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革命對象和改革開放留下的政治難題。
中心觀點，和改革一個黨內派別的政策錯誤相比，改革一個政黨的錯誤要復雜的多。
我國50年代大規模引進蘇聯的工業設備，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式，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初步工業化國家的驚險跨越。以我國薄弱的工業基礎，只有依靠蘇聯提供的技術和管理，才能低成本進入工業化門檻。與此同時，也必須由蘇聯科技和管理人員對我們的“進城農民工”和 “進城農民干”，實行“手把手，傳幫帶”。 于是，在復制的蘇聯經濟基礎上，也必然復制了蘇聯式的體制和上層建筑。
毛澤東在引進蘇聯設備后，頂住黨內壓力，和蘇聯決裂，走獨立自主的路子。我國雖然跳出蘇聯陣營，擺脫了蘇聯意識形態的控制，但是那套蘇式體制還是保留了下來。這種蘇式體制的典型代表就是劉少奇為代表的政治勢力。我們大體可以從劉的代表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看出這套的蘇式體制的管理方式。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總結為兩個字，就是“服從”。劉的極權路線使中國的組織管理極其類似于蘇聯，這必然產生一個蘇式的官僚階層，一旦這個階層產生危機，那么國家就四分五裂。90年，蘇聯試圖改革，結果導致蘇聯解體。
毛澤東何以預見到這種趨勢中潛藏的深刻危機，不得而知，姑且歸之為天才政治家的洞察力。毛澤東利用自己的權威保證國家不致分裂，然后親手發動文革，將革命對象明確指向走資派。經過1966到1969的劇烈斗爭，毛打散了黨內的統一的官僚階層，在黨的內部，引進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并把三個派別都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
我國文革期間的混亂和經濟停滯主要集中在1966-1969，這也可以從我國的科研情況和工業發展數據中看出。1969年召開共產黨九大以后，經濟開始恢復增長。1972年中美和解，并從西方大規模從引進化肥、化纖等等生產設備（四三方案）。以后，毛對左中右各個派別勢力進行微調，避免一派獨大。這樣三個派別，任何一個派別出現嚴重失誤都不會危及中國的前途。（文革結束時的政治地震比蘇聯1990前后的改革要劇烈的多，卻沒有引發嚴重后果。）
可惜，這筆政治遺產在文革后放棄。我國不但左派，甚至連中間派也退出領導高層。就是說文革后，中國的經濟路線很快走出蘇聯的影響，但是政體制卻回歸了蘇聯式的極權，這是非常危險的。以前，政策錯誤只是出在一個派別身上，比如，糾正了四人幫的左傾，國家經濟就可以恢復秩序。可是，現在政策錯誤和共產黨整個政黨糾纏在一起，改革成了改革共產黨全黨。和改革一個黨內派別的政策錯誤相比，改革一個政黨的錯誤要復雜的多。稍有閃失，就會產生災難性的后果，甚至重蹈蘇聯的覆轍。
現在官僚階層的腐化和低效率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和國家穩定的障礙，可是現在不可能發動文革式的運動來解決官僚和腐敗，如何將官僚這個硬核軟化而不引起動蕩，這是改革開放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難題。
第一段引用了溫鐵軍的《中國三次對外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部分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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