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民騏
20050731
要理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必須充分認識到這是一個誕生于被壓迫人民的偉大解放運動的時代，是一個深深打上了革命烙印的時代。
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概念只承認個人作為“公民”的權利。但是，占個人活動時間絕大部分的生產活動卻被視為個人的私事。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民由于不占有生產資料，不得不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時間交給少數有產者去支配。在這個時候，所謂“公民”的權利不過是有在饑餓與放棄自由之間選擇的權利罷了。社會主義革命最偉大的功績之一就是確認了充分就業是工人階級在革命后的社會中不可剝奪的權利。充分就業的意義決不僅僅在于它使工人有了“鐵飯碗”，更主要的，它使工人取得了對勞動過程的一部分控制權。也就是說，與資本家不同，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不敢隨意延長工人勞動時間.增加工人勞動強度。因為他無權解雇工人，他要完成生產任務比資本家更有賴于工人的合作。據1986年中國科技發展研究中心調查，中國國有企業職工每周有效工時為19.2－28.8小時，僅為制度工時的40－60％。（鐘朋容，《十年經濟改革－歷程•現狀•出路》，292頁）①這就是說，國有企業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決定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和勞動報酬。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人民永遠無法比擬的自由！對于幾千萬城市工人階級來說,勞動的自由遠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這些往往只有知識分子才能真正享受的自由要重要得多、實在得多。社會主義革命即使沒有實現它的預定目標，但是從革命中誕生的社會，并不是一個沒有絲毫自由可言的極權社會，而是對抗性與民主性并存，甚至可以說，對于絕大多數勞動人民來說，它是非常民主的社會。
另一方面，在舊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喪失了生產資料所有權以后，勞動人民當時還沒有力量把社會生產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對社會生產資料的控制于是落到了歷史最悠久的統治機關－國家手中。
為什么社會總是分裂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這是不是也和月亮繞地球旋轉一樣是不可更改的自然規律呢？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是怎樣看的呢？恩格斯說：
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于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物：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并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但是，即使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據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么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Engels 1978: 714)
所以，根據恩格斯的意見，只有在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絕大多數人才可能基本上從直接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從而得以參與“社會的共同事務”，并消滅階級差別。但是，當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時，他們從國民黨政權繼承下來的是一個極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幾乎沒有任何現代工業的國民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就存在著產生新的壓迫階級的客觀條件。但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從一開始就注定是要失敗的。與之相反，革命的成敗歸根到底要由實際的歷史斗爭來決定。
2．“他們不能夠強迫我們干活”
歷史向來是當代史。站在不同階級的立場上，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務，對歷史的解釋是截然不同的。按照主流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是全民族的災難。自由派知識分子雖然與官方共同語言不多，但在兩個根本問題上例外，一個是“改革”，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
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為了錯誤的目的.用錯誤的方法發動的錯誤的運動。 ...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其根源深藏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國所形成的經濟政治體制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
對毛澤東個人來說，他之所以在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也同他不善于處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矛盾，同他個人專斷作風的發展有密切關系 ... 毛澤東把不贊成他的主張的好意見，一概當作“右傾”、“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來批斗，從而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十年大動亂。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認為，當時需要有更多的個人崇拜，也就是更多的對毛澤東本人的崇拜。 ... 毛澤東說， ... 許多權力（各個省, 各個地方黨委內，特別是北京市黨委內的宣傳工作的權力）他都管不了了。 ... 毛澤東決定，劉少奇必須下臺。（高皋和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序，1－2頁）
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看來，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澤東個人權力欲無限膨脹的結果。為了實現無限的獨裁權力，毛澤東設計了一個大陰謀。這個陰謀所以能得逞，根子在“傳統文化”，即獨裁體制下人民群眾普遍的忠君意識和盲從心理。
讓我們先提兩個問題。第一，如果毛澤東純粹是為了個人權力，為什么要發動群眾砸爛整個國家機器？沒有國家機器，談何權力，談何獨裁？
第二，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官方學者都沒有回答，是什么使幾億人民在一夜之間全部神經錯亂.喪失理智？用全民大瘋狂來解釋歷史上如此重要的事件，不是神話又是什么？
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獨裁者為了獨裁的目的、用獨裁的方法發動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人民群眾只不過是一群沒有頭腦、任人擺布的玩物。但是，如果群眾是這樣的沒有頭腦，這樣的容易擺布，為什么官僚集團，憑著整個黨和國家官僚機器的幫助，都沒有能夠擺布他們呢？比如，那些官僚們完全可以說他們一向是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那些反對他們的人都是反對毛主席的。
當然，毛澤東憑著他的個人權力，或許可以不花什么力氣就把幾個黨的高級干部趕下臺。但是，如果不是客觀上存在著人民大眾和官僚之間的矛盾，他怎么可能使整個官僚集團都受到打擊呢？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每一個人都聲稱自己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并且還要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手段來說服別人或者強迫別人相信自己所聲稱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是由人們自己來判斷到底誰是“真正地”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由人們自己來決定與誰一起戰斗，和對誰進行戰斗。所以，不管毛澤東個人的意圖是怎樣的，文化大革命是通過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來進行的，這一事實本身，就決定了它必然要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他們的愿望和要求，和他們的客觀生活狀況。
把“傳統文化”扯進來是無補于事的。首先，從來沒有一個皇帝對老百姓說：“造反有理！”其次，即使在古代，中國人民也決不是僅僅知道忠君和盲從的。中國人民是敢于造反的，他們起來造反，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自由派知識分子和主流學者所諱言的，他們極力想掩蓋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個脫離人民群眾.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的官僚集團已經形成②。這是中國社會一切矛盾的總根源。離開了這個根源，就根本無法理解當代中國的歷史。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噤若寒蟬，必然有意無意地歪曲歷史。
毛澤東正確地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Meisner 1986: 271) 毛澤東并且指出了斗爭的方法 － “無產階級大民主”：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 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 ... 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 有些人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 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Mao 1977a: 344)
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舊的生產關系：
在文化革命中，原來的干部體系（當權派）基本上被群眾運動摧垮了，群眾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工廠里，原有的規章.制度都被推翻了， ... 工人不服從干部管理的現象十分普遍。 ... 生產失去控制，甚至走向癱瘓， ... 由于干部沒有真正的權威，很多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都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李強，《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162頁）
在舊的生產關系被破壞以后，必須及時建立起新的生產關系，否則就會嚴重破壞生產力的發展。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一些新生產關系的萌芽已經開始出現了。下面幾個段落分別引自法國經濟學家貝特蘭在北京針織總廠的調查報告和北京市北郊木材廠“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的調查報告。
在文化大革命中， ... （群眾）要求遵照鞍山憲法參加管理。
執行鞍山憲法，就是說永遠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生動活潑的群眾運動，逐步實行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和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實現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的緊密結合，和積極開展技術革命。(Bettelheim 1974: 17)
什么是不合理規章制度呢？不合理規章制度是“舊的管理階層強加在工人頭上的”“有關勞動組織、勞動紀律的規章制度”，“不信任工人的首創精神”，“有利于保留資本主義關系”。(Bettelheim 1974：22)
過去的規章制度貫穿了“專家治廠”的路線，對工人群眾實行管、卡、扣、罰 ... 規定了這個權是這個長的，那個權是哪個主任的，就是沒有什么權是工人的，工人有的只是被管的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萬歲》，以下簡作《萬歲》，675頁）
怎樣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呢？
每一條款都交給群眾討論。 ... 取消了一大批規定，這樣就有可能大大減少工廠行政管理人員。(Bettelheim 1974: 22)
過去管理機構臃腫，人浮于事。 ... 為了互相制約，把人與人、科與科的關系，用一大堆煩瑣的規章制度規定下來。有一個科的規章制度里，這樣寫著：“科長因事外出，一切事務由副科長負責；如副科長外出，一切事務由正科長負責。” ... 革委會成立后，精簡了機構， ... 沒有閑人就沒有那么多煩瑣的規章制度， ... 人少,事多,但解決問題快。 ... 過去許多繁雜的規章制度造成生產車間為科室服務，精兵簡政后，生產組和行政服務人員經常到車間解決問題，深受工人群眾歡迎。（《萬歲》，677頁）
過去的產品質量檢驗制度，對工人群眾不信任。 ... 強調依靠少數檢驗人員“監督工人”，造成生產工與檢驗工之間的矛盾。工人同志說：不依靠群眾，就是一個工人后面跟上一個檢驗員，也提高不了質量。 ... 現在， ... 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人人負責，互相幫助，班長檢查，小組講評 ... ”的新的檢驗制度， ... 保證了質量穩步提高。（《萬歲》，679頁）
（工人管理）小組負責的問題包括改進產品質量， ... 實行的是自我監督的制度，每個班組監督自己的工作。隨便發生什么問題，工人都會盡力想辦法解決。(Bettelheim 1974: 25)
以往是少數人訂計劃、管計劃，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是形而上學的、機械的。 ... 用計劃指標去卡生產，嚴重限制了工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造成窩工浪費。 ... 現在， ... 生產任務交給全廠工人討論，建立了依靠群眾、上下結合訂計劃的制度。 ... 計劃比較符合實際， ... 領導和群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到處出現了共產主義協作的好風尚， ... 工人同志說：“過去是上面說了算，工人只管干。現在是，計劃大家訂，措施大家找，生產一塊干，任務提前完。（《萬歲》，679頁）
計劃制定前反復征求工人意見。計劃方案經過詳細分析，使每個車間.每個班組都了解計劃對自己的要求。為此，工人們分成小組，以便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討論計劃的意義，計劃對每一個工人的要求，在產量、質量、產品品種等方面可以有哪些改進，討論結果在工人和管理部門之間反復交流， ... 因此，全面的計劃經過了反復的審查，最后制定的計劃是許多班組和車間共同努力的結果。(Bettelheim 1974: 25)
邁斯納認為：
像70年代初許多外國訪問者在報道中提出的那樣，中國工廠的特點是集體主義精神和普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工廠的管理。 ...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羞辱的行政管理干部暫時地拋棄了獨斷專行的行為和官僚主義習氣， ... 他們如今有事會更經常地與工人進行有實際意義的商量。(Meisner 1986: 385)
正如邁斯納所說：“群眾民主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官方要求了。”這是新型的生產關系的萌芽。這是要從根本上解決過去一切生產關系都解決不了的矛盾 －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矛盾。盡管這種新型的生產關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來沒有超出過萌芽的階段，它畢竟是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矛盾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一個勞動人民的解決辦法，因而也是根本的解決辦法，因而也是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
但是，要建設新的生產關系，并最終做到新的生產關系代替舊的生產關系，僅僅有廣泛的自發的群眾運動，還是不夠的。生產關系的改造要有政治保障，才能夠進行下去。沒有這樣的保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致命的弱點。
在70年代初期，逐步恢復了許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除了的工廠原有的規章制度，越來越強調專家管理和技術標準， ... 經歷了動亂的工廠開始重建勞動紀律。 ... 廠長依然還是廠長，他最終是對雇傭他的黨和國家機構負責而不是對他所指揮的工人負責。(Meisner 1986: 384)
但是，一時間還不能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狀態。
象八十年代中國許多別的問題一樣，工作效率低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十多年來，中國的工人不聽工廠黨委的指示，不照看他們的機器，而是花不少時間在打牌上面，或者溜出車間去打籃球。 ... 甚至在華國鋒掌權兩年以后，在中國投資的西方公司仍然發現中國工人拒絕服從那些他們不喜歡的指令。 ... 工作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卻在于管理人員缺乏權力。 ... 國營企業要解雇一個工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 一位中國官員相當為難地向記者解釋：“你應當明白，我們不能夠強迫他們干活。”（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巨龍復蘇－改革前后備忘錄》，69－70頁）
他們不能夠強迫我們干活，這就是革命給勞動人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資產階級學者在咒罵“工作效率低”時沒有想到，這也是民主。選舉議員，這是幾年才輪到一次的事情。在報刊、廣播、電視上發表言論，著書立說，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的。組織政黨，更是精英分子的專利。勞動，卻是絕大多數人每天都要參加的最重要的一項活動，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勞動也是對于絕大多數人最重要的一項自由權利。革命給普通老百姓帶來的好處是怎么估計也不過分的。
注釋：
①官方經濟學家追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撰了一個“隱性失業”的概念，說國有企業中所有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時都可以折算為“隱性失業”。這里充滿了資產階級的偏見。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工人自由的增加純屬一種浪費。從工人的觀點看，“隱性失業”根本不是失業。否則為什么前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敢索性把“隱性失業”都變成“顯性失業”呢？
②陜西省的老爺們為了滿足個人享樂 ... 不惜花費國家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別是國家困難時期，大肆揮霍勞動人民的血汗 ... 丈八溝高干招待所 ... 名為療養院，實際是省級干部的休息、游玩、享樂的地方，占地數百畝，有高級洋房、亭臺、樓閣，富麗堂皇，還設有游船、樹木、假山、餐廳、舞廳、禮堂、名貴樹木、奇花異草等， ... 在西安地區，夏天才能游泳，可是，我們的老爺們有改天換地精神，冬天也游泳，在他們的創造發明下，動員工人同志在丈八溝這個“安樂窩”里修筑了個“暖水游泳池”。 ... 這個游泳池燒一次水，光用煤就一、二十噸，價值幾百元，有時個別領導干部星期天帶著老婆孩子來游泳，工人同志就得專門燒一次水。 ... 記得我們西北工業大學同學去年在寶雞參加農村社教時， ... 有一戶貧農一家幾口人，可全家的家當就連五元錢都不值，這就是我們貧下中農的生活呀！然而這般老爺游泳一次就花幾百元！ ... 這個“暖水游泳池”里裝的真是水嗎？我看不是，完全不是，而是裝了一池勞動人民的血汗呀！（《炮轟陜西省委、火燒西北局，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材料匯編（第一集）》，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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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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