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看到一篇和平演變的文章，講的是建國以來一直到文革期間，有知識分子自殺的事，然后暗指這個時期多么多么地黑暗，因此，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也就成了一種人類歷史上邪惡的事情。但是我要說的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前二十幾年的上層社會包括知識分子的自殺或者被殺，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惜。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由什么引起？由激烈的階級斗爭引起。下層的人民受不了上層階級，包括剝削階級和他們的支持者，知識分子的沉重壓迫，活不下去，不得不反抗，經過國內革命戰爭，獲得勞動人民專政的政權。正如毛澤東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是作文章，不是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因此，從人道主義的觀點來批評革命是一定百戰百勝的。因為，要革命就一定要殺人，也一定要迫害人，只不過一切都反了過來。原來是統治階級殺被統治階級，是統治階級迫害被統治階級，但是現在變了，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革命就是摧毀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那么這殺人的規則就一定不能按舊制度的規則來，可是新的規則又在建立過程中，因此一定有不該殺的人被殺了，歷史上的所有革命都是如此。可是，如果沒有革命，就不會有新制度的產生。
那篇和平演變的文章在分析了大量的知識分子的自殺后，統計了這些自殺者的年齡，發現他們都是在四十多歲到五十多歲。
這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階級斗爭性質了。只要作一下計算就行。
我們知道，在1949年，中國的革命勝利了，下層階級的人民推翻了上層階級的統治，那些地主，富家，資產階級，紛紛地失去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失去了他們的財產，失去了他們對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權力。我們也知道，在1949年，勞動人民絕大多數基本是文盲，基本上是不識字的。那個時候識字的是什么階級的人呢？當然是有錢階級的人，當富人的小孩坐在學堂里念書的時候，我們的雷鋒還在山上砍柴，還被地主婆用柴刀砍傷了手背，那時候被侵害權利的是勞動人民。
那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1949年到1976年，那時候的四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們都是什么時候念的書呢？1976年減去1949年就是27年，因此我們知道，在這期間是四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們，在解放初期也就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而且他們一定是在解放前受的教育，學的知識。那么，他們屬于哪個階級呢？很清楚，是屬于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因此，在革命以后，他們的父母遭到鎮壓或者被殺就是理所當然之事。除了其中的少數圣人以外，這些四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們憎恨革命也是必然的，決不會有多少冤假錯案。
比方說如果我是那個時候的一個知識分子，我當然懷念我小時候的時光，那時候有丫頭和老媽子伺候，當周圍世界的勞苦大眾們在死亡線上掙扎時，我卻家財萬貫，在一所美麗的大學里西裝革褸地與美貌女子談情說愛，花前月下，渡過一段美好時光。突然間革命來了，我的家財被席卷一空，自己也不得不穿著和工人農民一樣的非常老土的服裝，和他們一起擠住在破草房里，父親也可能被革命者殺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夠不憎恨革命么？作為被推翻的階級，我能夠不感到絕望么？
因此，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出于對他們所屬的階級的前途感到絕望，紛紛自殺，也是必然的，這是革命的必然結果，因此并沒有什么可值得大驚小怪的。
那么，1949年的革命不搞行不行？我認為當然不行，正是因為1949年的革命，才使得今天的中國能夠有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機會，否則一丁點兒國家的前途都看不到，要是照蔣介石那種統治搞下去，當今的中國，一定是世界毒品的生產基地，賣淫的基地，艾滋病流行的最大國家，各種反政府武裝也一定長期得不到解決，人民生活根本就沒有安定的機會。
我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影“列寧在1918”拍得很好，實際上中國的電影鮮有超過這個水平的，這部電影就始終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之爭。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張蘇聯地圖，周圍的黑影不斷地侵蝕，使它縮成了非常小的一塊，然后是畫外音“1918年，蘇聯的地圖是這樣的”，在工人奪取政權之后，蘇聯受到十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白匪們到處暴動，烽煙四起，城市斷糧，人民處于饑餓之中。一個6歲的小女孩跑進列寧的辦公室，列寧問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說叫娜塔莎，問她父親和母親呢，回答說餓死了。列寧一聽心情沉重，立即打電話要求嚴厲鎮壓糧食投機商，并下令收留在大街上的流浪兒童。
這時候人道主義者高爾基來找列寧的麻煩，認為列寧太殘忍了，列寧回答說：“當兩個人在進行生死搏斗時，你怎么能夠斷定哪一拳打得正確，哪一拳打得不正確呢？”列寧對高爾基喊到：“他們用憐憫的淚水蒙住了你的眼睛，把憐憫丟掉吧！”。當列寧遇刺躺在病床上時，高爾基又來看他，列寧對他說：“我們的爭論今天有了一個結果，我身上現在帶著知識分子的子彈。”實際上，如果當時的工人政權稍微軟一點，人道一點，那么所有布爾什維克黨人就都是巴黎公社社員們的下場。當然，如果那樣，人道主義者們又會高喊反動軍隊對工人鎮壓太殘酷了，可是誰聽呢？
其實，那些自殺的知識分子們仍然是短視的，因為當時的情況，就我當時的感覺，確實是以為紅色江山萬萬年了，以為階級敵人是不可能復辟的了，勞動人民是不可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了。因此，其實大家都沒有把毛澤東“四個存在”的警告放在心上，誰都以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象有防火意識那樣“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是一種笑話，階級敵人都消滅完了怎么還會有什么復辟的危險性呢？這當然是錯誤的看法，因為自由的代價是永恒的警覺，毛澤東的四個存在理論正是說的這一點。
那些個和平演變家們，將他們被迫害或者打死的同類的名字加以一遍又一遍地整理，一遍又一遍地寫著各種文學描述來說明那個時期有多么多么慘。
可是，又有誰努力地去收集深圳癸涌大火中燒死的打工妹的名字呢？又有誰去收集那些在爆竹廠爆炸中喪生的人，在礦井下喪生的人，在各種大火中喪生的人的名字呢？其實，人道主義者們的階級性是非常明顯的，從他們更喜歡紀念的人，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心目中并沒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他們永遠認為一群對社會其實什么貢獻都沒有的所謂的知識分子要比一般人高貴，他們就是要分出人上人和人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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