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死三千萬"的兩個實證方法

"餓死三千萬"的兩個實證方法

古田

2008-9-19

近年來關于1959-1961所謂"三年苦難時期"人口損失的討論一直在進行當中。任何有良心的人都承認，這是涉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評價的一個重大問題，來不得馬虎，更不能讓屁股決定腦袋，為達到支持自己政治主張而信口開河。由于相關的統計或者不存在或者處于保密狀態，因此目前的討論幾乎都是在民間進行，而官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對此事采取不聞不問放任自流的態度，這就給謠言的滋生創造了最好的條件。一些專家學者以相當不嚴肅而充滿主觀色彩的方式，在統計數據上大搞數字游戲，得出"餓死三千萬"的結論，本身是不符合科學態度的，非常不嚴肅。須知涉及到"餓死人數"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采取實地調查研究，掌握確鑿數據的方式來討論。雖然在資料匱乏的情況下，這樣做非常有難度，但這絕不能成為信口開河杜撰數據的理由。本人曾在一個不相干的行業進行過以商業盈利為目標的數據統計和分析報告撰寫工作，深知來源不盡可靠的紙面數據加上有意設定的算法，可以捏造出任何捏造者所需要的數據，從而達成對其有利的目標。雖然可以把結論裝得很權威，令彼等小民深信不疑，但其實非常不可靠，說白了只不過是用數學加以偽裝的騙局。

長期以來，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學者運用五花八門的計算方法和"合理的估計"，一遍又一遍拼湊這個三千萬的數據，將這一非常不嚴謹的說法重復何止千遍，幾乎已經成為真理。如今已經可以從一些公開出版的正式書籍、雜志中看到"餓死三千萬"、"人類歷史上的最大饑荒"這一表述。應該說如果調查屬實，不管我們的政治觀點如何，對這一事實就得認賬。但是我們親眼看到這些調查數據的產生過程充滿了隨意性和游戲性，而其結果又與父輩的口述事實有巨大出入，就未免感到擔憂。一旦經歷過那三年的那一代人逐漸死去，所謂"死無對證"，這些來源可疑、極不可靠的數據就會成為史書里的鐵案，從而影響后人的思想和實踐，往大了說，甚至會影響民族的命運。如此重大的問題，實在不應該僅憑一點政治私見，甚至只是為了一逞口舌之快而不負責任地信口胡說。

眾所周之，由于那個時期人口統計資料的混亂，再加上外出討飯、人口流動的無序，基于統計數據所作出的種種計算和推斷，天然具有不可靠性，甚至可以說，越搞就會越不可靠。事實上，從一些專家的計算方法來看，已經很明顯出現了未得到特定結果而湊數據、湊算法、湊結果的情況，這對于學者來說實在是一種恥辱的行為。因此，本人主張，停止在統計數據上玩弄游戲，轉而走實證路線。為此，本人提出兩個實證方法的設想。

其一，對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的人進行基于隨機抽樣的統計性抽樣調查，了解他們所在家族或者村舍中餓死人的數量和比例。我們知道，這種做法正是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方法，有科學依據。如果做到隨機抽樣，那么只需要不大的樣本量，就可以得到相對比較可靠的結果。例如，當我們隨機抽象2000人時，就有95%的把握說我們的結論與真實結果之間的差距在正負百分之三以內。在互聯網時代，這一方法工作量不大，而且結果為世所公認，較之專家們"為賦新詞強說愁"式的數學算法也大為簡樸可靠，具有真實可行性。例如，我父親家在受難嚴重的山東省北部農村，我祖父母兩家三代人47口在困難時期廣泛遭遇饑餓、營養不良等問題，生活痛苦，不容否認。但是就餓死人來說，只有我祖母的父親，在七十多歲年齡上因病而死。只能說如果不是饑餓，未必致死，但是否能歸為餓死，尚有探討余地。而我外祖父母家在遼寧，三代內人丁超過50，情況較好，至少我母親沒有挨餓的記憶，家人也沒有直接因為饑餓相關問題導致的死亡人口。或者本人家族情況不具備代表性，但我認為這種探討態度是科學的、負責任的，比在不嚴格的統計數據上做平方開方取中位數平均值之類的數字游戲要嚴肅而可靠。要知道，這統計死亡人口的事情，本身就是個加法問題，最多不超過乘法，很簡單的，只要看到有人祭起高深的數學工具，就幾乎可以肯定他在玩數字，變魔術。像我這種稿過數字捏造游戲的人，就很難對其結論產生什么信任感。

另一個方法，雖然實際操作起來難度比較大，但是更具有實證性，那就是考慮死亡人口尸體處理問題。我們知道，人死了不是化成一陣清風而去，而是會留下一個尸體，這個尸體如果不處理，就會變得面目猙獰，恐怖不堪，甚者還會傳播疾病，殃及生靈。因此人死了，尸體要么掩埋，要么火化，總是要處理的。雖然這種比較不太合適，但是我們看一下近代發生的大屠殺事件，就會知道，如果短時間內死亡大量人口，那么尸體處理始終是一個難題。例如，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一開始采取槍決掩埋的辦法，但是尸體處理效率非常低，因此才建造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等死亡集中營，利用規模宏大的焚尸設備予以處理。在二戰結束前最后兩年中，奧斯維辛日夜不停，滿負荷工作，集中屠殺了450-500萬人。盡管這樣，想要掩人耳目，還是會留下一些問題。第一，巨大的建筑群和相關設施需要銷毀，這本身就不可能不引起注意；第二，所有設施想要銷毀的一干二凈，也是不現實的。掩埋方案問題更嚴重，因為死亡數量巨大，通常只能淺埋，很容易被后人發現類似"萬人坑"之類的歷史證據，遠者如卡廷森林、南京大屠殺，近者如波黑地區發現的規模數百人的合葬坑，都是明證。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中，德國人在撤退時，為了防止將來盟軍在克拉科夫地區發現"萬人坑"，命令將尸體挖出焚燒，更是明明白白說明了集體掩埋手段的缺陷。

知道以上兩點，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我們知道，根據專家們的說法，在三年困難時期發生餓死人的地區并不是均勻分布，情況嚴重地區主要集中于河南、山東、安徽、四川、陜西等幾省，而且如他們所說，經常是"成村成村死絕"，集中度很高。如果是這樣的，那么這么多人的尸體處理將是重大問題。處理的辦法無非有四個：第一，任其自然降解；第二，土葬；第三，集體掩埋；第四，火化。幸運的是，無論上述哪種做法，今天都有痕跡可查。首先，任尸體自然降解，那么必然會在1960年代初期出現一個白骨遍野的時期，那一定是瞞不住的，一定能找到目擊證人。此外，后面一定還要對這些白骨進行處理，如下所述，這種處理也不可能沒有痕跡。其次，如果采取傳統土葬，將會出現為數幾千萬的墳堆。即使到今天，應該也還能留下很多，應該說不是沒有辦法查找的。聽說河南信陽地區存留有"三年困難時期"的墳山，規模巨大。那么其他據報死人更多、情況更嚴重的地區，是否也有這樣的墳山？數量是多少？第三，集體掩埋。這種做法破綻最多。如上所述，集體掩埋必然是淺埋，因此出于建房、開礦、修渠的需要，之后幾十年應當能夠不斷發現大型的合葬坑。即使到今天，如果鎖定可疑地區，集中開掘，應不難發現證據。第四，火化。這種做法或者需要專門設備，或者需要大規模的人力來執行。如果是通過火葬場實施火化，那么應有相關的記錄，如果是在野外大規模火化，那么應不難找到見證人。總之，無論以上哪一種處理方法，三千萬人的尸體要全處理掉，不可能不留下大規模的人證物證，即使到今天，也一定是可以循跡調查的。這種方法雖然不見得能夠得出準確的餓死人口數據，但是可以對"餓死三千萬"之說進行有力的檢驗。

由此，本人建議那些真的想搞清楚事實的負責人的學者，別老是躲在電腦前面操作Excel表格玩弄數據。你們親赴實地，或走訪統計，或以尸體處理為線索，能夠得出可靠得多的數據，從而無愧于前人和后人。涉及到社會問題、歷史問題，建議學者們還是放下架子搞一搞實地調查，坐在書齋里看數據，然后搞上一堆數學游戲，這種做法雖然輕松而且無礙于論文的發表以及名聲的建造，但是身為社會學者，似乎還要講究一點社會責任感，講究一點對歷史負責的態度，而不能淪為只考慮投入產出比的市井小販，或者更糟糕的，政治集團的牽線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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