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
1985年6月，已由重鋼借調到重慶市體改委工作的白智清，在受命參加山西太原召開的首屆城市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的大會發言中指出：“中國正在重犯‘大躍進’的錯誤。”
當1976年9月9日的哀樂之聲響起，隨著“四人幫”被打倒，“兩個凡是”被突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當鄧小平實際成為中國的領導核心之時。
作為當年為了國家民族安危，拋頭灑血的愛國赤子：
希望作為“中國人民兒子”的鄧小平，能繼承中華民族直筆書史的傳統，對建國以來的歷史，特別是對“反右”，“大躍進運動”，“烏托邦運動”，“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進行徹底的實事求是的反思，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希望受夠了專制迫害的鄧小平，能站在國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林彪、陳伯達、張春橋、江清等給予實事求是的歷史的評價，還這些人忠奸、善惡、好壞、真實的歷史本相。
希望鄧小平能徹底的清理政治上的專制與經濟上“全民辦、一齊上”高燒不退的根子。在此基礎上，將一幫制定專制政治政策和制定經濟高燒政策的奸佞，從政策制定機構中清除出去。
希望鄧小平迅速制定中國的《現代化法典》，制定日本那樣能迅速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產業政策，一系列“振興法”、“合理化計劃”。
希望鄧小平能制定，二戰后美國占領軍為強制改變日本的統制經濟（計劃經濟），所制定的以企業產權共有、股權分散為基礎的社會共有制的經濟民主化政策。以此推動中國國民共同富裕下的經濟民主化。
希望鄧小平能迅速制定，按照國父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有、民治、民享”，讓人民享有廣泛民主，讓權力，讓政府，讓官員受到制約，受到監督的政治民主化政策。
……
希望鄧小平能成為建國前主張民主共和的毛澤東，能成為奠定中國民主富強基礎的華盛頓。
希望中國從今告別政治上的專制，告別經濟上的“全民辦、一齊上”的高燒，走向民主，走向富強，走向國民共同富裕。
想不到，中國沒有盼來《現代化法典》，沒有盼來“振興法”、“合理化計劃”等產業政策和經濟民主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政策。盼來的卻是1984年10月公布的以原始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為改革藍本，以失敗的蘇·東模式為改革模式，以“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的“大躍進”運動方式為方式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又一個亂我中華的《十六條》。
在《決定》那“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的號角聲中，僅山西省就建起1000多座10立方左右的小高爐，僅沙洲縣就辦起57家汽車制造廠……又一次全民辦工業加上全民搞流通、全民造假、全民走私……“全民辦、一齊上”的“大躍進”運動又一次在中華大地上一轟而起。
不甘心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又一次被斷送，不甘心中國的經濟民主化進程和政治民主化進程又一次被斷送的白智清，又一次為了國家民族置生死榮辱于不顧。
在首屆《城市經濟發展戰略討論會》上的吶喊
1985年6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主辦的《首屆城市經濟發展戰略討論會》在太原召開。重慶市分配到一個開會的名額，馬力副市長要我代表重慶參加會議。
從北京轉機到太原的機場休息室內，我巧遇了同樣趕去參加會議的國研中心副總干事張盤。我將我的那篇文章《從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看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失誤》，送給他看。由此我便獲得了在大會上發言的機會。
開會前夕，大會秘書組通知我，安排我在大會發言，發言題目是我送給張總干事那篇文章：《從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看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失誤》。
面對中國又一次全民辦工業，全民辦作坊，全民搞流通……又一次大亂動。面對中國的大機器工業，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將又一次被斷送。面對陷入改革亂動狂潮中的人們，不想清醒，不愿清醒的時候……
為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國家能擺脫又一次亂動的災難。我斷然決定，利用這次全國性高層次會議上大會發言的機會，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為“四個現代化”吶喊。我深知，這次吶喊的代價。不會是殺頭，不會是坐牢。有反“四人幫”歷史經歷的我，也不會成為批判的對象。最多只是自斷青云之路而已……
當我在大會發言中，將《從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看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失誤》的正題講完后，我跳出正題大聲疾呼：
日本之所以短時期內能成為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強國，是因為日本政府采納了推動大企業體制，推動結構合理化的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日本政府政策的核心是把優惠和扶持重點給予優良企業……而中國的落后是因為中國在扼制骨干企業發展生機的同時，把上千億的資金用在全民辦工業、全民辦作坊上了……我們剛剛批判過“大躍進”的錯誤，創傷還未徹底醫治，哪里知道，健忘的中國人，又一次‘生虛火、發高燒’，又一次重犯‘大躍進’的錯誤。一方面，我們對國營大中型企業收光刮盡，扼制其改造與發展生機。另一方面，我們卻把刮來的資金，用來搞‘五小’工業，搞鄉鎮企業，搞作坊工業。將數以千億資金丟進汪洋大海。如果，我們不斷然制止又一次全民辦工業，全民辦作坊，全民搞流通的亂動，不斷然改正又一次‘大躍進’的錯誤……中國的大機器工業，中國的骨干企業將遭受滅項之災。中國的工業化，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將又一次被斷送……多則三年，少則兩年，中國將被迫進行第二次調整……
我想，如果我的吶喊，能通過大會，通過國研中心，能直達中央高層，使中國陷得還不夠深的亂動能夠停止。重新走上推動工業化，推動“四個現代化”的正軌。
如果那樣，中國還有在20世紀內實現工業化，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機會。當然，也不會有1987年的被迫調整，1989年的“六四”悲劇，1997年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被炸……
然而，我的吶喊，未能將參會者從“改革（亂動）形勢大好”的春夢中驚醒。在大會的總結討論稿上，僅有一段話：“一些青年理論工作者，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了不同的發展思路……”也在“改革教師爺”的干預下給刪了。
可惜我那赤膽忠心，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吶喊，反而遭到一些為一已一幫一方之私利，而置國家工業化，置國家、民族安危于不顧的奸佞的攻擊。
在小組討論會上，蘇南地區一位領導公然攻擊我是“四人幫”的殘渣余孽……
成都市的一位領導打斷他的話說：“白智清是我們四川反‘四人幫’的英雄……”
當時，我也很生氣地回敬了他，我說：“我當年寫匿名信罵江青的時候，你可能正想著拍江青的馬屁。當年我為保衛‘四個現代化’，為反對‘四人幫’，為支持鄧小平被數十萬人批斗的時候，你可能還在一心一意的批鄧，全心全意地反擊右傾翻風……如果我沒有反對‘四人幫’的歷史本錢，我根本不敢于在大會上直指改革在亂動……你想的是，你們那個蘇南如何致富，我想的是中國如何能實現“四個現代化”……誰是殘渣余孽，誰是禍國奸佞歷史自有定論。
感謝《世界經濟導報》的陳樂波和何凌，他們將我的部分觀點在《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7月8日的245期的頭版上刊登了出來。標題是：《大企業無力自我改造和發展》，標題說明是：“白智法（清）認為，我國經濟戰略在產業政策上需要重新審查……”
那時，我們討論了我國經濟體制的最佳運行模式。我對他們說：一是制定以大企業體制為基礎的產業政策，讓計劃發揮作用。二是制定一系列的以流通合理化為基礎的市場政策。同時通過股份制改革，將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變為共有制企業，在推進經濟民主化，實現國民共同富裕的同時，使企業成為真正的獨立經濟體，在計劃原理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運行。
為此，陳樂波和何凌他們寫的報道中有這樣的一段話：“白智清（誤寫為法）建議用必要的鼓勵和限制法令，以發行股票，開展期貨貿易等方法，把分散的建設資金集中起來，按照行業規劃的方向投資，從而獲得現代化大生產的規模效益。
顯然，這是最早主張在中國實行股份制的建議。但是，我所主張的股份制，與陳、何二人在報道中借我之口所主張的股份制，是大不一樣的。
注：發言部分收入《冷眼看中國》，全部收入《淚眼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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