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元：總結經驗要實事求是、著眼大局——在第五屆國史學術年會上的講話

總結經驗要實事求是、著眼大局——在第五屆國史學術年會上的講話

    
    
   （一）重視對待毛澤東主席的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的功績舉世公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他在理論和實踐上一刻也沒有停步，一直在努力探索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權力、如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趕超發達的資本主義、怎樣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課題。他的成功與失誤，他的光輝與瑕疵，大多與此相關。
    如果說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沒有完全搞清楚這些問題，是符合實際的；如果說他們沒有思考并力圖解決這些問題，是不符合實際的。毛澤東主席不迷信蘇聯的理論與經驗，他在指導思想上也不拒絕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從未主張要閉關鎖國。至于說毛澤東蓄意要搞封建主義，那更是無稽之談。
    對于毛澤東主席和其他黨的主要領導人如何估價，關系黨的命運，任何時候都不應輕心掉之。近些年來隨著思想的解放和黨內民主的擴大，拉近了黨的領導人與廣大黨員的距離，人們常常以審視的而不是盲從的眼光觀察黨和國家的舉動，這是非常可喜的進步。打破禁區、思想活躍，拓寬了明辨是非、認識真理的途徑；但是發現真理、檢驗真理不能憑主觀的夸張，而要尊重實踐的結論。一個有覺悟的共產黨員應當嚴肅地對待批評的權力，對黨的歷史和黨的幾代主要領導人如何客觀公正地評價，不是個人的言論自由，而是對黨和人民的歷史責任，不允許輕率任意地褒貶，這是關系全黨利益的大事。用什么樣的評價概括毛澤東主席的功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深謀遠慮，沒有留給后人去評說，及時地作出了符合實際、符合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歷史決議。研究國史是歷史的重任，國史的專家首先應當有歷史的責任感和高尚的職業道德。要以總結經驗教訓、鑒往知來，以利于推進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為出發點；以實事求是地判斷歷史是非，得出規律性的結論，提高黨執政興國能力為目的；以客觀公道的態度評價歷史和領袖人物過功。不應苛求前人，尤其要反對快意恩仇、羅織惡名、妄加不實之詞的惡劣態度。
    中國傳統文明特點之一，是重視修史，特別崇尚以公認的倫理道德評價歷史、臧否人物。有不少修史的人才不隨波逐流，敢于仗義執言，甚至有以身殉道者。孔子作《春秋》，往往用一個字表示肯定或者否定，可以說極其嚴謹了，但他還是感到不安，他對弟子們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他是以誠惶誠恐態度對待治史的。老子送孔子，臨別贈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孔子對這番教誨心領神會。回到魯國以后，他的思想更加發揚光大。
    遼代政治家耶律孟簡有感于史學家的經驗教訓，說：“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茍無明識，好惡循情，則禍不測。”
    楚令尹子革對楚靈王論史官的評價，他認為，光有好的文筆，不能稱作良史，作良史的人，應當“記君之過，揚君之善。”
    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唯物史觀認識和評述歷史，把偉大人物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考察。恩格斯在講到黑格爾劃時代的功績和他的局限時說：“他雖然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
    毛澤東同志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當然也受到同樣的限制，要求他超越一切限制是不公道的。假設沒有他的成功與失誤在前，鄧小平理論也難以誕生。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和建設史、總結革命和建設的經驗，黨中央早已作出表率，對重大的歷史問題和毛澤東等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是非功過都已作出鄭重的結論。兩個歷史問題的決議，江澤民同志在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的講話，就為我們指明了研究黨史國史的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研究國史必須講黨性，自覺地堅持實事求是和從大局出發。不實事求是就會陷入“好惡循情” 的謬誤：擁護者，過度贊揚、諱疾護短，不能令人心悅誠服；反對者，專攻其短、百端丑詆，必欲置之十惡不赦的境地，這是不能容忍的。
    不從大局出發、以泄私憤的態度對待歷史問題，以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戈爾巴喬夫對列寧主義、葉利欽對蘇聯的態度討論、述說黨和國家的歷史，其結果就是打倒共產黨，毀掉社會主義國家，蘇共倒臺和前蘇聯解體的慘痛歷史教訓就在眼前。
    前蘇聯與中國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不同命運不是偶然的，蘇聯的失敗與中國的成就，都同如何對待本黨的歷史、如何確定改革的方向有關。孟子說：“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認真體會這段話，有助于理解中、蘇兩黨兩國不同的歷史命運，同時應當深思我們怎樣正確地對待自己的黨和國家，是自伐自毀還是自立自強？
   （二）研究國史、總結經驗，既要正確地了解國情，又要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
    毛澤東同志說過，“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他還多次說到，不僅要了解中國的今天，還要了解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研究。
    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就不能理解，為什么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不能成功，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為什么三民主義行不通，而土地革命、工農聯盟、統一戰線這些戰略決策無往而不勝；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為什么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什么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設國家的方針，為什么要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為什么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去建設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為什么提出代表中國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及建立和諧社會，等等。這一切，既是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和信念，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
    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有比我們豐厚的財富，西方的理論家認為這是他們的經濟、社會制度優越，也有人為我國“指路”，頌揚美國的模式，認為照搬他們的模式就可以構建成“橄欖型的結構”，幾億農民就可以被“化”進城市，許多美好的情景就會出現。這種思路大約折射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狀，但是在初級階段的中國是否適宜，我們應當腳踏實地以科學的態度進行深入探討。
    鄧小平同志說：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包含幾十年奮斗經驗、幾十年艱辛探索的深刻思想、科學結論。鄧小平設計的基本路線和他強調堅持的社會主義本質、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就是中國自己的路。舍此正確的選擇，企圖照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過去行不通，現在依然走不通。不要說我們不贊賞資本主義制度，拋開這個原因，還有一個根本的障礙就在于國情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建設的歷史，即使在發生過嚴重失誤的那些年代里也有重大的成就，拿1978年與1949年比較，原煤增長近20倍，發電量增長60倍，鋼200倍，原油860倍，汽車從0到14.9萬輛，財政收入達到1132.3億。在發展中國家里，在人口增長4.2億的嚴重壓力下，二十年取得這樣的成就，無論同哪一類國家比較，也是不平凡的。
    改革開放的27年使中國成為舉足輕重的發展中大國，誰也不能否認這個成就。但是有人將其歸功于市場經濟的魔力，而不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的成效。中國今天的成就，從根本上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成果；在改革和發展中發生的一些重大問題和矛盾，只有堅持社會主義的本質才能妥善地解決。
    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孰優孰劣，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有充分的自信，吹噓西方制度平等、民主、自由并不是什么新發明，早已被馬克思作了淋漓盡致的批判。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馬克思的第二個重要發現就是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揭示了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頁）現在將美國統治集團所鼓吹的民主、人權同他們的行徑作對照，看一看美國對古巴四十多年的封鎖，在前南斯拉夫、伊拉克的戰爭以及遏制中國發展的許多拙劣伎倆，就可以清楚地認識他們那種“公平”、“正義”、“平等”的真面目。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苦難深重的歷史、積貧積弱的狀態，根源何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掠奪是重要的原因。談到國情時，我們飲苦水也要思惡源，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以后近百年間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沒有日本帝國主義十四年的殺掠，中國的國情也許會改寫。
    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史，要有正確的方向，需要科學理論作指導。
    建國五十多年有成績、有缺點，有經驗也有教訓。五十多年的實踐與五十多年理論上的探索相伴而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光輝紀錄和不朽的成果。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回顧五十多年的歷程，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社會主義中國的軌跡，就可以唾棄那些妖魔化中國的荒唐論調；可以總結出自己成功的經驗，從而使一脈相承具有實在的內涵；也可以嚴肅地反思那些不應重復發生的過失。
    人類認識世界不是一條筆直的路，特別是探索前人未曾走過的道路，曲折和失誤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毛澤東主席的過失已經載入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認為還發生過忽視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誤。有缺點和失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執迷不悟，拒絕聽取批評改正錯誤。科學地總結成功與失誤的經驗，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是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保證。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江澤民同志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的講話，胡錦濤同志紀念鄧小平、陳云誕辰百年和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講話，不僅為國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理論和方法，我們要認真地學習、研究這些理論和方法，確保國史研究遵循正確的方向，取得積極的成果。
   （《環球視野》摘自2005年第6期《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