了這種待遇。處在這種水平上的人，難于適應社會主義制度，就像那些嬌生慣養的孩子一樣，即使是給他再好的待遇，他們也會一邊吃肉一邊罵娘。共產黨要想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就必須要做好人的引導教育工作，妥善地解決領導與民眾的關系。馬克思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接過現成的國家機器進行管理，他的執政基礎必須要在執政的過程中創造出來。

人民的安居樂業和人性的健全發展要靠一套維護著新的價值體系的經濟制度和國家秩序來保障。這種新制度的形成是新的價值體系滲透到社會之中并逐漸控制社會的自組織過程，但我們必須自覺地推進這個過程，所以就需要那些在價值體系上達到成熟的人——人民群眾的先鋒隊——組成為政黨，通過黨組織的培養鍛煉、紀律約束來實現個人的價值體系的提高，使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修齊治平過程制度化，培養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通過堅持黨的領導來保持這種價值體系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把它灌輸到社會生活過程之中。讓人們睜開眼睛看到自己的利益，樹立更高的價值體系。在堅持健全價值體系的前提下，發展公有制經濟，保障社會經濟過程的正常運轉，保障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健全民主法制，實現黨的領導與充分發揚民主的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保障個性的充分自由全面的發展。如何讓新的價值體系爭取群眾？這便是歷史之謎的核心問題。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就是用新的價值體系團結凝聚人民群眾的能力，讓新的價值體系所控制的“超循環”穩定地運行起來，把所有的人民群眾卷進這個循環。

各種社會制度在成長過程中，都必須要有一個無為而治的階段，這是由于與之相應的價值體系進入了社會運行過程的“超循環”，控制了社會運行過程，這是這種制度穩定成熟的標志。資本主義有一個無為而治的階段，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便是標志，到了這個階段，資本主義就穩定下來了。我國封建社會也有一個奉行黃老之術的時期，過了這個時期，這一套政治制度也穩定下來了。按照同樣的邏輯，必須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超循環”，讓社會主義進入無為而治的階段，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最終穩定下來。在逐步使這個“超循環”在中國的土地上穩定下來的同時，它還會進一步在全世界發揮影響力，傳播新的文明。這不光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避免整個人類文明自我毀滅的唯一機遇。

馬克思所開拓的方向而今要由我們中國人來完成。歷史之謎的解答不是一種機械的歷史必然性，它包含著人類的精神進步。對于個人來說，成長的過程也就是價值體系的深入認識過程，對于社會整體來說，也是如此。歷史也就是人們對自身價值的不斷深入認識的過程。因而共產主義的實現并非是像某些庸人所設想的那樣，是一種獨立于人的實踐之外的歷史必然性，而是與每個人的思想與實踐密切相關。所謂的歷史必然性，也就是價值體系進化的歷史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對于能思維的人類來說，人們的這種覺醒是必然的。而對當今人類來說，也就是要認識到，必須打破舊的價值體系的“超循環”，建立起一種由共產黨人的價值體系控制的“超循環”，這是歷史之謎的最新解答。

馬克思對歷史之謎提出了一個總的答案，在實現這個答案的過程中，人們前進的每一步都會遇到新問題，都要繼續尋找新解答。這是一個步步深入的過程，每一次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都認為“這是最后的斗爭”，可每一次斗爭之后，歷史又給人類提出新的難題，歷史女神就像是一個喜歡賴賬的債務人，每次都找出借口，遲遲不肯把那最后的結果交給人類。我想這一次應當是最后的一次了吧，歷史女神還會有什么新的賴賬借口呢？如果我們認識到社會運行過程中的那個“超循環”，并進而用新的價值體系的“超循環”取代舊的“超循環”，人類就可以從驅使著他們貪婪自私、互相殘殺的夢魘中解放出來，就可以把養活官吏、政黨、軍隊、警察等龐大的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的財富，把吸毒、賭博、荒淫所消耗的財富，把奢侈的享樂、無用的排場所浪費的財富都用于真實的需要，人類就可以“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資本論》第三卷，第926—927頁)因而可以說，問題并不復雜，不過就是一個價值體系的轉換而已。以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人類完全可以讓所有的人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的生活，并保持與地球生態環境的和諧。所以我一直堅信，共產主義當下即是，它并不是存在于遙遠在將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藝術，只要我們愿意，當下便可實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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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農又說：

不管是支持我的還是反對我的，我都感謝。這樣我才好進一步討論。

我的這個貼子，不僅右派們不贊成，有一些左派朋友也不贊成，比如4樓的這位朋友，他們強調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好像本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似的。

所以我必須強調，這里所說的價值體系并不是與經濟基礎相對立的上層建筑，它超越了傳統哲學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范式，它是社會運行的序參量，遺傳密碼。它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物，

右派們、包括第二國際的庸人們，雖然在強調著生產力的重要性，但在實際上，這種主張生產力是決定因素的主張，難道不是一種價值體系嗎？那些堅持著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人們，往往不是有意識地堅持這種價值體系，自發地普遍地協同一致地堅持著這種價值體系，在資本主義社會則是把社會鎖定在資本主義軌道上，在社會主義社會則協同一致地把社會推到資本主義軌道上。

而如果我們想要把社會主義穩定在新的軌道上，那就必須發現這個在無意識中支配著人們行動的東西，把它置于清醒的理智的控制之下。

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在這個問題上掌握不了主動權，那我們就無法掌控社會的運行過程，看起來是共產黨在執政，實際上起作用的卻是那種價值體系，它自發地調控著社會過程，與我們的希望作對。我們也在倡導著一些東西，我們也在加強著黨的建設，我們也在加大著反腐敗的力度，但卻經常地事與愿違，這就是因為有那么一個我們所沒有控制住的力量在控制著社會運行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就無法進入自由王國。

左派和右派看起來勢不兩立，但實際上卻有著一致的思維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中，找不到解決現實問題的正確辦法。兩極對立產生于共同的思維模式，產生于同一個超循環過程，即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主導下的超循環過程。這個超循環就是一個不斷地把矛盾制造出來的機制，不僅是制造出兩極分化，制造出人與人之間的尖銳對立，人與自然的對立，而且還造成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只有超越了這種思維范式，才能克服這各種對立，克服異化現象，把社會有機地聯系起來，使社會趨向于和諧，從而找到各種社會難題的正確答案。而對價值體系問題的研究，則是對這種思維范式的超越，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所以在這里包含著歷史之謎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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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的第一次意見：

老農的觀點本來是有些道理的----即理解了共產主義的建成還有賴于人類思想的徹底更新和飛躍，并由此建立全新的人類精神價值體系。而這種更新飛躍建立卻正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文化思想建設的十分重大的甚至有某種決定意義的始終不渝的任務。但老農又貌似公正的把扳子打向左右派，以為左派無法理解其深奧的道理而流于追求功利的淺薄，這種莫名其妙的故作玄虛姿態的超脫，是不是想做左右派的仲裁者傳道士的角色呢？

也許在當今中國，左派不是一個令人愉悅歡迎的群體，所以有些知識分子總害怕自己會被套上左派的帽子。其實大可不必，因為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之后，左派的準確含義應該是清楚的，即推動社會真正能夠科學地發展前進的主動積極的先進分子。所以我希望象老農之類的有識之士，最好從象牙塔走到群眾中去，不要顧忌自己是不是左派？自己認準的真理，就要理直氣壯大張旗鼓的去宣傳，更不要玩弄深沉，硬把可以簡明通俗的馬克思主義道理講得天花亂墜，讓群眾不知所云。學學毛澤東，正是他，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變成中國革命雄壯的活劇，讓最土的“下里巴人”成為演釋無產階級高深哲學的堅強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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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農對新馬意見的反饋：

ywjhuan和新馬先生來參與這個討論，我很高興。

同意ywjhuan先生所說的第一條，“把生產力說成經濟基礎不十分準確。”我對這些要領的理解很不重視，覺得有點像繞口令，所以弄得不是很清楚。但基本意思還是弄不混的。

關于第二條和第三條，你還是從那種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兩分法的思維模式出發得出來的，這種思維模式決定了人們找不到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因而你說的盡管很周到，但是，你還是沒弄明白價值體系這個東西，這個東西仍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序參量”的作用，控制著社會沿著既定的方向滑下去。

新馬先生是老朋友了，這一段話說得很到位：“共產主義的建成還有賴于人類思想的徹底更新和飛躍，并由此建立全新的人類精神價值體系。而這種更新飛躍建立卻正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文化思想建設的十分重大的甚至有某種決定意義的始終不渝的任務。”

我當然算是左派，但是左派也各有不同，馬列毛主席也是左派，但馬克思說，我只知道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也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有路線分歧，毛主席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也進行了路線斗爭。這也就是說，雖然都想搞共產主義，但有那么一些人只知道馬列的詞句，并不懂馬列的精髓。以前有這種人，現在就沒有了么？

關于左右派有著共同的思維模式的說法，我在上面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這里就不再重復了。當然左派最有希望從這種模式中解放出來，窮則思變么。中國的希望還是要寄托在左派的身上，所以我希望左派朋友盡快完成這個思想上的飛躍。

至于新馬先生希望我“最好從象牙塔走到群眾中去，不要顧忌自己是不是左派？自己認準的真理，就要理直氣壯大張旗鼓的去宣傳，更不要玩弄深沉，硬把可以簡明通俗的馬克思主義道理講得天花亂墜，讓群眾不知所云。”我認為批評得不合事實，我恰恰正在這么做著，沒有玩深沉，而是竭力將馬列主義的道理講得簡明通俗，按照事物本來的面目來加以理解。難道我講得還不通俗么？連一些普通百姓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你的頭腦里是不是框框多了點？

  老農   等級：貴賓  威望：5 文章：492  積分：6695

再解釋一下，之所以說這個超循環是歷史之謎的解答，還有如下的理由。
首先，它是馬列和毛主席都感覺到了的東西，但他們沒有明白地表達出來。或者說是他們知道這個東西卻又不想把它表述出來，為了能使他們的思想與大眾的思想銜接起來，就不得不屈就一般人的接受能力。前面已經引述了一些馬列毛主席的論述，相信熟知馬列主義經典的朋友會找到更多的例證。
其次，富裕的生活并不能直接地產生先進的思想意識。這一點可以用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來證明。比如說，“富不過三代”，這是中國的老話了。還有諺語說“有錢難買少時貧”，為什么呢？這就是因為，富裕的生活環境對人的思想成長并不是很有利，也許第一代、第二代可以保持較好的思想境，但到了第三代，就無一例外地腐化墮落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培養出了“何不食肉糜”的白癡皇帝，在這個問題上，古人已經經歷了太多的無奈。

而貧窮的生活，甚至很落后的生產力反而會逼迫人們振作起來，窮則思變，促進人的思想飛躍。

這便是歷史周期率的另一個解答了，貧困迫使人們起來革命，建立新的秩序，使生產力發展起來，富裕起來；但富裕的生活卻使人類墮落，重新回到貧困中去，然后再逼使人們振奮起來，建立秩序和富裕，如此周而復始。

如何打破這個循環，讓人們在富裕的生活中保持一種較高的思想境界，這是任何一個成功的家庭、企業或是國度都要注意的問題。

其三，以上討論就涉及到人的本性的問題。而人的本性，在馬克思看來，那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如果換作這里的術語，人的本質決定于社會的超循環過程。如果是一種叢林法則的價值體系控制的超循環，它就會把人的本性鎖定在人格成長過程的這個低級階段，盡管也有一些道德的說教，有一些素質高的人也能接受并聞道勤行，但由于這種現實環境的壓力和道德成長的需要之間的矛盾，會造成人格的扭曲。

但如果我們能建立起一種由新的價值體系控制的超循環，便會為人格的成長提供一個高層次的平臺，培養出一代新人。這也正是毛主席所竭力要做的事情。在這個層次上，道德的要求與人們的生活環境就完全一致協調了，人格就無須扭曲，而是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健康全面發展了，腐敗現象、偽善等等也就沒有存在的基礎而自然地消失了。

人格的這兩個階段，涇渭分明，如何讓人都順利地進入到較高的階段，這里面包含著歷史之謎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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