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一種奇特的路徑避免了中國解體

文革以一種奇特的路徑避免了中國解體
 

十幾年前，在一場近乎席卷全球社會主義國家的風暴中，一個個國家相繼變色，共產主義陷入了低潮期。與蘇聯及東歐不同的是中國卻涉險過關，雖然國內不是那么安寧，但好歹沒有落到如蘇聯那般支離破碎的地位，可謂不幸中的萬幸。

“和平演變”由人們的猜疑變為一種現實，這種現象表明在一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同存在的世界里，它們之間的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良好愿望所可以淹沒的。當然，人們口中可以高唱“雙贏”之類的高調，但千萬不能以此來麻醉自己，反之，內心應該時時有所警惕才是正確的心態。

不過，當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后，當無產階級專政變成現實后，社會矛盾會有什么變化呢？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給出了合理的解釋，即提出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觀點，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借用這種觀點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獲得有益的啟發。

在資本主義社會是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是敵我矛盾性質，當然在和平時期這種矛盾是緩和的，但對于資產階級內部而言則是資本家的內部矛盾。關于這一點，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就是最好的證明。資產階級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控制政權，一邊要使之為資本家服務，一邊要防止它走向獨裁專制，那么最好的選擇就是拆解重組政權的構成方式，實施權力制衡原則，現在主要表現為三權分立，通過權力制衡既便于資產階級通過幕后影響操控政權，同時又能在和平時期比較有效地防止政權專制化，不過在特別時期（如戰亂，或者現在的恐怖主義更加泛濫時等），資產階級政權是可能走向專制化的。資產階級在選擇他們的政府領導人時，通過他們的強勢經濟地位，首先由他們提名自己的候選人，然后發動金錢宣傳攻勢，排除其它性質政黨候選人當選的可能性，最后保證在大選的情況下也能使自己的候選人得以當選。其實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選也無非走一下過場，就是讓選民來走一下確認程序而已。不過大選有一個思想麻痹的作用，就是不少選民可能心里真的以為是自己來決定領導人，其實無非是陪著參與玩了一場游戲而已。對于這樣選擇出來的領導人，資產階級還要利用其它輔助手段進行監督，比如通過報紙等媒體來監督政府官員，目的是制止官吏們作出可能有損于資產階級利益的事情來。比如彈劾尼克松事件，尼克松運用監聽等手段加強權力，這對于資產階級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這將對資產階級帶來深刻的恐懼感，所以必須搞掉尼克松。對于克林頓也是類似的，克林頓在任期內提出過一些不利于資產階級的提案，這讓資本家很不高興，后來出了“拉鏈們事件”，資產階級就趁機興風作浪，大有把克林頓搞下臺的架勢，不過等克林頓一發動對外戰爭，就躲過了這一劫，因為戰爭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

到了社會主義成立后，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對于廣大人民來說主要就表現為人民的內部矛盾，對于社會上依然存在的一些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事物，尤其是一些人的思想還不能很快地轉化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是一種矛盾，多數時候這種矛盾是緩和的，但不排除在一定時候演化為敵我對抗性質的矛盾。

對蘇聯來說，斯大林顯然在這方面的認識是有缺陷的，他未能在理論上正確區分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區別，甚至在一定時期認為社會主義是沒有矛盾的。而其實社會主義同樣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由于這種理論上的錯誤，斯大林把社會主義社會里顯露出的一些矛盾片面地全部歸結為敵我階級矛盾，由此也就難以避免地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這是一種左傾錯誤，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表現的甚至是極左。后來赫氏上臺，蘇共否定斯大林后開始向右轉，最后在外來“和平演變”勢力的驅使下，開始向極右轉化，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實現復辟。在這整個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蘇共的官僚主義非常嚴重，在斯大林還活著的時候，官僚主義者只是受到了一點克制而已，但沒有遭到過嚴厲的打擊，后來斯大林一去世，官僚主義的發展就進一步壯大，結果就必然導致修正主義泛濫，終究一發而不可收拾。

而中國則與此有區別。蘇共否定斯大林的舉動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矛盾的認識更為深化，也使毛澤東試圖將社會矛盾能按人民內部矛盾給以解決。1957年中央提出整風，要整三個主義，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既然要整這三個主義，其實就說明這三個主義在社會上是存在的，而且官僚主義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激化社會矛盾，比如導致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等現象。在這次整風中，中央首次嘗試引入民主黨派人士參與對中共的整風運動，但令人可惜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一少部分黨外人士作出了一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舉動，結果在這次整風過程中插入了一個反右派運動，使中共的整風活動效果受到了不小的影響。隨后在1958年展開的大躍進運動中，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得到了進一步的暴露，官僚主義者的胡作非為導致了官吏和人民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面對如此現實，毛澤東沒有采取護短的方式，沒有包庇官僚主義者而壓制人民。反之，毛澤東主動迎難而上，主動挑破矛盾，進而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人民起來造反，號召人民親手去打倒官僚主義者，在運動中鍛煉成長，實現自我教育。在文革初期，中央由劉少奇派出工作組到各處指導文革，但工作組卻把打擊的矛頭指向普通群眾，并將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進行打擊。顯然由官僚主義者來指導文革，受難的必然是群眾。毛澤東發現這一現象后，中央撤銷了工作組，從此人民群眾的造反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官僚主義者本質上就是右傾主義者，這是已經為歷史證明的結論。至此，左派開始在政治上處于優勢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一些極左的表現。隨著毛澤東的去世，左派通過斗爭取消了極左的代表“四人幫”的權力。進而左派的主導權力又被右傾主義者奪去。官僚主義者在遭受多年壓抑打擊后重新上臺，他們開始重新構造自己的權力基礎，結果不過十年時間，官僚主義制造出來的矛盾又開始激化，在“和平演變”的風潮中，這個矛盾被利用，在中國八十年代末期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學潮。歷史有時候真的很奇異，官僚主義者恢復權力不過十余年，一場新的學潮就迎面而來，歷史不會重演，“和平演變”勢力這次失敗了，官僚主義者這次沒有再次失去權力，他們以鐵腕維護了自己的權力。如果把“和平演變”者比作極右勢力的話，那么這次就是官僚主義者（右傾勢力）打垮了極右勢力。中國就以這樣一條奇異的路徑避免了類似蘇聯解體的命運。從長遠來說，如果官僚主義者繼續任性胡為而得不到遏制的話，那么類似蘇聯的命運不一定不會重演。不過，至少這一次，官僚主義者在維護自己的利益中，客觀上也維護了中國的利益，維護的人民的利益，從總體上來說，大家戰勝了共同的敵人——“和平演變”者。

如果各位愿意做一個有心人的話，就會發現歷史發展過程的這種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運動過程的確是太神奇了，似乎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保佑著中華民族，使之總能在關鍵時刻化險為夷。

對中國來說，雖然在1970年代末官僚主義者重新控制政權，但他們的力量已經不可能恢復到原來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已經有效地完成了工業化，改變了中國主要的生產方式，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物質基礎，那么伴隨著這種物質力量同時成長的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大大地發展了，這將是遏制官僚主義者妄圖壯大的最重要的階級力量；同時，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人在思想上已經獲得了深深的解放，任何勢力如果想重新奴役人民的思想，可以肯定地說，那幾乎就是癡心妄想。另一方面，由于鄧小平及時提出并實施改革開放方針路線，促使中國不得不融入到世界的經濟潮流之中，在這種不得不與世界打交道的各種碰撞中，使人們日益認識到民主法制的深刻作用，客觀上來說，這也有利于進一步地阻止官僚主義者的任性胡為。可以這樣說，在各種力量的沖擊下，官僚主義者的前途是渺茫的，反之，中國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歷史正以一種人們無法克制的辯證的方式波浪式地推進，有的人總是好心地想著：“如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發展下去，中國將會是多么美好啊！”這種想法，主觀上認為歷史可以直線式地前進，但歷史和現實卻告訴人們，這種直線式的想法是過于簡單化了，是不會成為事實的。還是那句話，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毛澤東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作為一個辯證法的大師，他的從“大亂到大治”的辯證構想現在正一步步地變為現實，人們在期待，在憧憬，但更需要人們去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