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的神機妙算

周總理的神機妙算

熊鋼

2005．12．
 
 中學時代，有一次我到一個朋友家里玩。吃飯時他父親指著我告訴大家：“他爸爸真行，在胡宗南那里潛伏了那么久。張治中剛聽說他爸爸是共產黨的時候，可嚇了一大跳。”
 
 這話我當時聽了完全是懵懵懂懂。我只知道父親以前搞地下工作，但具體做什么，在哪兒做等情況一點也不知道。至于父親跟張治中有什么關系，怎么會嚇他一跳等等就更不明白了。反正父親的事他不說我也不敢打聽。聽見別人當面夸父親，心里雖然覺得美滋滋的，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沒想過。
 
 到70年代，我才聽到父親親口述說那一段往事。他說張治中在周總理的酒宴上看見父親后倒抽了一口冷氣，“啊”了一聲楞住了，一時說不出話。總理笑笑說：“怎么，你們不認識？”張治中這才回過神來，說：“認識，認識。想不到熊老弟也起義了。”總理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然后介紹了父親的潛伏經歷。父親說張治中回去后很快就給蔣介石寫了封信，大意是：過去我只知道國民黨在軍事上、政治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我才知道，國民黨在情報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你靠特務起家，但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共產黨用的又是些什么人？你的特務里有象熊向暉這樣的人才嗎？胡宗南怎么能不打敗仗，國民黨的天下怎么能不丟。等等。
 
 當時我聽著只津津有味于這一段故事的戲劇性效果，其他方面也沒在意。
 
 等讀了父親的回憶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我才知道了這件事情的全貌。時間：1949年11月6日中午12點半。地點：中南海勤政殿。場合：特設酒宴。到場主要人物：周總理，父親，以及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當局原派的和談代表。（見附錄一：周恩來向張治中“公開一個秘密”）
 
 讀完了這一段，我才開始感到有些疑惑：父親的共產黨員身份的公開方式似乎有點不同尋常。
 
 第一，為什么是周總理親自出面？建國后原來處于地下的共產黨員公開身份擔任領導職務的情況很普遍。公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身份在當時應該說不算什么罕見的事。為什么父親的共產黨員身份卻要由周總理親自來公開？“公開一個秘密”的時間是1949年11月6日，開國大典剛剛過去1個月零5天。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周總理日夜忙得不可開交。如果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怎么抽得出時間？
 
 第二，為什么公開的對象是張治中、邵力子、劉婓等國民黨原派的和談代表？從國民黨那邊來說，張治中的身份是上將，邵力子是國民黨大員，劉婓是國防部次長。而父親的身份是校官，胡宗南的副官，也不是什么親友故交。從共產黨這邊來說，父親當時并未從事統戰工作，跟這些人沒有什么直接的工作來往。無論是從國民黨那邊的身份看還是從共產黨這邊的身份看，父親跟這些人的地位都不大相稱，又沒什么必然的工作聯系。既然如此，為什么周總理偏偏專門要向這些人來公開父親的真實身份呢？
 
 第三，為什么如此鄭重其事？不僅是周總理親自出面，而且專門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設酒宴。如果只是一般性的介紹，通過通常的大型酒宴集會之類場合就能順便辦到。然而實際情況卻很特別：周總理專門在中南海舉辦一次酒宴，只招待國民黨原派的和談代表，外加父親。好象酒宴的目的就是專門為把父親介紹給這些原國民黨高級官員一樣。
 
 第四，為什么只介紹父親一個人？跟父親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不止父親一人。為什么其他人不一起介紹？
 
 第五，有多大必要？張治中、邵力子、劉婓等這些國民黨原派的和談代表自1949年4月國共和談破裂后就選擇了留在共產黨這邊，已經跟蔣介石分道揚鑣半年多了。既然他們已經選擇了跟共產黨走，自然用不著靠父親現身說法告訴他們蔣介石氣數已盡，勸說他們不要跟蔣介石走。既然如此，用這種特設酒宴的方式專門告訴他們父親真實身份的用意何在呢？周總理向來內外有別，公私分明，決不會無緣無故為父親舉辦酒宴，更不會無緣無故專門擺酒設宴來把父親介紹給跟父親沒有特別工作關系的國民黨高級人士。難道總理百忙之中抽出時間特設酒宴，就是為了向已經倒向共產黨的國民黨高級人士介紹自己的部下，炫耀共產黨的情報工作成就嗎？
 
 第六，為什么是1949年11月6日？這一天并不是什么節日或特殊紀念日，專門設宴顯然不是為了紀念什么或慶祝什么，況且又是午宴。可見不是出于一般的宴會目的。
 
 盡管我有這些疑惑，但始終想不出答案。只好把疑問悶在肚里。
 
 幾年前有個朋友送了我楊者圣先生寫的一本書：《胡宗南這個人》。但我只讀了跟父親有關的章節，其他部分都因為犯懶而省略了。不久前也不知是哪根筋抽抽了，突然想起來我居然還不知道胡宗南后來怎么樣了。好奇之下便又翻出那本書，頭一回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一讀之下得知了一些很令我震驚的情況：
 
 1．胡宗南集團的三十萬大軍直到1949年12月才在西南戰役的成都戰役中被殲滅，是國民黨在大陸最后一個被消滅的重兵集團。胡宗南在成都戰役后率殘部1萬余人據守西昌，直到1950年3月底才飛往臺灣。
 
 2．早在西南戰役打響前三個月的1949年8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漢中秘密會晤，一致決策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緬邊界，憑借瀾倉江、怒江及高黎貢山之險繼續抵抗。萬不得已時便退到緬甸去。當時胡宗南集團有三十萬人，宋希濂集團有十二萬人，幾乎占當時國民黨在大陸剩余全部軍隊的一半。抗日戰爭時期宋希濂曾率第11集團軍遠征印緬，在滇緬邊境經歷了四年的戰斗生活，對那里的地形、民情、物產十分熟悉，知道緬軍沒有多大力量，無法對抗這兩個集團擁有坦克大炮的數十萬軍隊。胡、宋兩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部隊都是蔣介石的嫡系。雖然對抵抗解放軍毫無信心，但對擊敗緬軍卻把握十足。（見《胡宗南這個人》．第九章．逃亡漢中．“漢中決策”）
 
 3．胡、宋的計劃未能實現是因為蔣介石堅決反對。二人于1949年8月28日及8月31日兩次向蔣介石游說進軍滇西，都被蔣否決。蔣當時的戰略計劃是“經營臺灣，整頓東南，控制西南”。其主要指望一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很快爆發、美蘇必戰，那時就可重新翻本。在蔣介石看來，自己在抗戰時期能夠在丟掉了東北、華北、東南之后仍然守住了西南西北，熬到美國參戰，終于反敗為勝。為什么現在不能讓歷史再重演一次？二是蔣介石認為國民黨軍隊雖然跟解放軍在平原地帶打運動戰不行，但在西南山區據險防守未必不行。西南地區有秦嶺之險，巴山之固，山高水險，實屬軍事上防御的絕佳地區。既然抗日戰爭時期能守住西南，現在也應能守住西南。三是蔣介石既然把最后的戰略希望都寄托在美國參戰的前景上，那就必須保住自己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價值。如果輕易放棄西南退到滇西甚至緬甸，那讓美國人承認自己仍然代表中國就難了。因此蔣介石一下子就否決了胡、宋的計劃。（見《胡宗南這個人》．第九章．逃亡漢中．“胎死腹中的‘滇西王朝’方案”一節）
 
 對于胡、宋二人退守滇西、進入緬甸的決策，楊者圣先生的評價是：“這是當時在大陸手握重兵的兩個國民黨高級將領，對國民黨的軍事形勢及結局看得最為清楚，提出的應變措施最為厲害的一個決策。這也許是一次最能決定國民黨在大陸命運的密謀，如果不是后來情況發生變化的話，也許直到現在我們還會受到它的影響。”“如果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而論，無論是從哪個角度看，進軍滇西方案都不失為一條茍延殘喘之道，比當時蔣介石及一批國民黨官僚們鼓吹的所謂‘保衛大西南’的空洞口號來，‘高明’多了。”
 
 “謝天謝地，好在蔣介石立下殺手，沒有讓胡宗南的這一套詭計得逞。否則，果真胡宗南與宋希濂的40余萬大軍進入滇西，流竄在中、緬、老、泰邊境上興風作浪，不獨鄰國要為之遭殃，滇西人民要深受其害，恐怕我們到現在還會品嘗這一苦果。君不見那個叫李彌的國民黨第8軍軍長，僅率殘部數千人竄入緬、老、泰交界的三角地，鬧鬼鬧了好多年不說，其中不少人竟搖身一變，成為威震國際毒品市場的大毒梟。據說，緬、老、泰‘金三角’地區的毒品產量，所以能夠成為國際毒品市場上的‘大戶’，這其中很有李彌將軍的一份‘功勞’。饒是如此，今天云南邊境地帶的毒品走私與泛濫，已經使國人深為震駭。試想一下，如果當年退到滇西的不只是李彌的數千殘兵，而是胡宗南的數十萬大軍，那么緬、老、泰‘金三角’地區會出現什么樣的局面？隨之而來是什么樣的惡果？這可能是誰都不敢想象的事！”（見《胡宗南這個人》．第九章．逃亡漢中．“胎死腹中的‘滇西王朝’方案”一節）
 
 得知這段歷史，的確讓我吃驚不小。想不到胡宗南和宋希濂當年居然曾經準備了這么厲害的一手。我記得五十年代讀少年兒童讀物時就讀到過不少關于云南邊境地區少年兒童英勇機智協助解放大軍打擊李彌殘匪的故事。從那時起我就知道了“李彌殘匪”這個詞。當時我還挺奇怪：中國大陸那么多土匪，什么東北土匪，湘西土匪，廣西土匪，云貴川黔土匪，青海土匪，新疆土匪，等等，有些還是多少年的老資格，幾百年不絕的匪患，解放后不到三年被解放軍三下五除二就都劃拉光了。怎么唯獨這“李彌殘匪”這么能折騰？一定是因為緬甸政府勾結蔣介石在包庇他們。后來才有人告訴我，當年李彌率領國民黨第8軍逃往滇西，在過怒江時被解放軍追上了。李彌一看情況不妙，立刻命令甩下尚未過江的大部隊不管，炸斷了怒江橋，只帶著已經過江的數千人逃進了緬甸。然而就這幾千國民黨殘兵敗將卻鬧得緬甸全國總動員仍無可奈何。從此這些人就在緬甸占山為王，在臺灣的支援下不斷襲擾兩國邊境，成了“李彌殘匪”。到六十年代初緬甸人急了，請求中國政府出兵幫忙。于是中緬聯合發動了中緬邊界勘界作戰，狠狠揍了李彌殘匪一頓，這才讓兩國邊境地區消停下來。但李彌部剩下的人又跑到“金三角”繼續興風作浪，直到今天還讓全世界不得安生。當年李彌手下編制不齊、裝備不全的幾千殘兵進入了緬甸就已經鬧出了這么大動靜，一直折騰到今天還沒完。如果當年胡宗南與宋希濂的編制齊全、擁有坦克大炮的40余萬嫡系精銳也進入了緬甸，那還得了？緬甸政府是他們的對手嗎？如果他們反客為主，干脆推翻緬甸政府，自己取而代之呢？如此一來緬甸必將出現一個極端反共反華的政權。那時距朝鮮戰爭爆發已經沒幾個月了。當中國出兵抗美援朝與美軍直接對抗時，美國對中國西南的緬甸出現一個極端反共反華的政權是會熱烈歡迎還是會堅決反對？答案不言而喻。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后美國便決定盡量在軍事上全面包圍中國，逼中國分散兵力，處處設防，盡可能加重中國的軍事負擔和后顧之憂。美國在中國東北選中了南朝鮮和日本，在東面選中了臺灣，在東南選中了越南。（美國介入印度支那，支持法國在越南打下去，就是為了從東南對中國形成威脅。）如果緬甸出現了極端反共反華的政權，美國豈能錯過機會？肯定大力助其站穩腳跟，提供軍事援助，設立軍事基地，從西南威脅中國。那樣一來，中國將處于東北、東南、西南三面受敵的情況。那不僅必然嚴重影響國內建設，而且必將影響整個國家戰略。比如，有來自緬甸的嚴重軍事威脅，當中印邊界爆發沖突時中國對印用兵的代價還會跟原來一樣嗎？又比如，現在議論中的通過緬甸建立石油管道的項目還可能嗎？國家戰略受影響，許多家庭的命運也會大不一樣。如果中國不得不在西南長期集結重兵，深溝壁壘，鼎力戍邊，那好些軍人家庭就不會安設在重慶、成都、昆明等錦繡繁華之地，而必然會被命運拋向西南邊陲人跡罕至的原始密林高山荒野中的軍營要塞。這些人及其親屬后代的人生軌跡跟現在肯定大不相同。就算情況沒有那么糟，胡宗南與宋希濂的軍隊沒能奪取緬甸政權，而是象李彌的幾千人馬那樣竄進“金三角”當毒梟，那這幾十萬毒梟對全世界的影響也夠嚇人的。不論哪種情況，其后果的的確確是誰也不敢想象的。
 
 得知這些情況后，我第一個感覺是中國西南今天的現狀實在夠僥幸的。在1949年整個國民黨軍隊里，真正提得出讓人們到今天還能感受出分量的戰略對策的將領只有胡宗南和宋希濂。他們進軍滇西的戰略決策真的差點改變了歷史。當時其他的國民黨軍隊將領都沒有什么象樣的戰略主張，除了負隅頑抗，就是爭先恐后逃往臺灣。按那些將領的主張辦改變不了歷史和現狀多少。而胡宗南、宋希濂進軍滇西緬甸的戰略如果當真付諸實施，那歷史和現狀就當真大不一樣了。然而這一切居然都沒有發生，因為蔣介石的堅決反對而沒有發生。如果蔣介石對胡宗南和宋希濂的計劃僅僅是一般的不同意，就憑這兩個人對自己的計劃的無比積極性，憑他們蔣介石親信嫡系的身份也能夠來點小動作。哪怕他們從幾十萬人的大兵團里偷偷摳出點零頭送往滇西，也足以超過李彌那幾千殘兵敗將。然而蔣介石卻對他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嚴密控制措施，使他們一點空子都沒法鉆。所以我第二個感覺是蔣介石可真做了件大好事，積了大德了。簡直好象替共產黨當幫手一樣。但是再仔細一想，實際情況有那么簡單嗎？蔣介石干嗎成心跟自己的嫡系親信和幾十萬大軍過不去呢？究竟是他當真昏了頭了，還是另有原因？于是我重新清理了一下思路：整個西南戰役真正的要害其實是阻止胡宗南、宋希濂兵團進軍滇西，真正的關鍵人物是胡宗南。想到這里，我腦子里突然一閃：周總理向張治中等公開父親共產黨員真實身份的時間，恰好正是西南戰役開始的時間；而當時西南國民黨軍隊主力兵團的將領，又恰好正是父親的老冤家胡宗南。胡宗南，又是這個胡宗南。這一切難道都是偶然的？我頓時聯想起以前的那些疑惑，愈發覺得這一切似乎都跟胡宗南有關，背后大有文章。我于是翻閱了周宏雁、姜鐵軍所著《解放戰爭全記錄》，了解當年進軍大西南的全過程，又得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實：
 
 1．1949年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是二野、三野兩大野戰軍并肩渡江直插東南，二野掩護三野，防備美國武力干涉中國內戰。等美軍從上海、青島等地撤走、美國武力干涉中國的可能性變小時，才把二野主力西調以解放大西南。西南戰役打響時，已經是1949年11月1日。整個戰役的主要戰斗經歷了不到兩個月。
 
 2．毛主席在部署進軍全國時的主要意圖都是進行戰略大迂回，大包抄，力圖把國民黨軍隊全部消滅在中國大陸，防止其外逃。在進軍西南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故意制造從秦嶺向南進攻的聲勢，吸引蔣介石把主力胡宗南集團布置在川北，實際從川東和黔東南大包抄，以切斷敵軍逃往云南的退路。總之是不怕敵人打，就怕敵人逃。而蔣介石“堅守西南”的戰略方針恰恰最符合毛主席的戰略意圖。
 
 3．跟其他戰場情況不同的是，西南戰役中國民黨軍隊主力的指揮官胡宗南和宋希濂始終根本不贊同蔣介石的堅守戰略，而是千方百計要實現自己取道西昌撤往滇西的計劃。他們不但抓緊一切機會游說蔣介石，而且想盡辦法找種種借口變相把部隊調往西昌。宋希濂最后干脆關閉電臺，不理蔣介石的命令，拋棄一切重裝備，擅自率部偷偷徒步走小路逃往西昌。于是出現了既躲解放軍又躲蔣介石的滑稽情況。但所有這一切努力卻都因蔣介石的頑固拒絕和嚴密防范而未能成功。
 
 4．西南戰役打響的時間是1949年11月1日。我軍開始切斷四川國民黨軍隊逃往云南的通道的時間是攻破黔東南防線、占領貴陽的1949年11月15日。我軍切斷成都地區胡宗南兵團逃往西昌的最后一條通道的時間大致可以認為是占領樂山的1949年12月16日。在西南戰役發起兩周后，即占領貴陽的1949年11月15日，我軍真正的主攻方向和戰略意圖其實就已經暴露無遺。如果蔣介石頭腦夠清醒，那時就完全應該能夠判明我軍主攻方向不是川北，而是川東和川南，由此判斷出解放軍的戰略意圖是大包抄，全殲西南國民黨軍隊；而且應該能夠從初戰的嚴酷現實中意識到自己原先“國軍能夠據險堅守保衛西南”的主要戰略構想靠不住。只要蔣介石意識到這些，就完全可能被胡宗南、宋希濂的進軍滇西方案所說服。從1949年11月15日四川國民黨軍隊逃往云南的道路開始被切斷到1949年12月16日最后一條逃路被切斷其間共計31天。在這31天內我軍鞭長莫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和郭汝槐的起義可以阻止國民黨小股部隊的逃跑，但真正能夠有效阻止胡宗南大兵團全力以赴逃往西昌進軍滇西的人只有蔣介石一人。只要蔣介石改變主意，或對胡宗南看得不嚴，從理論上來說胡宗南完全有可能率部逃離成都，實現自己取道西昌進軍滇西的計劃。
 
 了解了這些情況，我開始對1949年11月的形勢有所認識了。原來那是一個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我軍的戰略目標是將國民黨在西南的全部軍隊就地殲滅，防止其逃往國外。而國民黨軍隊手握重兵的關鍵將領胡宗南、宋希濂卻早已看清了形勢，下決心取道西昌逃往滇西、進入緬甸。整個西南戰役成敗的關鍵已經不是如何迷惑他們不逃跑，而是如何讓他們跑不成。在我軍斷其全部退路之前，唯一能夠真正阻止他們逃跑的人是蔣介石。蔣介石堅持“保衛大西南”的戰略對我軍來說是正中下懷，求之不得。但蔣介石的主要戰略依據是能夠據險堅守西南。一旦蔣介石意識到自己錯了，就可能同意胡宗南和宋希濂的進軍滇西計劃。而由于胡宗南和宋希濂對這個計劃充滿積極性，只要蔣介石看得不緊，他們就可能自作主張進軍滇西。在我軍全部切斷他們逃往西昌的通道前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是我軍無法控制的“歷史的空擋”。在此期間，歷史的走向竟取決于蔣介石的一念之差。對于我軍而言，最需要、最希望的就是蔣介石這一念之差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即蔣介石不但不聽胡宗南和宋希濂的主意，而且“幫忙”替我軍看住這兩支部隊，讓他們動彈不得，留在原地乖乖等死。但任何高明的戰略家都不可能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敵人自發的愚蠢之上。鞭長莫及的時候最現實的辦法就是設計調動敵人，爭取時間，讓蔣介石聽我方的“指揮”，在我軍沒法攔住胡宗南兵團的時候“替”我軍攔住他們。具體說就是設法讓蔣介石在這最關鍵的一個月里死死堅持自己的，千萬不要聽胡宗南的。不但不聽，而且要牢牢看住胡宗南兵團，不準他撤往西昌滇西。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在這歷史的緊要關頭離間蔣介石和胡宗南至少一個月。做到了這一條就“調動”了蔣介石，就爭取了時間，全局就活了。
 
 但要離間蔣、胡談何容易。胡宗南追隨蔣介石多年，一直是蔣的嫡系親信、封疆大吏。雖然胡在西北戰場連吃敗仗，但這并未影響蔣對胡的信任重用。國民黨將領敗給共產黨軍隊的人多了，如果個個都吃了敗仗就失寵于蔣，那蔣非成光桿司令不可。但蔣從來是容得打敗仗的將軍，容不得對己不忠的將軍。要離間蔣、胡，就必須動搖蔣對胡宗南的信任，就必須抓住胡在關鍵問題上對蔣不說實話的過硬把柄。而父親一事恰恰正是這樣的把柄。軍統破獲了父親所在的地下黨組織，發現了父親的共產黨員真實身份。但軍統頭目戴笠當年因被胡宗南推薦給蔣介石才得以飛黃騰達，兩人私交甚好。結果是軍統和胡的關系也十分融洽，對胡不利的事總讓胡自行處理，對蔣只輕描淡寫匯報。胡宗南為了保護自己，沒有把父親在自己身邊潛伏多年的具體情況如實報告給蔣（見附錄二：周恩來談西安情報工作）。只要把父親的真實身份如實捅給蔣，就足以動搖蔣對胡的信任。
 
 但問題在于：如何把父親真實身份捅給蔣介石而不至引起蔣的疑心？通過秘密渠道？軍統既然能替胡向蔣隱瞞父親的真實身份，自然也能利用職權阻止這類信息通過其它秘密渠道向蔣介石傳遞。公開宣揚？那反而可能打草驚蛇，引起蔣的懷疑。而張治中、邵力子這些國民黨前和談代表則正是最理想的人選。他們在國民黨身份不低，影響很大。身為“和談代表”，自然能直接通天。雖然已經“投共”，但通過他們在國民黨的故交舊友向蔣直接遞送封信仍綽綽有余。
 
 明白了這些，我頓時豁然開朗，關于父親共產黨員身份公開過程的種種疑惑全部迎刃而解。周總理特設酒宴，表面上是向張治中等人公開父親的共產黨員身份，實際是對蔣介石的攻心戰，瞄準的是蔣介石的大腦。全部的邏輯關系是：通過張治中告訴蔣介石：胡宗南西北大敗的原因是胡的親信熊向暉是中共地下黨——讓蔣介石發現胡宗南向他隱瞞了這么重大的事實——讓蔣介石把自己丟天下的原因歸罪于胡宗南——讓蔣介石懷疑胡宗南的忠誠——讓蔣介石不相信胡宗南的“撤退滇西、進軍緬甸”是為蔣謀利益——讓蔣介石拒絕胡宗南的這一建議——讓蔣介石采取措施，防備胡宗南陽奉陰違，自行撤退——假蔣介石之手徹底破壞胡宗南的戰略計劃，看死胡宗南兵團，為我軍完成戰略大包圍、就地殲滅胡宗南兵團爭取到那必須的一個月時間。總而言之，周總理舉辦公開父親的共產黨員身份的酒宴表面上是個酒宴，實際上是場攻心戰。是看不見的戰線上最高統帥之間直接的、無影無形卻有聲有色的智斗交鋒。觥酬交錯的背后是刀光劍影，語笑喧嘩的弦外之音是炮火連天。只要看看時間順序就很說明問題。1949年11月1日，西南戰役打響。11月6日，周總理舉辦酒宴“公開一個秘密”。現在回想起來，周總理的講話中有一段話十分耐人尋味：“蔣介石、胡宗南已經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今天我向大家講出來，希望文白先生（注：即張治中）有便轉告蔣介石，讓他知道來龍去脈。”既然“蔣介石、胡宗南已經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卻又要再“公開一個秘密”，而且專門點出“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轉告蔣介石，讓他知道來龍去脈。”可見軍統和胡宗南只輕描淡寫地向蔣介石作了匯報，真正的“來龍去脈”蔣介石并不知情。現在周總理特意委托張治中給蔣介石寫信，就是要把所有真相一下子毫無掩飾地全部直接捅給蔣介石，讓這個漏子再也捂不住。在11月6日“公開一個秘密”，這決不是隨意的安排，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巧妙選擇。這一天是星期日。在星期日舉行酒會“公開一個秘密”不顯得很扎眼，不容易引起蔣的疑心。假定酒會后張治中立即給蔣寫信（父親親口告訴我，張回去后馬上就寫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假定蔣介石輾轉收到張治中的信需要一至二周左右時間，則蔣大約會在11月13日至20日左右讀到該信。這正是我軍預定攻占貴陽、開始切斷四川國民黨軍隊主力逃向云南的通路的時候，是我軍進軍大西南真正的戰略意圖充分顯露的時候，是最需要蔣介石犯糊涂、聽不進胡宗南的意見、繼續執迷不悟、固執己見的時候。周總理對蔣介石發起的攻心戰選得不早不晚，恰恰正是這個時候，節奏火侯掌握得分毫不差，恰到好處。
 
 按時間順序觀察1949年夏天開始的一系列事件，就更容易看清事物的前因后果。
 
 8月11日，胡宗南、宋希濂在巴中秘密會晤，一致決定取道西昌進軍滇西的戰略計劃。
 
 8月28日及8月31日，胡宗南、宋希濂于兩次向蔣介石推銷游說撤退滇西的計劃，均被蔣拒絕。
 
 9月23日，即胡宗南、宋希濂向向蔣介石提出撤退滇西計劃后20多天，中共即派出特使，策反胡宗南。
 
 10月中旬，中共招降使者張新與胡宗南秘密多次會晤談判。胡宗南最終拒絕反蔣，決心跟蔣到底。
 
 11月1日，西南戰役打響。
 
 11月6日，即胡宗南拒絕中共策反20多天后，周總理特設酒宴，向張治中等前國民黨和談代表“公開一個秘密”，公開了父親的中共黨員身份，并請張治中將此事通報蔣介石：“今天我向大家講出來，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轉告蔣介石，讓他知道來龍去脈。”
 
 12月5日，周總理在給劉文輝起義的指示中特別強調：行動關鍵在勿戀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讓胡宗南部侵人。萬一竄入，應步步阻擋，爭取時日，以利劉鄧解放軍趕到后協同殲滅。
 
 從這一系列回合的交鋒可以看出，周總理對胡宗南部逃往西昌進軍滇西的戰略企圖始終極為關切，全力以赴予以防范。胡宗南、宋希濂剛向蔣提出撤退滇西的計劃，中共很快便作出反應。先是在帶兵將領身上做文章，派人策反胡宗南。一旦策反失敗，立即采取另一手，在將領的“老板”身上做文章，發動對蔣介石的攻心戰，離間蔣、胡，來個釜底抽薪，從上面硬壓，逼胡的計劃徹底流產。戰斗尚未打響，“上兵伐謀”已經伐得如火如荼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解放戰爭全記錄》和《胡宗南這個人》這兩本書里記載的西南戰役的發展和結果，可以說非常圓滿地實現了我軍最主要的戰略戰役目標，比希望的還要順利。從1949年11月15日攻占貴陽到1949年12月16日攻占樂山，在這關鍵的31天內不管形勢如何發展，不管胡宗南和宋希濂如何苦苦哀求，蔣介石一概充耳不聞，嚴令他們死守四川，眼睜睜看著解放軍把他們通向西昌和云南的退路一條一條封死掐斷。宋希濂反應最快，決心也下得最早。他在自己把守的川東防線被突破就不再抱任何幻想，不再買蔣介石的帳。11月17日，蔣介石派蔣經國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和金條去見宋希濂命令他繼續堅守。蔣經國11月18日前腳剛走，宋希濂11月19日便親手燒掉了蔣介石親筆信，關閉了電臺，切斷了與蔣介石的一切聯系，拋棄汽車等一切重裝備，穿上草鞋，沿小路逃往西昌，決心繞過蔣介石實施自己進軍滇西的戰略計劃。然而他雖然逃得最早，卻仍然沒有逃掉，最終還是被解放軍追上當了俘虜。因為他既要躲解放軍，又要躲蔣介石，只好徒步走小路從川東到川西南，又繞彎路又跑不快，跑了一個月仍然沒有跑出包圍圈，于12月19日被俘。如果沒有蔣介石阻攔，宋11月19日得以乘汽車逃往西昌，則完全能在最后一條通路被切斷前逃掉。也就是說，盡管宋希濂不理會蔣介石的反對，強行實施了自己進軍滇西戰略計劃，卻仍然因為蔣介石的原因而歸于失敗。這等于是蔣介石幫助我軍“看住”了宋希濂。宋希濂會玩“將在外，不由帥”，胡宗南也不比他差。他也幾次三番試圖背著蔣介石把部隊調往西昌。但蔣介石防范得更嚴密，胡宗南始終無法得手。比如胡宗南12月4日試圖將自己嫡系的1師的兩個團空運西昌，但因無蔣介石的命令，蔣軍空軍拒派飛機，致使胡的計劃泡湯。
 從12月4日到12月16日，蔣介石連續四次拒絕了胡宗南放棄四川、通過西昌進軍滇西的請求。12月9日第三次拒絕時竟當面要求胡宗南“自殺成仁”，對自己昔日的親信愛將冷酷無情得異乎尋常。那一段時間蔣介石簡直就象中了邪，好像存心要跟胡宗南過不去，要跟自己的幾十萬大軍過不去，硬把他們往絕路上逼。直到胡宗南兵團一切外逃通路全部被切斷、我軍關門打狗之勢已完全明朗的12月19日，蔣介石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大錯特錯，批準了胡宗南的第五次棄川請求，命令胡率部向西昌突圍。然而此時胡宗南兵團大勢已去，兵無斗志，將生貳心。胡宗南本人丟下部隊不管，乘飛機帶頭逃跑，而且不去西昌直飛海南島，等于臨陣脫逃。胡一走，手下幾十萬大軍頓時分崩離析，起義的起義，投降的投降，潰散的潰散，幾天工夫便冰消瓦解，不復存在。蔣介石喊了半天“決戰四川”，逼著胡宗南幾十萬大軍放棄了一切逃跑機會。等真的到了走投無路、只能“決戰”時卻又突然變卦，把“決戰”變成了“逃竄”。連前帶后，等于是“不戰，不降，不走”，結果是既不“決”，又不“戰”，“身后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一個精銳重兵集團就這樣既未能戰，又未能逃，幾乎兵不血刃就被徹底解決。而胡宗南逃到了海南后，又被蔣介石趕到了西昌，命令他率領剩余的萬把人“堅守”西昌三個月。西昌到1950年3月才被攻占。在此之前，胡宗南自然有機會率領西昌萬余部隊逃往滇西。然而胡宗南雖然曾經千方百計進軍西昌，但等他真到了西昌，掌握了進軍滇西的機會時，卻已經時過境遷，他也已經心灰意懶，而且被蔣介石嚇得再也不敢自作主張，在西昌老老實實呆到底，哪里也不敢去，徹底放棄了原來進軍滇西的雄心壯志。這才真算歷史的僥幸。因為胡在西昌雖然只有1萬多殘兵，但那也已經超過了進入緬甸的李彌殘部的總數。如果胡那時依然堅持自己的既定方針，硬帶著這萬余人進入緬甸，仍然等于李彌的危害加倍，照樣夠全世界受的。
 
 西南戰役的最后結局是我軍完全達到了最理想的戰略目標。不但胡宗南的幾十萬大部隊沒能逃往滇西緬甸，連剩下的萬余零頭也沒能逃往滇西緬甸。而之所以能如此圓滿，除了因為我軍動作神速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蔣介石的高度“配合”。他不但始終拒絕胡宗南、宋希濂的建議，而且嚴密防范二人自行其是，替我軍“看住”了他們的幾十萬大軍。沒有蔣介石的“密切合作”，要取得如此圓滿的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整個西南戰役過程中蔣介石的表現，給人的感覺的的確確象是在充當我軍的“同盟軍”。本來蔣介石“堅守西南”的戰略決策對我軍來說是正中下懷。如果說蔣介石在沒打響之前嚴重脫離實際，不知道我軍戰略意圖和戰斗力，不知道國民黨軍隊已經兵無斗志，再有險要也不能據守，那還可以說是犯了“不知彼又不知己”的常見錯誤。但當戰役已經充分展開、蔣介石一切不切實際的空想都已經被初戰的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一相情愿時還要固執己見，還要排斥胡宗南、宋希濂提出的對我軍最不利的戰略方針，還要繼續做我軍最希望他做的事，那就很難簡單用“愚蠢”二字來形容，也很難相信這是因為蔣介石天生低能。更合乎邏輯的解釋是周總理的攻心戰大獲全勝，在關鍵的時刻、關鍵的地方、關鍵的人物身上充分發揮威力，擾亂了敵人的戰略判斷能力，決策一錯再錯，最終一敗涂地。
 
 周總理的攻心戰能充分發揮威力，除了周總理料敵如神之外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客觀因素：金門之戰對蔣介石的影響。1949年10月下旬的金門戰斗失利，對蔣介石來說等于來了一針超強興奮劑。這就如同輸得傾家蕩產的賭棍突然小撈了一把，頓時覺得手氣來了，馬上精神抖擻繼續下大注。設身處地想想，蔣介石的心理其實也差不多可以理解：輸了這么多年了，可該翻翻本了。金門之戰不正好證明我下死命令堅守是對的嗎？金門能如此，四川為什么不能如此？金門之戰失利本是壞事，但對蔣介石的影響卻產生了有利于我西南之戰的客觀效果，使他越發只相信自己，不相信部下。恰恰在這個節骨眼上周總理巧出奇招，讓蔣介石得知了胡宗南欺瞞自己的要害事實。他在既自負又惱怒的情況下怎么還肯買胡宗南的帳？一旦蔣介石看見胡就氣不打一處來，恨胡害得自己丟了天下，那胡的任何建議，包括撤退西昌進軍滇西的戰略建議自然統統被打入冷宮，置之不理。于是周總理的攻心戰大功告成。金門之戰的另一后果是分散了蔣介石的精力，消耗了蔣介石有限的時間資源，使之更難以及時正確判斷整個戰局。西南戰役11月1日打響，軍情瞬息萬變，十萬火急，而蔣介石父子卻跑到臺灣忙著慶祝“金門大捷”，留守西南的張群又不敢做主，只得一封電報接一封電報請示蔣介石，進一步延誤了軍機，加劇了混亂。蔣介石直到11月14日才飛到重慶，算是開始全力以赴應對西南局勢。從11月1日西南戰役打響算起他已足足耽誤了兩周。整個西南戰役主戰場總共打了不到兩個月，蔣介石光為慶祝“金門大捷”就耽誤了兩周，而且耽誤的是對判斷我軍戰役展開方向和真實戰略意圖、校驗自己戰略方針至關重要的兩周。結果等于蔣介石的金門小勝換了個西南大敗，撈了九千，賠了三十萬。三野金門失利的壞事，卻有助于二野西南全勝的好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至”。從這個角度上說，金門之戰死難官兵的血并沒有白流。
 
 想透了這一切之后，我終于恍然大悟：西南戰役的結局并非出于僥幸。歷史并非出于僥幸。中國今天的西南邊疆的基本局面狀況更是并非出于僥幸。最不堪設想的嚴重局面之所以得以避免，表面上應該“謝天謝地”謝蔣介石，實際真正應該感謝的是周總理。沒有周總理的神機妙算，沒有周總理用巧妙的攻心戰征服了蔣介石的大腦，“調動”了蔣介石，為我軍爭取到了那極其珍貴的幾十天時間，胡宗南與宋希濂的戰略計劃就完全有可能得以實現。周總理的攻心戰“調動”了蔣介石對他們采取了異乎尋常的嚴密的防范措施，使他們的一切努力終歸失敗。歷史差一點就是另外一個樣子。或者說歷史本來是另外一個樣子，卻被周總理扭過來了。被周總理不聲不響地、巧妙地扭過來了。不知有多少生命因周總理的這一神機妙算而得以保全，不知有多少軍人家庭因周總理的這一神機妙算而避免了在深山老林中的營壘中過日子的命運。總理一頓飯，殲敵三十萬。西南胡宗南幾十萬大軍的命運，實際在周總理向張治中等人“公開一個秘密”的特設酒宴上就等于已經被決定了。如今重新認識這一段歷史，遙想當年開國之初周總理酒宴殲敵兵的音容笑貌，我腦中不由自主閃出蘇東坡的千古名句：“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孫子兵法云：“非圣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一般說來，間諜一旦暴露身份就失去了價值，成了棋局中的廢子，不能再起什么作用了。父親地下黨員的真實身份在被周總理向張治中等人公開的兩年前就已經暴露，在間諜戰這局棋中算是“廢子”了。但周總理卻審時度勢，巧妙地把公開父親共產黨員身份這一“枝節小事”變成了離間大計，變成了對蔣介石攻心戰的一著妙棋，在阻止胡宗南兵團進軍滇西、逃往緬甸的歷史緊要關頭派了大用場，一舉改變了歷史。“廢子”不廢，反抽老將。在周總理手中，父親這枚棋子投下去，毀了蔣介石的西北戰場，運籌千里平天下；亮出來，毀了蔣介石的西南戰場，談笑一舉定邊關。一發一收，招招要害，揮灑自如。用間之妙，空前絕后，神鬼莫測。真是“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實事求是地講，胡宗南絕非等閑之輩。根據楊者圣先生的書，長征時由于胡宗南事先料到了紅軍的真實戰略意圖和必經之地，搶先占領了松潘要道，加上張國濤的破壞搗亂使紅軍喪失了乘敵立足未穩之時破敵的寶貴戰機，致使紅軍北出陜甘的要道被封鎖，不得不走松潘大草地突圍。換句話說，如果不是胡宗南這個勁敵搶先攔路，歷史上就不會有“紅軍過草地”這回事。紅軍過草地是被胡宗南逼出來的。當年胡宗南著實讓紅軍很吃了些苦頭。轉戰西北時，胡宗南特地從軍統獲得了美制最先進的無線電測向儀，專門用以偵測中共中央所在地，差一點又置中共中央機關于險地。而西南戰役還沒有打響，胡宗南和宋希濂就已經完全看清了國民黨的軍事形勢及結局，提出了最厲害的應變措施。就從胡在這三次關鍵時刻的表現，就足以說明他的確是一個勁敵。胡宗南只是在被父親等地下黨滲透之后才威風不再。如果只以成敗論英雄，簡單說胡宗南是草包飯桶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應該說胡宗南的確有兩下子。可惜他生不逢時，遇到了毛主席周總理，“生鐵碰上了鋼”。自古善用兵者必善用間。善用間者方善用兵。蔣介石、胡宗南都是老謀深算，工于心計，善用特工，所以能在軍閥林立的舊中國縱橫擺闔，得心應手，穎脫而出。但周總理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把對手的思維規律、心理特征、特點嗜好等一切特征掌握得一清二楚，針鋒相對、量體裁衣、對癥下藥打情報戰，特地挑選父親這樣的人“下閑棋，布冷子”，攻心百發百中，處處棋高一招。在這場最高級別的斗智較量中，周總理顯然智高一籌。高人一頭的統帥能用高人一頭的間諜。矮人一頭的統帥只能用矮人一頭的間諜。更矮一等的則只會蠻干，到頭來總是被人牽著鼻子當猴耍還自以為得計。毛主席周總理從來都是牽著別人的鼻子走，從來沒有被人牽著鼻子耍過。難怪孫子說：“非圣智不能用間。”
 
 父親告訴過我，胡宗南很會籠絡人心。他對部下、對上下左右待人接物都自有一套，很能迷惑人。父親說胡宗南不僅一直器重他，而且抗戰開始后聽說爺爺奶奶逃難到四川、失業在家時還出錢安排他們移居西安，給予生活費用，并去探望。如果只講個人恩怨，這的確很容易打動人心，讓人產生“士為知己者死”的感覺。而胡也并不是一天到晚總擺個長官架子。父親舉的一個例子給我印象很深：有一次胡帶領父親和親隨乘一輛吉普夜奔潼關。茫茫黑夜中萬籟皆寂，孤零零只有這一輛汽車閃著大燈在古道上疾馳。沉默中胡突然問父親：“你說說看，我們眼前是什么意境？”父親立刻回答：“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胡滿意地點點頭，二人相視一笑。此時此地兩人已經不大象長官與部下，倒有點象詩社文友。如果就事論事，這意境的確很美，以至于我現在每逢單車夜路時都情不自禁想起父親引用過的這一名句：“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但父親同時也告訴我，就父親和胡宗南的關系而言，這實際是一種變相的較量。胡雖然并不知道父親的真實身份，雖然并不是有意，實際上卻是在不知不覺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周總理較量，和共產黨較量，看能不能撼動父親的信仰和個人情感。如果追逐名利，或只講個人恩怨，那就有可能被這種個人魅力所感化。但父親卻是出于信仰，并非因為個人名利恩怨，所以不為所動。況且要論人格魅力，蔣介石也好，胡宗南也好，誰能比得過周總理？當年的間諜戰，國民黨靠名利使間，共產黨靠信仰使間。但實際的規律是越有真才實學的人越不肯盲從，越難靠名利驅使。也就是說，靠名利使間使不動大間。只有代表正義的統帥才能讓人心悅誠服，甘效死力。難怪在毛主席周總理的時代，共產黨能滲透國民黨高層，國民黨卻始終打不進共產黨內層。這恰恰又印證了孫子兵法的另一條結論：“非仁義不能使間”。
 
 解開了父親地下黨員身份公開過程中的一切疑團，看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一場扣人心弦的斗智斗勇，我心里反而有點悵然若失。周總理舉重若輕，巧用“廢子”改變了歷史，這是多高的智謀，多大的功勞，但是居然一直無人知曉！不錯，攻心戰就是應該讓敵人看不破，自己人也看不破。如果輕而易舉便被人識破，那就是攻心戰的失敗。周總理當年略施小計便改變了歷史，而我們半個多世紀都看不出來，可見周總理何等高明。但等到時過境遷、一切都已經不再成為秘密時，周總理仍然對自己的功勞守口如瓶，至死只字不提。周總理不講，別人看不出來，周總理的這一歷史性功績險些被歷史埋沒，這對周總理太不公平了！我純粹因機緣湊巧，才無意中偶然發現了周總理無數功績中的這一件。那周總理還有多少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歷史性功績尚未為人知？周總理從不居功的操守令人敬仰，但這卻為后代全面記述周總理的歷史功績增添了無窮的麻煩。周總理身上集中了中國人一切真、善、美的理想品格。我既然知道了周總理的這一件歷史性功績，就有責任如實寫出這一件。目的就是要以此展示：中國，有著這樣的總理；這樣的總理的部下中，有著我的父親。
 
 摘自《憶父親熊向暉，母親諶筱華》（寫作中）作者：熊鋼
 
 ****************************************************************附錄一：
 
周恩來向張治中“公開一個秘密”
-------------------------------------------------------------------
 
 １９4９年１１月５日，我收到一份請柬：“國歷１１月６日（星期日）中午１２時半潔樽候敘周恩來謹訂座設中南海勤政殿”由于我和司機不識路，到勤政殿晚了幾分鐘，我正想向周總理解釋，總理卻指著客人說：“都認識吧?”我一看，客人是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當局原派的和談代表。張治中說：“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義了?”總理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客人們似乎有些茫然。
 
 席間，總理說：今天我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總理指指我，說：他是１９３６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們頓時大為驚訝。劉斐原是國防部次長，他說：真想不到!難怪胡宗南打敗仗。總理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張治中說：我早知道蔣介石在軍事上、政治上都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上他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蔣介石的特務如狼似虎，胡作非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這樣的人?總理說：我們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國民黨的特務工作有本質不同。
 
 總理說：今天借這個機會向大家說清楚，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幫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報。當時我們誠心誠意想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中共中央還決定不在國民黨機關、部隊里建立黨組織。可是蔣介石硬是要反共，我們不能不自衛，我們就交給他自衛的任務。
 
 總理向張治中說：文白先生最清楚，抗戰勝利以后，毛主席去重慶，我們又誠心誠意同國民黨合作和平建國，我們作了許多讓步，但是蔣介石硬是要打內戰，要消滅共黨共軍，我們為了人民的利益，絕不能聽之任之。毛主席早就公開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是這樣，在情報上也是這樣。蔣介石、胡宗南已經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今天我向大家講出來，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轉告蔣介石，讓他知道來龍去脈。還要勸他改弦易轍，反共是自取滅亡，反攻是癡心妄想，勸他不要反動到底。我們對他還寄予期望。
 
 總理又指指我說：今天向你們公開這個秘密，還有一層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們都是熟人，先給你們打個招呼，免得誤會。
 
 從此，我正式從“地下”轉到“地上”，在周恩來的指引和領導下，踏上新的征途。
 
 摘自《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作者：熊向暉
 
附錄二：周恩來談西安情報工作
--------------------------------------------------------------------
 
 7月間的一天，羅青長領我去見周恩來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興，說：終于在勝利以后見面了。
 
 周副主席談到，１９4７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事先得到我的情報，中央作了準備。許多同志擔心毛主席的安全，紛紛要求毛主席離開陜北，轉移到比較安全的解放區，毛主席沒有同意，認為陜甘寧邊區地形險要，群眾條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沒有問題。毛主席還說，只要了解敵情，最危險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說，得知蔣胡軍有了測量電臺方向位置的設備，他很重視，下令中共中央的電臺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戰軍在作戰前部署期間以及在作戰中，不用無線電傳達，改用小電臺拍至大電臺代轉，以便迷惑敵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擊的情報后，毛主席同意到真武洞公開出席祝捷大會，公開宣布毛主席、黨中央還在陜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牽著他的鼻子走。
 
 周恩來說：西安的情報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羅青長說：還有陳忠經。陳忠經，１９１６年生，江蘇儀征人。１９３4年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后在昆明西南聯大畢業。１９4０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4７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１９4９年６月回國。建國后曾任對外文化聯絡局代局長，對外文委副主任，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申健申健，原名申振民，１９１５年生，河北大城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師范大學（抗戰開始后合并為西北聯大）參加民先，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4７年入美國西保大學研究院。１９4９年６月回國，建國后曾任駐印度大使館參贊，駐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１９９２年逝世。
 
 一共三個人。周恩來說：在我們黨的情報工作中，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可以說是“前三杰”，你們三人，可以說是“后三杰”，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都為保衛黨中央做了貢獻。毛主席曾設想，如果發勛章，也要發給你們。
 
 周副主席還談到王石堅。他說：王石堅被捕，克農很擔心你們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擔心。這同１９4６年丟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樣。那次是顧慮馬歇爾直接交給蔣介石，一旦蔣介石看到，下令查辦，不論中統、軍統，都不敢馬虎。王石堅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統的人搞的，蔣介石不會馬上知道。從戴笠起，沿下來的鄭介民、毛人鳳，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關系，他們唇齒相依。胡宗南一定會壓住。王石堅沒有供出你們三人的真實身分，那當然好。其實供不供，無關重要。王石堅是靠陳忠經掩護才站住腳，你結婚后住在王石堅的家，東西被搜走，這都是明擺著的事。王石堅說是利用你們，鬼才相信。蔣介石特務機關一向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掉一個。有了這些線索，他們肯放手?即便王石堅招供，胡宗南也會讓保密局保他的駕。他不是愛護誰，是為了他自己。共產黨員在他身邊這么多年，還帶你打延安，保薦去美國，這件事捅出來，蔣介石饒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陳誠這些人更會落井下石。我估計胡宗南心里有數，必然壓著頂著，不敢聲張，還會否認。對這樣的事，我有點準頭。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們都安全。要考慮選一個被我們抓到的軍統頭目，把王石堅換回來據臺灣《傳記文學》第５8卷第３期(１９９１年)載：王石堅“后為（國民黨）當局偵破將之拘捕，王乃投降隨國民政府來臺，恢復原名趙耀斌，曾任國防部情報局專門委員，并在臺結婚，現已病故。”
 
 以上這段話，是１９4９年７月周恩來講的大意。３０多年后，周恩來正確的分析判斷得到佐證。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沈醉著《軍統內幕》，有這樣一段：“１９4７年秋冬間，我曾去西安見過胡，那是為了處理軍統在西安幾萬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處理面粉時，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清理出來的線索里，發現胡宗南的秘書和他的西北通訊社的負責人當中有中共黨員，已經活動了多年。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執掌軍政大權，連對日抗戰都不發一兵，而是全力對付共產黨。現在發現在他身邊居然有共產黨暗中活動，這使胡最為丟臉，是非給蔣介石痛罵一頓不可的”。葉翔之認為：“這事關系胡宗南的聲譽很大，問我應如何處理。我建議他立刻向毛人鳳請示，估計一天之內就可得到答復。第二天，毛人鳳復電指示，說涉及胡部下的問題，應先向胡詳細報告，有關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對此的確大吃一驚。這個死要面子的人，聽說自己的親信中居然有了共產黨，臉都氣得發青。他立刻決定將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幾個人都由他自行處理，要葉翔之不必過問；連向蔣介石報告時也應當把這幾個人另外列出來，千萬不能讓蔣介石知道。”
 
 摘自《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作者：熊向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