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
為紀念人民領袖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筆者從資料中整理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試圖為人們了解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辟一扇視窗，同時也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較系統資料
本文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從1965年11月至1969年10月。這期間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從初期發動到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開展，再到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以至中國共產黨“九大”的召開，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已基本告一段落。第二部分是從1970年1月到1976年9月，這期間發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到毛澤東逝世。從本文中可以看到，整個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基本上都是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進行，每一個部署，都傾注了毛澤東的心血。盡管運動中出現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但畢竟是毛澤東為防止無產階級政黨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防止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的一次偉大嘗試。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是第一部分（1965.11—1969.10）。由于是初稿，內容有待進一步完善，加之本人水平有限，難免會有欠缺、謬誤之處，請讀者提出寶貴意見。
毛 澤 東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活 動 簡 記
（1965.11——1969、10）
（初稿）
一九六五年
1965年11月10日
毛澤東批準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1961年寫的，主要宣傳海瑞剛直不阿、為民請命的精神。姚文認為《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平冤獄”是影射當時對“單干風”、彭德懷的右傾“翻案風”的批判。毛澤東在不通知中央政治局的情況下，批準發表這篇文章，并觀察全國各地報紙是否轉載。后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很快發展為文學藝術領域的一場大批判運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導火線。
1965年12月21日
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發表關于教育制度的講話時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事做試驗，但也要接觸實際。高中畢業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但光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
1966年2月至3月
毛澤東在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修改稿）上作了11處修改：將標題“江青同志召開”改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在“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之后加了“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還加了“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三月中旬，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找陳伯達、張春橋再次修改《紀要》，3月14日，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再次作了修改。3月17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紀要》的核心內容是16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黑線專了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
1966年2月12日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康生、周揚、吳冷西為組員，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2月12日，中央批轉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1966年3月12日
毛澤東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致劉少奇的信。毛澤東提出農業機械化要以地方為主的原則，說：此事以各省、市、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對原材料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也要由地方出錢購買，也要中央確有原材料儲備可以出售的條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則推遲時間，幾年以后再說。……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夠打仗，……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沒有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要同這幾個方面聯系起來，才能動員群眾，為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此種計劃而奮斗。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一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在解放以后，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很多地方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不要扣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
毛澤東兩次找康生等人談話，對彭真查問上海發表姚文元文章為何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一事，十分生氣。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宣部，指責《二月提綱》。他說：《提綱》是錯誤的，混淆階級界線，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主要是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他們扣壓左派稿件，是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他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并點名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應多出一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澤東發話以后，形勢急轉直下。4月1日，張春橋寫出《對〈 二月提綱〉的幾點意見》。4月2日、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光明日報》分別發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壓”的戚本禹、關鋒等人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此后，批判文章大量出現在報紙上。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
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上揭發批判了彭真的“反黨罪行”，同時還討論了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4月22日，毛澤東在會議上強調說：我們面臨嚴重的文化革命任務；吳晗問題的嚴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軍隊也有，斗爭涉及面是很廣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據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76人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組”提議增加的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人。事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草稿）》，對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綱》作了徹底否定和批判。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并基本通過了中央《通知》的草稿。這次會議就是按照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進行的。康生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1966年3月底的3次講話后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講話，概括起來有兩條：一是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準革命；第二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
會議貫穿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么辦？現在已經出了。6日下午，張春橋在會上發言說：姚文發表以后，反映強烈，全國各地來稿來信1萬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北京日報》社有人給上海《文匯報》社打電話問姚文的背景；二.北京各報都不登，這是誰向誰專政？三.12月30日決定印小冊子，24日印出，北京新華書店不表態，姚文進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統一布置，又有誰有這樣大的權利，可以這樣布置？
16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5.16通知）；會議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4月30日《關于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的報告》；林彪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彭真、羅定一分別作了檢查；劉少奇發言作了自我批評。這次會議通過的《5.16通知》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1966年5月5日
毛澤東會見以謝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伍修權參加了會見。毛澤東說：“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種可能，我們就有點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們在做地下工作。列寧講過，被打敗了的剝削階級長期還強于勝利的無產階級。列寧又講，農民、小資產階級每日每時都生長資本主義。”
1966年5月7日
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7日復信林彪，信中說：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是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幾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辦事結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通知》 說：《二月提綱》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斗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斗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通知》最后說：“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曾在受到我們重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偉華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報。康生把大字報底稿送給了在外地的毛澤東。毛澤東看到大字報后決定向全國廣播。6月1日，毛澤東對這份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此后，毛澤東還將這份大字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大字報6月1日向全國廣播后，引起強烈震動，文化大革命急劇升級。
1966年6月2日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章說：北京大學“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文章號召，要“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8月5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要廣泛地進行抵制。”
1966年6月3日
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擬定關于運動的“八條規定”：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聯；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這八條規定沒有成文，是口頭傳達的。這期間，毛澤東在杭州，劉少奇曾打電話請示匯報，沒得到明確的答復。
1966年6月6日
西安較大發生“六.六”事件。交大學生要趕走工作組，并貼出大字報，提出省委有黑幫。數十名學生分別到西北局、省委、新華社等地提出省委工作組和省委有黑線，西北局辦公廳負責人明確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機關，山西省委是西北局領導的，是正確的，省委工作組是革命的。學生們要辨別真假，不要上當。同日晚，駐校工作組開會，認為漂上來一批鬧事的“尖子”，出籠一批牛鬼蛇神，要組織隊伍追根子。事件發生后，劉少奇、陶鑄要《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陳伯達不同意。7、8、9三天，交大各系對“尖子”學生開了大小斗爭會，并把學生李世英等人帶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后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1966年6月9日
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毛澤東指示：不要急于派工作組。可以不派嘛，亂就亂它一陣。
1966年6月10日
毛澤東在杭州與越南胡志明談話。毛澤東對胡志明說：中國現在也出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問，以前我們知道不知道？我們是知道的，彭真犯過一系列的錯誤。早幾年我已經要撤換他。北京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
毛澤東說，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在談到當前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我們最近這場斗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7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你（指胡志明）不是贊成清官嗎？你說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沒有見過。……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毛澤東還說，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
1966年6月20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社論中寫道，毛主席說：“大字報是一種極有用的新式武器”，對待革命的大字報采取什么態度，是在這場文化的革命中區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區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志。
1966年7月3日
紅旗雜志發表社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必須組織和發展無產階級左派隊伍，并且依靠他們發動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領導與群眾相結合是黨的領導方法的一個根本原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須堅持這個原則。”
1966年7月8日
毛澤東致信江青。信中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5、18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么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買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的越高，跌的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全世界100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還要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信的最后說：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能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的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的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1966年7月18日
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聽取了中央文革關于工作組問題的匯報，看了有關學校的材料。隨后發表了談話說：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毛澤東還說，借“內外有別”是怕革命，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現在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后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毛澤東強調說，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志，應該有這個準備。
1966年7月22日至26日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江青4次來到北京大學。25日、26日兩個晚上，江青等親自主持北大全校師生關于工作組問題的辯論會。毛澤東親自聽了北京大學辯論會的錄音，并看了辯論會上遞的條子。明確表示支持反對工作組。
1966年7月24日
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研究工作組問題。毛澤東說，工作組成了群眾運動的障礙，要立即撤出。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1966年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屆是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全會第一天，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并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份大字報。毛澤東在信中寫道：“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里，我要說，我和我們的革命戰友們，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于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于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后，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從新做人的出路。”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份大字報分別題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中引用了毛澤東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1966年8月4日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講話中說：在前清時代，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么分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么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允許群眾情愿、示威游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要求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
1966年8月5日
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文如下：“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8月7日，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并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1966年8月8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共分為16條。決定闡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目的、斗爭對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關政策規定。決定說：“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決定》列舉了各級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存在的問題，指出：“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軟弱的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斗，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嚴格區分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決定》最后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1966年8月10日
毛澤東來到中央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十六條》公布的群眾。毛澤東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1966年8月12日
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毛澤東說：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還是不正確，要看以后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于文化大革命，廣大學生和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的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議和公報的實行；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就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了？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占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議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
1966年8月18日
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身穿綠軍裝，在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到京串聯的紅衛兵。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
毛澤東對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林彪在大會上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講了話。他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敢闖、敢干、干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大學代表聶元梓、各地的學生代表先后發了言。
1966年8月23日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他說：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采取什么方針？我的意見是亂他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人民日報》發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亂得不利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捉回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吁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1966年8月31日
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有50萬人。林彪在大會上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講話，說：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好的很！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象雨后春筍一樣發展起來。他們走向街頭，橫掃‘四舊’。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動手打人。斗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武斗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及靈魂。周恩來在大會上也講了話：“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來。”
1966年9月1日
毛澤東復信章士釗。信中說：“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系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順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信中講述了北京大學紅衛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爭了他，毛澤東便回了信。同時，周總理通知章士釗，北大紅衛兵已受到嚴厲批評，命令他們立即送回被抄物品。同日，周恩來按照毛主席的批示，擬定了一份應受保護的民主黨派和干部名單。
1966年9月7日
毛澤東致電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的信。信中寫道：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組織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要求由中央發一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然后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11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不準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
1966年9月15日
毛澤東第三次接見來京的學校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群眾約百萬人。林彪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講話。他說：“紅衛兵戰士們，革命的同學們，你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兵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余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斗中，取得了光輝的成果，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的隊，做得好！”
1966年9月21日
新華社播發了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去世的公報。萬曉塘在受到揪斗和關押后去世，有50萬人參加了追悼會，毛澤東指出，“這實際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1966年10月1日
毛澤東在國慶十七周年紀念大會上第四次接見來京師生和紅衛兵，150萬人受到接見。林彪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講了話，他說：“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進行的一種嶄新的創造性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斗倒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橫掃社會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剝削階級的‘四舊’，立無產階級的‘四新’。目的是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斗爭還在繼續。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參加會議的有各大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中央各部委負責人。
葉劍英在當天第二組的會議上發言說：主席說，這次運動暫定搞到明年1月，還有4個月。十一中全會后搞兩個月，要很好地總結經驗。為什么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是為了訪修反修，第二是為了戰備。現在備戰的任務很重，時間很緊。可能在1968年前后發動戰爭。主席說，三線不建起來，覺也睡不著，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戰爭動員。
16日，陳伯達在會議上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講話中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歷來幾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涌澎湃“。“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陳伯達在講話中引用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并點名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
24日，毛澤東在陳伯達講稿的送審稿上批示：“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兩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因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
1966年10月18日
毛澤東第五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150萬人。此次接見前，發生了“口號”事件。17日，中央中宣部廢除了16日為這次接見擬定的“標語口號”，，另發了一個“呼喊口號”，刪去了一些過長的文字，其中將“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案”改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刪掉了另外4個口號。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起來“斗爭”。18日晨5時，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身邊開會，討論通過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號”，并增加了一條“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口號事件”歸罪于陶鑄、熊復等人。
1966年10月23日
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作檢討。9月14日，毛澤東曾在劉少奇檢討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寫的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后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注：即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后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劉少奇在檢討中說：“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他在敘述派了工作組，作出“內外有別”等規定，批發北大工作組關于文化革命的簡報等項活動后說：“由我主持的中央匯報會議就陸續地作出了前面所說的那些錯誤決定。”“事實上就站到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運動打了下去……，雖然才五十多天，但損失是很大的。這種后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肅清，有些地方變本加厲造成了群眾的對立。”
毛澤東10月22日曾在鄧小平檢討送審稿上作了批示，表示肯定。
1966年10月24日
毛澤東召開工作會議并講了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讓紅衛兵看看《阿q正傳》；這次會議開得比較好些，上次是沒有經驗，這次會有了兩個月經驗，一共不到5個月的經驗。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過少錯誤，死了多少人，社會主義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個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出經驗。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誰也沒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乎哀哉。學生也犯了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我想在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陶鑄插話：大權旁落）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現在到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與彭真不同；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1966年10月25日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講了話。他說：“17年來，有些事情，我看做的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的不那么好。現在這個第一、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于信任別人。”“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這是在去年9、10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么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人干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發表的。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解決了。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文化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跟倉促。只幾個月。跟2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較起來，這個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犯錯誤也有原因。”
1966年11月3日
毛澤東第六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有200萬人受到接見。林彪代表毛澤東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講話還說：“毛主席是支持同志們步行串聯的。”
1966年11月8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以黎筍為團長的越南勞動黨代表團，參加會見的有林彪、周恩來。越南代表團感謝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所給予的巨大援助，毛澤東重申中國將繼續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至取得最后勝利。
1966年11月9日—10日
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上海市委認為“工總司”是一個違反中央規定的跨行業組織，采取了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工總司”會后組織了請愿游行，并要求市委領導接見，市委領導拒不出面。在毫無結果的情況下，“工總司”2000余人乘火車赴北京請愿。火車離開上海不久，被鐵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車站，“工總司”群眾當即下車，臥軌攔截客車，致使滬寧線中斷30多小時，制造了“安亭事件”。事情發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匯報。先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指示：堅決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不能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在問題解決不下的情況下，中央文革派張春橋處理這一事件。張春橋到上海后，驅車去安亭和王洪文等“工總司”的頭頭開會，達成協議。13日下午，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正式簽字同意了“工總司”的5項要求：一、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二、承認11月9日的大會和工人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三、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出公開檢查；五、對“工總司”今后的活動提供各方面的方便。為此，上海市委負責人曾打電話向中央匯報，并開會對張春橋提出了批評。但事后，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張春橋的做法，毛澤東也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并說：可以先斬后奏，總是先由事實，后有概念。
1966年11月10日至11日
毛澤東第七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200萬人受到接見。毛澤東在檢閱臺上對一些負責人說：“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里面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這次接見采用檢閱方式，毛澤東乘敞篷汽車檢閱。
1966年11月25日至26日
毛澤東連續兩天第八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250萬人受到接見。從8月18日以來的三個多月中，毛澤東共接見了1100多萬師生和紅衛兵。
1966年12月3日
中央軍委轉發毛澤東、林彪同意南京軍區黨委緊急指示中的三條意見：一、一切轉業復員軍人不準成立紅衛軍或其他名義的單獨組織，只應參加所在單位的文化革命組織。
二、不準沖擊解放軍機關及所屬部隊。三、所有專業、復員軍人必須保持和發揚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并協助解放軍加強戰備，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12月21日
毛澤東接見了波蘭共產黨臨時中央的楊力。毛澤東在接見時說：一大群人掛著馬列主義的招牌，現在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在中國也是這樣。有一群人，我們看到了，他們是國內的修正主義。單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要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作了一些，只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斗爭去做。先從學校的學生和機關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廠、農村，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很不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不贊成。他們只贊成我們反對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造中國的希望就是他們。并且他們還在黨內，早就鉆了進來，有老黨員，也有新黨員。我們的黨員80%是1948年以后入黨的，有些是資產階級投機分子。領導機關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就怕紅衛兵。在工廠要組織紅衛兵，在農村也要組織紅衛兵，看看誰勝誰負，勝負還未定。
1966年12月29日
毛澤東批示轉發林彪關于浙江問題的指示。27日，南京軍區向林彪報告了浙江省軍區同浙江大學紅色造反聯絡站談判的情況，林彪指示：要把對學生的工作當作群眾工作來做。這是送上門的群眾工作，不但不應當由于這個問題引起軍隊與革命學生的對抗，而且應當借這個機會加強軍隊與學生的團結。……
一九六七年
1967年1月8日
毛澤東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問題發表談話。毛澤東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5日的告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一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毛澤東還說：“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產，這是很大的階級斗爭。”
1967年1月9日
《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1月5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并發表編者按語，這一按語經毛澤東審定。按語說：“上海《文匯報》1月5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
1967年1月10日
毛澤東對《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發動總攻擊》一文和《緊急通告》寫出批語：“伯達同志和小組同志們：（一）此兩件很好；（二）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起草好了以后，開一次較大的會通過發表。”批語最后補充說：“關于反經濟主義的文件，不要發了，上海這個就很好。”
1967年1月11日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賀電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32個革命群眾組織：你們在1967年1月9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模范。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你們及時地識破和揭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陰謀，進行了有力的還擊，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斗任務。你們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制定了正確政策。你們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干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1967年1月13日
毛澤東與劉少奇談話。毛澤東派秘書乘車接來劉少奇，在談話中，劉少奇說自己犯了錯誤，鄭重地向毛澤東提出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干部是好的。盡快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職務，和妻兒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未置可否，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介紹了黑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德《機器人》。臨別時毛澤東送劉少奇到門口，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1967年1月17日
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等人。參加會見的有康生、劉寧一。毛澤東在會見時說：“我們黨內的斗爭，過去有些你們可能不知道。有一部分你們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斗爭。關于社會主義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針和政策，同劉少奇同志的這個斗爭是從1964年夏天開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條就是這場斗爭的結果。”王明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他在莫斯科寫文章反對我們。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了。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黨內總有左、中、右，那么干凈就不太好。但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
1967年1月21日
毛澤東做出派軍隊支持左派的批示。當日，安徽省造反派計劃召開大會，批斗省委主要負責人李葆華，要求軍隊支持，保護現場，防止對立派的沖擊。毛澤東在安徽省軍區的請示電報上批示：“林彪同志：應該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毛澤東同時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要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周恩來向軍委碰頭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批示。次日，毛澤東接見軍委碰頭會議人員時，要求他們“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戲一樣，要亮相。”他批評許多軍區把造反派講的一片黑暗，好像一點光明也沒有。要求軍隊“能夠公開支持的，就公開支持，時機不成熟的，就半公開支持。”
1967年1月22日
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碰頭會人員。受到接見的軍隊領導人紛紛向毛主席訴說挨斗被整的情況。徐向前說，造反派“要揪誰就揪誰”，毛澤東說：“那還得了，到處抓人怎么行。”同時毛澤東要求軍隊干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經驗教訓，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1967年1月28日
中央軍委發布八條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議，林彪口授的。其中第八條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增加的，這第八條是：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等。毛澤東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斗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7000人的縣委書記以上的干部大會，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就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我們只抓了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文化界的斗爭，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毛澤東還說：“現在兩方面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于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還要長。”“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1967年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舉行成立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參加大會并講了話。大會《宣言》稱：“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地平線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2月12日，毛澤東把張春橋、姚文元召到北京談話，毛澤東說，考慮到國家體制改變的復雜問題，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2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示各地在建立新政權時“不要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稱”。張春橋回到上海后，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在懷仁堂召開，譚震林、葉劍英、陳毅、李先念等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展開激烈斗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譚震林在會上說：“什么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什么？這時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個一個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蒯大富，是個什么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譚震林要退出會場，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斗爭！……當晚，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紀錄，江青給毛澤東寫了個條子：“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幾小時后，毛澤東召見了張、姚，聽取了匯報。
1967年2月18日
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了譚震林等老同志。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葉群是代表林彪出席會議的），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臺，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你譚震林也算老黨員，為什么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毛澤東還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黨員來解決。毛澤東說完，就退出會場。從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七次“政治生活會”，解決老同志的思想問題。
1967年2月19日
毛澤東對北京衛戍區《關于五所高等學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和《關于兩個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作出批示：一、此兩件立即轉發全國；二、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20天。在軍訓的20天中，軍訓時間每天不要超過4小時，同時學校原課程每天相應減少4小時；三、黨、政、軍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20天。
1967年2月23日
青海西寧市發生開槍流血事件。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是西寧地區支左工作聯合辦公室副組長，為了對報紙電臺實行軍事管制，趙永夫于23日調動武裝部隊，親自任總指揮，組織奪占報社，但當時《青海日報》已被西寧“八一八紅衛兵戰斗隊”控制，雙方發生武裝沖突，開槍射擊，共傷亡377人。其中群眾死169人，傷178人，部隊死4人，傷26人。青海軍區將情況向中央軍委和林彪做了匯報。同日，葉劍英聽趙永夫電話報告后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組最初保持沉默，幾天后，他們在《簡報》上刊登紅衛兵控訴武裝鎮壓的來信，由張春橋等人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青海事件，毛澤東于3月1日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澤東、林彪對青海問題的調查做了批示。根據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于3月24日做出《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宣布對趙永夫隔離審查，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著手籌備以劉賢權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文革結束后，趙永夫被平反，重新安排工作）
1967年2月24日
張春橋在上海“進一步開展奪權斗爭誓師大會上”傳達毛澤東12日以來幾次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內容。所傳達的毛澤東講話的主要精神是：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發動的。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機構中有一部分被篡奪了；“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青年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貢獻，但是他們馬上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的班還不行；現在各省市都學習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么？那國號改不改呢？如果改為中華人民公社，那國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長了。國號一改，還有個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我看蘇聯就不會承認，承認對他不利。公社成立了，還要不要黨呢？我看應當要，總要有個核心。……總之，還要有一個黨。我看名稱還是不變得好，還是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還是叫國務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吧！……還叫上海人民公社，有點是保護上海人民的熱情，缺點是全國只你們一家，不是很孤立嗎？《人民日報》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會發生一系列問題。
1967年3月6日
章士釗分別致電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自信中國成立后，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仰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假如劉少奇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毛澤東收到信后，于3月10日復信章士釗：“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吉安！”之后，毛澤東把當時中央整理的尚未公布的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讀。
1967年3月7日
毛澤東對《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材料作出批示：“此件可以轉發全國，參照執行。軍隊應分批分期對大學、中學、 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并且參與關于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8日，中央轉發了毛澤東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學的材料。此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務除支左、軍管外，又增加了軍訓。
1967年3月12日
毛澤東會見新西蘭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參加會見的有周恩來、康生、劉寧一。毛澤東在談話中說：革命派在開始時都是受壓迫的少數派。北大的聶元梓是這樣，北航紅旗也是這樣。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北航開始時多數派有幾千人，少數派紅旗只有兩百人。各個學校都是這樣。多數派是紙老虎。上海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工廠，開始時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數。有人說中國已經搞了十幾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從文化革命才開始的。……過去歷次整風都是在干部中進行的，沒有發動群眾起來檢查干部，這次是發動群眾起來檢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壞的，可能辦錯事，整錯人……解放以后，學校還是國民黨的，教員大部分是國民黨留下來的，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都是如此。……共產黨自己沒有多少教師、演員和畫家，有經驗的辦報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這些的還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看來要一兩年，這是從全國范圍來說。
1967年3月30日
《紅旗》雜志第5期發表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社論轉引了毛澤東的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196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安徽問題的決定》，毛澤東在這個《決定》上批示：“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擊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沖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并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是了。而各地把沖擊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1967年4月6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于保護群眾組織的10條命令。毛澤東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命令要求全軍：一、對群眾組織，無論是革命的，或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準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二、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三、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四、對于過去沖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對待較大群眾組織采取什么態度，應深入調查研究，進行階級分析；采取重大行動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六、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七、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兩條路線斗爭教育。八、對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詳細交待政策。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十、對業已違反上述諸條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積極進行善后處理。
1967年4月8日
陳伯達、康生在中央軍委召開的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對該書的批判：“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斗爭，不講政權的斗爭，只講個人的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
1967年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毛澤東在接見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時說：“我祝賀你，祝賀大會成功。請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賀。”“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離生產，這樣不會造成脫離群眾，要半官半民。”
1967年4月23日
毛澤東在《陜西駐軍負責同志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的報告上作出批示：“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采取此種做法。”同日，毛澤東又在成都軍區的一個報告上批示：“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人說，他們那里軍隊做的事情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了臺，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住氣，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公開承認錯誤并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向正規。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
1967年4月24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見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張春橋、姚文元、劉格平、張日清、李再含、潘復生、王效禹、謝富治。接見后，毛澤東等觀看了上海市舞蹈學校演出的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并同演員們一起照了像。
1967年5月1日
毛澤東、林彪等和首都300萬群眾共慶“五一”國際勞動節。當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委會代表團。
1967年5月3日
周恩來在接見全國14個省、市夏季糧油征購會議代表時說：毛主席說過，農民億多報少是藏富于民。糧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處，農民是不會亂吃掉的，藏在農民家里比國家收購起來還好。你們不要產生錯覺，這不是提倡不老實，毛主席講這句話的意思是正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不下去，不調查，1961年以前實行高指標、搞征購，整了農民，現在他們就以多報少。
1967年5月17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18日，《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為此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澤東的指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歷史時期才能解決。如果弄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1967年5月19日
周恩來就所謂“伍豪事件”問題致信毛澤東。信中說：“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毛澤東看到周恩來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1967年底，北京有一個學生寫信給毛澤東重提此事，毛澤東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1967年6月6日
毛澤東會見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桑穆加塔桑。參加會見的有康生、劉寧一。在談到國內情況時毛澤東說：參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無產階級，甚至混進來一些壞人。但是主要的群眾是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總而言之，過去的領導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群眾的。
1967年6月9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參加亞非拉作家常設局舉行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的各國作家和朋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見，被接見的有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80多位作家。
1967年6月16日
毛澤東、林彪觀看又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謝富治等參加了觀看。
1967年6月22日
毛澤東、林彪觀看又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海港》。觀看演出的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聶榮臻、江青等人。
1967年6月22日
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接見參加赴越作戰部隊座談會代表。這次會議是為研究改進高炮裝備問題有總參謀部展開的。毛澤東提出：“要狠抓一下雷達、光學儀器、指揮儀，要減輕重量，提高質量，增加數量。”
1967年7月5日
毛澤東要求制止各地建造毛澤東塑像的現象。毛澤東在致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信中說：“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股浮夸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禁止。”
1967年8月1日
《紅旗》雜志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社論中提出“批判軍內走資派”問題。社論說：“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集中地表現為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斗爭，資產階級搞復辟，一定要抓軍隊、抓槍桿子。無產階級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也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牢牢掌握軍隊。……”“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斗爭的大方向。”社論是由王力、關鋒等起草的。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篇社論，提出“還我長城”。
1967年8月16日
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給煤炭工業戰線職工的信》，號召煤炭工業戰線的革命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正在武斗和停產的煤礦，應當立即停止武斗。……
1967年8月25日
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1967年8月30日
毛澤東批準周恩來的報告，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
1967年9月5日
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于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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