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元：國史研究要以科學、敬謹的態度對待

　　國史研究要以科學、敬謹的態度對待

　　陳奎元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如同研究黨史一樣，必須秉持求實、謙恭、科學的態度。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也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勛。我們研究國史要以他們的輝煌功業作為研究的起點和研究的對象，作為后輩，要懂得飲水思源，以敬仰的態度研究前人的思想、經歷和得失。在探尋他們足跡的過程中，我們似應當經常思索他們對我們的教誨和期望。要學習他們的思想，景仰他們的風范，頌揚他們的業績，總結、汲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只有這樣，國史研究才能走上正道，才能無愧于先人。

　　現在，老一輩革命家和追隨他們的一代前輩早已光榮地完成了歷史任務，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他們未竟的事業應該由我們和我們的后輩繼續進行下去。盡管他們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道路上也曾發生過一些失誤，導致一些曲折，對其中的教訓，我們在研究國史時也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但我們絕不能背離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苛求前人、隨意褒貶，更不允許向前人頭上潑臟水。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以避免某些失誤，后人不需求全責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勞動人民第一次當家做主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迅速地擺脫了國民經濟瀕于崩潰的局面，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站穩了腳跟。1958年發生了“大躍進”的失誤，接著出現三年困難時期，然后又發生“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未能一帆風順，但不能說我們國家的建設在前30年是沒有成績的，甚至說是到了衰敗的境地。事實是，經濟建設盡管受到干擾，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實力比建國初期發生了質的飛躍。

　　國史研究是與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學術研究，到底能不能離開正確思想的指導，對這個問題，本來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現在常常見到一些奇談怪論。

　　清朝初期，人們經常回味和探討明朝為什么滅亡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明朝“亡于寇盜”，即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起義造成了明朝的滅亡；還有人說是“亡于宦官”，認為宦官擅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康熙皇帝說是“亡于朋黨”，認為是官員分成不同派別、互相斗爭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那時有一個學者叫陸隴其，與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說：“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這個觀點振聾發聵，學術研究不是無關輕重的問題，它可以亡一個國家、亡一個黨。我們從事國史研究，是關系國家興衰的大事。我們一定要把它提高到興黨興國興民這樣的高度上來認識，擔負起自己應盡的歷史責任。

　　國史研究不僅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正確的方法。這里，我再舉幾條古人所說的話為例。清朝初年，幾代皇帝都重視修明史。當時負責修史的學者認為，元朝人修宋史和明朝人修元史都修得不好，因為修史者出發點有偏頗。為此，康熙皇帝專門為修明史而寫了一篇文章給大臣們看。他說：“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為一偏之論。” 我認為，“秉公持平”這四個字非常重要。我們講要肯定老一輩領導人的功績，并不是說要隱瞞他們的錯誤，而是要“秉公持平”，也就是說要尊重歷史、客觀地評價歷史人物。過去寫史書不“秉公持平”的典型人物是《二十四史》中《魏書》的作者北齊人魏收，他公開宣揚以個人愛憎臧否歷史人物。他跟別人說，什么人敢跟我作對，我寫歷史的時候就沒有他的好處。他揚言：“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 所以，《魏書》寫成后，有一百多人上書投訴他，被人稱為“穢史”。元朝在修宋史的同時，還修遼史和金史。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他問道：“修史以何為本”？大學士揭斯說：“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他主張“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歸于至當而后止。”這講的就是修史一定要講史德，要公正，不能偏頗。清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同大學士們一起談論修史，認為修明史關系極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并說《宋史》、《元史》“是非失實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批評當時史官“輕浮淺陋，妄自筆削，自以為是”；認為修史應當“不畏當時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我們是新中國的兒女，對待國史研究和評說，自然應該“秉公持平”，應該“重良心”。如何對待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一輩領導人，如何對待他們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斗所奠定的基業，用什么心態來研究他們、描寫他們，確實有個秉公問題、良心問題。

　　下面，我想借這個機會再談談對學習延安精神的一些認識。延安精神究竟應該怎么概括，如果條分縷析，可以提出數十條、上百條，甚至更多的概括。我認為延安精神是極其豐富的精神財富，簡單化地概括成幾條，不一定全面準確，還可能給人以誤導。前些年，曾經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精辟地概括成幾句話。如果真正抓住這幾句話的實質，確實有助于人們更好地了解毛澤東思想。但假如一個人對毛澤東思想知之甚少，難以理解這幾句話的深刻內涵，就有可能以為毛澤東正確的東西只有這么幾句，其他都是錯誤的。對于延安精神的學習，同樣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們要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延安精神，就要全面地、深入地了解黨中央和老一輩領導人在延安那十幾年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熱火朝天、翻天覆地的革命斗爭，了解前輩們應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正確總結出來的中國革命斗爭的規律和寶貴的經驗教訓。結合當前的情況，對于學習延安精神，我想強調以下幾條。

　　第一，要弘揚延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延安精神有很多條，歸根到底，核心是革命精神。黨中央在延安十幾年干的是什么、圖的是什么、謀的是什么？首先是革命。這個革命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終身。現在有些文章脫離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講社會主義，以各種名色的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以為只要謀發展就夠了。在一些人眼里，共產主義不只是很遙遠的事，根本就是不可行的路。這實際上是對共產主義的目標、理想、信念的動搖。在延安時期，我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還處在艱難困苦的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勝利，社會主義的門還沒有邁入，但那時候的廣大黨員、革命戰士甘愿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而犧牲自己的生命，難道我們現在離共產主義更為遙遠了嗎？延安時期革命隊伍中很多人不怕犧牲，甘于奉獻，他們不要說看不到共產主義，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但他們還是義無反顧。為了什么？就是為了子孫后代能夠走向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美好前景。所以，我們今天學習延安精神，首先要學習那時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不僅要有奮斗的目標，還要有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氣概。我們要以這種精神，朝著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前進，而不是舍棄這個目標，或者空洞地說說這個詞句而不為通向這個目標而奮斗。我認為，共產黨的先進性首先就在于革命性，如果丟掉了革命性，就不能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

　　第二，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謀幸福的思想。我們黨在延安先提出的口號是為群眾服務，后來毛主席將“為群眾服務”升華為“為人民服務”。現在，為人民服務這個觀念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比以前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為自己謀利益。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再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這實際上是把市場經濟的規則，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對立起來了。為人民服務絕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不是說出來做做樣子給群眾看的，而是要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要切實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它絕不是可有可無、可長可短、可硬可軟的臨時策略，而是必須為我們黨所長期堅持、一以貫之的根本宗旨。否則，我們黨就名不副實，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失掉靈魂和根基。

　　第三，要尊重實踐，追求真理，反對各種教條主義。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是在延安誕生、成熟并成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延安精神教導我們，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是聯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如果不與實事求是相銜接，如果離開了實事求是，就有可能變成天馬行空，沒有方向，沒有目標，沒有檢驗的標準，不知思想是要解放到哪里去。實事求是這個話很早就有，古人有關實事求是的話說得非常多，但往往言行不一。唐代政治家陸贄就曾提出過尖銳的批判，他說：“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此“群情之所甚惡者”。 現在口頭上無人不講實事求是，但實際上“實事不知，知事不實”的情況經常發生。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反對各種教條主義，當前在理論研究領域，較為突出的是盲目崇拜西方，把美國的一切包括美國的思想、美國的制度都當作楷模的傾向。我不認為美國的東西都是壞的，但中國不是美國，就算我們全盤照搬美國現在的制度，中國也變不成美國。盲目地照搬美國的思想和制度，中國人民不僅不會有美國人的生活水平，相反，我們現有的穩定和發展成果也會丟掉。中國的國情和美國的國情完全不同，我們必須按中國的國情辦事，按中國的國情思考問題。

　　第四，要繼承和發揚延安艱苦奮斗的作風。延安時期條件那么艱苦，我們黨為什么不散，人民為什么始終跟共產黨走？除了黨在各方面的方針政策受到群眾的擁護外，黨的風氣好，黨員作風過硬，領導干部以身作則，普通黨員信任黨中央，廣大群眾信任共產黨，是一個很直接的原因。由于有了這一條，黨才能對內有凝聚力，對外有吸引力。現在，我們國家各方面條件有了極大改善，但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還是非常必要的，絕不能丟掉。

　　第五，在黨的建設中特別注重思想教育。我們現在很重視黨的建設，把黨的建設看作系統工程，特別重視黨的制度建設。完善黨的各項制度的確很重要，這是符合新時期新特點的。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抓自身建設是成功的，特別突出的是重視思想建設，這一條經驗很需要認真加以總結和學習。當時，抗日戰爭那樣艱苦，軍事任務那樣重，黨中央居然讓前線的司令員和高級領導干部走幾個月的路到延安來，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難道黨中央、毛主席不知道戰場勝敗的利害輕重嗎？經過延安整風以后，黨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黨的戰斗力不知提高了多少倍！這個事實說明，統一全黨的思想對于增強黨的戰斗力具有多么大的作用。在毛主席著作里，講黨的學習和思想建設的文章很多，很精辟，有很多高明的見解和主張。當年在黨的思想建設上形成了一整套系統、完整的觀點和做法，是非常成功的，應當很好地加以研究和繼承。我們黨現在有七千多萬黨員，統一這樣的隊伍，光靠組織紀律約束不夠，需要內在的力量，這就是統一的思想。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在“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觀點無所不在的環境下，我們黨如何統一自己的思想，如何保持自己的先進性，是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我們學習延安精神，就要深刻領會那個時候我們黨在加強黨的建設上，下工夫最深、取得成效最顯著、解決問題最徹底的辦法究竟在哪里。

　　目前，我們國家仍然面臨著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現在雖然與黨的七大時直接面臨的形勢不同，但在黨和人民面前仍然存在未來命運的重大問題。是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以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按照有些人所鼓吹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藍圖來設計中國的前程，不僅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也關系到中國人民的命運。我們現在仍然要學習七大的精神，仍然要吸取我們黨的老一輩領導人甚至他們的前人探索強國富民之路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共產黨人憑空提出的，而是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幾代人探索的結論。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尋求強國富民的道路，經過多種選擇和多次失敗后，最終懂得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當前，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倡導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正在領導黨和人民繼續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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