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明史·楊爵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樊憲雷
毛澤東閱讀《明史》，圈注頗多。這些圈注，反映了他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深刻體悟。他讀《明史·楊爵傳》時旁批的“靡不有初”四個字，就說明了這一點。
楊爵，陜西富平人，以極言進諫著稱于當世。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中進士后，他在“行人司”供職，其間曾出入湖南、河南、山西等地，親身體驗了老百姓“提筐操刀，割取路邊死尸以食”的悲慘生活。于是，他向嘉靖皇帝上《固邦本疏》，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意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之禮盡行于今日，有何補救百姓之饑餓者。”他希望嘉靖皇帝能夠體察民情，憫恤百姓，從而使國家穩定，百姓安康。即位時間不很長的嘉靖皇帝采納了楊爵的建議，開倉賑濟百姓。楊爵也因敢于進諫在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被擢升為監察御史。但是好景不長，很快嘉靖皇帝就把原來治理國家的一番壯志丟在了一邊，開始玩弄權術，耽于享樂。以致政治日益腐敗，人心危亂，國家趨向衰落。目睹了嘉靖皇帝演變過程的楊爵，沉痛地進諫說：“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圣容。”他仍然期望嘉靖“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嘉靖看到楊爵的上疏后卻勃然大怒，將其逮捕入獄，打得“血肉狼籍”，幾乎死去。
讀到這個地方，毛澤東批了 “靡不有初”四個字。“靡不有初”，語出《詩經·大雅·蕩》，是召穆公斥責昏庸無道的周厲王的一段話：“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意思是：上天生下這么多百姓，他們的命運誰來管？當政者制定的法令，雖然開始多是好的，但不斷地變來變去，大多有始無終。所辦的事情，往往都是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卻很少有能夠堅持到底、善始善終的。
“靡不有初”的批注蘊含了毛澤東深刻的見解和歷史思考。筆者體會，至少有兩個方面。
其一是表明他對嘉靖皇帝個人的批評。嘉靖皇帝前期雖能勤政，但后期卻荒廢朝政，禍國殃民。毛澤東曾說他“煉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幾年天下，就是不辦事”。“靡不有初”正是對嘉靖一生行事的評判。
其二是表明他對整個明王朝的評判。明朝是在朱元璋率領農民起義軍東征西伐、浴血奮戰的艱辛中建立的，前期在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勵精圖治下，盡管政治上也有過不少失誤，但還是出現了新的蓬勃氣象的。可是到了嘉靖當政的幾十年間，明朝統治就開始江河日下了。對此，毛澤東曾說：“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盡做壞事。”這些壞事的積累過程，就決定了明王朝“鮮克有終”的歸宿。
當然，品評歷史本身并不是毛澤東讀史的主要目的，他評點歷史是以史為鑒，用意是在思考現實。怎樣使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避免陷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覆轍，做到善始善終，曾經是毛澤東思索頗多的問題。
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向毛澤東坦率地提出了歷史“周期率”的問題，即：“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針對黃炎培的諍言和期望，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為了防止“人亡政息”，為政者主觀上還需要時刻注意些什么問題，毛澤東也曾經進行過非常認真的歷史思考。1944年3月，郭沫若發表了論李自成的史論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對這篇文章十分重視，曾專門將它印成文件在黨內下發，意在使“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為了能真正跳出“周期率”，毛澤東1949年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又一次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為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是毛澤東為使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健康發展開出的思想政治上的一劑良方。
雖然毛澤東說已經找到了防止發生“周期率”的“新路”，但是他心中的那根弦一直沒有放松。1949年3月23日，在開完七屆二中全會，準備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時，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臨行前夜，毛澤東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接過話題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3月24日，毛澤東在路過保定時又說：勝利沖昏頭腦，李自成進北京沒多久，就被吳三桂趕出來了。李自成是農民領袖，揭竿領兵，前仆后繼，好不容易取得了勝利，一驕傲就失敗了，連他自己的性命都沒有保住，我們可不要當李自成呀！
只有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才能保住革命的勝利果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對此有著深刻認識的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一直強調這個重大問題。1956年4月4日他在修改《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指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領導人物的責任是要盡量減少錯誤……而要達到這種目的，就要求每個領導者都十分謹慎和謙遜，密切地聯系群眾，遇事和群眾商量，反復地調查研究實際的情況，經常進行適合情況的、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1964年9月30日他在修改彭真在國慶15 周年典禮上的講話稿時又指出：“我們的同志和人民，永遠不要驕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為是，永遠要謙虛謹慎，實事求是。”
今天，我們研讀毛澤東對明史的這一批注，并研究他的有關談話與思考，對于我們牢記兩個“務必”，增強憂患意識，堅定不移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是很有啟示意義的。
〔作者樊憲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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