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資料優先發展，按照生產過程的需要，乃是一個必然要求，沒有機器當
然就沒有工廠。但是問題并不如此簡單，英國開始工業革命的時代，蒸氣機還在
改進之中；鋼鐵工業在19世紀晚期之前，冶煉技術則相當原始。今天被某些中國
精英吹得“玄而又玄”的工業革命，實際上進程非常緩慢，在英國成為“世界工
廠”的時代，紡織業仍然是壓倒性的主導產業。當時還堪稱“先進國家”的法國
，1820年僅有蒸氣機39臺，到1848年法國革命之前，整個法國合計有蒸氣機5212余
臺。由于技術積累不足和剩余提取的困難，要支持一個重工業優先的政策，在早
期先發國家里是不可能的。
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戰略，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則是可能的，這需要一個外在
的技術和裝備供應基地。美國支持歐洲經濟復興的馬歇爾計劃，其技術和產業基
礎就是二戰期間急劇膨脹起來的冶金和機械產業的生產能力，是一個“生產資料
優先增長”的典型案例。整個西方世界戰后的快速恢復，就是建立在美國在戰爭
期間強行實現的“重工業優先”基礎之上的。
在朝鮮戰爭期間，蘇聯意識到中國需要有一定的重工業基礎，這樣有利于整
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安全態勢改善。換言之，是朝鮮戰爭讓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看到
了扶持中國工業化的戰略價值所在，看到中國的經濟力量增強對集體安全的價值
。根據毛東的個人感受，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就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才確立的。
在一五期間，蘇聯不僅為中國提供了156個項目的援助，還發動東歐國家為中國設
計了68個項目。蘇聯對中國的支持，實際上也是僅僅限于改善中國的兵器工業生
產能力，超出這一目標的援助實際上就超出了雙方共同利益的限度，這是1960年
赫魯曉夫用非常手段終止對華援助的真實依據。
1953年5月15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簡稱“五一五協定”)。
《協定》規定，對上述項目，蘇聯負責完成各項設計工作和設備供應，在施工過
程中給予技術援助，幫助培養這些企業所需干部，并提交在上述各企業中組織生
產產品所需的制造特許權及技術資料。1954年10月12日，蘇聯政府又增加設計和
幫助建設15個項目，中蘇共簽訂了156個蘇聯援助我國的建設項目。蘇聯對中國的
支持，本身是內部很緊張的情況下支持的，算是有一部分的無私。許多項目都是
當時最先進的技術，規模常常也是全球最大之列，株洲硬質合金廠就是當時世界
上四大合金生產工廠之一。武漢重型機床廠是亞洲最大的同類工廠。
因為有蘇聯老大哥作為外部技術和裝備供應基地，中國初步具備了實施重工
業優先戰略的外部條件。重工業優先意味著中國工業化的第一步就是從搞“大項
目”開始，而不是“小打小鬧”的紡織業什么的，這必然就意味著有限的剩余要
集中使用。
新中國提取剩余的第一步是通過土改政策，剝奪了地主富農的700億斤地租。
土改使得3億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分得了7億畝土地，免除了700億斤地租，然后
國家再通過農業稅和剪刀差方式把這一部分剩余集中掌握起來，這是新中國的工
業化的可憐起點。
不言而喻的是，要把舊中國剩余流動“主渠道”予以徹底更改，“黃賭毒”
要徹底禁絕，全部剩余要在正常的工商業發展軌道上流動。由于權力分配和社會
消費容量，無法自動適應工業化要求，剩余由農業流向輕工業、再流向重工業的
循環過程，需要人們的自覺引導，這是中央計劃經濟和綜合平衡政策的客觀基礎
。黃賭毒產業化是“自由貿易”的基點，這是利用人們內心深處的最強烈愿望，
而重工業優先則著眼于長遠利益，與人們的欲望、本能和即時消費愿望相反，這
必然意味著要配套某種人為逆轉“人性需要”的制度和輿論安排。
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其實非常容易理解，筆者以紡織業為例做點說明。
解放前80％以上的中國人，要依靠一輛紡車在家里解決穿衣問題，工業化要服務
于婦女解放目標，顯然要通過多建設紡織廠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一定時間內鋼
鐵和機器產出總是有限的，為了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解決多數人的穿衣問題，顯
然在建設紡織廠之前最好是先建設紡織機械廠，此前要優先建機床廠，在機床廠
之前是鋼鐵工業，這樣才可以實現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紡織廠最多這一目標，
從而徹底解決中國人的穿衣問題。根據后來實施的結果，到1970年代中期，湖北
省已經有黃石、武漢、宜昌三家大型紡織機械廠投產了，換言之，中國的重工業
優先政策已經完成了前三步，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到1983年城市和工業改革起步
之前，中國已經取消了布票，全部中國人民都甩掉了手工紡車的目標，在重工業
優先戰略之下大約是用30年實現的。
要執行重工業優先的政策，很明顯是剩余在短期內要優先投入重工業，減少
了可以即時用于消費的資源，惡化了當前的社會分配關系，使之趨于緊張。如果
沒有強烈的政治認同的話，政府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選擇這樣的政策的，所以重
工業優先政策尤其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基礎。特別是對于分配關系相對緊張的發
展中國家來說，常常存在著美國政治學家盧遜－派伊所說的“認同危機”和“貫
徹危機”，為了政治穩定和政府的合法性，政府總是傾向于向人們的當前消費需
要妥協，選擇一種得過且過的剩余和資源分配模式，無法以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
和整體利益最大化為戰略選擇。
只有政治上完全沒有認同危機的強大政府，才可能把長遠利益作為決策的優
先目標。薄一波說山西的農民在解放前每年只吃兩三頓白面，解放初一個月吃七
八頓，在薄這個說法背后，說明新中國工業化的剩余提取強度，與民眾的基本口
糧需要之間不是沒有矛盾的。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制度設計，本身
就內含了要降低國家提取農業剩余的交易費用，如果國家不是面對生產隊而是面
對千家萬戶的分散小農，要提取足夠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就困難得多。在這一具
體問題上，也可以看到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引發的政治認同問題。
根據毛東的說法，解決認同問題還是要精英階層放棄與控制權相匹配的剩余
索取權，黨員干部要“起模范帶頭作用”，只要是官僚精英群體不利用控制權牟
取剩余索取權，中國人民就能夠認同以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為目標的政策，換言
之，強勢群體不過分提取剩余是弱勢群體能夠確信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鍵，
認同建設的要點是民眾對自身長遠利益增加的真切把握。
我們都知道“亡羊補牢”的故事，這反映了人們在遭遇重大損失和犧牲之后
，常常更加愿意承擔高成本的改進措施。新中國是從百年屈辱的黑暗歷史走出來
的，列強的侵略和屠殺，使得中國人民對國家安全和民族獨立的訴求格外強烈，
新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戰略背后，就是內涵著“安全第一”的選擇。在蘇聯援助的
156項中間，直接的軍事和兵器工業項目就高達44項，其他許多能源和冶金項目，
多數也是要優先與兵器工業配套。中華民族從百年屈辱中間走出來所凝聚的強大
意志，以及由這個意志所確認的工業化和安全優先目標，毛東是把握得很好的，
他在1952年和梁漱溟的爭論中間，明確說“抗美援朝”和“工業化”都是“大仁
政”，是反映民眾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而優先滿足民眾當前的消費
需要則是“小仁政”。直到抗美援朝勝利之后的1955年，毛東還說要時刻考慮中
華民族的“球籍”問題，不能麻痹大意。
中國人民的強大意志和共產黨政權取得的高度政治認同，是新中國選擇重工
業優先戰略的政治基礎。
根據后來的精英階層對重工業優先政策的強烈反應，這個政策實際上不受精
英階層支持。因為重工業優先還意味著要優先培植本土技術和裝備產業，輕工業
要優先使用本國的技術和裝備，本土開發的新產品進入市場早期總是“質次價高
”，這意味著精英階層作為第一批購買者，是要承擔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費用的
。在最終意義上，還意味著在資源有限的中國經濟現實中間，本土消費水平和產
品技術檔次會與發達國家保持一段距離，精英們的消費檔次要永久低于發達國家
的水平，而與本國的資源供應水平相適應。
換言之，重工業優先政策，在三個方面不利于中國的精英階層，一是為了解
決新政權的“認同危機”需要精英階層放棄剩余索取權，毛東說“全心全意為人
民服務”就是這個出發點；二是壓低了精英階層的消費水平，三是精英階層要長
期承擔本土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費用，為此精英階層從其階級本能出發，必然要
反對重工業優先政策，這在1950年代就有表現，最近20余年來的主流經濟學家們
更是用盡一切心思反對這個政策。根據最近20多年的事態發展，大致上可以認為
：除非是政府出面采取人為的措施，否則將無法保證中國有限的資源分配給國家
安全目標和本土技術成長目標。因為這兩大目標與中國的精英階層即期利益最大
化方向相反，永遠不會成為精英們的主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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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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